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国家统计局:中国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 2.62 人,意味着什么?会带来哪些影响?

回答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62人。这一数字背后,是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缩影,也预示着一系列连锁反应将渗透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

家庭户规模缩小意味着什么?

首先,家庭户规模的缩小最直接的体现是“小型化”和“核心化”。过去那种几代同堂、兄弟姐妹众多的大家庭模式,正逐渐被由父母和少数子女组成的小家庭所取代。2.62人这个平均数字,意味着大多数家庭是三口之家(父母+一个孩子)或二口之家(夫妻二人或父母+一个成年子女),甚至更多的是单身独居或者二人世界。

这背后隐藏着几个关键因素的演变:

生育率的持续走低: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随着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提高、养育成本上升,以及避孕节育措施的普及,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生育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成为常态,甚至不生育的选择也逐渐增多。
城市化进程加速: 城市生活空间相对狭小,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成本也更高,这促使人们倾向于生育更少。同时,年轻人为了就业和发展,纷纷涌入城市,离开了传统的大家庭聚居模式。
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 年轻一代更加注重个人空间和生活质量,对于婚姻和生育的态度更加审慎和自主。他们更愿意在充分准备后才组建家庭和生育子女,而不是将此视为人生必选项。
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影响: 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们的平均寿命不断延长,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庭结构。老年人口的增加,可能导致一些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分开居住,或者老年夫妻二人独立生活,也间接影响了平均家庭户规模。
“丁克”家庭和单身人口的增加: 选择不生育的“丁克”家庭以及因各种原因选择单身生活的人口数量也在增加,这些都直接拉低了家庭户的平均人口数。

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62人会带来哪些影响?

家庭户规模的缩小,绝不仅仅是统计数字的变化,它将从微观到宏观,深刻地影响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

1. 对经济的影响:

消费结构变化:
商品和服务需求转向小型化、个性化: 市场上对小尺寸家电、小包装食品、单人份餐饮、两人份套餐的需求会增加。服装、家居用品等也会更加偏向单身或情侣的需求。
房地产市场格局调整: 对小户型、单身公寓、精致的两居室的需求会持续旺盛,而大型家庭住宅的需求可能相对减少。城市规划和社区设计需要适应这种变化。
服务业迎来新机遇: 针对单身、年轻夫妇、老年人的服务业将迎来爆发式增长,例如上门家政、托管服务、情感咨询、单身社交平台、适老化服务等。
教育和医疗支出分摊: 家庭人口减少,意味着每个孩子或家庭成员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资源投入可能相对增加,但家庭总体的这些支出基数可能会下降。
劳动力市场变化:
劳动力供给压力增大: 生育率下降直接导致未来新增劳动力的减少,这会加剧劳动力短缺的压力,尤其是在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
老年抚养比上升: 平均家庭户人口缩小,意味着一个劳动年龄人口可能需要负担更多的老年人口,养老金和社保体系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女性就业率可能提升: 生育数量减少,女性在生育后回归职场的阻力相对减小,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储蓄和投资行为:
储蓄率可能下降: 随着家庭人口的减少和消费需求的增加,家庭的整体储蓄倾向可能会有所下降。
投资方向转变: 投资可能更多地转向与改善生活品质、健康养老、子女教育等相关的领域。

2. 对社会的影响:

社会养老压力剧增: “421”甚至“422”的家庭结构将成为主流,即一对年轻夫妇需要赡养4位甚至更多老人。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将难以为继,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显得尤为迫切。
社区和邻里关系重塑: 大家庭的解体,传统的血缘和地缘联系可能减弱。社区在提供情感支持、生活互助等方面的作用将更加凸显,需要更强的社区凝聚力建设。
独居和空巢家庭增加: 随着子女离家独立,以及老年人寿命延长,独居老人、空巢家庭的数量会显著增加。这不仅带来了生活上的不便,也容易导致心理上的孤独感,需要社会提供更多关怀和支持。
教育资源和模式的调整:
对教育的精细化和个性化需求提升: 父母可以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每个孩子身上,对教育质量和个性化发展的要求会更高。
学校和教育机构的规模调整: 随着适龄儿童数量的减少,部分学校可能面临招生困难甚至合并撤校的局面。教育模式也可能需要更加注重小班化、精细化培养。
社会保障体系的挑战: 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加重,如何确保可持续性将是重要课题。
社会活力和创新力: 一方面,年轻人比例下降可能影响社会整体的活力;另一方面,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也可能带来经验和稳定性的提升。如何平衡好这些因素,保持社会的创新和活力,是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

