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大理国全是山地，可马政搞的比宋好，每年宋还要从大理买马，大理国马政有何长处，宋朝为什么学不来？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从两个国家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和政治制度入手，然后再深入剖析大理马政的成功要素。
地理与经济的差异：大理的“劣势”与宋朝的“优势”
宋朝，幅员辽阔，虽然北方和西北地区有草原，但其核心区域，特别是中原和江南，是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虽然也有马匹的需求，但整体上，农业生产的重心和优势在于粮食作物。土地的开发利用，更倾向于耕种，大规模的畜牧业，尤其是在核心区域，受到的限制很多。
而大理国，正如你所说，地形以山地为主，平原和草场面积有限。这种地理环境，在很多人看来，不利于大规模的马匹繁育。但正是这种“不利”，却造就了它独特的优势。
大理马政的长处：因地制宜，精耕细作
大理马政的成功，并非依赖于广阔的草原，而是体现在其“因地制宜”的精细化管理和独特的繁育理念上。
1. 独特的育马模式——“散养与集中管理结合”：
散养于山地： 大理地处高原山地，山谷纵横，气候也相对凉爽。当地人充分利用这些地形，将马匹分散散养在山间的草甸、林间空地。这些地方的草料虽然不如一望无际的草原肥美，但种类多样，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对于马匹的骨骼和体质有着潜移默化的好处。
精细的人工照料： 尽管是散养，但这并非放任自流。大理人有世代相传的养马经验，他们会在关键时期（如发情期、怀孕期、幼马期）将马匹集中起来，进行精细的人工照料和管理。这意味着他们拥有成熟的选种、配种、接生、育幼等技术。比如，对于幼马，会特别注重其生长环境和营养补充。
“家养”的传统： 与草原民族的“部落式”集体养马不同，大理的养马更接近一种“家庭式”的经营。每家每户可能就养几匹马，投入的精力更多，对马匹的了解也更深入。这种“个体化”的投入，使得每一匹马都得到更细致的关注。
2. 对马匹特性的深刻理解与定向培育：
适应复杂地形： 大理马匹最显著的特点是其耐力、敏捷性和能在崎岖山地行走的卓越能力。这并非偶然，而是长期在复杂地形中生存和劳作的结果。大理人民在选种时，就倾向于选择那些体型精悍、蹄质坚实、步态稳健的马匹。
“小而精”的理念： 大理马通常体型不会像北方草原马那样高大，但它们力量集中，爆发力强，而且性情温顺，易于驾驭。这种“小而精”的特点，非常适合在山地环境中作战和运输。宋朝军队，尤其是在南方作战时，对这种轻巧、灵活且适应山地地形的马匹需求旺盛。
品种的纯化与稳定： 尽管没有像北方那样大规模的马场，但大理人对血统的重视，以及其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使得他们的马匹品种更加纯化和稳定。长期的定向培育，使得大理马在特定品质上（如适应山地、耐力）形成了独特的优势。
3. 成熟的交易与价值体系：
“商品马”的经营： 大理国虽然山多，但其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中国内地和东南亚的交通枢纽。马匹是其重要的出口商品。大理人非常清楚他们的马匹在市场上的价值，因此在繁育和出售时，有着成熟的商业运作。他们会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培育特定类型的马匹。
契约与信誉： 历史上，宋朝与大理之间的贸易是官方行为，也包含民间交流。大理人能够长期稳定地向宋朝供应优质马匹，说明其背后有可靠的生产和交易体系，信誉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宋朝为何学不来？
宋朝在马政上无法达到大理的水平，原因复杂，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战略重心与资源配置的差异：
军事需求与财政压力： 宋朝长期面临北方强大游牧民族的威胁，对战马的需求量巨大。但其财政和兵役制度，使得大规模、高质量的马匹生产成为巨大的挑战。马匹的饲养需要大量草料和人力，这在以农耕为主的宋朝，是相对昂贵的资源。
