当年的三年饥荒到底是什么导致的？或者说怎样的事情导致了三年饥荒，而三年饥荒又是怎样结束的？
要深入了解这场饥荒，我们得把目光拉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在国家建设的宏伟蓝图下，一场旨在迅速改变国家面貌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那就是“大跃进”。
“大跃进”的出发点是好的，那就是希望通过全民动员，超英赶美，在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和农业的飞跃式发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各地纷纷定下了不切实际的生产指标。在农业生产上，提倡“以粮为纲”，要求粮食产量大幅增长。为此，也推行了一些新的农业技术，比如密植、深耕、除四害等等。其中有些技术，比如密植，在当时被过分夸大和滥用，比如在土地上种下过多的种子，结果反而影响了作物的生长，导致产量不升反降。
更重要的是，在“以钢为纲”的工业生产大跃进中，大量农村劳动力被抽调去炼钢。原本用于农业生产的人力资源，一下子变得捉襟见肘。那些本应在田间辛勤耕耘的农民，却被组织起来参与到土法炼钢之中。结果，炼出的钢材质量不高，反而耽误了农时，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在宣传上，为了鼓舞士气，也出现了一些夸大其词的“卫星田”现象，即报告的粮食产量远远高于实际产量。这种虚报浮夸的风气，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真实情况的判断出现了偏差，从而错误地调配了本就不够的粮食资源。当年的统计数据，很多都与现实情况相去甚远。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高度集中化、集体化。很多时候，农民的劳动和收获并不直接与自己的付出挂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公社的粮食收成，很多时候会被上缴给国家，或者被用于集中供给，而如果公社内部管理不善，或者遇到天灾，就很难保证社员的基本生活。
再加上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与苏联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苏联撤走了对中国工业建设的援助，这无疑给本就面临压力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说了这么多“为什么”，我们还得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天灾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在“大跃进”的那几年，中国的一些地区确实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比如旱灾、水灾等。然而，在那个时候，“人祸”的成分似乎比“天灾”更为突出，或者说，“人祸”放大了“天灾”的影响。当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并且基层报告虚假的情况，那么即使是小范围的天灾，也可能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粮食危机。
那么，这场饥荒又是如何结束的呢？
事情的转折点，或者说开始看到希望的曙光，是在 1961年左右。随着国家领导人开始反思和调整政策，一些旨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做法被提上日程。
首先，国家开始 调整经济政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被放缓，重心重新回到了农业生产上。 被抽调去炼钢的劳动力开始逐步回归农村。
其次，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比如，恢复和发展家庭副业，允许农民拥有一些自留地，种植一些非主要粮食作物，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的短缺。同时，对于遭受灾害的地区，国家也开始进行粮食的调拨和援助。
此外，政策上的一些调整也带来了积极影响。例如，对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方式进行了一些改进，强调“按劳分配”，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一些不切实际的生产指标也进行了下调，让农业生产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国际上的一些援助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虽然在政治上存在一些隔阂，但为了缓解人道主义危机，中国也从一些国家进口了粮食。
可以说，三年饥荒的结束，是一个 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既是国家政策调整的结果，也是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成果。在经历了那段艰难的岁月后，中国开始深刻反思过往的经验教训，并在政策上做出了重要的调整，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回望那段历史，我们看到了在追求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误区，也看到了在面对困难时，人民的坚韧和国家的调整能力。那段历史，是我们民族记忆中沉重的一页，也是我们从中汲取教训、走向未来的重要基石。
网友意见
三年饥荒，与当下的“煤改气”，天然气断供类似。
