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西安城墙没有被拆？

1.清代及以前的历史时期，城墙有其实际的功用，所以一般以维修为主，不会产生拆除的念头。

2.拆城墙这一现象，肇始于民初对城市建设认识的局限性，当时认为城墙对城市建设的阻碍大于防卫的作用，我猜想和认为城墙象征封建皇权、以及民国初年公共设施缺乏维护导致城墙衰败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汉口在1907年，上海在1912年至1914年、杭州在1913年，广州在1917年，泉州在1923年，九江、长沙、梧州均在1924年，重庆在1928年纷纷拆除了城墙。北伐军攻克武昌之后亦拆除了武昌城墙，当时也有动议拆除西安城墙，甚至陕西省建设厅在民国16年已经拟出了拆除城墙的草案。

3.但是公共经费的缺乏，不但制约了维护城墙，也制约了拆除城墙，加上后来军方认为在民国时期战乱频仍的时代，仍可以将城墙改造为现代防御设施发挥作用，所以抗战之后，军方顺应市民在城墙挖防空洞的现象，以西安城墙为依托修筑了环城防空工程，筑有防空洞625个。对于城墙对交通的限制，西安市建设局认为应以多设城门代替完全拆除城墙，以求得军事功能与交通障碍的折衷。

4.共和国建立之后，城墙的存废又成为热点，而理由与民国并无二致——阻碍交通，后来北京城墙的拆除成为全国效仿的对象，西安城墙则成为争议的焦点。当时53年做全国城市总体规划的时候，是预想将西安城墙和护城河建设成为文化景观和城市骨架，然而苏联专家则认为保留城墙不利于在西安开展军工企业建设，一时间难以决断，而军方以民国时期的先例重提城墙的人防作用，得到了中央的支持，西安城墙遂得以保留。

5.然而建国后政治空气不断左倾，58年西安城墙存废问题再起，这次拆除意见占了上风，南城墙西段包砖和垛口全毁，5000多个垛墙、98座敌楼和墩楼、角楼被拆除，城墙墙体被挖断两处，近20000平方米的外墙青砖被剥掉。59年陕西省、西安市的某些支持保留城墙的领导和文化部文物局对保留西安城墙做了最大一次的努力，直接上书国务院，这次努力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遂制定了《国务院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而后西安城墙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拆除一事遂寝。

6.最艰难的十年，西安城墙又因要修环城地铁的原因面临拆除困境，但是由于经费预算过大和文物部门的反对而作罢。改开以来，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增强，对西安城墙的态度转变为以修为主，这才算是真正而彻底的保护了西安城墙。

别的回答说了一些原因，但其实都没说到最关键的原因。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各地的地方政府其实普遍对古城墙这种东西没有好感，认为其不仅没有实用价值，反而还阻碍交通，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古城墙大多都被拆了。据说当时比西安城墙保存更完整的有北京城墙和开封城墙，但都被拆了。

