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地区的居民是如何看待转移支付的？
富裕地区的居民对转移支付的态度通常复杂且多维，既可能因经济利益、社会公平、政治博弈等因素产生支持或反对的声音，也往往与地区间的资源分配、发展差异和政策导向密切相关。以下从多个角度详细分析其看法：
1. 经济自主性与资源分配的矛盾
富裕地区的居民普遍认为，转移支付可能削弱地方的经济自主权。他们可能认为：
“资源被其他地区消耗”：富裕地区可能认为，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将本应属于本地的资源（如税收）转给其他地区，导致本地财政被稀释。例如，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居民可能担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如对中西部的补贴）会稀释本地的税收能力，影响本地企业的发展空间。
“经济竞争失衡”：富裕地区居民可能认为，转移支付加剧了地区间的经济不平衡，导致资源向其他地区倾斜，而本地企业因缺乏竞争压力而难以创新。例如，上海、广东等地区居民可能认为，中央转移支付对中西部的倾斜使本地企业面临更大的市场竞争压力。
2. 社会公平的争议
富裕地区居民对转移支付的评价往往与社会公平观念相关：
“公平性缺失”：部分居民可能认为，转移支付是“不公平的补偿”，因为发达地区已经通过经济积累实现了较高生活水平，而其他地区可能因历史原因（如资源匮乏、地理位置劣势）需要补贴。例如，深圳居民可能认为，中央转移支付对中西部的倾斜是“对资源分配不公的补偿”。
“资源错配”：富裕地区居民可能认为，转移支付资金被用于其他地区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而本地可能因经济发达而无需额外支持。例如，北京居民可能认为，中央转移支付对农村地区的补贴导致本地教育资源被稀释，反而影响了本地教育质量。
3. 政治权力与政策博弈
富裕地区居民可能对转移支付的政治属性有深刻认识：
“政策干预的担忧”：富裕地区居民可能认为，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干预，可能限制地方政策的灵活性。例如，四川居民可能认为，中央转移支付对西部的倾斜可能迫使地方政府优先满足中央政策目标，而非本地需求。
“政治博弈的牺牲品”：部分居民可能认为，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为平衡地区发展差异而采取的“政治手段”，而富裕地区可能因此牺牲了更多发展机会。例如，浙江居民可能认为，中央转移支付对中西部的支持导致本地企业无法获得足够的政策倾斜。
4. 对转移支付效果的质疑
富裕地区居民可能对转移支付的实际效果存在疑虑：
“资源浪费”：部分居民可能认为，转移支付资金被用于低效项目（如基建、扶贫），而本地更需要的是税收优惠或产业扶持。例如，杭州居民可能认为，中央转移支付对中西部的补贴并未有效提升当地经济，反而导致资源浪费。
“短期政策依赖”：富裕地区居民可能认为，转移支付导致地方政府依赖外部资金，削弱了本地自主发展的动力。例如，江苏居民可能认为，中央转移支付使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依赖补贴而非创新产业。
5. 地区差异与特殊利益
富裕地区的居民往往基于自身经济结构和产业特点对转移支付有不同看法：
“产业竞争的壁垒”：部分居民可能认为，转移支付可能被用于其他地区的产业扶持，而本地产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例如，深圳居民可能认为，中央转移支付对中西部的产业补贴导致本地科技企业面临更大的市场竞争。
