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贵族挥霍无度对国家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首先，最直观的影响便是财政的枯竭。贵族，作为社会经济的支柱，他们的消费能力往往与国家的税收紧密相连。当他们沉溺于穷奢极欲的生活时，对于金钱的追求会变得越来越疯狂。奢华的宫殿、精美的服饰、盛大的宴会、数量庞大的仆从，以及对稀有物品的追逐，都需要巨额的开销。为了满足这些无底洞般的消费，贵族往往会不断地向上层搜刮，或是通过各种手段侵占国家财产。
这种挥霍会直接导致国家税收的紧张。一方面，贵族本身拥有的土地和财富，如果被他们随意挥霍，其生产能力和创造的价值就会被浪费掉。另一方面，为了支撑贵族的奢靡生活，统治者往往不得不向平民百姓施加更重的税负。苛捐杂税的加重，会极大地激起民怨，破坏社会稳定。当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撑必要的公共开支，例如军队建设、基础设施维护、赈灾救济时，国家的整体实力便会受到严重削弱。
其次，贵族挥霍无度会加剧贫富差距，引发社会矛盾。当一部分人过着锦衣玉食、挥金如土的生活，而另一部分人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时，社会的不公感会油然而生。贵族的奢侈品消费，例如从遥远国度进口的珍奇香料、丝绸，甚至是雇佣外国工匠定制的昂贵器物，这些消费往往是建立在对劳动者剥削的基础之上。他们享受着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却很少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会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当底层民众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生活希望渺茫时，他们更容易被激进的思想所吸引，参与到反抗统治的活动中。历史上有无数次的农民起义或民众暴动，其背后都有贵族阶级腐败和奢侈作为重要的推手。贵族越是挥霍，就越是显得与民意背离，越容易失去民众的支持和认同。
再者，贵族的挥霍也体现在政治上的腐败和低效。为了维持其奢华的生活，贵族往往会利用其政治地位来牟取私利。例如，他们可能会通过贿赂官员来获得特权、免税或土地；他们可能会通过裙带关系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重要职位，即使这些人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他们可能会在国家决策中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而非国家的整体福祉。
这种政治上的腐败会严重损害国家的治理能力。有能力的官员可能因为无法获得提拔而心灰意冷，甚至选择离开；决策过程可能变得缓慢而低效，错失发展良机；国家的资源可能会被滥用或浪费在不必要的项目中，用于满足贵族的个人欲望。长此以往，国家的制度就会变得僵化，难以适应时代的变化，最终走向衰败。
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贵族挥霍无度会侵蚀国家的精神和文化。当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趋向于物质享受和个人享乐时，那些曾经支撑国家发展的品德，如勤俭、责任、奉献等，就会被逐渐遗忘。贵族作为社会的榜样，他们的行为会极大地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当他们将奢侈视为荣耀，将节俭视为寒酸时，整个社会就会弥漫着一种浮躁和功利的气息。
这种精神上的空虚和堕落，会使得国家缺乏内在的凝聚力和前进的动力。当国家面临危机时，例如外敌入侵或自然灾害，人们可能因为缺乏坚定的信念和牺牲精神而难以团结一致。贵族的腐化也会影响到艺术和文化的发展，使得创作变得肤浅和媚俗，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
举例来说，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法国贵族，正是贵族挥霍无度的典型。凡尔赛宫的奢华壮丽，贵族们夜夜笙歌、穷奢极欲的生活，与巴黎街头饥寒交迫的民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和贵族阶级的腐败无能，最终点燃了革命的火焰，推翻了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君主制。
再往前追溯，中国古代王朝的覆灭，也常常与统治阶级，尤其是皇族和贵族的腐败奢靡有关。当皇帝沉迷于享乐，修建过于庞大的宫殿园林，或是宠信奸臣，将国家资源用于满足自己的私欲时，王朝的根基就会动摇。