在当时的这种风气下，为何西安城墙就硕果仅存？

——因为当时在西安当政的多是本省人。

要知道，解放前党中央在延安可是待了十几年啊！

这么长时间培养出的陕西籍干部不在少数，解放后，这些人相当一部分就留在本省继续工作。

这些本省干部对家乡往往抱有怀旧情结，他们可能也会觉得城墙没啥用，但从小看着城墙长大，总会觉得没了城墙会少点啥。

其实当时要拆西安城墙的呼声也很大，那段时间西安城墙被破坏的也很厉害，也几度要被拆掉，但总是因为有一些干部反对，也就终归是大体保留了下来。

到了80年代，文物保护的观念才日渐增强。当时的市长更是很有魄力，承受了巨大财政压力，甚至有几万市民义务劳动，才将破坏严重的城墙，基本恢复了起来。

甚至到了今天，西安对古城墙的维护都一刻没有停止。

其实吧，并不是每个人都对什么古建筑感兴趣。

但是对家乡，对儿时记忆的怀念，却是很多人都存在的一种感情。

想起来《三联生活周刊》2014年曾做过一期关于西安城墙的专题，于是就找来贴在后面，关于这段历史记录得非常详实，大家慢慢看吧！

冷兵器时代的最后遗存

“城墙可以防原子弹，咱们的城墙厚，可以挡冲击波。”在上世纪50年代初讨论西安城墙存废问题时，正是这一看似荒诞的理由，阻挡了来势汹汹的拆除。

西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商子秦听当时的西安城建局长谈起过这段历史。商子秦告诉本刊：“一五”期间，西安进入快速的工业扩张期，中西部地区接受苏联援助的35个军工项目中，有21项安排在川陕地区，这对囿于城墙内的古城西安是个大机遇。50年代初，在制订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总体规划时，围绕着城墙的保留和拆除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西安市城市规划组提出总体设想：保留老城格局，工业区避开汉唐遗址，放在东西郊区，已知的名胜古迹遗迹将规划为绿地，城墙和护城河将作为公园绿地保留。在当时担任总图绘制工作的周干峙看来，城墙与护城河将成为“西安的一条绿色项链”。然而，当时支援西安建设的苏联工业专家对这个方案很不满意，他们认为，多家大型军工企业将在西安建成，大量北京、东北和四川的军工技术人员和工人将迁入西安，居住和交通是个大问题。因此，工业企业布局应该距离旧城更近，最好“拆掉城墙，发展更多的道路，解决当时的交通问题”。

在一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参加的研讨论证会上，大多数工业专家和仅有的两位规划专家的争论进入白热化。最终，几位老干部提出，抗战时期，城墙上就挖了不少防空洞躲避轰炸，可见“城墙有利于防原子弹，防地面冲击波，符合人防备战要求”。就这样，西安城墙才逃过一劫。另一方面，1950年4月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上习仲勋就是否拆除城墙给出了意见。他认为古城墙不仅不能拆，还要保护。随后，西北军政委员会以主任彭德怀，副主任习仲勋、张治中的名义发出了《禁止拆运城墙砖石的通令》。这一决定，奠定了很长一段时间对古城墙的态度，一直延续到1958年。

“城墙防原子弹”的理由在西安尤其有说服力，因为对很多人来说，抗战时期在城墙躲防空洞的经历还记忆犹新。曾任西安市文物局总工程师的韩保全告诉本刊，他小时候住在城墙南门附近的一个巷子里，日本飞机轰炸时候，城墙起了关键作用。国民政府原本在一些大街上修了防空洞，砖砌的，宽15米，进深100多米，可是老百姓不愿意钻，因为有一次飞机轰炸炸开了一处，死伤几百人。老百姓就喜欢钻夯土的城墙，觉得结实。城墙里有2000多个防空洞，都是附近的居民和商户自发挖的。这些洞的进深大都在15米左右，有马面的地方则更深，达二三十米。为了方便跑防空洞，当时城里人大都住在城墙边。韩保全的家离城墙防空洞也就200多米，一听到拉警报，全家就赶紧往南门方向跑。他印象最深的是半夜跑警报，小孩子还睡得迷迷瞪瞪的，大人给套上衣服，没一个人说话，只听见脚步声“咵咵”响。韩保全上的小学也在城墙根下，上课时一听见拉警报，小孩子们马上兴奋地从课桌上跳下来，冲出去。防空洞里憋闷，所以不拉紧急警报时都不进洞，就在防空洞外的人家坐着，居民家里还给供应些茶水、零食。韩保全说，他最喜欢去一家茶叶店，里面有个老先生会讲故事，爱讲《封神演义》，小孩子们都围着他听。有时候四五个小时警报不解除，就一直坐那儿听四五个小时。说来也奇怪，日本飞机从来没有炸到城墙上，里面的这2000多个防空洞也很安全，从来没出事。

城墙不拆了，也就保留下老城的固有骨架和建筑的整个系统。曾任西安市规划局局长20年之久的韩骥告诉我们，随后制订的1952年西安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最大的贡献就是保留下来一个完整的城的轮廓，井字形的道路格局，为之后的古城整体保护打下了基础。