“税收负担的转移”：富裕地区居民可能认为，转移支付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税收”，通过补贴其他地区将本地税收转移出去，导致本地经济负担加重。例如，上海居民可能认为，中央转移支付对中西部的补贴使本地企业面临更高的税收压力。
6. 历史与政策背景的影响
富裕地区的居民对转移支付的看法往往与历史政策和经济格局密切相关：
“政策倾斜的长期影响”：部分居民可能认为，过去转移支付的政策导向（如对中西部的倾斜）已形成惯性，导致本地居民对政策变化缺乏信心。例如，广东居民可能认为，中央转移支付政策长期偏向中西部，导致本地居民对政策变化缺乏预期。
“发展机会的再分配”：富裕地区居民可能认为，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对地区发展的再分配，但本地居民可能因经济基础较好而更关注如何通过政策扩大自身优势。例如，北京居民可能认为，中央转移支付对中西部的支持使本地居民更需要通过政策创新获得发展机会。
7. 对未来政策的期待
富裕地区的居民可能对转移支付的未来方向有明确期待：
“减少对转移支付的依赖”：部分居民希望中央政府减少对转移支付的依赖，转而通过税收政策或市场机制实现资源分配。例如，浙江居民可能希望中央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而非转移支付支持本地发展。
“更注重本地需求”：富裕地区居民可能希望转移支付资金更贴合本地需求，而非泛泛地覆盖其他地区。例如，上海居民可能希望中央政府将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本地的科技创新或高端制造业。
总结
富裕地区的居民对转移支付的态度通常呈现“理性与矛盾并存”的特点：一方面，他们可能意识到转移支付对地方经济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他们更关注自身利益和政策公平性，对转移支付可能产生的资源错配、经济竞争、政治干预等问题持批判态度。这种态度往往与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政策博弈以及居民对公平性的追求密切相关。最终，富裕地区的居民可能更倾向于通过政策创新或税收调整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而非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
网友意见
财政转移支付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整个中国的财政税收投资，现在还是倾向于沿海城市。
如果有沿海城市的朋友觉得：边疆地区穷，是我们沿海城市人民进行了“支援”，带有一种“施舍者”的心态，那就搞笑了，类似于“得便宜还卖乖”。
北京有相当多的央企，高校，中央各部位都在北京，这本身是全国人民的，全部留在北京，这应当视为对北京的“投资”，不要觉得这好像是北京应得的，它不是。
很多人拿德国和波兰对比，这还不一样，因为德国对波兰的投资，那是德国的钱，而中央对北京的投资，那可是全国人民的钱，能一样吗？
比如说上海证交所，深圳证交所，凭什么在上海和深圳，凭什么不在武汉，郑州？包括最近的深圳碳排放交易所，凭什么在深圳？这就是政策性红利。
凭什么北京上海有那么多高校？
可实实在在的就业岗位，高薪岗位可就在这些发达地区了。
而内地，例如河南省还要背负产粮任务。
由于目前依然没有放开人口流动，所以落户的问题还是问题，北京上海户口就是值钱。
所以发达地区，沿海城市，北上广深这些人们，得了红利。
得了红利，没关系，因为总有人吃亏总有人占便宜。
但是得了红利反倒搞出了“施舍”的心态，觉得“钱是我给你们的”，那就搞笑了。
大明的江南老爷们觉得北方的死活管我屁事，废了开中法，以银为钞等，后来发生了啥我们都知道。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富有，而另外一个地方贫穷，而政府坐视不理。那要么国家分裂，要么富裕地区也没法安享太平。其实分裂也没用。你看看美国和墨西哥，美国毒品和非法移民都从哪里来？
