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北宋真的按照宋太祖的思路迁都洛阳甚至长安，宋朝的国运或者格局会不会有大的改变？

洛阳的有形胜，但是也没那么保险，迁过去，不一定就比开封好多少。长安形胜好，但是交通运输不便，离中原和江南太远，迁过去又动了基本盘，所以迁过去也会面临新的大麻烦，可能死得更快。开封是最好的选择。

宋太祖起了个头，说了迁都的话，所以对于宋朝就总有这些比较和争论。很多人支持赵匡胤的迁都理由，即裁冗兵，但即使抛开权力之争，这个理由根本不足以说服当时的赵光义和朝臣，因为不符合北宋隐性的建国方略立场和北宋开国精英的共识，我来分析一下。

洛阳在东周，是各大国出于政治考虑，不愿意动它，所以一直苟延残喘。

洛阳唯一超过100年的权威稳定朝代是东汉。

西汉初，匈奴占上风的时候，还经常威逼长安。到东汉，光武帝在河北称帝，后来才迁到洛阳。刘玄和赤眉在关中已经互相消耗得差不多了。整个东汉时期，匈奴早就被打残，而且当时是汉族军事技术相对周边族群特别发达，一汉顶五胡的时代，没有外患之忧。战国的封建贵族阶级瓦解之后，内部的豪强与士林还没有融合成后来尾大不掉的士族门阀，新得强大贵族集团仍没有形成气候，所以也没有太大的内患之忧。当时的矛盾主要是中央内部的派系矛盾。东汉建立到黄金之乱，京师洛阳基本没有受到过军事威胁，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防御形胜、区位条件等真正的地缘功能考验。

而且东汉这次光武帝设计的巧妙在于，他不像魏晋把司州设为洛阳和豫州搭在一起，而是延续西汉司隶，把河洛、河内、河东、关中搭在一起，三河三辅，实际上是避免了洛阳成为四战过境之地，西边的关中其实是京畿腹地。所以有从龙之功的关东豪强虽然强势，但东汉早起皇帝权威正盛时，皇族依然用关中世族力量制衡关东，像窦氏外戚、冯氏外戚，班固班超兄弟等名臣，都是洛阳背后的关中人事力量。而洛阳如果与豫东搭伙儿，从历史现实来看，效果不如与西边搭伙。魏晋的统一和存续，都显得很艰难。开封便是豫东势力，可以想见再次出现洛阳司州配，效果大概不如洛阳司隶配。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直接威胁到了中原与洛阳，最终虽然被平定，但地方军阀借这次平乱已经形成气候。董卓进入洛阳，直接杀帝迁都。没有经受形胜考验的洛阳，在太平时期维持了160多年，就草草被毁。

三国时，魏国国都本在邺城，也是迁都到洛阳。后来，高平陵之变，洛阳被司马氏控制，才40多年就灭亡。

东汉和魏，表面上是亡于政治，与地理无关，但实际上和都城区位也有关系。因为洛阳地处河北、关中 、颍川、豫东几大人口板块的中间点，表面上天下之中，四贡均里，实际上朝堂之上，各方势力更为交错复杂，拉扯不清。说白了就是基本盘不明确，吸纳四面周边各方势力，所以党争严重，各路广义中原势力在这里进行的权力争夺更加激烈。所以在洛阳时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地方体系标签最明显的士族门阀社会。这在偏重抑制关东豪强，更加崇尚集权与军事效率，关中本位明确的长安时代并没有发生。实际上洛阳各个不同的朝代，京畿区划各不相同，有时与西边的长安搭伙，有时与北边的邺城搭伙，有时与东边的开封搭伙，有时与南边的宛颍搭伙...这就是洛阳居中反而大后方不明确、不统一的表现。

东周乱世、东晋乱世两次长时间的严重分裂时期，洛阳的都城存在感是相对较弱的。历史对洛阳真正的形胜考验，是从西晋开始的。不仅京都的各方权力角逐者，引发了八王之乱，民族矛盾也异常尖锐，最终爆发了永嘉之乱，五胡乱华，晋室南迁。西晋也不过50年，太平时期更是相当短。

八王之乱到永嘉之乱，洛阳六次城破，可以说已经暴露了表面上有山川形胜的洛阳，真实的防御缺陷与区位缺陷。但是因为洛阳是三代之居，也是东汉魏晋二百多年的京都，在当时人们心中是汉地的都城代表，是汉制正统的象征，比长安更甚，所以时人并未对洛阳区位缺陷有过太多反思。

可是每逢东周、东晋时期这样的大乱世，各方势力势必更多偏重军事要塞功能，以考量定都决策。所以乱世中罕见大国以洛阳为都。

北魏统一北方后，为了昭示汉化决心，孝文帝迁都到洛阳。这是宋朝以前，洛阳天下之中，华夏正统都城的影响力的体现。可是，如前所述，时人没有真正反思过洛阳的区位劣势与防御劣势，元魏迁都后，从六镇兵变到迁都邺城，洛阳四次城破...又是短短40几年就崩溃。

洛阳的正统之名，源自三代之居和东汉魏晋，三代时期是林立邦国建立主从关系的时代，夏商版图又很小，所以河洛地区在战争规模较小的城邦时代并不存在太明显的区位防御劣势，反而居中优势，即吸收周边各文明众长，控制交通要到的优势特别明显。东汉时期，汉族经过两汉的统一、扩张和发展，技术远超周边国家，所以从未有过兵临京都的外患或内乱。魏国时期仍是如此，三国军事拉锯的前沿在渭河流域与淮河流域，洛阳更显安全。但是西晋开始，国战规模已经远大于城邦时期，洛阳的形胜优势面对此时的国战规模已经弱化不少，防御缺陷暴露，北魏迁都后，再次得到印证。

但是，近两千年的正统名分，与对比中原平原的表象上的形胜优越，仍然让洛阳为后来的帝王所垂青。儒家是缺乏理性工具与科学观的学派，过分强调人的因素，因此从未正视和反思之前这几个朝代灭亡，在客观地理上的现实困因所在。

隋炀帝常年经营江南，深知大运河的地缘功能，对长安形胜强而交通弱并不满意，所以再次垂青洛阳，兴建东都，以河洛为水运枢纽与天下粮仓。结果仅数年光景，关东叛军轻易夺取洛阳地区的回洛仓、兴洛仓、河阳仓等几大官仓，隋廷十数年的积累毁于一旦之间。天下粮仓不仅没有支撑住危乱时期的帝国，反而成了资敌的缺陷。这大概也是隋炀帝没有想到的。实际上，这是洛阳大区位劣势的体现。

一次次的教训，多少冲击到儒家传统意识下的都城理念。长安雄于形胜，洛阳富于交通。现实困境下，唐朝对以往历朝进行了一定的战略反思。在初唐，关中人口没有饱和时期，皇帝一定程度压制了主流的择天下之中的儒家都城理念，坚持关中本位。但在关中人口逐渐饱和时，运粮问题又成了不得不面对的关中本位的短板。

唐高宗，采取两都并重，车架往复奔波。武则天，索性以洛阳为首都。但在政治上，唐高宗临死犹言欲还长安死而无憾，武则天晚年幸西都，改年长安，死后葬乾陵，实际上仍是压制彻底抛弃关中的关东本位思想，也是压制已经是箭在弦上，随时可能坐实的正式迁都洛阳的迁都思潮。这种迁洛阳，废长安的儒家传统的迁都思潮，一直持续到开元年间，唐玄宗完全解决掉运河入关的运输瓶颈之后，洛阳最大优势的口实不再，皇帝才终于心安理得不复东巡。纵观历史，洛阳在宋代以前更符合儒家定都理念，但东周、曹魏、西晋、元魏、隋，以及后来的后梁、后唐等多次现实教训又非常惨痛，始终在冲击这种理念。