3. 对文化和心理的影响:

家庭观念的转变: 家庭不再仅仅是生育和抚养后代的工具,更强调情感连接、精神慰藉和个体价值的实现。
婚恋观的多元化: 晚婚、不婚、同居、再婚等现象更加普遍,婚姻的稳定性面临新的考验。
个人主义和独立性增强: 年轻一代更加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个人空间的独立,对于依赖和束缚的容忍度降低。
社会责任和代际传承的变化: 传统的代际责任传递模式可能会发生改变,社会需要探索新的方式来维系代际间的联系和责任。
心理健康问题凸显: 独居、空巢家庭可能加剧个体心理上的孤独感和疏离感,心理健康服务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总而言之,中国家庭户规模的缩小是一个复杂而多维度变化的信号。它既带来了消费升级和部分服务业的机遇,也对劳动力供给、养老保障、社会结构稳定等方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要求国家和社会在政策制定、资源配置、服务提供等方面做出积极而深刻的调整,以适应这个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这不仅仅是统计学上的一个数字,更是社会发展方向和内在逻辑变化的体现,需要我们所有人去理解、去适应、去共同面对。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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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原子化的问题,西方学界的前辈大牛们已经深刻的研究过了。过去欧美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经历的一系列问题,我们一个也躲不过

马克斯韦伯早在百年前就断言,现代社会组织体系本身就包含着使个体进一步原子化的风险,而共和国特有的高速城市化信息化和乡土中国集体主义的冲突更是放大了处于国家和个体之间的所谓“中间社会”的解组压力,个体主义兴起,传统社会的连结方式如熟人社会等在大城市土崩瓦解

社会原子化不仅仅是指一般性的社会关系的疏离,更是指由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间组织(intermediate group)的解体或失缺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人际疏离、社会失范的社会总体性危机。一般而言社会原子化危机产生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原子化并不是说社会没有联结和零社会整合状态,而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其社会联结机制薄弱,社会整合度低下,出现国家直接面对民众的险象,而产生局部的、一定程度的社会失范。使整个社会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整合危机

国企“大院儿”的瓦解,正是这样一个中间组织在现代化过程中消亡的绝佳例子。我身边的不少父辈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都在感叹,现在就算住别墅开豪车的日子也不如当年年轻时候大家一起在国企大院里每天家长里短的时光有幸福感,如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早已没有了当年的信任,社会关系变得充满活力但是冷淡,每个人都成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这正与涂尔干描述过自己对“社会解组运动”(movement of disorganization)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体主义崇拜”(cult of the individual)的担忧相对应:“我们所要揭示的失范状态,造成了经济世界中极端悲惨的景象,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混乱频繁产生出来。既然我们无法约束当前彼此争斗的各种势力,无法提供能够使人们俯首贴耳的限制,它们就会突破所有界限,继续相互对抗,相互防范,相互削弱。当然,那些最强的势力就会在与弱者的对抗中独占上风,使后者屈从于它的意志。但是,这种被征服者虽然暂时屈从了强力统治,却没有认同统治,因此这种状态肯定不会带来一种安宁祥和的气氛。由暴力达成的休战协议总归是暂时性的,它不能安抚任何一方。人的热情只能靠他们所遵从的道德来遏止。如果所有的权威都丧失殆尽,那么剩下的只会是强者统治的法律,而战争,不管它是潜在的还是凸现的,都将是人类永远无法避免的病症。”

在他看来,社会原子化是进入现代化后随着社会分工的逐渐发展,个体主义兴起而产生的危机,并且极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困境,即强势对于弱势的zhuanzhi和霸凌无处不在。教育被改造为国家的专擅,以培育合格的公民;财产权亦由家庭持有转而为个体持有,家庭的概念不断得到修正,父权制逐渐失去价值;婚姻关系则更多地被视为民间契约,传统的伦理道德面临崩塌的风险

换言之,极端个体主义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社会上蔓延。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源,即在社会物质密度和精神密度同时增加基础上诞生的社会分工,并没有伴随着新的社会联结形式,原有的社会联结机制被持续改造,而新的基于个体主义趋势的社会联结并没有确立起来