因为中西部不收关税啊。。。转移支付显而易见是“东亚(中国)自贸区”对实行无保护开放市场的产业落后地区的财政补偿(中西部彻底放弃了关税权，放弃了对富裕地区资本进入当地收购顶级企业的限制，放弃了一个独立经济体的烟草酒税)。。
东部之所以能作为世界工厂发达，除了全球贸易外，对中国中西部的市场的巨大利益也是其崛起的半壁江山。。这个过程中，中西部地区既不会收一丝一毫关税，既不会限制资本收购铁矿山，也不会跟上海北京打贸易战，更不会学BBC在各个省台抹黑东部。。有的只是中西部市场被东部的世界工厂统治，实体经济被的阿里腾讯淘宝冲击，矿产无政治附加条件运输到东部，西部精神小伙小妹看抖音快手北上广深无限繁华赞叹国家富强。。
这么显而易见的问题。。。举个简单例子，在八九十年代在分税制建立起来以前，我国的各个省市之间是有强烈的本土保护，贸易保护倾向的。甚至一些地方拦关设卡阻碍外省产品输入，以保护本土产品，械斗冲突等屡禁不止。
世界上没有任何第一个地方会无条件开放自己的市场，更何况中西部现在是产业弱势地区。这种行为无异于自杀。
当然事实上，中西部就是进行了一次产业自杀。作为交换，换取了支付转移（你也可以把他理解为全国一盘棋的“自贸区关税补偿”）。
没有转移支付的情况简直无法想象。。中西部省份分分钟联省自治/省界边税，乃至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
最后吐槽下转移支付制度一些严重的问题。
成都西安能够崛起，本质上并不是两地收取了东部大量转移支付。恰恰相反，成都作为西部税收数一数二的城市，反而是四川省最大财源，省级以下唯一一个财政上不亏钱的“一级行政区”。
但是成都奢侈品豪车遍地，以及地级市严重发育不良，成都畸形膨胀(人口2100万逼近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转移支付”。
事实上这个过程并不发生在直接的过程中，而是来自：
“转移支付”-“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大跃进”-“关系承包商发横财”-“成都香车豪宅遍地”-“成都市旺盛的经济活力”。
或者：
“转移支付”-“地方公务员薪资大跃进”-“资产转移打算，上车成都楼市”-“成都市旺盛的经济活力”。
又或者：
“转移支付”-“扶贫大型基建工程”-“本质上是新建成都-xx铁路”-“提高集中成都交通区位”-“贫困地区居民流出到成都低端产业”-“成都市旺盛的人气和低廉的用工成本”。
总而言之，中央散财童子分给西部吃草区的财政支付转移：可以到太古里的香车美女，可以到浣花溪麓山的豪宅别墅，可以变成世界里程第四的成都地铁(事实上绝不会直接流入，但是资本总能找到最好的权利寄居)；但是绝不可能直接进入到中西部普通地区的底层居民的手中(表面上看起来流入这些地方，实际却截然相反)。。这个机制有极大的问题。
一：自然环境比较好的比如四川盆地
比如德阳绵阳资阳内江眉山雅安乐山达州南充等地，因为经济和权力的马太效应，在争取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几乎不可能离开成都(换句话说，几乎只有去成都的铁路，而不经过成都的铁路几乎都很难动工)。导致大量城市区位被锁死为成都的“末支血管”，高铁不能发挥带动经济的作用，只能沦为交通死角和成都的血源。
比如最经典的川B绵阳到老川B重庆的铁路，论证几十年依旧毫无动工迹象。(川渝盆地有1.2亿人，大致相当于日本的体量。这种情况可以类比于大阪-名古屋不通铁路)。。而成都已经建成成都-遂宁-达州，成都-凉山/攀枝花，成都-重庆(新老成渝两条)，成都-西安，成都-眉山/乐山/峨眉山，成都-都江堰，成都-雅安(远期拉萨)的铁路；目前还有成都-兰州/西宁在建，成都-万州备建，成都-凉山-攀枝花复线在建，成都-重庆第三线备建，成都-格尔木论证，成都-四姑娘山扶贫铁路论证。。。。。
所以四川省愿意为了“给四姑娘山几万人扶贫”，也能专门从成都修一条造价高昂的铁路过去；也不愿意投资给川B绵阳修一条在平原地区100km的铁路到遂宁重庆。