唐代的衰落，也是始于安史之乱，洛阳落入叛军之手，安禄山以洛阳为都建立伪燕政权开始。整个唐代，长安数次被兵临城下或者沦陷，但基本仍有迅速收回复盘的条件，整体上以关中为后方，仍可控制住全局。但洛阳居中，北临河朔势力，东临汴州势力，南临淮西势力，四战之地的缺陷再次显露。可以说，如果盛唐时真的正式迁都洛阳，废长安，安史之乱的作用就不是唐朝衰落的转折点，而类似于黄巢起义，是唐朝的掘墓事件。经历了黄巢起义，唐廷连关内的军阀都无法再平衡，汴州朱温最终把长安拆毁，逼迫唐廷迁都洛阳，不久灭亡。

洛阳的区位，皇族轴心力量强盛的太平时期，可作为四贡均里的财富虹吸地，因为卡着交通咽喉，居于四方之中，中央集聚黄淮海大平原上财富的效率比长安要高很多。或者洛阳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军事防卫重镇，或者作为关中轴心力量收盘在关中时的向东门户，地形带来的防御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但如果皇族力量杠杆不是绝对优势，且是吸引四方猛扑的京都，这种形胜优势再强，也避免也不了作为京都对四方的攻击诱惑，掩盖不住战时区位劣势。交通好意味着别人打你也方便。开封也是交通好，所以开封所能做的，是保持不出现西晋、北魏、隋、唐那样的剧烈频繁的京都争夺战争。不出现京师争夺战争，才是北宋最大的战略需求。北宋最后二次围城城破后，王朝就结束。换作洛阳，即使能撑得四次、五次，但形势到了，形胜也只能延缓败亡，不能避免。但洛阳交通优势又不如开封强。定都中原，说白了整个黄淮海平原都是腹地，除非用阴山、燕山做屏障，据敌于外，否则只要京师第一次被围，就有二次。澶渊之盟起码是个次优解。如果避免不了这种情况，那既然同样是被扑，又何必动摇基本盘非要到交通更劣势的洛阳呢？开封背后是汴河卡南北运河的枢纽经济集团起家，迁洛形胜带来的稳定优势不明显，何必自弃根基？

这个时候，开封已经是当时规模最大，经济最繁荣，功能最完备的城市，水路咽喉。长安已毁，关西已经没有逐鹿势力生存的土壤。作为中原东西两个代表性区位的都会，开封和洛阳，就是择都的两个关键选项。后梁在洛阳和开封间反复，实际上朱温后来是以洛阳为都。几年后，后唐灭后梁后，正式以洛阳为都，十几年后又被石敬瑭与辽军攻破。这是最后一个，真正把洛阳当做首都认真经营的朝代。

所以，到北宋的时候，虽然有迁都洛阳的思潮存在，甚至宋太祖都一度想要实践，但整体舆论已经不支持迁都了。此时，经历了五代十国这最后一场长期大乱世之后，它的区位缺陷一次次得到印证，洛阳的神话已然破灭。尤其是宋真宗之后，科举制逐渐成熟下的儒家，开始迅速儒教化发展，相比此前士族门阀，高门郡望时代的儒家，庶族官僚地主引导的儒家有鲜明的去神秘主义倾向，谶纬，天命，五德终始，天下之中，这些宋代以前儒家很讲究的东西，被兴起的理学基本抛弃。洛阳神话，经历过五代道统崩溃，走马灯换军头皇帝后，乱世锤炼出务实官僚集团已经不在乎了。

从区位战略角度讲，即使是提出迁都的宋太祖，作为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实际上也心知肚明洛阳从西晋到后唐的建都弊端。所以他只是为了继承人问题才突然发起迁都，此时也是天下即将平定，宋朝的对外优势已经确立，足以掩盖洛阳的战时防御弊端。实际上他仍借口先迁洛阳久迁长安，最终也没有继续坚持迁都，说明当时洛阳已经不像魏晋时期，被士人奉做神话。

其实说来有趣，长安与洛阳作为上古、中古都城双子星，今天来看长安历史地位似乎最盛。但在中唐以前，洛阳更占舆论优势。尤其东汉魏晋，长安通常被看作秦汉故都，洛阳才是进行时的主角。因此北魏与隋唐这些本不在洛阳定都的朝代也尤为青睐洛阳，几乎每个朝代都反复出现迁都洛阳的趋势。而在中唐洛阳两度沦陷逐渐衰败开始，尤其是后唐之后，长安作为都城的历史地位，才因为按捺住迁都冲动而国祚创下帝制时代记录的唐朝，而逐渐盖过洛阳的影响力。这是历史一次次将现实摆在面前的结论：以洛阳为都，依然有速亡的可能性。

因为洛阳的防御优势，仅仅是战术层面的，军事层面的。作为首都，它的区位优势并不明显。所以宋太宗才有底气对宋太祖说“在德不在险”。如果没有内乱，开封并不会有险情。如果有大规模的内乱，洛阳也不一定比开封支撑更久。何况开封才是当时宫室、规模、繁荣程度、枢纽地位都最为发达最为重要的城市。迁到洛阳，仍然需要巨大支出去维护运河水道，花费巨大代价重新建立城池规模。

宋太祖说宋朝的冗兵，如果有了长安或洛阳的地理形胜，就可以裁去大半，的确。但这无非是又走回了唐朝的老路。唐朝就是依仗关中的形胜，禁军只有区区数万人，藩镇坐大后，就成了强枝弱干，军阀横行。宋朝解决唐五代乱因的关键，就是天下之兵收归中央。就算是迁都洛阳，凭借了洛阳的形胜，也不至于把禁军重新削减到唐朝时期的水平，因为如果那样，中央地方兵力同时不足，北宋全国总兵力就不足以支撑整个国家。可如果把地方军力做起来，像唐朝那样强枝弱干，军头问题又会重新出现...宋朝皇帝面对大臣都是好脾气，不能说不是经历了五代乱象后，君威不振的遗风。这是两难。与其如此，不如也不迁都了，就用庞大禁军在开封筑百万人城。北宋一个不能摊开说的隐性基本国策是，要的就是冗兵。

因此，维系庞大的中央军，是战略的因，选择便于供给这支军队、临近江南的运河枢纽开封，是战略的果。如果反过来，裁撤冗兵是宋朝战略追求的话，那么北宋即使没能在太祖时期迁都，也会效法北魏后来迁都，或者先取两都制，逐渐转移政治中心，最后借助迁都后的形胜去冗兵。但历史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北宋历代君主，宁可背负巨大的中央财政压力，也要让兵力压倒性得集中于京都。就是要冗兵，还要区位优势也大不了太多的洛阳形胜干什么呢？同样不能裁军之下，迁都成本反而更高，后续问题更大。即使如此，禁军也并非全在开封中央，西北禁军和河北禁军，仍然是抵御外族的中坚力量。北宋宁可严重削弱军事效率，也要由中央控制全国军队。否则，唐五代乱源的根子仍会复苏。裁去冗兵，只是文人对统治者因果倒置的错误战略揣测。