马克思韦伯也观察到,社会原子化伴随着人的工具型理性化,尤其是在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建立在强有力的科层组织基础之上,成为吞噬人、异化人的可怕“牢笼”。原子化社会中的官僚体系有极强的专制取向,个体在抽空了社会的丰富性以后,变得孤独、无所归依,并被专制的权力宰制。韦伯实际上思考了个体化了的个人重新被组织进现代社会体系之后的命运,他认为,以官僚制为核心的现代社会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变得单一化,而且官僚制本身可能会陷入被专制的力量主导的危险

卡尔马克思对此的表述则更加经典:“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在生产领域中,在将工人分离成原子——锻造工业公民——以及把劳工的利益与资本的利益联系起来上,霸权政体削弱了劳工对资方的对抗以及他们地址雇主侵犯的能力

而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则更进一步描述了原子化社会中的“符号崇拜”。不同于传统经济学中的“需求先验论”,原子化了的个体消费者在消费中不再是“自发的、自主的和终极性的”,而是被动的和受控制的。市场化经济通过符号化的商品逻辑统治着一切,它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更支配着价值取向、人际关系甚至是个体的性幻想和冲动,最终使真实的个人存在被内化于符号化的“消费者”替代,个体的存在在这种符号经济的组合和设计中仿佛被取消了一样。“消费者从未面对过他自己的需要,就像从未面对过他自己一样,人性的需求被异化了。”不同的关系符号代表着不同的关系理念,而不同的关系理念包含着不同符号拥有者的地位、身份、权力、品味和个性等诸多差异。欣赏高雅的古典音乐和出入五星级宾馆更多的是在表达一种明确的社会区分,而不是个体需要

托克维尔对原子化下的美国的描述则更加直白:“身份平等主张下的个体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一个公民与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因此,当每个公民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以后,他们就不管大社会而任其自行发展了……个人主义首先会使公德的源泉干涸,这将无可避免的带来混乱与暴政。如果每个公民随着个人的日益软弱无力和最后不再能单枪匹马地保住自己的自由,并更加无法联合同胞去保护自由,那么,暴政必将随着平等的扩大而加强。”因此,托克维尔极为强调公民的“结社”自由,认为这种自由具有深远的价值:“分权是使国家的公共目的变成公民个人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的途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分权是公民行动的保证,并为防止那种践踏人类尊严的毒菜官僚统治提供了手段。”

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资产积累”的生产方式与不断扩张的原则造就了西方现代社会一大群“孤单”、自觉“多余无用”,以及跟生活世界疏离的“群众”,拚命地追求物欲之满足,充满物欲之激情,罔顾公共事务,但是生活之支离与意义的丧失,使他们成为绝望之存有,他们既无法彼此结合成政治的团体,共同参与政治之事务,更甚者,他们隔绝了其他人,也隔绝了使他们生活有意义的共同世界,在这种“隔绝”与“孤单”,意即:丧失生活之共同世界的存在处境,他们不但丧失了现实感,也丧失了合理健全地判断经验的能力

看着这些描述,眼熟吗?

综上所述,社会原子化的影响将会是多方面的:

  1. 中间组织的缺失导致的社会失灵:人间、群体间社会联系的薄弱,社会纽带松弛,作为社会凝聚力源泉的家庭与亲属关系的衰落,以及信任的不断下降,构成了大分裂的特点,对社会作纯工具化理解的极端个人主义成为社会上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思潮
  2. 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任何一种成熟的文明社会都是建立在一些基本的、真实的社会联结基础之上的。其中最为重要的联结应是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社会初级群体及其相应的组织团体。而走向原子化的社会则恰恰是破坏了上述基本联结,使个人直接面对国家,导致社会内部松散,组织能力差,在表达利益诉求,维护个人权益时,往往以原子化的个人去面对政府和社会。此种现象的危险性在于,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无法上达,而政府的惠民政策也失去了下传的管道
  3. 规范失灵,社会结构“碎化”:集体意识乃是社会控制的基础,其迅速走向消解,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失范。集体意识的衰落无疑会使社会陷入道德真空状态,社会成员失去了社会的凝聚力,在意识领域内各处闲散游荡。当社会走向原子化后,各种社会制约因素均宣告消解。一个分裂的社会是一个其成员越来越难以将自己与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关联起来的社会。这种认同之缺乏可能反映了一种个人利益至上主义的观念,而依此观念,人们终将纯粹工具性地看待社会。一个碎片化的社会的成员越来越难以把他们的政治社会视作一个社群,因为他们所理解的社会是纯粹工具性的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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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某平台用户数学能力普遍堪忧,但还想着yy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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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房地产拐点可能提前到来。