理论上成都的绝大多数铁路都是以“扶贫”名义修建的，单条“扶贫路”从道理上或者操作上都没有错。但是实际操作只是把成都枢纽人为拔高为不可代替(实际上藏东-川西-大凉山的扶贫/战略门户不应该是旧西康省省会雅安吗？为什么条条所谓的“扶贫铁路”偏要从成都出发呢？距离甘青疆藏比西安还近的绵阳为何不是西北/藏北的门户呢？即便如此其对陇南阿坝等地在目前残疾的交通下依然有不错的影响力；还有本身是途径眉山的川藏铁路，现在已经被成都自己修建的成蒲铁路架空(事实上的川藏铁路)，未来和西藏难以直达客运)。。
最终结果是把成都拱卫成了一个西南的“小北京”。天量投资融资的受益者涌入基建设施和政策待遇良好的成都购买豪宅香车拥抱美女，金融融资机构也利用四川省府所在地优势纷纷设置在成都。
二：自然环境恶劣的三州山区
以筹备的成都-四姑娘山扶贫铁路为例。当地原本极其贫困，自然环境极度恶劣，地震滑坡泥石流频繁，自然环境险峻奇绝。
扶贫铁路当然的确能很大程度上改善当地的民生情况。旅游就业一条龙带动起来，相信很快就能脱贫致富。
同时财政上慷慨的投资，也养育了一大批总部位于成都的水电/中铁X局领导，小职员努努力也能在成都郊县上车(社保基本都在成都缴纳所以有成都购房资格)。参与建设的第三方机构大量融资，也带动了一大批位于成都东大街/天府x街的金融融资机构的繁荣。
然而问题在于这条铁路途径的95%人口都属于经济相对富裕发达的成都市辖区，而能够带动的“贫困地区”比如核心区的四姑娘山镇甚至只有3000人。
所以最后的“扶贫结果”，即使是不用屁股也能想出来。成都相关企业部门＋融资机构老总100人发财，太古里香车美女＋浣花溪麓湖豪宅；成都相关企业部门基层/下游10000人挣点辛苦钱，纷纷持挂票上车新都郫县大弯县的神盘；都江堰沿线几十万人生活更好，周末农家乐人更多，大家买上了小汽车偶尔去太古里看看别人的香车美女；四姑娘山10000人脱贫，过上了楼上楼下电视电话的小康生活。
花了200亿搞了一条铁路(当然这条路不一定是财政支付转移来的，甚至按目前的制度看来大概率完全是“合情合理”而和支付转移没有一点直接关系。。不过里面的资本怎样一层层蜕变自己进入到这些有利可图的渠道我我觉得值得深思)。然后扶贫结果是凉山甘孜阿坝小一千万人口中的大部分人继续世代吃草放牧念经乃至飞叶子的生活；盆地非成都地区的5000万人有钱的纷纷转移资产，没钱的世世代代去成都当厂妹厂弟奉献青春老了回去养老。
皆大欢喜是吧？
目前的税收体制倾向于大城市。
“财政转移支付”是为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和普通人没有关系，从来就不是“扶贫款”。
很多地方之所以需要“财政转移支付”，恰恰是因为地方收不到税。
地方上收不到税，被上级政府跨地区征收，这个属不属于“财政转移支付”？这个一般叫“全国一盘棋”，统一开发。
如果地方上财政不能收支平衡，需要上级的下拨款，这才叫“财政转移支付”，这才是“你穷你有理”！
一样的操作，因为话语权的问题，一个是褒义，一个是贬义。
水富市：
在云南省的滇东北地区有一个县级市，叫“水富市”，占地面积很小，只有3个乡镇，人口也很少，约10万左右。需要说明的是，该县级市内辖区内有两大国企，一个是云天化集团，一个是向家坝水电站，一个是省属国企，一个是央企。正是因为这个县级市人少地盘小，可以根据该县级市的税收情况，分析出到底有多少税能留在地方。
因为“财政转移支付”只是为了维持地方的财政收支平衡，所以，地方上需要“财政转移支付”，无外乎两个原因：
一是，地方收不到税，那么这种情况下，有“财政转移支付”不是很正常吗？因为税本来就该属于这里。税收被上级跨地区征收时，为什么不能叫“财政转移支付”？
二是，某些地方没有税源，这种地方也需要“财政转移支付”，这类批判与否就得看屁股在哪里。
还有一类，就是两种原因就结合，既收不到税，同时税源也不够。
水富市2018年财政决算：
水富市是县级市，财政是独立的。根据公开的2018年财政决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3.4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10亿，需要3.8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3.2亿的专项转移支付。也就是，“财政转移支付”一共是3.8亿 + 3.2亿 = 7亿。
