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何看待全民基本收入？

先明确一下，我不是经济学科班，如果有什么错误请指出。

小谈基本收入的特征与历史

首先明确一下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以下简称“UBI”或者“基本收入”）的三大特征：

1. 不设定收入条件，也就是不进行财力调查——这是它与针对特定收入人群、需要对领取方个人与家庭的财政状况进行评估的传统福利制度的区别，因此基本收入不像传统的财力调查式补贴那样可以用来抵偿对国家的债务，它做为一种非经适当法律流程不能轻易撤销或者更改的“权利”是不能被扣押用做偿债用途的；
2. 不设定支出条件，也就是意味着政府不会指示或者限制领取人一定要在哪一时间、什么用途下使用——这是它与实物补贴、消费券、现金卡、补助金券的区别；
3. 不会设定任何行为条件，即不会规定人们必须表现出什么特定的行为模式——这是与“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阵营人士主张的“互惠主义”的区别，后者往往主张没有贡献就不能享受权利、未能证明已承担“责任”就不能享受权利，要反对旧福利国家体制下滋生的“不劳而获”的情况，因此要求领取政府津贴的人必须表现出一种“互惠”姿态，换言之就是领取人应该配合相关的强制性规定，不断找工作或者甚至参与劳动福利计划才能符合领取标准^[1]。

至于为什么UBI要向全民发放，实际上是秉持这样一个理念：

只要钱给穷人意味着穷人一旦脱离贫穷就无法得到这笔钱。一个找到新工作、逃离贫困线的人在无法得到福利的情况下，还需要支付所得税和工作生活中的其他必须费用，因此很难摆脱贫穷。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似乎是允许他们暂时保留福利，但这样做会造成不公正，因为没有领取福利的低收入人群同样面临生活的压力。唯一的答案是向全体民众提供现金，无论他们的收入状况如何。^[2]

基本收入与所谓的“基本资本补助金”也有区别，后者是设想对没一个年满特定年龄（例如成年）的人发放一次性、单笔支付、数额较大的款项^[3]，基本收入相比之下是定期发放，金额适中。因此也不需要担心因为所谓的“意志力薄弱”效应导致突如其来的大量金钱被瞬间大笔挥霍或者投资到巨大风险巨大的经济活动中，而是优先用于现实的日常开支。

基本收入的类似制度实际上并不是完全没有实践:古希腊的伯利克里旨在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治事务所设置的津贴（诸如公职津贴、观剧津贴）就被认为是最早的基本收入试验，并且没有实际的参与内容设定条件，这项制度一直实行到公元前411年3月雅典寡头派乘雅典对外战争失败导致的社会经济危机加剧之机发动政变废除民主制度为止。如果要举一个比较近的例子就是川普政权在2020年3月27日颁布的2兆元经济纾困案（CARES Act），直接提供给中低收入美国民众援助，成年纳税合法居民每人每月1200美元——这份方案也已经有近似于基本收入的性质（虽然是临时性措施），事实上现在许多国家的疫情临时纾困措施中都有形式上有点类似于基本收入性质的疫情补助。当然，早在上个世纪的时候无条件基本收入就已经进行过相应的试验或者准备推出相应的尝试：