刚需主力分为两拨人:

第一拨,首次购置。户口迁移/刚毕业/结婚的一波人,在城市首次置房。

第二拨,改善购置。一般是35岁之后,随着生育/父母养老/二胎/工作变动等原因,将原先的小户型换成大户型。

一个小孩出生,可能会增加两个房间的额外需求(小孩本身 + 爷爷奶奶)。

家庭规模缩小,意味着第二波改善购置住宅动力不足,韭,哦不,刚需变少了,房地产需求加快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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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生育率的大山之一:中国的房价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大城市里的生育率远远低于小城市和乡村。这是为什么呢?虽然大城市里的生活成本高,但是大城市里的收入也高呀?如果做一些计算就知道,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大城市里的房价收入比远远高于小城市。

据估计,每多一个小孩,需要差不多额外20平方米的空间。假设一二三四五线城市每平米的房价分别为:6万、2万、1万、7000元和5000元,那么每个小孩的购房成本分别是120万、40万、20万、14万和10万。假设一二三四五线的人均年收入分别是20万、12万、8万、6万、5万,相对于生活在这些城市的居民来说,多生一个小孩需要不吃不喝的时间长度,分别是6年、3.3年,2.5年2.3年和2年。所以可以看出,从购房来说,大城市的育儿成本相对于收入来说要比小城市高得多。

其实大城市比起小城市来说,主要的成本差异就是房价。其他如衣食住行,大城市并不比小城市贵很多,教育成本如果是公立教育,也不会贵很多。所以大城市里,养小孩的高成本主要体现在房价上。由于在中国,大城市房价收入比远远高于小城市,抚养小孩的成本比小城市高很多,所以大城市的出生率要远远低于小城市。

我们来比较一下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房价收入比。


以上是世界各国大城市和中国部分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是最高的。尤其是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尤其高,比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房价收入比,甚至是伦敦东京纽约的两三倍。与此同时,中国大城市的生育率也是全球最低的,北京和上海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7,在世界大城市中垫底,比新加坡的1.1、东京的1.2、香港的1.0还要低很多

那么中国大城市为什么会有世界上最高的房价收入比?中国的建设效率,包括基建和建房的效率都是世界上最高的,所以房子本来不应该是全世界最贵的。

那么房子为什么这么贵呢?中国大城市的房子贵主要是土地贵,土地贵主要还是因为供需矛盾。

从需求上,我们前面讲过,大城市有着天然的集聚效应——最好的公司,最好的大学,最好的人才,都聚集在大城市,能够有更高的效率和更高的创造力,所以有更多的人愿意住在大城市。但是比较各个省的供地比较,似乎各个省市的住宅用地都是按照历史平均供应的,并没有反应出人口流入和流出的情况。这导致了人口流入的大城市,其人均建设用地和住宅用地反而比其他地区小很多。北京的人口超过河北的1/4,北京是人口净流入地,而河北是人口净流出地,但是北京的建设用地和住宅用地不到河北的1/10。(数据来源:《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17》)虽然北京的房价猛涨,但是北京的供地多年不增反减。

北京供地不足,和最近几年严控大城市规模的政策有关,但这种政策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北京上海是中国的最大城市,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自然应该有人口最多的大城市。东京和首尔都市圈分别有3700万和2400万人口,中国人口是日本和韩国的十倍以上,自然应该培育出人口更多的城市,根据我们的分析,北京和上海正常应该拥有4000万到5000万人口。如果严控大城市的规模,限制所谓的供给,但是大城市的购房刚需仍然存在,就会产生世界上最贵的房价或者最高的房价收入比。