因为公开的数据很少，很多数据只能根据公开信息推测。辖区内有两大国企，查找云天化集团和向家坝水电站的税收数据，就可以知道该县级市，到底能收到多少税？
可以查找到水富市的航拍图，向家坝水电站就在县城边缘，云天化集团则在县城中心位置。
根据查找到的资料，向家坝水电站年发电量超过300亿kw·h，那么这个发电量能产生有多少税收？公开的数据有限，查找不到数据，也查找不到税到底被哪里征收了。
但是，可以查找到云南省内，其他大型民营水电站的税收数据。位于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的金安桥水电站，为汉能集团投资所建，在网上就能找到2011年的增值税数据。
2011年3月27日，金安桥水电站首台60万千瓦机组正式并网发电，第二台机组已于6月30日正式投产发电。到7月底，发电量19.69亿度，实现销售额3.75亿元，应缴增值税1654万元，已于8月10日由古城区国家税务局征收入库，该电站年内可望实现增值税6000余万元。
古城区、水富市都是县级单位，但是，因为古城区征税的对象是民营企业，水富市面对的是央企，可以简单的换算数据，向家坝水电站应该征收的“增值税” = 0.1654亿增值税 * （300亿kw·h / 19.69亿kw·h）= 2.52亿增值税。
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是民营的水电站，很多税收也不属于所在的县级单位，能查找到的是增值税。
但是，即便是对比民营企业，三峡集团作为央企，对地方的税收贡献也是不合格的。这也是很多媒体喜欢鼓吹央企的原因，开发资源时说“全国一盘棋”，统一开发管理。地方上收不到税后，需要“财政转移支付”时，来一句“你穷你有理”。
水富市2018年税收数据：
水富市2018年的税收收入不到2.8亿，“增值税”只有1.67亿，根据上面的换算，向家坝水电站的增值税，应该是2.52亿。
诡异的事情出现了，同样是水电站，如果是央企，地方上应该收不到税，因为水富市的增值税居然还不如向家坝水电站应缴纳的多。
至于云天化集团，是省属国企，找不到对应的数据。不过根据人均税收的推算，参考昭通市其他县区，地方上应该也征收不到税，大部分税收应该是去了省会昆明。
这也是西南地区很多省会税收很高的原因所在，地方的税收通过种种手段划拨给了省会，比如成都、昆明、贵阳等，用的都是同一套手法。
省会通过省属国企操作，上面呢？
结论：
根据公开的数据推算，如果水富市能征收到相应的税，大概率就不需要“财政转移支付”，或者所需的“财政转移支付”很少。同等类似的情况，可以推算凉山州雷波县，因为溪洛渡水电站就在县级边上，根据该县的财政决算，县一级应该也收不到税。
水富市因为地盘小人少，总税收很少，只是换算了个水电站的增值税，就发现数据对不上，那么其他地方呢？绝大多数数据并没有公开，大部分只能靠猜。
很多地方的水，电，矿及各种原材料被收割走以后，还要被说一声因为你不够努力，你穷你有理。恰恰相反的是，很多地方之所以需要“财政转移支付”，是因为地方收不到税。
至于某些地方由于税源不够，这个可能就属于传说中的“你穷你有理”，批判与否要看屁股。
本来国内的税收体系就倾向于大城市，资源输出地不好征税，到底哪里占了便宜，谁也说不清楚。
财政转移支付：
“财政转移支付”如果真的好，四川省也不会将“财政转移支付”的锅甩给“三州”，特别是凉山州，谈到水电、矿产的时候，马上就把凉山州归入四川省，谈到“财政转移支付”时，马上开除省籍，这说明什么，“财政转移支付”的锅，谁都不想背。
看看2018年四川省“财政转移支付”的数据：
钱：凉山州是“财政转移支付”是408亿，全省是4361亿，占比9.36%；
人：凉山州是490万，全省是8341万，占比5.87%，依据是2018年的常住人口；
占地面积：凉山州6万平方千米，全省是48.6万平方千米，占比12.35%。