• 1970年代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的多芬市，就试点过无条件基本收入，称之为“米糠计划”（The Mincome program），一个四口之家一年收到相当于现在的19000美元的金额，试验结果表明“米糠计划”减少了医疗支出，减少了犯罪率，减少了贫困，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出去工作。^[4]这个项目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皮埃尔·特鲁多（老特鲁多）执政时期得到支持，但一向抠门的保守党在上台之后转手把这个项目给取缔了
• 同样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执政时期，在1969年8月提交了一份名为“家庭救助计划”(FAP）的基本收入法案，但是次年该法案在参议院触礁被否决^[5]，1971年尼克松对FAP略做调整提交国会，结果又是众议院通过这个法案（288票赞成，133票反对）而参议院否决。此后1978年因为在西雅图的基本收入实验结果公布了一个致命缺点——即离婚率飙升了不止50%后——基本收入就被束之高阁，而10年后也就是“里根革命”时期，对于数据的重新分析显示之前的统计出现了偏差，离婚率根本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人们还是把“基本收入”诸之脑后了
• 美国阿拉斯加州，在80年代也建立过类似的计划，叫“永久性基金”，实际上就是给州民发基本收入，结果发现不仅参加工作的人没减少，反而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题主所说的《贫困的终结》一书很多富豪支持“基本收入”，这些人支持“基本收入”大多是在2007-2008年金融大崩溃之后， 其理由是基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波动所带来的不安全感的大量发生以及贫富差距急剧恶化的驱动，外加对于人类劳工遭受快速发展的机器人、自动化设备与人工智能取代的忧虑。

基本收入的优势

基本收入较之于传统的福利国家或者说社会保险计划有如下优点：

1.程序简单，行政成本相对更低——传统的福利津贴计划往往是财力调查式补贴，因此要进行收入调查和一整套申领过程，每年就要定期对领取者进行相关的核查，申请人要花大量的时间确认自己的申请资格、了解申请程序、填写复杂的表格、经历繁琐的行政核查，最后拿到一张看不懂的计算公式和结果，还要被迫参与政府组织的各种义务工作，为此就需要豢养一个庞大的官僚队伍，由这些人手握区分和鉴定“谁应得”和“谁不应得”的权力，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例如在荷兰的奈梅亨市，每年的福利支出约为8800万欧元，但单单福利部门的运转经费就需要1500万欧元，而在第三世界国家，诸如印度，这种成本就显得更为惊人：在印度的公共配给制度下，每提供价值一卢比的食物，政府就得花费3.65卢比的成本（这还是没有考虑行政体系不健全导致政府内部的腐败官员钻制度空子的情况下）；政府为其公共配给系统购买的食物，只有不到10%真正进到穷人手里；几乎一半的食物神秘消失在仓库与配给站，剩下的则多半被放在政府仓储中，任其腐烂。相比之下基本收入制度因为不需要进行财政调查，仅需要定额定期发放以及查询领取者是否是当地居民，因此绕过了大量复杂的行政程序，同时大大精简官僚队伍，减少行政管理成本、提升行政效率。^[6]

2.基本收入是针对个人而不是只发给被指定或者自我指定的“家长”或者“户长”，也不会以家庭或者家户为单位发放，外加其为全民且均一（即家庭每个成员或者每个成年成员都能够领取等额的基本收入），所以不会出现墨茶这种家里头有钱不属于扶贫对象但是本人因为被家里断绝经济援助不得不在外打工直到最后饿死在出租屋的情况，因为按照传统的财力调查式津贴的运作，虽然墨茶做为二十岁出头、闯社会时间不长的年轻人是明显缺乏财务自主能力的，但是因为墨茶家庭高于贫困线且家中的财务大权基本被掌握在父母手上，因此已经成年、在外打多份工、身居出租屋、健康状况不佳的墨茶并不属于有资格领取财力调查式津贴的对象。我们因此也可以进一步的认为，基本收入对于改善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以及虽然不是贫困户但是家中有需要旁人照顾的年迈、伤残的家庭成员的家庭来说不失为福音。

3.避免传统社会保险计划下的污名化以及相应造成的低领取率。繁琐的收入调查导致了领取人尊严的剥夺和污名化，进而导致低领取率，导致很多人会因为害怕被污名化而不想去领补助金。统计表明，在美国，只有四分之一有权领取财力调查式住宅补助的人真正领到这项补贴，而且往往是在苦等多年后，才终于领到住宅补助金券(这种补助金券一年的发行数量有限)。这种陷阱、污名化与阻碍从而导致了要么救助对象迫于压力被迫放弃补贴，要么那些最后终于领到津贴的人由于担心失去资格与害怕从头申请的恐惧导致其不愿意接受非正式的短期低薪工作，而后面这种情况则进一步恶化了社会舆论对于传统福利制度及其救助对象的观感。