总而言之，贵族阶级的挥霍无度，并非简单的个人行为问题，而是对国家财政、社会结构、政治生态乃至于精神文化产生的全面而深刻的负面影响。它如同慢性毒药，一点点地侵蚀着国家的肌体，最终可能导致国家的衰落甚至灭亡。历史的教训是沉重的，警示着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能有效约束掌权者的贪婪与挥霍，最终都将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网友意见
王府生活的淫乱狂暴与对艺术的痴迷融为一体，几乎无止境的乱伦、争位、残杀无辜的同时，心里却存留对高雅艺术狂热的喜爱，乃是明代藩府的一大特点。
不过我们必须正视皇族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对艺术做出的贡献。
当然了，这一切的基础都是藩王们雄厚的经济实力，换言之就是靠不间断的侵吞田地，购置产业，极尽所能剥削民脂民膏和取得国家赏赐而来的。
单以诸王宫殿来说，明太祖朱元璋曾在【皇明祖训】中严禁藩王修建离宫别殿。因此亲王郡王往往就把王府和花园相结合，在府中直接开辟园林。
“渡泾河为高陵，渡渭河为富平，而泾渭之中为陕西会城，即古长安。
中有秦府，扁曰“天下第一藩封”。每谒秦王，殿中公宴毕，必私宴于书堂，得纵观台池鱼鸟之盛。
书堂后引渠水为而池，一栽白莲，池中畜金鲫鱼，从池上击柳，鱼皆跃出，投饵食之，争食有声。
池后叠土垒石为山，约亭台十余，座中设几席，陈图史及珍奇玩好，烂然夺目。
石砌遍插奇花异木，方春海棠舒红，梨花吐白，嫩蕊芳菲，老桧青翠，最者千条柏，一本千枝，团栾丛郁，尤为可爱。
后园植牡丹数亩，红紫粉白，国色相间，天香袭人。中畜孔雀数十，飞走鸣呼其间，投以黍食，咸自牡丹中飞起竞逐，尤为佳丽。”
1565年，陕西巡抚张翰在【西行记】中详细描写了他在西安所见华美风雅无比的秦王府。即便张巡抚是来自风景秀美的杭州，却依旧对王公贵胄的宅邸的山水叹为观止。
例如永寿王的园林以水为主体，“涵碧池”里遍植莲花，鱼鸟成群，池上建“涌金桥”，旁筑“东轩”，以宴宾客。临潼王和保安王的园林则以假山水池同样为人称道。
因为园林景观需要丰沛的水资源，所以王府干脆就设立在供水水渠附近。比如西安城内的龙首渠和通济渠就分别流经四位和五位郡王的王府。
葡萄牙人伯来拉曾经在桂林见过靖江王，后来他在自己的作品，1565年出版的【中国见闻录】里如此描述这些皇族:
“他们尽情吃喝，多半养的肥肥胖胖，随便看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哪怕我们以前从未见过，我们也看的出他是皇亲。他们彬彬有礼，养尊处优，我们在该城的时候，发现从他们手里接受的尊敬和款待，超过别处。”
关于靖江王的宫殿，则有如此的描述:
“他的宫室有墙围绕，墙不高而呈四方形，四周不比果阿的墙差。外面涂成红色，每面各有一门，每道门上有一座门楼，用木料精制。四道门的主门前，对着大街的，再大的老爷都不可骑马或乘轿通过。这位贵人住的宫室建在这个方阵的中央，肯定值得一观，尽管我们没进去看。听说门楼和屋顶都上了绿釉，方阵内遍植野树，如橡树、栗树、丝柏、梨树、杉树及这类我们缺少的其他树木，因此形成所能看到的清绿和新鲜的树林。其中有鹿、羚羊、公牛、母牛及别的兽类，供那位贵人游乐，因为如我所知，他从不外出。”
甚至靖江王还把一座桂林的名山——独秀峰，包围在了王府内。现存最早有关桂林山水的诗歌便是南朝颜延之咏独秀峰的诗“未若独秀者，峨峨郛邑间。”
大旅行家徐霞客当年在广西游历一月有余，所憾者便是未能入靖江王府一观独秀峰的雄壮。
因为祖制藩王除了迎驾和扫墓外不许出城，失去自由的地方皇族里许多人都把精力放在修筑府邸和招揽宾客，与文人雅士交流以及性这一方面。
其中不少人精研书法，音乐，戏剧，图画，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而明代的地方藩府也积极投身于刻书和宗教建筑援建，在某些地方甚至成为了文化传播的中心之一。
比如江西的益庄王就以“广筑台苑，招至宾从”著称。
安塞王朱秩炅沉迷收藏书画，“有古今书，则捐金购之”，并常常遗憾自己住地偏远，不能和南方名士交往，“尝恨居塞上，不获于齐、鲁、吴、楚士游”。
与安塞王同时代的唐藩三城康穆王（1471即位）也一样，“王博通群经，尤嗜绘事，法书名画未尝一日去手”。
四川的蜀定王（1463即位），“嗜学善书能文章”。
荆端王（1450即位）“尤以篆隶闻名”。
山西大同代藩的灵丘端懿王之子朱俊格（1545年卒），“嗜学善属文，聚书数万卷，尤好古篆籀墨迹，尝手模六十余种勒石，名《崇礼帖》”。
沈藩的沁水王也“博雅工诗，喜士往来，多交布衣”。
湖北荆王府的樊山王“喜读书，博极经史。为人脱略不羁，能折节下士。藩王故不投人名刺，接诸缙绅亦无宾主之礼，王独易之”。
万历年间，瑞昌荣安王的曾孙朱多煴，“煴善行草，得钟王书法，亦自珍惜之。每一纸出，好事者重价购去，比之兰亭褉帖”。