实际上，后来的北京的区位，将军事抗压中心与政治中心重合，就能兼顾强干弱枝与震慑外患，再通过运河实现经济中心与军政中心紧密优先连接，才是解决中唐募兵制改革以后，元代以前，地方性的士族望门选拔向高度集权性的庶族科举选拔的历史转型中，央地军力分配问题的最优解。但北宋还没有探索到这一点，没有收复幽云，也做不到这一点。

北宋在军事上的强干弱枝，与对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倚重文官政策，都是对历史形势的整套适应性探索。社会结构已变，都城区位的历史要求也截然不同。如果宋太宗成功，说不定他会类似朱棣做法，长期以幽州为军事中心，与辽对峙，最后迁都幽州。宋朝会提前进入明清的超长大一统朝代模式。在这个都城区位解决方案形成之前，裁冗兵根本不是北宋开国一代精英的共识，因为他们宁可冗兵，也不能裁兵。他们是经历过五代军头称帝的乱世，道统崩溃，皇帝走马灯式轮替的，最着重思考前唐五代乱因的一代人，他们面临的是现实的两难抉择，不是开上帝视角的事后诸葛亮。我们觉得冗兵拖垮了宋朝，是没考虑到当时的时代局限性，开了上帝视角觉得这个问题严重影响了北宋，质疑它为什么当时不去解决...但当时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就会失控。

所以北宋统治集团不是发现不了这个问题，宋朝皇帝都是死了才修陵园，不怎么穿龙袍，这种节俭他们时刻在感知，他们知道钱为什么要花在冗兵身上，就是要硬扛。大概只有附庸风雅宋徽宗，糊里糊涂不知道为什么北宋皇帝要节俭。所以北宋从太宗开始财政就是走危险平衡，甚至太宗为了省钱连马政和骑兵都不要了。敌人不止是辽，还有随时复发的职业军人病灶。文官士大夫制约武将军头化倾向，只是缓解，是一种北宋方案的，皇族系统、文人系统、军人系统的三方制衡状态。因为有这个职业军人问题的根子存在，北宋财政才异常艰难，引发的党争，路线之争，变法改革才会那么激烈，政策那么反复，本质上都是文官集团为了在冗兵状态下，如何更好填财政的窟窿所做的实验。

这种平衡看起来弱，可历史现实是，晚唐五代到明初迁都北京，开封能够坚持160多年，在那个发展阶段已经是最久的了。放到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名列前茅，建都时间上，甚至持平或略高于洛阳的东汉。

历史的事实更证明了，五代以后，尤其是北京都城地位确立之后，中国基本没有太严重的分裂，都城面对内患所需条件并不再像宋朝之前的士族社会时期那么苛刻，北京除非遇到几百年一遇到的大变局，后方是基本稳定可控的。因为唐宋时期已经完成了近世社会结构与制度的构建。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双东移且南北分离的大趋势，在宋朝过渡期后，最终完成了。

所以，仅就宋朝当时来说，定都洛阳和开封，条件相差不多。统治者从稳定角度讲，宁可要冗兵，而不要形胜。当时更重要的是，周边民族已经建立完备的国家机器和独立文化，中国面对外患的区位条件如何，比如北京的优势，或者区域经济条件如何，比如南京的优势，才是更现实的因素。从这两个条件讲，前者，洛阳只比开封稍好一些，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后者开封比洛阳又强许多。或者说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隔黄河直面河北，其实就是类似后世北京在燕山北麓直面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但缺少山脉形胜且位置偏后的，临敌型都城战略的雏形。所以开封在当时，是符合历史条件和时人认知的。

—————— 偏题继续说说后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

唐朝出现募兵制后的职业军人军阀化问题是什么时候才解决的呢？到明朝才算彻底解决的。

唐朝，远看是一个朝代，但近看，像两个朝代。

唐玄宗改革之前，唐朝更像魏晋南北朝。唐玄宗改革之后，唐朝更像宋元明清。

唐朝，从府兵制到募兵制，从租庸调到两税法，从诗词歌赋到古文运动，从士族郡望到雁塔题名，从高门大姓到士大夫治国，从外戚巅峰的女皇到激烈的牛李党争，从远设军镇到依赖禁军，从丝路开疆到运河输血，唐朝是一个从让中国从中世社会滑变到近世社会的分水岭。

所以，唐朝前期的那个乱，更像是魏晋南北朝时的乱。皇权的乱不危机国家实力的基本面。但是，唐朝后期的那个乱，更像是两宋面对辽金元的乱，更像是宋明党争的乱，国家是有很多制度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

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京师的方位。

中晚唐，京师在长安，但经济高地已经不在中原，而是转移到江南。所以中晚唐，依赖着东西向隋唐大运河，以及江汉水路的山南漕运，奉长安以文化，仰东南之财赋。中国的山川分布，从二三地理阶梯线开始，西安处在第二地理阶梯，漕运是游走于山川之间，需要克服巨大的地形瓶颈。所以几路漕运穿越于各大山川和不同的地理单元，朝廷的维护成本较高。中晚唐的藩镇、盗匪，经常干扰运河漕运，朝廷平乱，军队也必须横穿山地险关。

北宋，京师在开封，经济高地一直在江南。但开封和运河同处在第三地理阶梯，和江南更是平原相接，距离更近。运河维护成本较低。这也是奉开封以文化，仰东南之财赋。可是，因为开封处在中东部大平原上没有山川形胜，面对占有平原北角幽州，也就是北京的少数民族政权，其骑兵可以几日便从一马平川的黄淮海大平原直抵开封。北宋解决了唐朝由江南像京师输血的运河漕运维系不便，却解决不了因缺乏形胜而造成的冗兵财政压力，以及北方民族的轻易南下入侵。北宋为了弥补这个都城方位的缺憾，又为了解决中晚唐的募兵制下军人职业化造成的军头割据的乱象，只好重文抑武，丢疆弃土，分化军权，兵不知将，不能统一，在兵力布局上实行强干弱枝，囤冗兵于京师，军务废弛。这个代价不可谓不大。

元朝，京师在北京，经济高地仍然一直在江南。元朝就很直接，把连接政治中心的京师与经济中心江南的东西向大运河直接改成南北向大运河，也就是京杭大运河。可是元朝的民族问题，和对农业国家治理水平低下的问题，让元朝没有存在太长时间。

明初，是另一种实验。经济中心自己推出政权，把政治中心就在放在经济中心。这是一次中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完全重合的状态。然而，这个实验还是失败了。因为，北方即使没有少数民族政权能够有效威胁，但也有内部势力的尾大不掉，最终形成内部威胁。内部势力一样会铁骑在一马平川的大平原上直接南下。朱棣开始是在搞国战，拼地力，其实很勉强。最后，一改对峙战略，转而策反南京内部的势力，直接亲率骑兵一路直下，一举攻破京师。

明初的实验失败了。明朝又回到了元朝的模式。但作为对于元朝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模式最的关键补充，明朝把南京和江南作为南直隶，以两都制解决了元朝的江南经济中心挑战京师政治中心的漏洞。

清朝虽然没有在江南设都城，但是清朝在康乾时期，皇帝下江南十余次，清朝同样延续明朝重视江南的基本国策。当清朝在清朝后期对江南的经营逐渐荒疏后，太平天国叛乱以此为都，洋人在此广设殖民地，辛亥革命党叛乱以此为都...经济中心一次次地重锤政治中心，直到锤翻。