在这儿我们稍微提一嘴1929年大萧条与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政治环境的不同，前者爆发之后的社会运动主要是有左翼性质的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以及像休伊·皮尔斯·朗的“分享财富运动”这样的左派民粹主义运动，后者爆发之后反而催生了反福利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倾向的“茶党运动”，这中间的一个重要变量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大萧条时期失业率陡增到25%，同时没有社会保险等这类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的庇护导致中产阶级与下层民众“共此凉热”，因而导致很多担心“陷入失去自我的力量、凡是只能依靠乞讨的谷底”的中产阶级推戴休伊· 朗做为他们的领袖，并且与下层民众同病相怜；20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导致大多数美国人享受着政策与福利的庇护，人们无需担心自己真的会挨饿、无家可归，或者遭遇银行破产导致账户被洗劫一空，而次贷危机对于做为“茶党运动”支持母体的老年白人中产阶级的影响远小于对下层民众的影响。次贷危机期间位于收入数据第三四分位数的中产阶层税前收入确实有所减少，但是如果把税后收入和来自转移支付的收入的福利加以叠加可以看到中产阶层在2007-2011年的收入并未减少，而高中学历以及以下人群的失业率远高于受到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这种现象造就了中产阶级最恐惧的噩梦：即政府会向自己征收高税额或者高医疗保险费，以此补贴下层民众、非法移民以及合法新移民。于是在次贷危机大背景下兴起的不是左翼而是右翼民粹主义力量。^[7]

4.基本收入较之于传统的社会保险计划更能够适用当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下的经济形势——社会保险计划可以追溯到俾斯麦与贝弗里奇，当年以社会保险做为主要保障工具的“福利国家”哪怕其全盛时期它的运作相对局限于一个较为封闭的经济体系，且当时的技术革新与工业就业情况都相对稳定，且主要应对的是诸如生病、公安意外、失业、伤残等“概率风险事件”；而现在整体上而言是一个开放式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下，外加90年代之后破坏力极强的技术革新（例如“第四次技术革命”下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机器人的大量开发，就像《美国工厂》的结尾那样），劳动市场也愈发讲究“灵活性”（互联网大厂大规模裁员都早已不是新闻，更何况一般企业），导致一般个人与家庭其经济恢复能力遭到了不小的冲击，例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调查显示除非向别人开口借钱或者出售物品，否则一半以上的美国家庭都没有能力随手拿出400美元（其中还有一部分甚至一个子都掏不出来），与之相应的，中国的家庭负债率也从1996年的3%上涨到2019年的55%，超过了德国的54%而小幅度低于日本的58%，远高于印度的11%与巴西的20%多，因而基本收入较之于传统的社会保障更能够增强人们的经济安全感。

5.避免了“飘零陷阱” 与“不稳定陷阱”。“飘零陷阱”是在找到工作后失去国家福利但是收入并没有实质性增加的情况：以英国为例，一旦已经领取微薄政府津贴的人转而从事低薪工作之后就会面临实际上高达80%以上的边际税率，在欧陆国家这项边际税率可能就更高，因此很多人为了不想支付80%税率而继续领津贴，致使补助金无效支出；而“不稳定陷阱”则是在领取福利的资格审核期间人们更可能放弃寻找短期工或者临时工作的状况，因为现代福利制度的复杂性与官僚系统的庞杂导致有条件领取福利的人也得焦急的等待福利金的发放：同样以英国为例，2018年英国推出的全民信贷计划延迟了六周，结果导致大量福利领取者不愿意申请本能申请的临时、短期、低收入的工作，实际上反而起到了阻碍正向激励劳动的效果。

