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香港反对派议员辞职全部生效？香港的政治形势会如何发展？

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深谋远虑，佩服至极。

要警惕他们变成地方派大佬。

如果说打击反对派，很少可以和当年蒋公在台湾地区打击台湾本土派一样的霹雳手段。

台湾本土派被二一（判处死刑）的不在少数，绝大多数本土派只能远走日本或者菲律宾，甚至推动了菲律宾独立运动。

但是台湾本土派并没有被打死，反而在之后形成地方派系，后来进而成为台湾地区一股巨大的政治势力。本土派大佬们深耕地方，很多人是从里长伯开始一步步起来，到今天很多立法委员还有自己的对外联络办公室，专门接受选民的投诉。不仅仅是政治，从司法救济到行政救济，甚至包括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还有很多选民会把立法委员和地方民代当成免费的心理医生，去抱怨诉苦，这方面也是地方派本土派做的最多的，也是他们票仓的根本。

有民代说过，有妇女来这里抱怨他丈夫是个卡车司机，没事不跑车就爱喝酒，喝醉酒耍酒疯。民代关心说，你丈夫家暴么，可以找社工和社区警察干预。那个妇女说家暴没有，就是爱吆喝，让她在邻里面前抬不起头，喝醉了还误事，又说不管孩子学习，又说公公婆婆也护犊子，不管她老公，巴拉巴拉一大堆，最后那个妇女一看表，哦，到点了，该回家给老公做饭了。民代直接说，给您老公熬个汤，养养肚子，喝多了胃肠受不了，还指着他赚钱呢。转过头找志愿者和社工一起去那户妇女家里家访一下，首先说明白，司机喝酒可不能开车呀，开酒不喝车，哦，喝酒不开车，还说别到时候被函送地检署了再让你老婆来找我，司法侦查我民代可没辙；又说喝了酒就老老实实睡觉，吆喝什么，别到时候被其他人起诉噪音扰民，开车赚的钱不够赔的；最后又说孩子又不是你老婆一个人生的，自己孩子不管能行么，那个司机说自己国中毕业就打工后来当兵退伍就开车，孩子书本上的字，我认识它们，它们不认识我，民代就说知道你小子就这个水平，已经帮你联系了同一个社区的一个老师了，人家同意帮你孩子，比外面补习班便宜。一家人都对民代很感激，这个事情就完美的解决了。

大家觉得如果投票，这家还需要来握手拜票求投票么？？

这种地方派本土派，根本不用党派的力量来帮忙，反而各个党派求他们，不然到时候他振臂一呼说某某党派都是***，一大堆票流失了。

也就是因为这个，当年蒋经国不得不选用了王金平，他曾经对人说，王金平很危险，也是为了安抚地方派本土派，蒋经国选择了李登辉做接班人，他认为李登辉很安全。

只能说蒋经国看人眼光不准，两个人完全相反。

李登辉就不用说了，王金平可以在王马对决的情况下没有叛党投绿，可以说出，今天是马英九和我的事情，不是国民党和我的事情。

议员辞职生效，香港反对派会一蹶不振吗？

谢邀。人在东方，观察世界。又来抛砖引玉（自问自答）了。

在当下的香港变局中，反对派、建制阵营和香港特区政府如何自处？他们面对什么挑战及困难？又会如何应对？

反对派：退却休整，静待时机

国安法及《决定》无疑对反对派的力量造成严重打击，陷入被动局面，现在反对派进入了退却休整的阶段。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明，反对派将“回到社区及不同工作岗位”。有的如郭荣铿，表示自己不是“做区的人”（作者注：“做区”指社区基层工作，例如社区干事/区议员。郭本身是律师，所以他说不懂（也不愿）做社区工作），宣布退出政坛；有的如梁继昌，开始“洗底”，表示自己从不赞成美国制裁香港，也不支持“揽炒”。

虽然反对派不会像去年般嚣张，行事也不会明目张胆，但他们绝对不会放弃参与议会（不论是立法会还是区议会），必定“坚守阵地、寸土必争”。反对派“军师”、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叶健民日前在《明报》文章中表示：

“假如我们在下一次选战全体缺席，也等同于把选举期间的话语权拱手相让予建制派……更何况，反抗运动要生存，既要保存实力，也要保持经常性动员，令大家有奋斗目标，心怀希望。参与选举就是以战养战，为大家的热情和能量提供一个出口，可以再堂堂正正向社会宣示自己的视野。”