所以，唐朝作为中世中国的结束，宋朝作为近世中国的起始，各个朝代就都城方位的实验，对中原衰落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宏观命题，经历了中晚唐宋元明初长达数百年的摸索与筛汰。而期间的南北对峙，更像是由民族对峙，意外实现的一种矛盾爆发和转移，也给了滋养职业军人继续存在的温床条件和价值余地，暂时缓解了军事与政治在和平状态下的矛盾。所以这种民族性的对峙相比南北朝和五代时期，也异常长久和稳定。但这种形态最终还是会衰竭，又会有新的军事力量打破平衡。

其实历史宏观规律一直在探索。唐朝是传媒技术的一次普及期，中原周边少数民族已经开始拥有完备的文字文化和国家机器。唐长安从安史之乱后，仍为黄淮海大平原腹地抵御着吐蕃、回纥等西北方向的强势民族。而河朔地区之所以一直处于半独立藩镇的状态，是因为河朔藩镇所代表的职业军人集团，是在东北方向替整个腹地作为抵御力量。它们都是因为对腹地经济有足够的宏观价值，历史规律如此，所以才延续了京畿和半独立的特殊地位。从地缘演变的角度来讲，从唐朝前期对华北的绝对掌控，到中晚唐对华北的半失控，再到坐镇黄淮海平原中央的宋朝，未能收复幽云，与草原帝国辽朝两分华北，形成互不侵犯协议下的，宋辽（金）夏三国长期的和平均势，再到绝对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蒙古出现，打破这种均势，全面并吞整合东亚大陆，把政治中心完全转移到面对东北方向的黄淮海大平原北角，华北防御核心区位的北京，完成军政集团由面对西北外患压力的长安到面对东北外患压力的北京的政治中心的彻底转移。

盛唐

长安（西北外压中心，两京关道西端），全国政治中心

中原（运河西端，两京关道东端）鼎盛，全国经济中心

北京（东北外压中心，运河北端），一般地方

江南（运河南端）仍显平庸

中晚唐

长安（西北外压中心，两京关道西端），全国政治中心

中原（运河西端，两京关道东端）转衰，全国经济中心开始南移

北京（东北外压中心，运河北端），高度自治

江南（运河南端）加速开发，逐渐取代中原经济中心地位

北宋

长安（默认西夏，放弃西北）失都，开封（中原东缘，靠近江南南北水路枢纽），过渡期全国政治中心

中原（不再是运河西端）衰落，不再是全国经济中心

北京（辽控，与辽朝盟约，放弃东北）成为辽朝陪都

江南（运河南端）经济崛起，全国经济中心

南宋

北京（金控，与金朝议和，放弃北方）由金朝陪都变成了金朝京师，北国政治中心

杭州（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双叠加）成为南国政治中心

江南（运河南端）进一步开发繁盛

元

北京（运河北端），全国政治中心

江南（运河南端），全国经济中心

明（南京）

北京（北方外压中心，运河北端）失都

南京（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双叠加）成为全国政治中心

江南（运河南端），全国经济中心

明（北京）

北京（北方外压中心，运河北端），全国政治中心

南京失都，降为陪都

江南（运河南端），全国经济中心

清

北京（北方外压中心，运河北端），全国政治中心

江南（运河南端），全国经济中心

这完全就是从【长安-中原配】到【北京-江南配】的转移过渡轨迹，从陆路时代到水路时代的数百年过渡期，北京从一般地方，到高度自治藩镇，到辽金陪都，再到金元首都，期间明初反弹，永乐开始成为绝对的全国政治中心...而江南也是从中原鼎盛期，熬到中原衰落，逐步取代了中原的全国经济中心...

最终，经过了几次面试，包括长安（中晚唐），开封（北宋），大都（元），南京（明初），北京（明），定调了北京与江南配。北方军政集与江南经济集团最终找到最合适的合作模式：北方军政集团守国门，防止北方民族南下，同时掌握国家机器。江南经济集团通过运河向北方政治中心输血，同时获得最高的政策权利、经济地位、入仕渠道、文化尊崇。由此，中国开启了超长稳定大一统朝代的历史惯性，即使在明清交替之时，也是北京换了下北方军政集团，但整个北京-江南配的大基本盘并没有变，所以显得很干脆。这个历史逻辑，到今天仍然适用。江南地区的直辖市上海记书直升委常现在仍是惯例。河北之所以被调侃为环首都贫困带，是因为首都的经济是通过水路与海路连接着江南，是江南经济长臂输血的经济飞地，与河北经济的一体性不够强。这个从如今南北京官话口音演变也能看出端倪。北京官话很多发音是受南京官话影响，而与河北不同，就知道运河把南北京联系有多紧密。

所以，回看唐朝的乱，前边乱是因为唐朝仍然留有魏晋南北朝的基因。最稳定的，是昙花一现的极盛之世开天时期。那时是交卷时刻的短暂过渡红利，中世问题被解决，近世问题仍未完全浮出水面。后边又乱，是因为唐朝又面临了近世中国初现的瓶颈难题，尤其是：中原衰落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太远的难题。而明朝从朱棣迁都以后不乱了，是因为运河走向，运河维系成本，都城方位，京师与江南的特殊关系模式等问题已经被解决。

朱棣夺位与迁都，意味着：还得自己的重兵陈于北方以同时兼顾北方疆防之患和江南离心之患。京师在北京，即重兵在平原北角，一可防北方民族进入黄淮海大平原，二在平原的京杭运河的一线，京师铁骑也可以随时在平原上一路无阻，高效南下扫乱，维护成本较低。替大平原与经济中心挡住外族的守门人由我北京来做，在大平原像曾经的金人蒙古人一样威慑容易不顾全局的经济中心，使之听话的胁迫者，也同时由我北京来做。其实明朝末期的衰落，就是由于北京军政集团已经收不上江南的税，江南经济集团已经不怎么听话了。北京统筹全局无力，把税赋负担压在了内陆小农身上而造成了中西部的农民起义，明朝灭亡。东西差距，贫富差距，工农差距，海岸线与内陆的差距，这才是一个国家之所以存在所要协调的事务。江南经济集团在明末的贪婪与短视，使得沿海市镇与内陆形成了一边繁华似锦，一遍烂入骨髓的冰火两重天之情景。但中国之所以是一个国家，是因为江南虽然有经济蓬发的区位条件，却并不具有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缘资本。当内陆崩溃时，迎接江南经济集团的，不再是偏安独活，隔岸观火，而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该缴给明朝北京的税，依然要一分不少得必须缴到清朝北京的，全新的北方军政集团。这是宏观规律经过数百年演进出来的结果，不是某个利益集团可以逆势而为的。同样，历史对北方军政集团的要求，是要替腹地抵御外患，进行宏观的利益再分配，国家机器腐朽失效时，历史规律同样会对北方军政集团秋风扫落叶...只是，由历史规律来亲自下手时，对国家和人民来说，总会是悲剧...