6.其覆盖面较之于传统的社会保险制度更广泛——结合上述的第2、3、4、5点可以得出基本收入的覆盖范围不仅仅是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尝试覆盖的绝对贫困人群，还有社会上的相对贫困人群以及容易因为经济波动返贫的其他工薪层。

7.基本收入在落地后带来的负面经济效应上比社会保障可能更好控制——在市场导向的经济环境下加大对于社会保障的投入必然会有引发通货膨胀的风险，而市场应对通货膨胀的方案就是加息，直接让产业按照市场指挥自动转移到低社会保障地区或者使得企业在高利率的情况下为了改善利润大量通过非正式渠道雇佣工人， 进而导致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效果打折扣。相比之下基本收入比社会福利引发的通胀增长较慢，因为社会福利需要政府机构来加以执行，政府机构的钱来自于税收或者发行公债，那就意味着提升税率与大量发行债券，而基本收入其实质是硬性规定劳动力成本影响物价，某种程度而言可以看做是最低工资的另类形式，但是末端的钱实际上转而由国家代付^[8]。

基本收入实际上还有其他的一些“优势”，例如：

1.将教育浪子回头的责任从官僚机构（“以吏为师”）转移到社会、社区，家庭和个人

举个例子说，个人对社会责任感的一个重要体现方面，是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 像有些人就开玩笑说 “既然开车需要驾照，那么父母也应该需要资格证”，而现在的福利制度往往是鼓励生育的，这对于提振工业化国家逐渐萎靡的生育率有好处，但是这种制度设置对于个人明明不具备相应条件的情况下过早地、过多地生很多孩子的同时疏于教养束手无策（单亲母亲往往还能拿到更优厚一点的津贴），而基本收入在只对成人发放的情况下，孩子越多，母亲的UBI就越捉襟见肘——试想一个年轻女孩子，看到自己的同龄人用UBI来读书消费甚至买包包化妆品；而自己未婚先孕的姐姐，却只能把珍贵的UBI给两个娃买尿片奶粉，怎么选择自然不言而喻。同样对于在让女友怀孕之后就游手好闲甚至玩人间蒸发、苦熬度日的“渣男”来说，这些人可能有的本来就没有职业和收入甚至本身就在吃政府救济，根本就不愿意听从政府苦头婆心的劝导履行抚养责任，而实行UBI的情况下政府只需要停掉他们每个月的UBI支票就可以逼迫这些人履行自己的抚养责任以及自我规制自己与他人的性行为。

2.基本收入在当下劳动力市场偏向资方但是工资涨幅停滞不前的情况中，可以作为一种增强工薪阶层消费能力的折中方案提出来。

3.基本收入配合稳定补助金制度能够有效稳定市场经济周期遏制衰退，即通过给相对确定的UBI在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增加一个能够浮动的部分（即所谓“稳定补助金”，让它做为单独一个部分跟UBI捆绑）使其随着就业率的波动进行反向变化——就业率高的时候，稳定补助金相对低；社会失业率变高时，稳定补助金会增强补助力度。

4.通过基本收入可以实现用“对大众的量化宽松”取代“对银行的量化宽松”，即用量化宽松新增的货币来提升大众的消费能力，取代以往的主要把放松银根、增加货币这类量化宽松政策投向银行这种补助资本的方法，尤其是在经济危机与疫情这样的非常时期这种做法有利于工薪阶层、限制大资本的过分积累。

5.保障普遍的基本收入可以创造更多的集体协商权力，提升人们进行集体行动的意愿，重建社会的“连带感”，例如参与工会与罢工活动的人就不会像以往那样因为担心被开除之后生计无着落从而被迫屈服，它可以反过来鼓励更多工人支持工会或者加入合作社企业，强化劳工阶级的内部团结。这实际上是我上面说的基本收入增加人们经济安全感的延伸，同时也体现出它做为民主化工具的性质——它实际上符合约翰·洛克主张的“自然自由”原则，这个原则主张，除却危害他人，一个人必须能够在无须请求同意且无须担忧惩罚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才算真正意义上拥有自由。