反对派区议员林兆彬亦认为：

“选举是零和游戏，存在本身就有意义，减少一个保皇党议席，就可以减少蓝丝阵营在地区上的影响力。再者，培训议员助理和义工，是为未来的抗争播下种子。……区议员……应多花精力在社区上，利用身位协助居民和手足解决各种生活问题，继续组织街坊网络，巩固支持民主运动民意。”

平心而论，即使他们之中有人想放弃，也轮不到他们选择，而是外部势力（主要是美国）决定的。尤其是拜登当选美国总统，肯定会重新采取奥巴马时期的“重返亚太”战略，在亚太地区加强布局，继续利用香港遏制中国，因此反对派获委派的任务及工作不会减少，得到的资源可能更多。我们可能再看不到类似美国国际媒体署（USAGM）冻结用于支援世界各地（包括香港）“民主”运动的资金的决定。

面对风高浪急的政治形势，反对派将会被逼加快“换血”，年轻的反对派人士将走上舞台。例如，12月民主党将选出新一任领导层，党内不少人希望将党主席一职交由非立法会议员的新生代党员出任。有消息指党副主席、南区区议会主席罗健熙有意角逐党主席，观塘区议员梁翊婷则为其中一名副主席人选。

至于公民党，虽然新一届执委会架构上大致不变，梁家杰、赖仁彪分别连任党主席、副主席（内务）位置，立法会前议员谭文豪则接任副主席（内务）一职，但执委当中有七位是新人，如大律师梁嘉善接任秘书长一职，沙田区议员黄文萱、东区区议员李予信则分别担任党务发展及政策倡议的执行委员。执委会成员平均年龄不超过四十岁，是历来新低。

假如下年如期举行第七届立法会换届选举，代表反对派参选的候选人将会更年轻，派出更多“无痛脚”的政治“素人”，预备更多“Plan B”，来应对DQ红线。

在现时的政治形势之下，反对派将重拾过往熟练的“打擦边球”，在不踩红线的情况下继续活动。反对派的智囊将加紧研究如何避开《港区国安法》及《决定》所列出的4种违反“拥护与效忠”的行为，以及参考《刑事罪行条例》第9（2）条“煽动意图”所列明的豁免范围，来制定日后的活动范围及策略。

不过，反对派必定不会转型做“忠诚反对派”，因为成为“忠诚反对派”，意味着政治“自杀”：黄营支持者之所以投你一票，是希望你对抗中央及香港政府，而不是忠诚于中央及香港政府。只要政治土壤不变的话，反对派无可能转型为“忠诚反对派”。

在现在的政治土壤之下，黄蓝政治力量没有大变化，而中央每一次出手，虽然有助于缓和局势，并为建制派在教育、司法等方面进行改革争取空间，但同时也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巩固（甚至壮大）黄营的基本盘。因此反对派将会继续利用各渠道传播意识形态，尽可能对政府施政制造阻碍，削弱政府的公信力，竭力维持现今的政治土壤，积累力量，静待时机。

需要注意的是，反对派正积极渗透基层组织，壮大在社区的影响力。

日前，钻石山龙蟠苑业主立案法团进行改选，反对派组织“龙蟠友里”14名候选人全部得票率逾七成胜选，得票超过25,000票（业权份数），大幅抛离现届法团、属于建制阵营的“东九龙居民委员会”成员所得的6,000多票，成功当选新一届法团委员。

事实上，不少反对派组织已在不同的屋苑成功当选业主法团委员，包括粉岭荣福中心的“荣福业主权益关注组”、青衣长安邨的“长安后浪”、粉岭欣盛苑的“欣盛同行”团队。

还有不少反对派组织正在或准备参选业主立案法团选举。

业主立案法团由业主组成，是除物业管理公司以外，唯一拥有“法人身份”（Legal entity）的组织，可以行使法定权利和义务。法团在法律上代表所有业主就大厦公共地方进行控制、管理及行政，照顾他们的利益和承担责任，行使和执行有关的权利、权力、特权和职责，并有权任免物业管理公司职员及监督其工作。