节制，可以救人，也可以救己，但人性的短视和贪婪，决定了一个个曾抱有崇高民治理念的新生王朝的统治集团，其制度性功能性的节制理念，往往会随着利益的固化而不断衰减，如同物理上的熵增定律一样。但地缘规律，仍然在用适者生存进行淘汰和选择，不曾停止。

朱棣那次，是最后一次由宏观筛汰结束失败实验而已。北京-江南配，是近世中国都城方位的最优解。此后，中国从明清至今，起码进入了都城方位大体不变的长期历史平衡状态，也是稳定大一统时期能占到8成以上的超稳定态。

（首先明确支持郭雀儿的回答，他贴的史料明确证明其观点的客观。他是专家在下自愧不如。

在别的答题里曾经提到宋迁都的必要性结果遭遇了特产杠精，嗯，今天就在这里徐徐道来。

先说结论：燕云十六州收复了，和西线雁门关形成完整的国防线的情况下，定都开封没问题，想怎么在开封养膘，玩丰亨豫大都不算错。

燕云十六州还在异族人手中，国防线有天生瑕疵河北无险可守，承平日久宋军战斗力与日俱降的情况下。不迁都还在开封就是找死！！

正文部分：

第一，站在开封的角度重盘不迁都的道理。

1，汴河漕运嘛，漕运嘛，漕运嘛。没有漕运养不起汴梁的百万军民嘛，谁不懂这个道理？

质疑：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漕运是便利的经济条件，但为了适应经济条件而牺牲国防利益（统治中枢被斩首）和制造更大的经济负担（数十万不能打仗的禁军云集京师）而导致财政透支，是否值得？人类历史上有无数帝国，并不依赖漕运和河流实现了跨越绝域的远征。汉唐征服西域靠的是大运河吗？我请问谁说的没漕运就不能打仗了呢？不为成功找办法只为失败找理由这都是惯的毛病，得治。

2，关中、或者洛阳凋敝，已经破败不堪，再说定都长安或者洛阳的政权也被攻破过啊？谁说一定安全？

质疑：西夏崛起立国于兴灵，比关中洛阳如何？女真政权崛起于白山黑水莽林之中，那里比长安洛阳繁荣和人口充沛？为什么少数民族可以崛起于苦寒之地，为什么赤道周边水源阳光丰沛的地带从来不能诞生伟大帝国？为什么最终统一德意志的是土壤最贫瘠的军事帝国普鲁士？谁说定都于土壤凋敝的地域就不能成就帝国伟业呢？

至于说定都在长安洛阳也可以被攻破啊，我请问杠精在哪定都能绝对安全无法攻破？谁法力无边能给你保证这个？

3，传说中赵光义的“在德不在险”。任何国家的灭亡都是不修德政专制腐朽导致的。

质疑：辽国逼定澶渊之盟，金朝灭辽及北宋，蒙古人屠城万里灭国无数是靠修德？为什么中华民族必须修德还永远修不好而少数民族只要劫掠并公平分配，保持军事先进即可？所谓修德不就是官僚士绅不服徭役不纳税搞土地兼并的障眼法，修的是地主阶级的德对不对？

再者，迁都洛阳或者长安就是失德？只有定国开封才修德？

第二，站在天下的角度讲必须迁都！

1、开封是个进攻型的首都而不是个适合稳固防御的首都，始自周宋开始图谋海内一统，则开封是个不错的战争基地。赵匡胤是个难得的军事统帅（不遑郭荣），在他制下大梁精兵吊打列国，并始终盘算收复燕云。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封是最适合首都的地方——可以通过漕运快速聚集天下钱粮兵马，从容出发进攻周边的南唐荆襄北汉。

平叛也好侵略别国也好，开封是最合适的帝国战争发动机！如果皇帝有荡平燕云的志向，以攻代守于是开封正好。

可从他弟弟开始，你他M是赵匡胤吗？

后来的皇帝，谁能有效使用这个发动机？

宋朝在高粱河之后，除了针对西夏（包括吐蕃部族），几乎失去了进攻能力。

开封再也没法发挥它作为进攻型首都的作用，而在防御战上开封又极端不利一无是处。

北方蛮族一南下，河北一沦陷，就只能带着禁军野战死磕，或者据城死守了。

开封是个适合进攻的经济型首都，而长安和洛阳更偏重于政治和军事型首都。

在宋朝丢失燕云国土的情况下，它没有选择经济型首都的条件。

嗯，也就是说，开封做为首都最适合做发动机，结果却随时可能被当成MT。

相当于一个坦克有88毫米炮，有强劲的发动机，但是没装甲！嗯，发动机就是装甲被当成是装甲。嗯，这个坦克除了开局五杀后，换了驾驶员又几乎从来不主动出击，只打防御战和击退战。（后期坦克炮又堕落了，并没有88毫米炮换成玛蒂尔塔那玩意儿了。打人家打不穿，防又防不住。）

2、在战场争胜不能，战斗力不如对手的情况下，避一时锋锐以空间换时间是必然选择。

安史之乱平叛靠的是什么？是长安的李唐政权迁都去了巴蜀，在统治中枢存在的情况下继续抵抗，一步一步扳回败局最终击败了对手。

中国抗战的时候，从南京到武汉到重庆是为了什么？以空间换时间，发挥一个大国的资源力量和战略纵深与对手拼消耗。

同样，苏联在莫斯科即将沦陷的时候也计划向古比雪夫迁移。

只要中央政府还在，就有机会拖下去或者反败为胜。

而中枢政府一旦完蛋了，接下来几乎就失去翻盘机会了。

明朝也是和宋一样的问题，崇祯没能离开北京也没能把皇储安全的送至南京，在中央政府完蛋的情况下，南明空有庞大的财富、资源和人力，却在侵略者南下的时候几位候选人和各方势力迫不及待的各种内讧，结果连南宋划江而治都做不到了。

长安洛阳也被攻陷过，地形险要也未必能守住例如唐朝安史之乱。杠精们如是说。

嗯，他妈的我只想说杠精有病了千万别要去医院，输液还出过事故呢。

得了绝症千万别手术，手术还经常失败呢，别治，谁治谁孙子。

哪个上帝能给你保证你选择一个首都，然后它能在战争中永不失守？

但是战争中相对险要的地形比较容易防守或者以代价更低的方式防守能否理解呢？

历史上长城及各关口失守了多少次？为什么后继的王朝仍然要使用长城御敌？

概率懂不懂概率懂不懂概率懂不懂概率懂不懂概率懂不懂概率懂不懂概率懂不懂概率懂不懂？

赵匡胤的原话是：“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这是经济原因吧？配合洛阳的地形，有个十几二十万禁军就够了吧？

3、关于漕运。漕运是他妈一个经济优势，并不是战争优势。

和平时代有漕运可以快速和节约的运抵物资钱粮，转运兵力什么的。

有漕运省钱没漕运成本繁重。

可是战争打起来以后呢?

在宋金战争期间，金军突破河北南下以后呢？漕运有什么用？从江淮向开封运送更多的资财吗？

如果金人打漕运的主意，北宋连都城都守不住用什么保卫漕运呢？运的再多也是资敌吧？

如果金人没打漕运的主意，江淮资财能够运到汴京，那么都城守不住呢？运的再多也是资敌吧？

我真的不相信，如果大运河并没开凿出来？中华民族就玩不下去了？

（老子的答题我想说如果就如果）

工业化之前的俄罗斯拥有广大领土，他们难道有一条自西向东的运河？

漕运并不发达的朝代，是汉唐，但是汉唐是中国古代史里进攻性最强，疆域最辽阔的皇朝。唐高宗时征服西域拓地万里，那我请问几个都护府的地盘有漕运维持吗？要不要修一条到怛罗斯的运河啊？

后来的宋明拥有成体系制度化的漕运，按照道理转运钱粮物资更便宜了，可是他们有汉唐的进取雄心和领土吗？拥有漕运优势的宋军对外战绩，不也就那个怂样。

清军入关击败顺军占据河北山东河南时，南明并没有用漕运给满清输送物资吧？按照杠精们的理论这就没办法玩了吧？连大军都无法集结了吧？

可满洲八旗和他们的汉族合作者还不是自带干粮席卷江南，有多难？

到太平天国截断漕运十几年，北京的军民难道是吃土还是饿死了？还不是日子照过。

西夏没漕运契丹没漕运女真没漕运蒙古发育出成吉思汗没漕运！

别把你们家漕运太当回事，谁说没有漕运还不能打仗了？

漕运对中国只是个经济要素，但不是战争要素。国共内战时国军拥有绝对的交通物流优势，铁路水运不说，美国还赞助空运和海运。tg有什么？大部分物资转运和军力集结得靠畜力和双腿吧？那战争结果呢？

