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香港的棺材房？
所谓“棺材房”，顾名思义，就是指那些极度狭窄、如同棺材一般的居住单元。这些房间通常只有几十平方呎，很多时候甚至不到100平方呎（约9平方米），很多甚至更小，勉强够一个人躺下。它们大多隐藏在老旧的唐楼、劏房（分割出租的单元）之中，或者利用货柜、铁皮屋等非传统建筑材料搭建而成。想象一下，一个连转身都困难的空间，里面塞满了床、简单的储物柜，也许还有一个简陋的煮食炉头和一张桌子。这就是许多香港基层市民的“家”。
生活在“棺材房”里，意味着什么？
极度压抑和不适： 狭小的空间让人感到窒息，空气流通不畅，夏天酷热难耐，冬天阴冷潮湿。许多棺材房没有独立的卫生间或厨房，住户需要共用公共设施，排队等候成为常态。即使有，也可能只是一个简易的马桶和洗手盆，洗澡可能需要到公共浴室，卫生状况也令人担忧。
缺乏隐私和尊严： 很多棺材房是经过隔断后再出租的，墙壁往往很薄，隔音效果极差。邻里之间的生活声响，无论是说话、咳嗽还是其他声音，都清晰可闻。这种无时无刻不在的“被窥视”感，剥夺了最基本的个人隐私和生活尊严。
健康风险： 恶劣的居住环境容易滋生细菌和疾病。潮湿、霉菌、通风不良都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皮肤病等健康问题。对于儿童和长者来说，这些风险尤为致命。
对心理的巨大压力： 长时间生活在这样逼仄、缺乏安全感和隐私的环境中，对人的心理健康会产生严重影响。焦虑、抑郁、孤独感是许多棺材房住户共同的体验。这种长期压力，会进一步削弱他们改善生活的动力和能力。
对儿童成长的阻碍： 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棺材房更是成长环境的噩梦。没有足够的空间玩耍、学习，甚至连写作业都可能需要挤在床上。这样的成长环境，无疑会限制孩子的视野和发展潜力，加剧了代际贫困的循环。
为什么会出现“棺材房”？
“棺材房”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香港独特经济和社会结构下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
1. 极高的地价和房价： 香港是全球地价和房价最高的城市之一。土地稀缺、开发成本高昂，推高了住宅的售价和租金。对于大多数基层市民来说，购买或租住合规的、有一定居住空间的房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贫富差距悬殊： 香港经济高度发达，但贫富差距同样显著。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富裕阶层手中，而低收入群体则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这种差距直接体现在居住条件上，富人拥有豪宅，穷人则挤在“棺材房”。
3. 土地房屋供应不足： 尽管香港土地储备不少，但由于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制约，土地开发和房屋供应的速度，难以跟上人口增长和城市发展的需求。这导致市场对房屋的需求始终大于供应，进一步推高了价格。
4. 监管的真空和灰色地带： 过去，对于居住空间的分割和出租，监管相对宽松。一些业主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将大型单位合法或非法地分割成无数个小单间出租，催生了“劏房”现象，而“棺材房”是其中最极端的表现。
5. 基层市民的无奈选择： 对于那些收入微薄、没有其他选择的家庭来说，“棺材房”虽然条件恶劣，但却是他们在这个高昂生活成本的城市里，唯一能够负担得起的“容身之所”。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居住条件。
“棺材房”的背后，是香港社会复杂而沉重的一面。 它挑战着我们对“家”的定义，也迫使我们思考，在一个如此富裕的城市里，为什么还有人过着如此艰难的生活。解决“棺材房”问题，不仅仅是提供一些新的住所，更需要政府在土地政策、房屋分配、财富再分配、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的改革和长远的规划。
看着那些在狭窄空间里努力生活的面孔，我们不能只看到香港的璀璨灯火，更要看到被灯火遮蔽的阴影。那些“棺材房”，是对香港繁华表象下，最直接、最尖锐的控诉。
网友意见
通常所说的棺材房，其实主要集中在深水埗；深水埗属于香港的传统老街区，好处是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买东西物美价廉；缺点是整个格局太老，建筑大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洋楼唐楼。门脸就是下图这样，一个床位1500上下。
深水埗主要住的是“老街坊”，有点类似养老院的感觉，这些人一来收入确实不高，二来香港大龄未成家者多；香港虽然楼价均价高，一平方接近二十万人民币，但实际买房并不难；因为香港的首付很低，按揭的利息也很低，只有2.35%左右，国内现在是4.9%上下；举个例子，现在深圳湾体育中心周边的房价差不多15-20万，和香港差不多；如果按揭买套240平方的房子，首付三成贷20年，那深圳月供差不多要22万，而同样总价同样按揭年限，香港月供只要18万；二十年下来，深圳要比香港多还一千万。但如果你不是香港居民，可能最多只能贷400万。
但为什么明明买房容易，很多人还是住不好呢？头号原因就是选择，在内地，你买不起深圳广州的，你可以去惠州佛山买；惠州房价一万多，首付三四十万就搞定，对于多数家庭都不困难，难的无非就是心理关；但香港没什么选择，现在香港很难找到400万以下的房子，如果两口子还好，如果一个人，那供房很累。而香港的一大问题就是，单身的人特别多。指望本地解决这些单身汉没戏，靠外部解决，带来的就是更大的社会问题和负担……