因此，反对派深入社区的动作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绝不能只是基层组织就轻视。

反对派会步上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的后尘？

当反对派议员总辞后，有意见认为反对派会像新加坡的“社会主义阵线”（下称“社阵”）一样，退出议会后便会一蹶不振。这种看法未免过分乐观。

事实上，当初“社阵”之所以一蹶不振，是有其背景及条件的。

首先，“社阵”自愿放弃议会道路，转而选择“街头抗争”路线。1963年，虽然在选举中败给了人民行动党，但“社阵”仍然有33%的得票率，是议会内第二大党。然而，1965年，社会主义阵线的主席李绍祖宣布放弃议会道路，“社阵”议员接二连三地放弃国会议席，在补选中呼吁支持者投废票，并打出“新加坡国会民主已经死亡”的标语，发动支持者走上街头，导致大量示威者被捕，严重削弱了“社阵”的力量，自此人民行动党巩固了其执政地位。

然后，“社阵”出现严重内部分裂。“社阵”国会议员、反对党领袖林焕文不同意主席李绍祖的政策，结果被“社阵”开除出党，其后两名“社阵”议员也因反对李绍祖而宣布辞职，还有一名“社阵”议员因参加街头游行而被关押，然后声明放弃共产主义及退出政界。

更重要的是，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用尽所有手段，对“社阵”进行严厉打击，决心不让“社阵”有任何机会发展力量，导致他们几乎无生存空间。

早在1963年，英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便联合发起了名为“冷藏行动”的大逮捕，以颠覆政府为名，将100多名社会主义阵线的领导和骨干成员抓进监狱。然后，人民行动党利用英国殖民者留下的《内部安全法》，动用国家机器定期拘捕“社阵”的主要领导人，并定期“扫荡”其领导的媒体和基层组织，由“社阵”所领导的工会组织也沦为非法组织。在各级组织和机构领导人被关押的情况下，“社阵”原有的势力范围被人民行动党逐一侵占，“社阵”的影响力逐步减弱。

回到香港的情况。虽然现在香港反对派议员总辞，但肯定不会自此放弃议会道路。

其次，香港反对派并无出现如“社阵”般严重的内部分裂。

第三，香港反对派有颇为明确的分工，合法的议会路线由所谓“泛民”政党负责，街头暴力行动由“港独”组织负责，虽然有部分重叠，但没有出现如“社阵”般整个组织由议会道路转向街头斗争的情况，亦没有因而丧失群众基础。

最为关键的是，中央现时并没有意图完全扼杀反对派的生存空间。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张晓明在7月1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制定《港区国安法》绝对不是把香港的反对派阵营或者泛民主派阵营作为假想敌。张晓明指出，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政治上也是多元的，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体现了中央的政治包容，反对派阵营可以长期存在，有不同的政见，包括反对政府的主张。可见，在现时的政治环境下，香港反对派不会步上新加坡“社阵”一蹶不振的后尘。

建制阵营：如何转型？

现时，建制阵营成为了立法会的最大政治力量，获得前所未有的舞台空间。不过，他们对于自己的角色及作用感到颇为焦虑及苦恼。立法会议员谢伟俊甚至提出，建制派要扮演反对派的角色。

谢伟俊这类说法，多多少少反映出建制阵营对自身角色的迷惘，以及缺乏想像力和创造力的问题（只能从旧有角色寻找模仿对象），毕竟过往对此并不重视。

过去建制阵营的角色，是立场鲜明地与反对派作斗争，投票支持政府施政，抵御反对派的进攻，为特区政府保驾护航。换言之，他们的作用是反对反对派：支持反对派反对的主张，反对反对派支持的主张。他们的角色是被动及保守的。

问题是，现时议会的反对派几乎绝迹，建制阵营失去了“敌人”，也失去了过去表现欠佳的“藉口”（难以将责任推诿给反对派），他们的角色自然会出现变化。

建制阵营希望转型成为“建设力量”，扮演促进者的角色，发挥进步作用。问题是，经过长年以来与反对派斗争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建制阵营能否及时提高议政能力？从《施政报告》答问大会来看，建制派议员的表现依旧值得商榷，基本只是在盛赞林郑，说她“有勇有谋又打得”和“七百万人支持紧你”，却无人指出施政报告是否存在需要调整、改进的地方。

笔者理解，即使建制阵营想转型，但议政能力毕竟并非一时三刻就能培养出来。现时的议员是建基于以反对反对派为主要任务所选出来的，这意味着建制阵营要转型，必须革新队伍，发掘及提拔具议政能力的政治人才，以及积极培训人才。建制阵营的政治人才不足，将会成为不得不正视的突出短板，而这个问题单靠中央的行政及法律手段是无法解决的。