特别要提到的是晋庄王在位时（1442-1502年）命令世子（晋靖王）用收藏的古今名人墨迹刻石为【宝贤堂集古法帖】，至今其多数刻石依旧完好保存在太原永祚寺。
“王好博古，喜书法。尝以【绛帖】岁久断脱，令世子奇源采旧所藏古今名人墨迹，摹刻以传，号“宝贤堂集古法帖”。”
不过晋庄王并非皇室中第一个进行书法拓印工程的人，周宪王朱有燉当年也以自己收藏拓印了一部【东书堂集古法帖】。
【藩献记】中称其“工书画”，最擅长画瓶中牡丹，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
唐成王（1523年卒）也得到“博学工诗绘”的评价。
而说起【藩献记】中着墨画技较多的宗王，应当是荆和王第二子，受封富顺王的朱厚焜，据说他的画作逼真到足以愚弄鸟兽:
“一日拂素图蜀葵，移暴日中，蜂蝶丛集花上，拂之辄来，其神妙动物类如此。”
此外还有擅画婴儿的湘王，擅画人物的辽王和钟陵王，画牡丹的永宁王，画鹰鹯的衡阳王，号“竹林懒仙”擅画山水草木的宁靖王，善写翎毛的建安王以及“菊石妙绝一时”的乐安王。
而要说艺术成就之高则以宁王朱权与郑王朱载堉为最。宁王著作包括琴谱，剧谱，茶道，道教，史书，尤其以【神奇秘谱】跟【太和正音谱】著称于世。而郑王朱载堉的著作【乐律全书】是阐明十二平均律原理的专著，他本人也为了精心研究而多次上书辞爵，被明神宗夸赞“让国高风，千古载见”。
山西太原的晋王家族则接力营建了崇善寺（1390年），永祚寺（1608年）等建筑。
特别是崇善寺，是第一代晋王以纪念其母孝慈高皇后为名花费10年时间所建，占地达14000平方米。虽然在清末遭遇火灾仅仅留存下主殿大悲殿，但其中的佛像和鎏金神台依旧可以想见当年这是一座多么恢弘的建筑。
此外晋王还出资增修太原郊外的天龙山石窟。1561年，晋王和宁化王还进行了晋祠圣母殿以及殿前鱼沼飞梁的修缮工程。
与各种宗教组织亲密互动远不是晋王一家的专利:
1466年就藩均州的徽王家族向河南少林寺捐赠了诸多佛像，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还记载徽王被赐予“真人”的世袭封号。
在山西长治的沈王则捐赠了一座玉帝像成为当地祈雨的必备物品，由此开启的上党庙会习俗到1978年才销声匿迹。
大同的代王则把文殊菩萨显灵之地的五台山作为专门供奉的对象。
1486年代惠王帮助古月禅师重建了普济寺。1557年，代王的一位宠妾张氏在五台山金阁寺规模浩大的“斋僧十万八千员”，并捐赠新铸佛像和钟鼓。在佛教布施的同时也不忘在“本府五岳城隍笔绘两廊，金碧交辉”。
封地位于帝国边陲的兰州肃王家族则有尊奉道教的悠久历史。1418年，1430年，1536年，3位肃王出资修缮玄妙观。1541年淳化端惠王又出资重修。直到最后一代肃王还曾出家为道士，自己题写道观的匾额。
藩王们对宗教活动的热衷也不一定出自真心，或许只是为了讨好当时的皇帝。
比如兴建荆州万寿宝塔的辽王就以假装奉行道教骗取皇帝下赐金印和法衣法冠，辽王出府“辄服所赐衣冠”，主要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炫耀自己和宫中密切的关系。
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追求艺术的基础是强大的经济实力。明朝一共册封了72位亲王，600位以上的郡王。
虽然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定诸王岁禄为万石，号称永制。但实际上诸王待遇差别很大，实际俸禄还要看封地经济情况和皇帝的态度。
比如赵国，赵简王到赵悼王祖孙三代都按照3万石的标准加恩发放俸禄。而差一点的就如大明会典里规定的代王岁禄六千石，韩王三千石，唐王五千石，辽王和伊王二千石，岷王一千五百石，肃王一千石。
随着各府人口的激增，宗禄成为明朝财政巨大的负担:
嘉靖32年，明朝田赋收入总共2285万石，宗禄就达到了853万石，占了37.33％，而当年输送北京的米粮也不过400万石。
到了万历年间情况则更为严峻，张德信先生考证万历22年宗禄占去全国田赋65.127％，万历三十二年则达到了令人乍舌的84.35％。虽然这只是估算，但宗禄对明朝财政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是无论如何也否决不了的。
到了明朝中后期，底层宗室人口增长过快，以至地方收入出现逆差，已经无法支付额定的宗禄，导致底层宗室俸禄长期拖欠，以至于有穷苦宗室前往北京想在登闻鼓下自杀的情况发生。
如山西存留米麦152万石，要全额支付宗禄却需要312万石。河南留存米麦84.3万石，而宗禄则需要192万石，“是二省之粮，犹不足以供禄米之半”。
而即便宗禄全额支付，也远远满足不了天潢贵胄的日常生活，因此侵占百姓土地和产业变成了家常便饭:
根据王毓铨先生依据清朝康熙年间更名田的数字，估算明末光是秦王府所占有的田地就达到8992顷，此外秦王还拥有山场483段，山坡和竹坡5处，竹园3处，栗园3处。这还只是能认定的秦王侵占土地的最低数字。此外早在天启年间，陕西巡抚吕兆熊就曾参奏秦府“侵没草场万顷，隐没军丁一百五十名。”