6.基本收入能够帮助人们克服应为长时期金钱、时间与食物匮乏而患上的“匮乏心态”，这种情况下拥有这种“匮乏心态”的人不大可能有意愿采取新行动去努力摆脱贫穷或者承担创业风险，进而导致贫穷人口缺乏意愿与能力改善其所在的社区状况，而定期发放、目标适中的基本收入则在有助于打破“匮乏心态”的同时更策略性的做出家庭决策，就像2010-2013年印度中央邦试点基本收入的九个村的村民（共6000人）一样：他们通过每人一笔小额基本收入拓宽的家中的经济资源并且将支出优先放在摆脱债务奴役（不需要像以往那样常常从邻居乃至职业放款人那儿借短期贷款来应付日常支出或者类似于医疗费用这样的额外支出，同时还帮助借款者以更低的代价借款）、有计划的进行储蓄、购买小型设备与种子等生产资料、主动选择就业、改善子女与家人的营养状况——因而基本收入实际上为患上“匮乏心态”的人们提供投资未来的机会，从而强化个人、家庭与社区的复原力。

7.有助于打破既有的“工作伦理”

当今社会中有大量的无偿护理人员^[9]、志愿者、从事家务劳动（例如在家中常常得照顾年幼子女的女性）、社区义工等不支取薪水的“劳动者”，请问这些非有偿劳动者是有“工作”呢还是没有“工作”呢？个人处理政府往来事务、身为消费者自助结账所做的“工作”、个人为取得劳动职缺获得的工作、与现职有关但是无薪水的工作是不是“工作”呢？而指责基本收入常常会使人变得“懒惰”的人往往没有考虑这点。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年轻的时候也是“无所事事”，而他们的那些成就与创意最终也是得益于这些“无所事事”的过程——那么我们进一步展开说：如果这些艺术家当初被迫申请劳动福利或者从事沉闷的行业那么大众就永远无法享受到他们的创意天分。

同理，根据相关的基本收入的试验结果表明，基本收入可能会减少两类人的有薪劳动量：需要照顾幼童的妈妈以及就学阶段的青少年，但是他们总的劳动量实际上并没有减少——妈妈们会在接受基本收入之后花更多时间照料孩子，而对就学阶段的青少年而言他们减少“有薪劳动”则会更有机会集中精力学习以继续完成学业乃至接受到更高的高等教育，而不是迫于经济压力早早出来打工，而学习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但是接受教育恰恰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社会整体上来看是有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工作＝从属型就业人口的有薪就业机会”实际上是20世纪开始才形成的“思维定式”，欧美与苏联双方在将“工作权”与“劳工义务”神圣化的捆绑的过程中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8.基本收入的推行有助于把个人、家庭直接和国家共同体链接在一起，从而在有助于吸引他们对于国家公共事务的关注的同时强化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以及国家共同体意识，而不是像以往欧洲的“福利国家”体制一样需要与特定的社群文化、工作文化联系在一起，或者像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那样必须要与单位制度紧密挂钩，这也比较适合当今世界各国在1980年代以后以往的工会、宗教等社群的连带作用下降，逐步让位于以家庭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生活以及工薪族们不得不过上美国式通勤生活的现状。

因此在欧洲，基本收入除却受到左翼的欢迎之外，也受到声称抗拒美国式新自由主义与个体原子化、主张限制公民权的福利国家的欧洲保守派与新右翼（两者的界限实际上正在模糊）的欢迎，在民粹派执政的东欧，像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其执政者的“福利国家”想象就是将福利直接发放到个人与家庭（例如所谓的“生育津贴”）而非公共基础设施上，因为对于这些已经迈入发达国家门槛的国家来说兴建公共基础设施已经在经济上到了“边际效益”递减的阶段，继续“铁公鸡”兴建华而不实的基础设施除却肥了少数建筑公司的商人、工头以及建制派官僚，外加给城市与公民增加不菲的债务（“地方债”）之外，对于改善公民的现实需求——不管是降低子女的抚育成本还是底层人口的其他现实消费——都没有特别大的作用，而这些新建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往往可能会因为缺乏后续的维护会迅速破败，像新建的公路有可能建没几年就出现裂缝还不如直接拆除建新的，亦或者某位明星带头捐赠的乡村小学因为城市化导致的人口迁移而迅速荒废。