我们不去评判这些观点对不对，但它确实是一种存在的观点。很多人用新加坡的居住政策比较香港，其实可比性不大。抛开管理制度的差异在，最大的不同，还是民众的组成不同。新加坡在接纳新移民时，有很大的自主和主动性；例如我有几位伯伯，都是清华大学毕业，在9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就找到了他们的校友名单，诚挚邀请他们来新加坡定居生活；我读高中时，成绩排在年级前三十的同学，也有相当一部分去了新加坡。但香港的命运就不同了，来的多是河对岸的农业从业人员，这头好不容易管住了，那边越南船民又来了，联合国说是西方一起消化，但很多船民留居多年都没有国家接纳，最后还是需要香港买单。这与新加坡是天差地别的。
除了选择，香港的社会人口组成也有很大问题。香港是一个发达社会，但多数香港市民的素质，特别是文化水平，显然与这个社会的发达程度是不匹配的。别说西方，就是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比，都未见得有优势。到今天，香港15岁以上市民中，还有两成是小学文化，五成是中学文化；三成专上文化的市民中，大量是读过进修班而已；我估计，香港正儿八经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没有10%，因为香港的大学录取率就18%-20%，也不是所有适龄人都去考，再加上还欠账，能有7%-8%就差不多了。如果说，美国是大学社会，德国是大专社会，日本是高中社会，那香港就是中专或初中社会。这种设计，有一利也有一弊。利就是它还是保持英国的精英教育，港大出来的进入文官体制，中大出来的进入社会执业，精英把控，容易控制。弊就是，虽然比例小，但经年累月下来总量还是很大的，等于社会中有大量人，心中的预期存在（比例小，天之骄子），但实现预期的可能不存在（机会少，改善无门）。
如果是农业社会，这种结构还行，但香港是金融中心，这种割裂的社会结构，势必造成金融和法律从业者联手，把没文化的老百姓欺负死，欺负完之后还让政府买单。
香港的好处就是自由港，东西便宜，特别是深水埗的物价，那比深圳便宜太多了。但物价这个东西是一个综合因素，它包括了物流，劳动，铺租；国内物流主要靠卡车，香港靠船，所以即便抛开关税，光物流成本也是天上地下的。船用油一顿三千多，汽油则要七千多，柴油六千多。香港能在铺租和劳动远超我们的同时，保持终归物价持平，甚至低；可见它的物流成本有多低。我们花几万亿修了公路，也花几万亿修了铁路，但几万亿铁路所占的运量比只占5%-6%；归根到底就是解决不了开始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所有企业都是图省事，让卡车来拉；但火车是烧煤的，甭管是直接还是间接，是煤让火车动的；一辆高速列车，从北京跑到广州，也就8-9万度电，一吨煤可以生产出3-4千度电，换言之，差不多三十吨煤，就能让很长一辆火车跑来了，煤每吨500上下，三十吨也就一万五；但卡车要发达同等结果，成本是10倍……而这所有成本，最终买单的都是消费者。
棺材房，tang房提高人口密度；但密度的上升其实让很多成本也下降了，你会感觉香港间间店生意都好，都是人挤人。所以在人口越密集的地方，其实物价越便宜，例如榴莲，港币10块一磅，真的泰国都没这么便宜；人越多，越便宜，越便宜，人又越多。所以即便环境差，还是很多人愿意往深水埗凑。
这也是香港的一大特点，就是同城物价差异很大，你如果住在半山，或跑马地这些地方，你去楼下超市买饮料和水果，就是比湾仔贵30%，但其实走路根本没多远。如果过了海到九龙那边，就又比湾仔便宜20%-30%，如果到了深水埗，那就又比油尖旺便宜20%，如果直接对比深水埗和半山，那就几乎便宜80%，甚至更多。但这两个地方其实坐公车半个小时都不到。像是御峰这样的小区，哪怕房费给我免了，但如果没有体面工作，生活还是很费劲的。除非你每天跨海去深水埗买菜。
在我看来，香港的棺材房不能一棍子打死，我观察了很多国家和地区，我发现在解决社会最底层2%-3%民众居住问题时，大家都解决不好。有的国家环境差，有的国家安全差，有的国家空间小。只不过香港比较透明，面积也较小，所有问题都在明面上，大家容易发现，也容易讨论。很多人一看，会很惊讶：“天啊，怎么世界上还有楼这么密集的地方！都贴在一起了！”
但如果你去深圳的城中村转一圈，你会发现楼贴在一起是正常的，分开才是奇怪的。但可惜深圳的话题性太差，哪怕能将香港所有的建筑奇迹复制出来，也吸引不了多少外界目光。
我起初以为，深圳的城中村是农民工住的，后来和中介一聊才知道，多数住户其实就是附近写字楼的白领……这个让我挺惊讶的。
香港的鸽子笼主要住的是退休人员，但深圳基本反过来，进进出出的都是年轻人；每次看到一幅幅青春的面孔，走在这潮湿且不见天日的小道中时，我内心都挺难过的。
希望未来有一天，童年时那个美好的深圳还能回来，每日回家，都能听到大人们在讨论理想，而非如今的生存……那时莲花二村的房子八万一套，要是有熟人，六万五也能拿下。对于能耐人，一年置办一套房问题不大，能力差的，十年也苦下来了；现在莲花二村是八万一个平方，对于能耐人，一年还是没问题，但对于能力差的，十年就没有希望了。任何城市的发展总有代价，区别就是谁是代价。
同时，多年接触我也发现，但凡在深圳有家有业的朋友，对香港存在的问题都较为理解。关系也融洽；相反，整日冷嘲热讽的，多是楼下的保安，务工的保姆，等等。我记得北京某处有一句话，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现实是，有产者相互理解，无产者却彼此嘲讽，需求内心最后的慰藉……
那是自由民主的棺材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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