“马政”的理解不同： 宋朝的马政，更侧重于“养马”的数量和“战用”的匹配，缺乏大理那种对马匹“品质”和“特定用途”的精细化、地域化培育。宋朝试图通过官方马场、招募民户养马等方式来实现，但这些措施往往受制于管理水平、财政投入和激励机制，难以达到理想效果。
2. 地理环境的限制与适应性不足：
南方地形不适合大规模骑兵： 宋朝的统治区域，尤其是南方，地形多山、河流纵横，并不适合大规模骑兵的驰骋和训练。虽然宋朝也致力于在南方发展马政，但天然的地理限制是难以逾越的。
北方马匹的消耗与退化： 尽管宋朝拥有北方草原，但这些地区经常受到战乱影响，而且对于马匹而言，长期的军事征用和不当的饲养管理，也容易导致马匹品质的退化。
3. 技术与经验的断层：
农耕文明对畜牧业的“隔阂”： 尽管宋朝经济发达，但其本质上是农耕文明。在精细畜牧技术，尤其是针对不同地域、不同用途马匹的定向繁育方面，确实不如大理那样拥有世代相传的、与地理环境深度融合的经验。
缺乏“家庭化”养马的土壤： 宋朝的经济结构和人口密度，使得“家家户户养几匹好马”的模式难以普遍推广。农民更关注土地的产出，养马的投入和产出比，在大规模集约化农业面前，吸引力有限。
4. 管理与制度的僵化：
官营马场的效率问题： 宋朝的官营马场，往往存在管理效率低下、投入产出失衡的问题。而私人养马，又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监管机制。
对“购买”的依赖： 最终，宋朝选择了“花钱买”的方式来弥补自身马政的不足。这在短期内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但从长远来看，也削弱了其自主发展马业的动力，形成了一种被动的依赖。
总结：
大理国的马政之所以能超越宋朝，并非因为其地广人稀，恰恰是因为其“山地”的地理条件，迫使其发展出一种“精耕细作”、“因地制宜”的养马模式。这种模式强调对马匹特性的深刻理解、定向的品种培育，以及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完美契合。而宋朝，虽然经济富庶，但其农耕文明的底色、巨大的军事需求、有限的土地资源以及管理上的某些滞后，使得它难以复制大理的成功经验，只能通过购买来满足对优质马匹的需求。这恰恰说明，真正的优势，往往藏在看似劣势的环境中，需要以智慧和经验去发掘和利用。
网友意见
宋代的马政，不管是宋人自己，还是宋之后的明清，宋代马政都属于被群嘲的对象。直到清代，清人还在吐槽北宋的马政太烂，而且一点面子都没给，直接就说是北宋人为的原因。
清代王心敬在评价历代马政时，还不忘把大宋马政拉出来鞭尸，直言北宋马政除了扰民，没什么其他用。
“马。兵国之必需。矧今西番启衅。将来此一路之马。至者少而用者多。使非及时畜聚。临用缺乏。欲望兵强而威振。得乎。然如唐人监牧之制。可行而难得其人。如宋保马之法。则累民而无益于事。”
宋神宗在评价北宋马政时，直接吐槽说就是官僚腐败，人为导致的马政太烂，毁掉了北宋马政。而唐朝马政能成功，则是因为用人得当。
“神宗尝患马政不善，谓枢密使文彦博曰：“群牧官非人，无以责成效。其令中书择使，卿举判官，冀国马蕃息，以给战骑。” 又手诏曰：“方今马政不修，官吏无著效，岂任不久而才不尽欤？是何监牧之多，官吏之众，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张万岁三世典群牧，恩信行乎下，故马政修举，后世称为能吏。今上自提总官属，下至坊、监使臣，既非铨择，而迁徙迅速，谓之‘假道’，欲使官宿其业而尽其能，不可得也。为今之计者，当简其劳能，进之以序。自坊、监而上至于群牧都监，皆课其功而第进之，以为任事者劝焉。”
北宋重臣李纲也明确表示北宋缺马是因为北宋管理不善，官僚腐败，人为导致的马政烂
“祖宗以来，养马于监牧，择陕西、河东、河北美水草高凉之地处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废罢殆尽，而更给地牧马，民间杂养以充官使，吏虚文以塞责，而马无复有善者。又驱之燕山，悉为敌人所得。今诸军阙马者大半。宜复祖宗监牧之制，权时之宜，括天下马，量给其值。”
在关于北宋马政这方面，不管是宋人自己，还是后来的明清，都公认大宋马政管理是历朝历代最烂，没有之一。而养马在古代是很多西南少数民族重视的营生，安身立命的本钱，大宋这倒数第一的差生拿锤子跟人比。
按照清代大理本地人出身的官员师范的说法，西南少数民族中的平民牛马养的越多，代表家底越厚，因此是不计代价的养牛马。根据师范的介绍，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虽然是山地绝谷居多，但也要在悬崖绝谷中寻找水草牧马，为数不多的水田也是优先用来牧马，而非耕种，重牧而不重耕。