基本收入面临的问题与争议

但是基本收入落实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诸如：

1.在有关基本收入的主张当中，许多右翼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ism）与新自由主义科班人就鼓吹完全用基本收入代替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论调当然受到了许多泛左翼人士的批判，认为这实际上就是大幅度取消或缩减福利，实质上就是撒切尔式私有化的再演。

但是由自由至上主义者的主张我们在这儿引出一个问题：如果要引入基本收入使得既有的社会福利体系运转的更有效，除却要“开源”之外还得“节流”，那么一些显得“冗余”的传统的福利项目与公共支出就必须要加以取消^[10]，至于哪些要保留哪些要取消必然要陷入一个拉锯的过程 ，但是其结果是否有利于一般大众这往往就不一定是一般大众一定能够控制的。像斯坦丁主张英国取消更换三叉戟核导弹系统以及停止发放主要流向企业与有钱人的的多项补贴来节省下用于支付基本收入的金钱，我只能说这个方案就不是单纯经济层面能够讨论的问题。

杨安泽做为率先将基本收入写进竞选纲领的政治人，他自己的“节流”主张就是让大众在现有的政府福利方案和基本收入二选一，也就是说，你如果选了基本收入，就不能再选政府福利，反之亦然，而他设定的基本收入是每月1000美刀，考虑到很多人每月吃政府福利的成本远在1000刀之上，此举不仅能涵盖2.5万亿投入的近四分之一，还能通过有效避免少数人钻制度空子吃福利削减一部分联邦政府在福利上的支出，以达到“精准扶贫”的效果。但是这种做法也遭到了质疑：在底层人必须要在基本收入与现有的社会保障二选一的时候，其他阶层的人却能享受这份基本收入，这种做法实际上不是拉开了最底层人群与其他社会阶层人群的距离？

2.“开源”问题。这个是所有福利制度面临的老大难问题。

还是说到杨安泽的主张，他的“开源”方法就是通过增值税来解决其鼓吹的基本收入的资金来源问题，即商品在流通渠道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被征收10%税款，但是问题在于10%的增值税层层递加，当商品最后进入消费者手中之时，商品的价格实际会上升许多，这实质上就已经是一种累退税，何况美国已经有消费税，因而设立增值税又有重复征税的疑云。

基本收入支持者中也有主张将“碳税”做为基本收入的来源，但是众所周知，“黄背心”就是因为旨在推进环保进程的燃油税点燃了抗议的星星之火：温室气体排放较重的企业或机构有可能将负担转嫁至消费者，特别是纳税人身上，更不用说物价上涨与居民负担加重的问题。

部分的基本收入支持者主张参考阿拉斯加的永久基金^[11]或者挪威的养老基金，也就是用主权基金带来的社会红利来支付基本收入，这样就不需要废除现有福利制度与提高薪资收入的相关税赋。不过最有意思的在如何获取支撑基本收入的税源这一问题上，“基本收入”这一理念的主流派支持者并不主张任何形式的公有化（或者说不打算从生产资料的权属问题下手） ，而更多主张增加税收或者减少开支（从二次分配领域下手） ，这背后可能的小心思就不得不令人琢磨了。

3.虽然基本收入造成的通胀增速较慢，但是其表现相对更直观，也就是直接反应在消费品价格上，这对于大众心理更有冲击力（哪怕事实上造成的通胀不如其他社会福利严重）^[12]。相比之下其他社会福利其分肥情况严重，然而其造成的通胀局限于部分领域，例如造成医疗涨价以及医疗占据GDP某些情况下不适当地上升。