一个是急于发展，一个是急于消除雾霾。急于求成，终究引起了严重后果。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都是上级下了不切实际的指标，理想狂热。下级不顾一切地推进任务。浮夸风，瞎指挥，恶性循环，到头来发现无米下锅，最后酿成苦难。
根本原因还是计划不周，管理不到位。这是个管理能力问题，是否深入群众的群众路线问题。事实表明，重大的事关国计民生的事务，不能仅凭领导拍脑袋做决策。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实事求是。
共产主义学堂：eziv587
根本原因是进行国家工业化。
其他原因有新生政$&府缺乏对整个国家的认识，对地方掌控不力；下层缺乏反馈渠道；缺乏监督机制；个$&人$&崇$&拜、政治斗争、国际压力、国内矛盾等。
个人浅见，以下展开说明，篇幅较长，小心流量。
国家进行工业化需要资本、技术、劳动力、原材料、市场，通俗的说要大办工业首先需要钱，要弄清怎么造东西，谁来造东西，拿啥造东西，和造好了卖给谁的问题。然而当时的我们，就是个农业国，美帝又对我们封$&锁，那么只能求助苏联。于是，工业化所需的技术由苏联提供，先期资金由苏联贷$&款，工人由苏联派人培训，当然，我们自己也通过各种办法解决了一小部分资金、技术、劳动力问题。
然而，问题来了，原材料和市场在哪呢？
我们刚开始搞工业，当然只能搞比较初级的产品，这些简单的玩意，老大哥是看不上眼的，所以只能自产自销，也就是说，工业产品只能卖到国内。然而国内绝大多数都是穷得叮当响的农民，如何买得起工业品。原来都是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又如何提供工业所需的海量原材料呢？解决方法就是合作化。通过建立合作社，把农民、手工业者凑成一团一团的，大家凑凑份子，也就能买得起工业品了，同样，大家的产出集中起来，也就可以批量送给工厂当原料了。
看着是不是很完美，问题就都解决了？呵呵！整个国家进行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是海量的，而且，工厂建设完成之前，是没有自我造血能力的，况且，前期借的贷，那都是要还的，那么如此大的资金缺口从哪来呢？
只能从农业，从农民身上来。通过税收直接提取资金，通过降低原材料价格，提升工业品价格，扩大利润率，间接积累工业所需资本。这就是交公粮的目的，一部分作为农业税，由国家无偿收取，另外一部分由国家以超低的价格征购。还有一部分上交集体，作为集体购置生产资料（粮种、牲畜、工具（工业品）、农机（工业品）、建材（工业品）等）、整修基础设施的资金。即“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可想而知，真正能够留在农民自己手里的，大部分都作为口粮吃掉了，少部分用作日常生活开销，又由于取消了农产品集市，将粮食归于国家统购物资，不能卖给私人，使得粮食根本换不了多少钱，所以农民手里是没有什么积蓄的。
OK，到这里，就可以大概弄懂基本情况了，背景都交代完毕了，可以推导当年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饥$&荒的了。
首先要说明的是，1958至1961年，国家是没有全面的自$&然$&灾$&害的，即不是全国都遭灾的情况，但局部确实有灾害，且情况较为严重。我国国土范围之大，即使在明末小冰河时期，南方粮食生产也是较为正常的，所以不存在所有地方因灾全部粮食减产的情况。因此，灾害绝不是全国挨饿的主要原因，甚至算不上重要原因。
我们接着推导。
56年苏共的秘密报告，揭了苏联一些见不得人的老底，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混乱，加大了资本主义造成的压力。简而言之就是家丑外扬了，敌人嚣张了，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这造成了一众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与苏联产生了嫌隙。国内知识分子基于苏联问题和国内已经产生的弊端，发出了一些声音，这引起了毛的警惕。于是，他提出了“大鸣大放”，看看问题有多严重。超出他想象的是，居然有大量的人对共$&产党不满，而且还有人对共$&产党的地位提出质疑，这让他认为，不是共$&产党做的不好，而是敌人在向共$&产党进攻，于是，他发动群众，进行了反攻。恶果就此播种，错误的第一步已经踏出了。
毛一直讲“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群体智慧和人数往往是成反比的，尤其是群众知识文化程度不高的时候，往往是盲动的。于是，已经产生的问题没有解决，刚刚冒头的弊端被掩盖，而能见微知著，未雨绸缪，又敢于发声的人，统统被清洗，底层的反馈、监督者被消灭，党外监督渠道被彻底关闭，党内反馈渠道被阻断。个$&人$&崇$&拜开始扩大化。这是砍了刹车，又点了一下油门，还歪了歪方向盘。
随着中苏关系继续恶化，苏联能提供的帮助越来越少，加之“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使得大家认为，我们的潜力还很大，即使没了苏联，我们也能做好，甚至能做得更好。在尝到了合作化的甜头之后，毛自认为找到了一条更好的道路，于是，人民公社化运动风起云涌。同时，为了填补苏联逐步撒手所产生的空白，“大$&跃$&进”也逐步提上日程。所以，不论是“公社化”还是“大$&跃$&进”，都是为了能够在离开苏联$&帮助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工业化。这是又狠踩了一脚油门。
古人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在毛的错误认知，个$&人$&崇$&拜的广大影响，底层的盲从，以及其他政治斗争因素共同作用下，大炼钢铁和“放卫星”就出炉了。因为缺乏反馈和监督，如此荒唐的事居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这下彻底打歪了方向盘栽倒沟里了。