拆与保的分水岭

50年代初期城墙存废还停留在专家层面的争论上，到了1958年“大跃进”，拆城风已经席卷全国，苏州、南京、北京都开始拆城墙，这股风也很快刮到西安。据档案记载，1958年6月17日，西安市委专门召集有关部门召开座谈会，讨论西安城墙存废问题。会上，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拆，一种主张保留。“拆除派”认为城墙是封建社会的城堡，主要起防卫作用，现在进入原子时代，国防价值已经不大，并且城墙古老，缺乏排水设备，遇雨水冲刷，很多地方容易发生危险，直接威胁人民的生命安全，如果要作为古迹长期保存，势必还需要一大笔维修费用。反之，如将城墙拆除，不但可以节约大量资金，而且拆下的城砖、城土还可加以利用。城墙拆除后可以扩大建设用地，也可以清除城乡界限，便利交通。如果从保存文物古迹着想，把城楼留下来就行了。“保留派”认为，西安城墙是闻名的古建筑，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央规定有300年历史的古迹都应该保留。西安城墙目前及将来对城市并无多大妨碍，保留下来，还可研究和欣赏。两派中，保留的声音明显居弱势。同年9月，西安市委向陕西省委报送了拆除城墙的请示报告：“认为西安城墙可以不予保留，今后总的方向是拆。为了便于人民以后瞻仰，只保存几个城门楼。但目前可将需要拆除的地方和危险的地方先予以拆除，暂不组织大量的人力全面集中搞。今后将按照城市发展的需要结合义务劳动，逐步予以拆除。”省委很快在10月份批复：“原则同意关于拆除西安城墙的意见。”

拆城随即开始，城墙垛口的砖几乎被拆尽，南门两侧包砖已经被剥下来了。韩保全对本刊说，当时主张拆城墙的人还在报刊上算这个“鸡蛋换牛”的账，鼓吹把城砖拆下来，地皮空下来，能盖多少房子。可是那砖拆下来能用吗？主张保留城墙的一派以武伯纶、王翰章、贺梓城、范绍武、王世昌五位文物专家为首，他们心急如焚地奔走呼号。王翰章曾对韩保全回忆这段历史，他们先向时任西安市领导反映，要求停止拆除城墙，被市长直接顶回来：“都到现在了，你们还保护那些封建城堡干什么！”他们很着急，说省里和市里态度一样，就麻烦了。所以五个人冒着很大风险，以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名义，给国务院、给习仲勋发了封电报。后来就有了文化部向国务院写的报告《关于建议保护西安城墙的报告》。报告于1959年7月1日提交，国务院7月22日即批复，同意文化部的意见，请陕西省研究办理。原西安市政府副秘书长、西安市规划委员会秘书长梁锦奎当年曾看到过这份批复，他告诉我们，多亏这个批复，及时阻止了拆墙。也幸亏西安人做事总是“慢半拍”，当时北京为了修“十大工程”，为了修地铁，动用机械设备拆除城墙，西安和北京相比，拆除不在一个量级上。梁锦奎说，看来慢有慢的好处，他们过去常常自嘲：“中央动不动就一刀切，切到南方，只切了个尾巴；切到西安，才刚伸出个头来，砍了。”

商子秦告诉本刊，原西安市委书记崔林涛曾对他分析，保西安城墙，习仲勋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也非常有智慧。“习仲勋当时分管文化部，让文化部文物局打报告，保护西安城墙。他收到报告再一批，就保下来了。而且当时正在研究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西安城墙有幸入列，又加一个保护伞。”

1958年还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读书的韩骥，目睹了推土机一步步铲倒北京城墙与城门的过程。在建筑系，他因公开支持梁思成的观点，被扣上了“走封资修道路”的帽子。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宁夏煤矿城市石嘴山。直到1973年才来到夫人张锦秋所在的西安，后来担任西安市规划局局长20余年，成为古城保护的代表。他感慨1958年北京与西安城墙截然不同的命运，而城墙存废也是两个城市日后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分水岭。回望历史，韩骥感慨，在城墙存废的选择上，有着遗恨千古或万世流芳两种结局。“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城堡被完整保存下来，对全国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然而对西安的古城保护来说，则是举足轻重的战略步骤。在处理古与今、新与旧的关系上，西安坚持‘古今兼顾，新旧两利’。在文物古迹周围进行建设时，‘强调同周围环境配合，发展新的保护旧的’。这两条原则都是50年代梁先生在研究北京都市计划时提出来的。”