有没有漕运只能决定战争成本，而不是战争胜负。

4、在德不在险纯属扯淡

在国代民族国家的格局下，几乎任何少数民族的文治都不如中华。和我们相比他们更野蛮，缺乏信义，不尊礼仪，不能赡老孤幼。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使用自己的统治和风俗建立帝国，个别军力强大的异族帝国更是压着弱宋打。

得战场者得天下即可，完颜阿骨打的几个儿子谈不上兄友弟恭而是勾心斗角，但是也能灭宋。蒙哥汗死后，蒙古人灭南宋之前还内讧了一场呢，等大哉乾元了还不是马上旌挥南指。

再假设我们不和蛮族比烂，我们就是真心的期望自我修行中华文化。

那强调德不在险的赵光义自己人品如何呢？

无论是疑似谋杀亲哥？或者没谋杀亲哥但至少逼死了亲哥的儿子？或者睡了小周后，或者没睡小周后但是毒毙了所有降王（南唐后主毒了也就毒了，钱王何辜？），以及讨伐太原后不发封赏，超越战争顶点强令战士立刻马上转战燕云，在屁股中箭以后带头跑路于是全军崩溃。你他妈要亲征就死磕啊，古代打仗战阵之上是打士气，你亲征难道只为将士们目睹你跑路的英姿（看看人家郭威的养子再看看你哥再看看你自己逃跑的熊样，要脸吗？）？太宗陛下生怕这帮丘八没领到赏赐士气仍不崩溃，再填最后一把柴对吧？

就算在德不在险，太宗的德在哪里？

很明显说这句话的赵光义自己在扯臭氧层子，他自己都并没当回事！

哦，太宗他哥立国时就是欺负周世宗孤儿寡母，员工偷袭老板上位的。

宋朝得国如此不正，如果在德不在险是真的，那还不抓紧时间迁都等什么？

结论，切题讲迁都后宋朝的国运或者国家格局的改变

迁都肯定是西迁。。。

东迁就是山东自古以来就没有可以作为都城的城市。

北迁的话太原被拆了，燕云在辽国手里。

南迁的话，话说还没战败就南迁怎么想的？

西迁的话首选长安，其次洛阳。

首选长安是因为除了地形先要关陇出精兵而宋朝缺精兵

洛阳比开封强，但是开封有的缺陷它也都有。但还是比开封强

呼应郭雀儿在另外一个答题里的观点，首都西迁好处多多。

国防上回避漠北及辽东蛮族的斩首战术

可以维持更小规模的禁军，军队规模可控则战斗力往往越强

迁都关陇则西夏不再是问题，因为在首都门前于是被各种集火

（老虎窝旁住一头狼狼会很惨）

河湟必然会收复而且会更早时间收复（藩部一盘散沙）

因为契丹的存在（和明朝不同宋朝向辽东拓展不可能，只能向西）

吐蕃的分裂（唐帝国的顽疾宋时不药而愈）

在国力允许的情况下宋会开始向河西以及藏地扩张，有可能西域再次为宋所有。

定都长安的大一统王朝会非常本能的向西开疆拓土。

而西域打通的情况下丝绸之路再现，从疆域从战略纵深从经济有更多牌可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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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回答关于某种观点，西安关中残破凋敝开发过度，无法养活朝廷，以及定都长安，关东地区难以管辖容易形成地方割据的问题.

首先

不否认五代之后关中残破长安已废，气候变异土地地利不足无法出产足够农产品，养活众多人口。只是我想说，在中国古代史，宋朝最大的优势是“钱”吧？那有钱的情况下，关中的破败真的无解吗？如果迁都之后宋朝没有冗兵问题（迁都则可省下几十万禁军的军费）的情况下，把冗兵的费用可用于关中的重建吧。每年几千万贯砸下去！关中会一直残破？

就像中国这些年的西部大开发一样，先进地区富裕发达之后，要不要投入足够的资源经营闭塞，贫穷，经济条件恶劣的内地？这件事可以不做吗？开封富庶江淮繁荣，关中残破就任其残破凋敝？

一句话，基础建设只能国家政权来做，国家政权趋利避害，求易怕难，得过且过那就真的是目光短浅了。宋朝的君主大部分目光短浅，没有长远见识小富即安。

其次

宋朝到后期，国家唯一善战的野战军就是西军。

那么问题来了，河北不残破百年无战事，为啥战力战备最后一片狼藉（童贯伐辽问题全部暴露）。广西大后方百年无战事，结果越南一入侵就如入无人之境。江南富庶财政充裕，方腊一起义，为啥要调陕西河东兵马才能平叛，当地禁军完全不堪用？

残破的关中缺钱缺粮缺人，却能培养出国家主要战争力量。其他不残破资源充裕土地肥沃工商发达的地区，军队全部腐化战五渣。财富并不等于战斗力，甚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作战能力就越差劲。所以越多的军队集结在开封这个东亚最富庶的城市，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就越堕落。。。。。。。

明朝末年孙传庭最后出任督师，以西安中心屯田重整秦军颇见成效声势稍振，秦军也是明朝末年除了关宁军外唯一一支可战之军。后来崇祯促战，孙传庭在未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勉强出关有柿园之败。李闯占据西安后以其为基地，以老营为基础东进（明明是预防性进攻结果却拿下了北京），然后清朝入关，在南下消灭南明的战争中，除了三顺王和吴三桂的伪军，最能打的汉族部队就是陕甘绿营。

所以在中国古代，陕西应该是中国军事力量的大省。无论怎么残破或者被战火摧残，这里的人民都是好样的。

那么定都关中有什么问题？以天下钱粮供养关陇武士，以关陇武士守卫大宋并伺机开疆拓土有问题吗？汉唐都是这么发育过来的，这不是帝国正道？经济不发达就不发达呗，让经济发达的地区供养就是，成本高但是值得不对吗？

历朝历代，丢失了燕云的宋朝国防环境最为严峻，那这种时候不依靠关中子弟为立国根基，走强军帝国的路线。结果有钱又如何？肥猪的脂肪量远远高于野猪，可就算两头肥猪仍然无法击败一头野猪。

读书人贪图财货只见利而不兴弊，到该给陕西花钱的时候就开始BB说残破凋敝，废话，舍不得投钱哪能不凋敝。

这件事明末同样的，北方打成一片狼藉，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南方依旧丝竹声声歌舞升平物资充沛钱粮丰盈。问题在于，经济繁荣的地区不去反哺北方国防线和灾区，到北方被天灾战乱折腾崩盘之后是否可以独存？于是就扬州十日了呗，就剃发易服了呗，就哭庙并《明史》案了呗，就官绅一体纳粮了呗，就十全老人下江南再收拾盐商了呗。。。。一点救命钱都舍不得出，最后身家性命又怎能保住？

核心问题不在于关中残破，而是富庶不残破的地方不愿意和残破的区域共享资源。

所谓帝国，各省份其实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结果有力的把命都出了，有钱的仍然舍不得出钱。