因为大量的税收会随着省属国企划拨进省会，也就是所谓的总部经济，所以，计算“财政转移支付”时，应该排除省会。
“钱”上排除省会是：408亿 / （4361亿 - 295亿） = 10.03%；
“人”上排除某省会是：490万人 / （8341万人 - 1633万人） = 7.31%。
从数据上看，在全省属于中上水平，不存在特殊照顾。即便是常常甩锅的三个州一起算，2018年“财政转移支付”占比是22%，还是有将近80%用在其他地区。问题就在这里，因为某省会媒体话语权大，需要背锅侠。那么“财政转移支付”这件事，自然要有地方来背锅。谁的话语权最低，谁就背最大的锅，凉山州的话语权最低，锅就妥妥的背上。
这说明，“财政转移支付”，不但富裕地区的居民不满意，吃“财政转移支付”省份的人也不满意，要不怎么都在想着甩锅呢。
实际上，每个省份都如此，要不为什么通过省属国企把税收“转移”到省会？
国家也如此，通过央企把钱“转移”掉。
直接税：
最好的方式就是征收“直接税”，谁消费谁交税，在哪里消费在哪里交税，谁交的社保归谁所有，谁有财产谁交税，这些在技术上根本不存在任何困难。
然而，税收体制却不能改变。
你穷你有理。
这钱又不是富裕地区当地居民的税钱，他们还能怎么看？
中国国税地税分开。能用于转移支付的钱都是国税中一部分
2016到2020年中央财政最大一笔转移支付就是出口退税总计超过7万亿元。比起来，东北黑龙江省得到的转移支付不过是毛毛雨。
黑龙江24.33亿吨大庆石油，7个多亿立方木材，齐齐哈尔，哈尔滨调拨的各类机械制品都不给钱。南方人白拿的。更不用说黑龙江提供上亿南方人所需的粮食。
把账算算清楚，七十多年东北人付出多少，如果可以获得粮食定价权，一分钱转移支付东北都不需要。让南方一年内返贫，东北人能做到吗？有见识到南方人应该心里有数。
补充：
下图表表明东北三省2018年得到3500亿转移支付。每年东北粮食输出1亿吨以上。石油4.5亿桶。3500亿人民币价值不过530亿美金。光是东北三大油田4.5亿桶石油价值250多亿美金。粮食价值（今年5月份，美国墨西哥湾2级黄玉米平均离岸价每吨305美元，玉米远比大米便宜。就按这个最便宜玉米算）300亿美金以上。
综上，东北需要转移支付吗？黑龙江自家资源能自己支配，一年内富可敌国。吉林也是。辽宁把全部重工业自由支配一省就能敌南方两个三角。谁见过暴利的兵器工业这么穷困潦倒？全世界都没有。
另外，上海净上缴6800亿就是个冷笑话。各种高附加值进口出口必须走上海给上海交税，这个净上缴数值就是侮辱智商。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上海比其他城市加起来拨款都多。每年国家都是6千7千亿的往上海砸钱。
转移支付是把本来就应该给内地的钱换给内地，实际上还便宜了东部地区的民富。
真正的转移支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分税制改革下，本应属于内地的大量流转税被少数几个城市虹吸；
2、劳动力转移后东部地区并不承担在本地工作人口的社会成本，对于大量的农民工养老教育医疗都要回到老家户籍所在地。内地还要为这些农民工保留宅基地和耕地；
3、特定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任务；
首先，我解释第一个分税制下的流转税。
以苹果手机为例，在郑州富士康组装生产后进入国内销售，入关时要交一笔关税和增值税，此项税收全部是中央收缴。苹果手机合法进入境内后，苹果在中国的销售公司开始分销，各地的经销商到苹果公司进货。此次进货，是一次实际上的交易，需要缴纳增值税。这次交易也是苹果公司的收入利润所在，也是差价最大的一次交易，增值税也最多。分销老板们拿着从苹果买来的手机，再回到各地进行销售，到你购买时，销售地只能收到终端售价和分销老板进价之间价差的增值税。
也就是说，几十年来，包括此时此刻，也包括未来十几年几十年，你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购买了iPhone，其实都为上海北京的税收做贡献。这并不是因为北京上海在销售方面有什么不可比拟的优势，只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统一市场，任何一个商家理论上只需要在国内设立一个销售公司就可以完成全国的分销。