4.领取者范围。基本收入知名的支持者范帕里斯以及范德堡特主张为了保证公民对于政府的政治支持以及经济的可持续性，再分配体系通常要倾向于照顾“自己的人民”而非外来的“陌生人”，因此需要设置一个高度限制性的边境制度来支撑起公众对于基本收入的支持，像斯坦丁这种立场比较中间的倾向于获得合法居民身份之后就可以领取基本收入，对于基本收入领取者范围的观点从本国出生者才可领取（保守派观点）到非法移民与服刑罪犯也可领取（一些比较激进的进步左派的观点），不一而足，争议颇大，因此不排除由于基本收入制度的推行引爆某地或者某国各式各样的排外情绪、加剧社会冲突的可能性。

这儿稍微提一下中国大陆，虽然已知大陆这边不同地区的财政限制，全国统一层面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都没有特别完善，因此很难落地这种特别“先锋式”的经济理念，不过不排除未来会有有些地方先落实“基本收入”的可能性，但是若真要有地区率先落实此事，那么没有当地户籍的“非户籍地居民”（例如农民工，这些人虽然没有户籍但是也是城镇的常住居民）是否能享受“基本收入”这样的福利也会是一个焦点——因为在中国大陆的体制下，公共服务是与户籍高度绑定的，一个地方的公共服务供给往往也是按照户籍人数加以规划，而在中国城市化率突破60%的2019年（60.6%）^[13]，城镇户籍人口只占据总人口的44%，比常驻人口少16%，而“非户籍人口”做为城市新移民往往是城市居民中收入最低的那批人，常常从事收入最低一档或者是雇佣相当不稳定的工作，基本收入对于维持这些人的生活来说相当重要，但是如果因为户籍制度将这些人拒之门外的话必然会引发相当大的争议。

5.基本收入的一些支持者支持更加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相比之下他们对于消除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零工经济”这点并不热心，他们认为基本收入能够为随时有可能失业或者是离职的工人提供一些基本保护，但是对于不稳定就业这点实际上是默认了，也不打算做出什么改变。像芬兰参与型经济智库的创立者安蒂·乔赫南就警告说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可能利用全民基本收入把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推卸给政府，而这些人像“优步”（Uber）当年在英国就是通过把员工视作“个体经营者”从而把自己应该承担的向员工提供社会保障、休假权与各种福利的责任全部推的一干二净（美团把1000万外卖员变成“个体户”估计就是受此启发）——“优步”当年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当下“零工经济”或者说“灵活雇佣”的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

6.基本收入在到底是解放妇女还是强化了对妇女的压迫是有争议的。持积极态度的认为女性领取基本收入实际上可以摆脱家庭中家长们或者配偶的压制变得更有胆识，能够更独立自主地参与社会生活；但是反对者认为，UBI实际上可能会因为其自身未考虑到私人与公共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导致女性更有可能因为知道有一种可持续的方式让自己安置在家中以兼顾照顾家庭的责任，使得她们更有可能放弃工作领域的全职工作沦落为纯粹的家庭妇女，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也会进一步导致妇女会在家庭中议价能力下降、自尊心下降、社会资本丧失。

7.很多“基本收入”的支持者认为基本收入可以帮助就业者拒绝大卫·格雷伯所说的低社会价值、没有社会意义、也说不上培养你什么实际技能或者它本身需要什么实际技能、充满挫折感的“狗屁工作”，这些工作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为了实现充分就业，一方面是为了维持工作的意识形态以异化劳动者老老实实为雇主卖命，因而基本收入的很多支持者对于“充分就业”理念也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但是持有这类观点的人忽视了一个语境——这是在位于产业链上游的发达国家“基本收入”才会有这种功能，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下游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工作机会恰恰是“低生产力、低社会尊严” 的劳动工作，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就算实行基本收入其扮演的角色也不是摆脱“狗屁工作”而是与就业保障一起让那些需要通过劳动获得满足感或者摆脱被公众轻视、陷入困境处境的人们有“工作”的选择。