又根据【明穆宗实录】的记载，隆庆五年，巡抚陕西御史刘尧卿统计肃王府的庄田就达到4487顷有奇。
万历帝时期，四川巡抚孔贞一说:
“蜀昔有沃野之说，然惟成都府属，自灌抵彭十一州县开堰灌田故名焉。近为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近什一而已。”
仅有一个亲王府的四川尚且如此，河南陕西山西湖北山东的情况可想而知。
因此，当明末北方各地起义的消息传到湖广，长沙的佃户纷纷聚集，揭露藩府罪恶，哭声振野。
在场众人火烧王府，控诉道“吾民之苦藩，自祖而父而身而子孙，四五世矣”的事也就可以理解了。
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100万人之多。
大明弘治五年，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纪录，他已生育子女共94名。
据明末徐光启的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数每30年左右即增加一倍。而当代人口史学者推算的结果是，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10倍。查明代皇家档案也就是玉牒上正式收录的人数，洪武年间是58人，到永乐年间增至127人，到嘉靖三十二年增至19611人，而万历三十二年又增至8万多人。（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这还仅仅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数目，不包括数量更多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近百万人之多。
朱元璋子孙数量的急剧膨胀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也是世界人口史上的一道风景。各地长官惊慌地发现，本省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于此省的皇族。
这些王爷在王朝风雨飘摇之际，都为国家做了什么呢？就一件事，生孩子，因为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所谓“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
百万张嘴都要吃饭，王爷的增加，必然导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扩大。天下最好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明代中叶之后，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同时，皇族占有土地却迅速扩大。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景王、潞王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4万顷，福王庄田2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3万顷。吉王在长沙，有地七八十万亩，长沙、善化两县田地的40%也归吉王所有。河南全省土地，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如此这般，老百姓还活个屁，这群王爷呢，在李自成、张献忠、清军打过来的时候，要么等死，要么投降，要么投降了等死，朱家子孙一点用都没有。
最终为明王朝尽忠的，非王非侯非贵族，只是一个底层农民起义军出身的匪寇——李定国！
看吧，贵族和既得利益者是没有祖国的，每到国破家亡的关口，他们还是只顾着吸食平民的膏血，到了无可挽回的时候，他们厚颜无耻跪得最快，最坚定的英雄和爱国者，往往还是来自于人民！
要是挥霍倒是好了
管仲怎么说的？
富豪连烧的柴火最好都要雕花
因为一个工人一天撑死雕一根，这得养活多少人
还有范仲淹救灾是让富豪多多的赛艇，这样才养的起人
换句话说，你是希望王家少爷开直播网站让穷鬼省钱去打赏主播呢，还是希望他把老王的钱都花出去买买买呢？
但是儒家的主流是节俭持家，顺带二指宽的条子递到衙门，你还不乖乖把钱给我，最多食不厌精在吃上下功夫，这能养几个人？
最后中国的贵族就是把钱埋起来了
或者就是和盐商一样，研究扬州瘦马了
不少答主提到的明代藩王，你是希望藩王骄奢淫逸把钱花出来还是埋起来？
不过藩王花出来的多，不然不会一群王爷连起名字的钱都掏不出来
总比钱到了儒家大师手里埋起来或者拿出去买地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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