这种模式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和部分东部先发展起来的城市，如厦门南京杭州，他们是可以躺着赚钱的。不仅iPhone，包括所有大品牌的商品，增值税都大量流入了几个少数的城市。
这不是什么不可解决的技术障碍，实际上只需要设立一个小小的贸易壁垒，让这些企业在每个省设立一个销售公司就可以规避。或者我们不如直接像美国那样收消费税，以终端消费为标的，在哪消费就入哪的财政。
如果转移支付不把这笔钱转移回来，内地省份又不傻，为什么还要维持统一市场呢？何况现在电商搞起来后更糟糕，原来还能收个分销老板的税，现在直接网上购物，你去苹果官网买的东西，税就直接全部给上海了，内地连个汤都喝不到。
第二，是劳动力转移问题。
东部只是用了内地的劳动力，基本没有承担相应的社会服务，这个重担是内地担起来的。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是有农民工外出的，外出的农民工回家的时候要买工分，不然公社不能保障你的土地和利益。因为你离开大队去打工，自己赚钱，还占着队里的土地，占着宅基地，生了孩子还要上学长大还要分地，不能两头好都让你占了。你如果想要大队的福利，需要把工分买回来。
现在我们鼓励农民工外出打工，可他们工作的地方并不愿意接纳他们，只是想要他们壮年时期的劳动，病了、扔回家，老了、扔回家，有孩子，扔回家。这些社会成本是内地在承担，如果这部分钱东部也不愿意出的话，接下来可能会出现农民工们带着全家住到上海杭州广州深圳，几万个小孩坐到东部的教育部门门口，要求上学。
这个地球上，中国的农民工是最好用的一批劳动力，现在是东部什么都不管，只管你来给你发工资，所有的社会成本都让内地来承担。河南河北四川重庆山西湖南这些省份，多少留守儿童？多少空巢老人？转移支付对东部来讲是好事，毕竟留在内地花费少的多，真都涌到东部去，会吓死你们的领导的。
第三，特定的任务。
比如河南是粮食生产核心区，每年这个专项给1000多亿补贴种粮。实际上，这一千多亿河南真不想要，这个任务如果能交出去就太好了。因为粮食产量是有限的，种粮的任务下来后，可用于建设的土地就少了。比如郑州郊外有个电影小镇，水平很一般，但效益还可以，二期就干不起来，也不是没钱，就是没土地指标。不是河南河北湖南陕西四川这些农民傻，你到浙江广东乡村会看到很多小厂子，没什么太高的技术含量，但让本村的农民富裕还可以。内地不是傻，不知道干，是根本就不让干，我老家的村子，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厂房，村里外出闯荡的人不少，他们都傻吗？不是，你占一块地，第二天乡里、县里就要来人纠察。
所有人都知道，市场经济下，统一市场的规模越大越好，但为什么欧洲打了几千年的仗，最后在希特勒的猛烈冲击下才开始形成统一市场，而且也仅仅是经济方面，在政治方面始终走不到一块。
核心就在于，钱到底该归谁。
一个大的统一市场，在自由的市场竞争下，很容易形成垄断，如果说制造业还因为技术资源的限制有一定的自然的分散，商业则是非常容易形成天然的垄断。
iPhone并不是谁都能设计出来，iPhone组装也不是谁都能规模化生产，但代理卖iPhone这件事谁都能干。
转移支付可以取消，但这就需要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这些地方做到以下几点：
1、想办法自己搞粮食，江苏可以自给自足，浙江广东都是饿死人的标准，要么自己种地，要么向国际市场买粮。自己种地要占大量的土地，广东要把东莞全部填平种水稻才能满足基本的需要；像国际市场买粮，那就看你愿不愿意把脖子交给美国人了。
2、大量的商品代理销售公司消失，就像增值税那个东西，就算不改征美帝的消费税，只需要各省要求企业在本省设立销售公司，然后设定一点小壁垒，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那些躺着赚钱的代理商们就要破产。几个大的代理商，要被分解为几十个中小规模的代理商。