那到最后就人财两失，大家一起完蛋好了。

再次：

说定都长安会导致关东藩镇化和失控的

定都长安的汉朝有绿林赤眉和黄巾之乱

定都长安的唐朝遇到了安史和黄巢

嗯，以上我们承认

那么

定都汴梁的大宋，遇到王小波起义要不要迁都到成都或者襄阳

定都北京的元朝，遇到红巾军起义要不要迁都回开封（元人重北轻南）？

定都北京的明朝，遇到奢安之乱这样的事情要不要迁都到襄阳或者樊城？

定都北京的清朝，在准格尔进犯的时候要不要迁都西宁或者兰州？

这个，大一统王朝的地方割据是因为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下降，岂能因为地形远近作为依据？那俄罗斯是不是得定都中亚才公平呢？

最后

一个实际案例的论证

左宗棠率领湘军，以陕甘为基地行军数千里击败阿古柏收复新疆。太难了。。。。

所以左大人功在千秋！

那时候关中残破不？刚刚同治回乱死了好几百万人呢？完全是灾后重建的孵化期。

为什么仍然可以作为大军出征基地发挥作用呢？？

从陕甘出发行军万里去收复伊犁，我请问左宗棠依赖的是哪条运河的漕运呢？这事儿怎么就办得成呢？

宋时定都西安时的西安，真的比清末还差劲？

按照宋人（君臣和士大夫）的眼光和气魄

新疆阿古柏叛乱那种事一旦发生

这片领土恐怕再也不会失而复得了。

文臣治政的条件下，不收复新疆理由有很多啊！

没水运条件千里转运粮草不便

国库空虚维持现状都困难糜师费饷打这一仗要赤字举债

民生多艰再加税要造反

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这几千里走下来几乎败定了

兵凶战危国之大事不可轻易浪战

中国之兵不惯西域水土，去则士卒多病军心涣散于是十不存一

新疆天高地远，左部远征获胜后就地割据藩镇化，则谁人可制？

新疆天高地远，其土民风俗与中华迥异，就算逞匹夫之勇战而胜之，如何久守？

久守则势必投入国帑维持统治和军力，而国家财政几近崩溃入不敷出，钱从何来？

若土人在俄人支持下卷土重来，战而不能胜如何？未有必守之势那今日何必发侥幸之师？

…………

嗯，总之，做一件正确的事，只需要殚精竭虑全力以赴去做便是，于是就有左公收复新疆。

即使他不幸战败新疆沦丧，他也尽人事凭天命问心无愧了。

出于私心利益，不做一件正确的事，那理由反正也有的是啊。

所以同样出于私心，不从开封迁都的理由随便也能找出上万条。

于君而言，赵广义的基本盘都在开封，迁都则会被哥哥收回权柄所以反对

于臣而言，迁都花费颇多事务繁重但于己无利，同时动了很多人碗里的奶酪和利益链，于是当然要反对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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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补充阶段了：

刚刚拜读了两位朋友的回答以及评论里的内容，有感而发必须得补。

这个题主的话题设置，是“如果”。

“如果”的历史意味着不同的选择，会不会有不同的结局？

“如果”不成立，那知乎真的没必要设置历史话题的讨论，一切历史都有结果的嘛

关于本题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就是

迁都不迁都都一样，北宋的各种制度和国防劣势导致它的结局已经命中注定。

能够坚持100多年已经很了不起了，岁币买和平是非常划算的。等等……

套用某网文主人公黄石在第二部中和贺宝刀决斗前的话说

“我不相信！”

人总有一死，从出生之日起就已经注定了这个结果了。

那么难道在罹患重疾的时候，就不必救治，必不能治愈没有延寿续命的可能性了？

国家如人，做出不同的选择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我等若穿越回过去，以事后诸葛亮的先知为历史进行修复，难道必无可能？

我不相信游牧民族因为气候变冷和战斗力变强导致民族无解。

无论漠北冷不冷，匈奴和突厥都并不比契丹与元金差多少。

区别在于遇到的对手是谁。

签订岁币合约是因为宋朝的统治者对自己军队的战斗力没信心。

宋朝的军队是靠工资、开拔前和战后的赏赐来维系士气军心的。

和汉唐时汉民族最骄傲的民族武力不同，他们没有土地，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不动产和家族而战。

如果宋朝拥有的是关陇武士集团的府兵呢？

需要签岁币合约？历史有必然性？

说宋朝开局不利各种势弱，迁都不迁都都改变不了国家命运与结局的朋友们。

我想请问你们

宋朝的开局和明太祖的开局如何比较？

明太祖开局一个碗，全家死绝，没读过书，没背景没家世当个和尚还被检举。

用你们命中注定的理论。

朱元璋可以直接去投胎了吧，还起兵造反对抗政府军？你有漕运吗？你有燕云吗？你缺不缺马产地？

和朱元璋相比，赵匡胤和赵光义从周世宗手里得到的是一个现成的帝国，哪怕是一个残缺不完整版的帝国，可是就算只比碗的数量也完败朱元璋了吧？

事在人为，事情都是人在做的。

朱元璋有很多很多缺陷，但他的存在和故事告诉世人，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绝对和不可能。

一个人，一个国家永远会缺乏很多条件，但缺乏条件不是为自己找理由逃避历史使命的借口

迁都就和一个人吃药一样。

明明有病会祸及生命，吃药也有可能还是会死。没人可以保证药效！

那要不要吃药呢？那要不要自救呢？

给不吃药找一万种借口证明自己不吃药是合理的。

那叫精神胜利！或者是精神痊愈。

各位热爱宋朝的朋友们最喜欢强调的就是，一切一切强干弱枝的脑残政策保证了没有再次出现五代割据武人乱政。这是宋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嗯，总之哪怕败亡于北方异族，也绝不能成全本国野心家，是这个逻辑吧？

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对不对。类似不？

宋朝就是这么一个文化和经济发达，社会发育水平高，

但是为了防备自己人造反而被北方兽族捡了现成便宜的脑残皇朝。

建立了高度繁荣的文化，但却没有保卫文化的武力。

打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最后这些物质财富都属于异族侵略者了。

五代割据有什么不行？改朝换代怎么就错了？

华夏内战上台的皇帝真的就一定比大宋赵官家差吗？

宁愿华夏社稷与民族沦丧敌手遍地腥膻崖山亡国，也要保住汴梁赵氏一家一姓的皇位而不能成全别家别姓。

这个代价真的值得夸耀吗？

当然会，定都洛阳或者长安，宋朝根本不用等到靖康，提前几十年就可以崩溃了。

首先明确两点，第一是北宋是怎么亡的？是因为开封无险可守才亡的吗？当然不是啊！北宋是钦宗和徽宗两个奇葩皇帝自己活生生作死的啊！（关于靖康时期的一系列奇葩事件，请见赵构到底是包藏异心还是开封真的没办法救援了？）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金兵都快打到黄河边上了，徽宗终于决定退位做太上皇，然后才想起来让四方勤王；同日，北宋终于想起来金军也是人，所以他们也是不能飞过黄河天险的，开始下令加强黄河渡口和桥梁的守备——这跟您在开封还是在洛阳有关系吗？

第二次开封保卫战的时候金军重返开封，发现第一次打过来的时候留下的投石机砲位都还在——这跟您在开封还是在洛阳有关系吗？

打仗不好好打，大开城门请神仙下凡让金兵直接破城——这跟您在开封还是在洛阳有关系吗？

中国古代皇权制度下，一个统治者的脑子进不进水，在某些关键时刻是要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假如大家稍稍熟悉一点历史，应该还记得安史之乱里唐明皇令人窒息的骚操作吧？他倒是在长安了，还有哥舒翰那样的名将，还不是果断给安禄山送了人头？（关于这个问题，请见安禄山拿下长安后，为什么不去追击唐玄宗？）从赵家父子的骚操作来看，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他们的表现只会比唐明皇更差。