被遗落的生活现场

在从小生活在城墙根下的商子秦记忆里，60年代到80年代，城墙里的生活都没什么变化。那时候他家住在湘子庙街的一个大院里，就在现在南门盘道的位置。院子的北门紧挨着城墙，顺着一道土坡上去，就到了城墙根下。商子秦说，湘子庙街过去都是大院，多是做商号的人和旧官僚，比如他家住的这个四进院子，房主姓武，老太爷曾是清朝陕西督军，生了9个儿子，民国时期就让他的儿子们一半参加共产党，一半参加国民党。所以院子里既有曾经的国民党西安城防警备司令，也有从延安回来的艺术家、之后成为陕西某大学的油画系主任，还有一位做过西安城建局长。商子秦家是后来搬入的房客。这个传统的关中大院非常精致，前头有个花园，种着腊梅花、紫薇花，还有一棵西安市有名的玉兰花，花开的时候，西影厂都到院子里来取景。

在城墙下住着，一切就都跟城墙有关系。商子秦对本刊说，他上中学的时候，所在的西安市第五中学就在书院门的关中书院内，早晨上学、下午放学，还有晚自习上学放学，都是沿着古城墙走，一天绕南门三个来回。有时候早上起来锻炼身体，就绕着南门跑一圈，正好400米。学校面积小，开运动会时也绕着南门跑。更喜欢的是去城河游泳。回到家一身臭水味，妈妈往身上一抠就是一道白印，知道肯定是去城河游泳了，免不了又挨一顿揍。

因为50年代末那一轮拆城墙运动，很多城墙砖都被人扒下来了，特别是南城墙附近，城墙上下都有堆成一摞摞的砖，所以城墙根下家家户户用城砖垒灶、铺地、修房，反正近在咫尺，唾手可得。那砖，一块大约顶大开本的《辞海》两本还多，沉甸甸，光溜溜，可算是上等的建筑材料。商子秦记得，那时候有好几位著名书法家，练字都用城砖，蘸点黄泥浆，一写，水就被吸走了，擦了再写。小孩子们还拿城砖锻炼身体，刻成石锁，或者简单钻两个洞，弄成杠铃。商家厕所用来垫脚的都是城砖，现在想想，太不恭敬。

城墙砖剥落后，更方便了城墙洞的开挖。据西安作家姚泽芊回忆，城墙洞最为集中的一段是在北门附近，那一带聚集了一批逃荒到西安的河南难民，有的就在城墙上掏洞赖以栖身。直至70年代，虽然那些最初的居民早已搬离，但仍留有一处处的洞穴。小学时，他曾随大一点的孩子到城墙洞里探险，只感觉其中如地道一般洞洞相连，有些俨然如今日之三居室、四居室的套间形状，还留有炕铺、锅台和通风口，各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相比市内很多人家三代人同居一室的住房状况，这城墙洞内不但面积宽阔，而且冬暖夏凉，真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温馨感。后来，这些洞穴就成了流浪者和犯罪者的藏污纳垢之地。姚泽芊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西安首次出现了一个专门打家劫舍的犯罪团伙，号称“五湖四海”，在市民中引起极大的恐慌，人们关注的重点，仍是这些神秘莫测的城墙洞，以至于天色一黑，就没人敢在城墙根行走。当时街道派出所要求各个居委会组织巡逻队夜间巡逻，一有风吹草动便打锣吹哨，其间也闹出不少风声鹤唳的笑话。

城墙的魅力还在于攀援，这对孩子来说尤其有吸引力。商子秦说，那时候城墙疏于管理，上面到处堆满了砖块，也禁止人上去。不过他们几个小伙伴经常一放学就上城墙，钻进五六十米一个的砖砌水槽，张开手臂撑着槽壁内侧，踩着一指宽的砖愣往上爬。在城墙上，天晴时候远望可见终南山，能看到山的形状，甚至是上面的积雪。往近处看，城墙下面都是棋盘格式的街道、院落、平房、槐树。经历了上山下乡后，商子秦在90年代初辗转再回到西安，发现院子拆了，街道也不存在了，只有路边的槐树还在，树干苍黑苍黑的，冬天在天影底下直立着。他不禁感慨：“我所认识的只有树。”今天再从城墙上往下看，全是高楼大厦，他就觉得不协调。他喜欢到规划院去看那个60年代西安城圈内的模型，做得非常细致，连湘子庙街老院里的那个月亮门都能找到。