首先，严重高估了粮食产量，基于此中央政$&府作出了一系列错误决策。1、超高的粮食产量数字使得所有人都认为即使所有人都放开吃，粮食也是远远大于需求的。于是，各地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取消了粮食定量，实行敞口吃饭，宣传所谓“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消耗了三个月的口粮，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2、同时，为了进一步推进工业化，中央决定劳动力的招收、调配由省市区确定后即可执行，各地又将招工审批权层层下放，使得职工数量，城镇人口大幅增加，全国农业劳动者人数急剧下降。
3、投资和人力物力继续向工业方面倾注，排挤农业。1958年秋收未完，就将大批农村劳动力调出，参加没有计划的水利工程，抽调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人搞钢铁等其他事业。造成了大量粮食直接烂在农田里，农田水利建设停滞，基础设施荒废，使得不少本不该受$&灾的地区在来年受了灾，有灾的地区灾情更为严重。
4、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根据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不实估计，1958年作出了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定，总计减少了正常情况下应有产量的10%
5、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为了支持工业“大$&跃$&进”，要求各地区加大征购指标，在发现农村缺粮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强行征购。如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赵先生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毛对此批示予以肯定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再如2月19日，《经济消息》刊登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对桐城的调查说，发现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这直接导致农民提前断了口粮，把大批农民推到了生死线上。加上各地瞒报缺粮情况，为了防止给集体、上级抹黑，严格控制人口流动，使得农民既无法逃荒，又无法得到救济，只能饿死在家中，严重的地区出现了整队、整村绝户，甚至出现了人竞相食的惨绝人寰场景。
在这一系列错误认识的支配下，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674亿公斤和41.6亿公斤，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1960年，征购量和出口量仍高达510.5亿公斤和26.5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
除此之外，为了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第三世界友好国家，还主动提供了大笔援外物资，其中就包含了大量粮食。受到饥$&荒的消息在国际上广泛传播后，又拒绝了所有资本主义阵营国家和国际组织主动提出的无偿援助和无息借助物资。
60年苏联撤走专家后，为了“争气”，毛提出了按约并提前偿还对苏债务。后因经济是在困难，仅要求放缓至五年内对苏物资交付，苏联主动提出了推迟五年后再交付的方案。61年两国关系回暖，苏联主动提出愿意向中国提供当时苏联最先进的米格 -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成为苏联最后向中国提供的一次军事援助。接着赫鲁晓夫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 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不要求利息。然而，面对这一姿态，周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大使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后来也没有接受）。所以，所谓的“苏联逼债”，根本是子虚乌有。
这样一场大饥$&荒，使得中央认识到了问题的极端性和严重性，不得不重新调整粮食征收标准，平衡工农业生产，强调阶级斗争的同时不应该忽视生产工作，提高了经济工作的地位。各地也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恢复粮食生产。大食堂早在饥$&荒刚开始的时候就被迫解散，随着饥$&荒加剧，大量人民公社名存实亡，为了增加口粮，提高农民积极性，已经收归集体的村民自留地不得不重新放开，部分地区农民种菜、养殖等非主粮生产甚至做到了“包产到户”。为了减轻城镇居民粮食压力，提倡生产食用代食品，农村和城市郊区的集市重新开放，放松黑市粮食交易，推出不要粮票的高价国营饭店和高价食品。
在设法恢复正常农业生产的同时，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检讨前期工作失误。然而，对几年来$&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大前提下，作为执行正确路线中的缺点错误进行的，1958年来“左”的指导思想未能根本触动；决定给几年中被错整的干部平$&反，却不给最大的冤案“彭反$&党集团”案平$&反；过于乐观地估计经济困难时期已经渡过，显得为时尚早；在党内民$&主集中制上，只着重解决了省、地、县三级领导存在的问题，党中$&央$&领$&导核心在政治生活上存在的缺点错误却没有得到检查改正。根子上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高层的政治斗争。这也为今后的W G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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