以上是我根据相关资料所形成的对于基本收入的认识。我认为如果基本收入不是做为完全替代现有社会保障体制的方案以及资本家强化“灵活用工”的工具而是做为一种“基本权利”的制度安排、以及颠覆大众被建制派精英们灌输的经济学“常识”（诸如“福利养懒人”）加以考虑的话倒是值得考虑的，而基本收入落地的“过程”（尤其是自下而上“争取”的过程）跟它本身的内容可能一样重要。

参考

1. ^ 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要求领取人证明自己确实已经持续不断地勤奋工作寻找就业机会实质上会降低领取人的收入，因为经济衰退时期本身就业机会供给量就比较短缺，找工作会更花费时间、金钱与信心成本，因而一来二去会迫使个人去从事潜在报酬较低的活动
2. ^ TORRY,MALCOLM.Citzen's Basic Income:A Christian Social Policy .London:Darton ,Longman and Todd,2016
3. ^ 例如英国新工党政府曾经设立的“宝贝债券”，这个制度的内容是在每个孩童出生后向父母发放250英镑以上的补助金券给父母并让他们将这笔钱投资到一个待孩子年满18岁时就会支付相关款项的信托基金（坑爹的是这个计划第一批领取人都还没成年的时候“宝贝债券”就被卡梅伦政府废除了）
4. ^ “米糠计划”的结果显示实行基本收入后男性总工时仅仅下降了1%，妇女下降了3%，未婚妇女下降了5%，学生们在学校待的时间反而更长，家庭暴力与心理健康问题也同样减少，而让推进这个项目的研究人员最意外的就是住院率下降了8.5%
5. ^ 众议院在1970年4月16日以243票赞成，155票反对通过该法案，参议院则是因为民主党参议员认为“家庭援助计划”不够深入基本收入标准不够因此反对最激烈。结果FAP在参院与总统的反复扯皮中被抛弃
6. ^ 在众多率先开展“基本收入保障”试验的欧洲国家中，荷兰是当地的中左派政府启动了这一试验项目，而芬兰启动该项目的2017年正值中右派政府执政时期
7. ^ 《民粹主义大爆炸——经济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政治》，【美】约翰·朱迪斯 著，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58页
8. ^ 但是反过来来说，基本收入让国家保证了最低工资的发放，去除了非合同工的灰色状况，另外实际上也能代替失业保险
9. ^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报告，2011年光英格兰与威尔士就有580万人提供无偿护理，而护理人员也不是没有唯一没有报酬的工人
10. ^ 例如美国的安迪·斯特恩在主张每个月向2.34亿美国人发放1000美元（联邦贫困线水准）的基本收入的同时，由于考虑到总成本2.7兆美元（约等于GDP的15%），因此根据他本人的建议相关的财源将来自废除现行扶贫计划所省下的1万亿美元，含食物券（760亿美元）、住宅补助金（490亿美元）以及薪资所得税额递减（820亿美元），他还建议缩减军事支出以及分阶段废除多数所得税减免，这样可以每年节省1.2万亿美金。同时他在“开源”上主张征收联邦销售税、金融交易税（目前已经有十个欧盟成员国实行）乃至富人税
11. ^ 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在1976年成立之后接收了八分之一的阿拉斯加州石油生产收入，然后到1982年开始面向全体合法州民发放全民“红利”，其实质就是将国土资源进行公有化
12. ^ 虽然疫情津贴并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基本收入”，但是拜登政权在大规模发放疫情津贴之后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物价上涨的情况
13. ^国家统计局：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突破60% 户籍城镇化率44.38%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002/28/t20200228_3436090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