3、要承担代工厂和工地上那些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成本，厂子里的那些打工人，你要就地消化掉，他们的孩子要上学，要用你们的医保社保，成片的类似贫民窟的区域会出现。
我们这套经济体系其实很脆弱，实际上能撑到现在都是靠小平同志那句话：“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做到了。内地承担了大量的基础性成本，沿海作为火车头很快就发展起来。现在需要先富带动后富，如果愿意带，这是极好的，如果不愿意带，那怕是要亲兄弟算算账了。旧账可以不算，新账不能再有。
人在北京，这有啥可看的，难道富裕地区不是因为转移支付才保住自己富裕地区的位置吗？换句话说，各省市的贫富，都是现有制度的结果。
成本中心、利润中心各有各的责任。但不是利润中心赚的钱只给利润中心分，这么简单的道理是个企业都懂，有什么可吵的？
某些富裕地区不要觉得有个出海口或者港口就牛逼哄哄，没有内地的产品原材料，你有出海口能卖啥？卖海水吗？富某康开在沿海，考虑了离港口近，但也考虑了内地大量廉价劳动力，就这么简单点事情。
北京地区居民。
转移支付是维持巨大中华统一的必要工具，可以提升全国经济运行效率。
有些人只看货币转移支付而觉得“愤愤不平”，不是蠢就是坏。
要不要看天然气转移支付？石油转移支付？煤炭转移支付？电力转移支付？人力资源转移支付？税收等配套政策倾斜转移支付？
所谓“富裕地区”生产的商品，进入“非富裕地区”要加收50%的关税，高端产品怎么跟欧美竞争？低端产品怎么跟东南亚竞争？以北京为例，互联网行业非常有钱，如果各省自行决策，那中国一定是google、amazon、microsoft、whatsup、line、facebook、twitter的天下，北京+深圳不到4000万人口，支撑得了现在中国的互联网市场规模吗？
货币转移支付，是全国统筹布局发展的整套工具之一。
就算不懂这些，三国志玩过么？有些地区都种田效率高，有些地区集中发展商业效率高，有些地区建设碉堡驻军效率高。
如果你想让驻军的天险地区货币上自给自足？那就请在种田区大平原无险可守的地方准备暴兵决战吧。
下面答复，是大型忘恩负义现场。收钱的成了恩人，给钱的反而欠了债。---- 中国人民是有良心的？这老太太真是谁扶谁倒霉。
IBM总部在纽约州的阿蒙克市，说是城市，其实是一个小镇，镇中心只有几千人，整个镇子3.5万人，在中国大概相当于一个省会城市中等小区的规模。
微软总部在西雅图的雷德蒙德市，也只有几万人。
如果把中石化总部迁到东营，把中石油总部迁到大庆，把腾讯总部迁到六盘水，把阿里总部迁到狮泉河，把华为总部迁到格尔木... ...
把北上广的优势产业和技术人才都分流了... ...
（其实在雄安规划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种气息了）
其实在全国一盘棋的形势下，大部分富裕地区的富裕，并不是因为一己之力来实现的，更多的是政策性富裕。
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先发展几个样板城市，把全国的资源和政策扶持一部分城市和地区，让这些地方先富了起来。
从顶层设计来说，先富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带动后富，转移支付是后富政策中的一部分。
加泰罗尼亚居民：我们要独立，最起码财政独立，不能再白白把血汗钱拿给西边南边的懒惰穷鬼挥霍。
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居民：自从不再拿钱补贴那群东正教穷鬼，咱日子是过得越来越舒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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