香港特区政府：能否克服见步行步的惯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具争议性议案是否会被快速通过时表示：“我们既然提出，当然希望议会通过，议会能够尽快通过，我们就会更加兴奋。”11月25日，林郑月娥晚上出席电视论坛，回应新一份施政报告时表示，到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不受任何滋扰，令她得到应有的尊重。可见，中央出手后，林郑月娥行事比以往轻松得多。

虽然人大《决定》使议政效率有所提高，但不代表港府必然有好表现。一来，政治土壤没有改变，黄蓝阵营的政治实力没有大变化，在相当多的民众心中，政府依旧欠缺公信力，陷入塔西佗陷阱，反对派及其支持者会继续拒绝配合政府，政策措施的成效往往大打折扣；二来，政府管治团队没有改变，依旧以政务官出身的官员为核心，而从过去的表现看，他们的决策能力及管治思维难以跟上时代。因此，如果对后续的施政抱有过高的期待，反而可能失望。

最明显的，莫过于疫情防控工作。笔者动笔之时，香港正处于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通关遥遥无期，与新加坡的旅游气泡未开始就已爆破。

香港是国际城市，每日持续有不少外来人员到港。理大研究发现，由于潜伏期、病毒量低、检测准确度偏差而出现“假阴性”，检疫安排出现漏洞（无专门检疫酒店，检疫者可自选酒店、未能阻止检疫者家属到酒店探访）等因素，还有进口急冻食品包装带有病毒的风险，输入个案及病毒很容易进入社区。当港府放宽措施，市民聚会及接触增加，自然增加传染风险。输入个案一旦流入社区，便会很容易导致疫情爆发。

对此，政府宣称采取“张弛有度”的防疫策略。在疫情受控的情况下，港府会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疫情严重之时便会收紧措施，利用检测、追踪和隔离来控制疫情。从图片所见，港府确实成功将3月和7月两波疫情控制下来，但过一段时间又会再爆发。

政府宣称采取“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措施，但现在明显是外防不到输入，内也防不到反弹。继续维持此等防疫策略，我担心香港会反复出现一波又一波疫情。可能等到疫苗出现，疫情才会完结。

问题是，香港还能捱多少波疫情？公司倒闭潮及裁员潮、持续上升的失业率及就业不足率、超过三千亿的财政赤字，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是迫在眉睫的问题。然而，直到目前，港府仍没有改变防疫策略的意图，应对衰退亦表现得一筹莫展。

本来，外界对押后个多月发表的《施政报告》满怀希望，内容却无甚惊喜，如珠海学院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陈文鸿博士批评：

“在政治提纲和个别惠港政策以外，施政报告也一如殖民地时代的传统，百样杂陈，看不到方向和战略重心，这便是典型政务官的思维作风。……政务官的惯例是把各个方面的措施炒杂成盘，不去考虑个别政策的影响、意义，与其他政策的关连，也即是利用公帑的具体效益比较。”

《施政报告》的主题虽为“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用上蓝色封面寓意“蓝天”和“希望”，但从抗疫工作及《施政报告》内容来看，港府的管治思维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看来，香港要真正“重新出发”，可能留待一年后，才有契机。

（文/ 香港中文大学“大中华地区的政府与政治”硕士，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韦诺）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回过头看逃犯条例。

这件事第一天我就在说:

1.中国大陆和其他国家签约了引渡条例，香港地区和其他国家签约了引渡条例。香港和中国大陆却没有，难道香港和大陆之间关系比外国还要远？

2.所谓随便被大陆抓走更是不可能的事情，逃犯条例设限重重，比香港和其他地区的引渡条例复杂的多。基本上只有重大刑事犯才会被引渡。

3.用“反送中”而不是“反修例”为口号就是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一部分。这本来就是激进口号。一开始就是港毒色彩浓厚。这件事一开始就是这个性质。

4.经常有人说“台湾都不签还要硬推”，然而台湾一开始对逃犯条例持欢迎态度，后来才反悔。港府并不是在台湾反对的情况下拟定逃犯条例，而是港府逃犯条例搞到一半台湾不签了。

所以逃犯条例本来就是个借口而已。如果当时港府拟定的是23条或者其他法律，事情走向是一样的。港府从事情一开始就暂缓条例甚至停止条例拟定，但是依旧不消停。现在国安法来了倒是消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