师范（清）：“南中民俗。以牧畜为富。故马独多。春夏则牧之于悬崖绝谷。秋冬则放之于水田有草处。故水田多废不耕。为秋冬养牲畜之地。重牧而不重耕。以牧之利息大也。马牛羊不计其数。”
“蛮马出西南诸蕃。多自毗那自等国来。自取马于大理。古南诏也。”
不过就土地资源来说，西南少数民族养马的先天条件确实比赵宋差很多。西南少数民族是在悬崖绝谷里寻找水草之地牧马，并把为数不多的水田优先用来牧马，而非耕种。而赵宋在有大量平原空地的情况下，直接摆烂，既不牧马，也不耕种，直接荒废。
欣赏下宋代史料里大宋的地广人稀，大量耕地因为无人耕种，沦为荒地
“西平地尚乏人耕种，纵开辟山林，岂有人治田？但恐山林无人耕种，而平地之农更弃而为坑冶，即废京西农事.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 ”
“京西根本乏人治田，千里萧条间无人烟，荆棘成林无尺寸耕，虽有天险孰为之守耶”
而大宋官员则是马政搞得越烂，越有由头捞钱，不计代价的通过马政来捞钱。
参考《宋史》的说法，饶州”所蓄牝牡马五百六十二，而毙者三百十有五，驹之成者二十有七“
用来配种的种马562匹，养死了315匹，剩下的247匹种马，养出了马驹27匹。
562匹种马育有27匹马驹，培育率不是正常的百分之几百上千，而是5%不到。
而且为了养这27匹马驹，把315匹宝贵的种马给养死了，种马死亡大半，剩下的种马十中育一。
至于像什么”广西市马全纲疫死“的事情，屡见不鲜。
这种违反常识的事情哪里是什么天灾，完全是实实在在的人祸。
军马出栏数量如此之少，有些是监中官吏牧兵牧养不力的缘故，更多则是有土地被侵占的因素在。
随着官绅世家的胆量越来越大，牧监不断撤并的同时，监中土地也被春蚕食桑叶一般的不断侵占。不仅仅各大牧监和禁军中各部马军放养本军战马的牧地，就是作为孽生监（即种马场）的牧马监也是大片大片的土地给人占去种田。
连培育种马的马监连地皮都给人占了，国家的马政还能有什么样子。
侵占牧地的并不是普通的人家，不是官户，就是形势户（所谓形势户，就是地方上有势力的豪富之家，主要是州县衙门的高阶吏员﹑乡里的上户），每一家都有几分背景，根本不可能讨要回来。
就这样还不算，居然还有官僚对皇帝说马的数量太多，太多！建议皇帝裁减战马数量卖掉一部分！
根据《宋会要辑要》记载，1017年八月十八日，宋军马政机关请求将十三岁以上已经配过种的老马卖掉，皇帝批准了。
然后有个叫向敏中的家伙看到皇帝很高兴，进言说：原先已经说过要减少马匹了，现在光卖十三岁以上的老马，卖得不多。反正现在我们大宋的马匹数量极多，不如大量卖出去。
有人立即表示反对，认为可能会损害武备。
帝曰：“可更酌其利害以闻。”没有否决掉买马的提议。
到了十一月，这个向敏中又找了个机会说，最近不怎么打仗了，可是军队里面的战马还是很多，养护要花很多钱，希望能裁撤一批。
于是皇帝准了，挑选一批好马留下，其他的都卖了。
到了宋仁宗时期，由于武备进一步驰废，很多士兵都不经训练，更不用说马匹了。于是朝廷大笔一挥陆续废罢东平、单镇、镇宁、灵昌、淳泽、洛阳等黄河南岸六监，只留下河北诸监。
结果到了王安石接手，看着这如同无可名状之物般的烂摊子欲哭无泪，只好完全撤裁牧监，改走民间养马的路子。
应当承认，这么做在马的数量上还是势头喜人的，总算摆脱了过去牧监那极端不科学的成活率数字。
但是质量却很差。
所谓战马不仅仅是肩高、毛色、体重、体格要达到要求，更要胆子大、不怕人，面对箭雨和号角能毫不动摇，关键时候能与骑手一起拼命向前冲。
而民间养出来的马，拉犁耕地是一把好手，但真骑着它们上战场？不掉头往回跑就算骑手水平高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马政上吃了大亏，整个朝廷南渡以后，管马的官僚们仍然没有收手，反而变本加厉。
看南宋史料里，今天说西马岁买万匹，明天说江淮岁买万匹，又说总数岁买万匹。
结果最后十万川军最盛也才一万多匹马，江淮就更惨了。
这中间的差额哪去了？只有天知道。
宋代统治阶层，只有宋神宗和王安石是真心想搞好马政，然而地主官僚集团尾大不掉，通过马政侵吞的利益不可能吐出来，宋代国营的马政已经被贪官污吏搞得脑死亡没救了。因此王安石的马政改革也是剑走偏锋，越搞越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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