除了推高房价,严控大城市规模还造成了很多其他的负面效应,我在人口和城市化中也做了分析。例如,控制大城市规模,会妨碍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和发挥创新力的潜力。还有,如果低估了人口流入大城市的需求,导致城市规划的规模过小,会导致道路、学校和医院的不足,造成各种拥堵。另外把低技能人群挡在大城市以外,也会推高大城市的生活成本,不利于减少地区和城乡间的贫富差距。所以加大土地供应,不仅可以缓解大城市的房价压力,也有许多对于经济的其他好处。

有人说,既然大城市生育率低,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不就可以提高总体国家的生育率吗?这个论点似是而非,城市化和大城市化是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结果。如果我们不顾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需求,只顾追求高生育率,那么我们就连城市也不需要,直接回到农业社会就可以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向往搬进城市,这种趋势是不可逆的。而且,城市化和大城市化本身不是导致低生育率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住宅供地没有跟上人口的流动。既然人们希望住到大城市,就要加大大城市的住宅供地。

那么大城市有那么多地吗?其实中国的大城市并不缺地,例如上海和北京都不缺地。上海和北京至今还保留着大量农田,这完全是因为全国一刀切的土地政策,要求上海和北京保留基本农田。我坐飞机去过世界上许多大城市,像纽约和东京、首尔这样的世界大都市,飞机降落时,不可能看到还有大量农田,只有北京和上海才有这样的奇特现象。

有人说,即使上海和北京也有保留农田的必要,因为中国人多地少,需要保证有18亿亩农田。但是如果让更多的人住到上海北京,就能空出其他地方的用地。总的农田数量并不会少。而且一般来说,上海和北京的开发密度要高于其他城市,所以在国家层面反而是增加了农田。在上海和北京仍然保留着大量农田,除了可以方便人们去农家乐旅游以外,我想不出更好的理由。

除了保留了大量农田以外,大城市建设用地中住宅用地的比例偏低很多,而工商业用地的比例严重偏高。例如上海的工商业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例高达25%,而在伦敦、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这个比例都在5%以下。那么地方政府为什么不愿意建设住宅,而是更喜欢建设商场呢?可能因为中国至今还没有全面征收房产税,从地方政府角度,商场比住房更能产生稳定的税源。现在大城市的工商业用地严重过剩,很多厂房和商场的利用率低下,未来完全可以变成住宅用地。

所以不是大城市没有地,而是我们现有的供地政策出了问题。完全可以在大城市大幅度提高住宅用地的供应量来缓解房价。

以上海为例,上海有1800平方公里的耕地,如果拿出来开发,完全可以多容纳一两千万人口。

在全国范围内,则要让住宅供地跟上人口流动。中国发达地区自然吸引人口流入,而欠发达地区人口自然流失。我们住宅供应没有跟上人口流动,造成了中国在发达地区供地不足,住宅供不应求,但是在欠发达的却是住宅供大于求。我们要做的,是让供地指标跟着人口流动。房价高的的人口流入地区要加大供应,而房价低的人口流出地区就要减少供应。如果还是按照过去的行政区划平均供地,那么就会加剧这种供地的错配,造成发达地区的房价节节攀升,也会造成欠发达地区的房子和土地的浪费。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大城市工作,却买不起大城市的房子,就会在小城市和县城买一套甚至多套房,但是按照人口发展的规律,这些都是人口流出地,这些房子可能永远不会有人住。所以如果还是严控大城市的用地,甚至保留很多农田,会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

总之,我们需要调整现行的土地政策,让土地供应跟着人走。更好的土地政策,是把加大住宅供地和鼓励生育的政策结合起来,让土地跟着未来的孩子走

我们前面的文章已经提出了建议:给多孩家庭购房补贴。在大城市,地价普遍占到房价一半以上。如果多孩家庭买房可免除土地价格,那么购买价格就会降到原来的一半以下,这将大大减轻多孩家庭的买房负担。这个办法的好处是政府无需拿出真金白银,只要在低生育率地区多给些用地指标,扩大土地供应就可以了。这样,只要对奖励多孩家庭的优惠房源增加相应的供地指标,就基本不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还有,部分多孩家庭新增的购房需求,被新增的土地指标所消化,还有助于平抑整体房价。

中国的大城市并不缺地,大家其实可以算一算,即便所有中国人都住上别墅,也就用到1%-2%的国土面积。中国既然不缺地,中国的造房子和基础设施的效率又是世界最高,房价就不应该成为养不起孩子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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