然后咱们明确第二点。

迄今为止，关于开封城里百万禁军这个事儿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

就是到了神宗一朝，所谓的“内外相制”、“虚外实内”的形势已经没了！没了！没了！张嘴就是“数十万不能打仗的禁军云集京师”、“洛阳附近地区则拥兵二十万足矣”这种历史发明家估计是不看书的。神宗时期开封禁军多少？十万出头。靖康时开封禁军更少，就几万人，剩下的都在边境上。按这个说法，大宋怎么会亡？

边有老人亦谓今之边兵过于昔时，其势如倒装浮图，朕亦每以此为念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六

那么兵去哪了？很简单，宋夏一部分去西北跟西夏人死磕了，一部分外出就粮，一部分南下了，一部分在河北继续当人形靶。宋辽两国签了澶渊之盟的情况下，河北还扔着几十万人，直到靖康的时候河北还有将近十万人，大家感受一下

中山之地,则保、深、祁、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八州军,兵则五十八指挥,三万八千三百四十八人;高阳则莫、雄、霸、恩、冀、仓、永静、保宁、乾宁、信安十一州军,兵则七十七指挥,四万二千五百八十人——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三·重地

中国古代首都作为政治中心，必然会导致人口逐渐聚集，唐代的长安、北魏的洛阳、南宋的临安人口哪一个下来了？哪一个也没下来，上百万的人口在首都一聚，粮食不够分分钟开始闹事，所以确保漕运是隋唐以来确保朝廷统治的头等大事。宋高宗赵构偏安江南，然后“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而河渠为甚急”，依然要清理河道确保漕运。你迁都洛阳，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么？当然不能，只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

对了，这个问题下某个答主言之凿凿的声称：

因为没能迁都。以兵为壑，仁宗时每年军费支出比太宗至道时高出2700万贯。比太祖时高3900万贯。

我简单讲一下这个问题，以兵为壑这个结论是对的，因为从太宗到徽宗，河东河北地区始终都有大批禁军，开销确实很大——你解决不了燕云的问题，就必须放这么多兵在河北。但是仁宗时期军费支出过高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宋夏战争，陕西地区无力承担沉重的军费开销，所以必须将粮食从南方运入陕西。导致军费激增。

那么问题来了，迁都洛阳，西夏问题就能自己解决了么？迁都洛阳，河北是不是就不用陈兵十万了？很不幸，假如你没法搞定西夏和辽国，那么陕西和河北依然会成为大宋的包袱，你一个也甩不掉。

所以根本问题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气候变化，导致单靠北方地区的粮食产量已经不足以支撑一个大帝国在此定都了。所以假如你想在北方定都，就必须依赖漕运。而汴梁作为隋唐以来的漕运枢纽，优势最为明显。

说到洛阳……整个五代，后唐是定都洛阳的，导致几代后唐天子没事就为吃饭发愁。

军士乏食，乃有鬻子去妻，老弱采拾于野，殍踣于行路者。州郡飞挽，旋给京师，租庸使孔谦日于上东门外伫望其来，算而给之。——旧五代史·卷三十三·庄宗纪七
帝以军储不充，欲如汴州，谏官上言：“不如节俭以足用，自古无就食天子。今杨氏未灭，不宜示以虚实。”乃止。——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四

“租庸使孔谦日于上东门外伫望其来”你们感受一下：

考虑到从唐代开始，天子外出就粮就发生过不止一次，我觉得这已经可以充分说明唐宋气候变化对关中地区粮食生产能力带来的巨大冲击。那么在：

1.气候变化导致北方地区农业粮食产量下降。

2.中国古代都城人口规模一般位居全国首位。

3.宋代募兵制导致士兵供给由政府负担。

这三点都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解决粮食供应的问题？迁都洛阳？那么汴梁作为漕运中转的重要枢纽，依然会成为大型城市，而洛阳的城市规模绝对不可能小于汴梁，为了确保漕运的顺利进行，还得派兵驻守汴梁……

那我为什么不直接定都汴梁啊喂！

顺便赵匡胤提出迁都洛阳的构想，主要原因之一是北宋早期开封城规模还小，对漕运的依赖程度还没有那么大，也就是所谓的“是时京师岁费有限,漕事尚简”——开宝五年，汴河蔡河漕运粮食才几十万石，所以他产生了一些错觉，觉得自己可以迁都。

请注意，这是开宝五年，公元972年。

等到了太平兴国年间，这才十年不到，漕运涨到了多少？

四百万石！

太平兴国六年始制,汴河岁运江淮粳米三百万石,豆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豆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担,豆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二万石,凡五百五十万石,或水旱蠲放民租,随减其数——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六之一

您还迁什么都啊……

帝（晋高祖）以大梁舟车所会，便于漕运，（天福三年十月）丙辰，建东京于汴州，复以汴州为开封府。——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一
太祖皇帝……又修完西京宫内，盖有建都之意。然利于汴渠漕挽之便，因循重迁。——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十七·论京师卫兵事
初西京（洛阳）父老恳祈驻跸。上因谓宰臣曰：“周公大圣人，建都据形胜，得天地正中，故数千载不可废。但今艰于馈运耳。”——续通鉴长编·卷六十五

顺便，南方运来的巨额物资并不是只供给汴梁一地的，而是运输到汴梁之后再转运到陕西山西河北等地的。如果北宋真的按照宋太祖的思路迁都洛阳甚至长安，在北方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漕运带来更大的财政压力这双重压力之下，北宋会提前几十年迎来财政崩溃的结局。到时候就是国内义军遍地、北方强邻虎视眈眈——咦似乎看上去有点眼熟……

不会。宋朝最大的问题是压制武将弱化全军，这问题不解决，其他都是白瞎。

压制武将是汲取唐末藩镇的教训，限制武将权力，解除武将对部队的控制权，导致“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反映到具体情况就是：

军队对将领能力和性情不了解，没有信任和默契。军队各级的立功受赏晋升环节中将领的影响因子也小（文官体系牢牢把控），校尉士兵也就不怎么在乎将帅。

将领带兵经验匮乏，布阵变阵，行军驻扎，吃喝拉撒，都是学问。

将领对手下军队情况不了解，部队强弱部下性情都不清楚，毕竟“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要出去拉练磨合。这还不算军队频繁调动的影响。

练兵（教练官）和作战（指挥官）严格分离，导致士兵训练和作战相互脱节。

厢禁军体系设计，强干弱枝的政策，频繁调动的操作，造成中央禁军都是看着雄壮其实弱鸡，边军实力过弱只能避战也锤炼不出来。

以上是这是北宋前期。

更糟糕的是是北宋末期，允许军队经商和鼓励将领购置地产的开朝弊政彻底发酵。上升路线被文官卡死后，将领一心谋财。商人思维下，驱使士兵如奴仆，大量士兵常年奔波在商路上为皇家和将领们转运财货。

夫山河之固，在德而不在险。德是武德！

农业时代的封建王朝的基建能力和社会组织力，决定了在任何一个陆路进兵路线上能支持大约4万军队，水路会多些。北宋如果有四万精兵，能1:1刚辽兵金兵那种就行，国运和格局就会不一样。有20万这样的精兵，“朕所在的地方就是首都！”“众将士随朕会猎于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