所幸城墙还在。如韩骥所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凭个人力量，保不住这座墙。同样，拆掉它也不是那么容易。”

1961年，西安城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过到了“文革”，它又成了“破四旧”的对象。但是这座历经沧桑的城墙太庞大了，周长近14公里、12米高、底宽18米、顶部均宽14米，红卫兵顶多能扒下些城砖，城墙拆不动。到了1972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运动席卷全国，西安也成立了人防办公室，在城墙南门成立了城防指挥部，开始全民挖防空洞，在城墙上挖，也在城外挖，从南门一直挖到南郊，宽度有30米，甚至设计下面可以通汽车、开电影院。韩保全那时候已经意识到有问题了，他看《参考消息》上说，美国苏联已经在把自己的导弹发射井加固了。“我理解，导弹发射井肯定在最隐秘的地方，这种地方都需要加固了，我们领导还在挖防空洞，这不是开玩笑吗？”这时期城墙作为防御工事的存在价值，也成了一个笑话。

可以说，西安城墙虽然没有被摧毁，可也被“扒掉了一层皮”，几乎成了一圈土墙。按照70年代末的统计，墙体毁断14处，计1225平方米，外墙青砖被扒1846万平方米，墙体有洞穴2100孔，总塌方量超过20万立方米。正如当时在西安读大学的作家和谷所说：“古城墙，被这个大都市遗忘了，抑或将它当作碍人手脚的废物，却又困惑于无法处置它。”

重生

商子秦说，西安那时候是典型的“大城市、小财政”，所以尽管工业很发达，但是因为军工企业多，不交税，还要地方养着，财政被拉下来一大块。老市委书记崔林涛曾跟他们倒过苦水，一开始西安修二环路，都没钱修立交。也是因为没钱，尽管西安城墙当时是全国唯一幸存的完整古城垣，但已是千疮百孔，遍体鳞伤。

1981年11月，新华社记者卜昭文在内刊上发表文章，反映西安古城墙遭受破坏的情况。习仲勋看了这篇文章做出指示后，西安城墙才又一次得到了重生。直至1983年2月，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成立，西安古城墙的保护开始走上正轨。

这时候的城墙保护已是大势所趋。韩骥举例，1974年兵马俑的发现，对西安城墙的保护起到了“偶然却巨大”的作用。原本只是西安临潼的几个农民在打井时的无意挖掘，却发现了震惊世界的“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到了80年代初，西安的旅游收入，就占到了陕西省全省旅游收入的97%。那时候“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当然是西安代表，和它配套的景点是碑林、大雁塔、骊山、华清池、钟鼓楼，城墙的破败更显突兀。

1980年的一次访日经历对韩骥触动很大。他告诉本刊记者，那时候西安刚和日本的京都、奈良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随后派了个访日代表团去做友好访问，市委书记是团长，省委书记马文瑞的夫人孙明是外办主任、副团长，他作为西安规划局规划室的主任，是团员之一。临走时领导就叮嘱，不要总是友好来，友好去，推杯换盏，夹道欢迎，要带着问题去。给出四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古城保护。韩骥就负责古城保护的问题。去到之后，整个团都对日本的古城保护印象很深。“都说日本学中国，但日本把中国隋唐的建筑都保护下来了。而且日本在‘二战’中是战败国，被美国炸得稀里哗啦的，我们是战胜国，结果我们自己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了。”那次回来后，城市总体规划方案里面就提出来要“四位一体地保护古城”。所谓的“四位一体”，即维修城墙、整治城河、改造环城林、打通一环路。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听了汇报，很感兴趣。

又过了一两年，马文瑞要调到北京当全国政协副主席。临走前，他想再给陕西老百姓做点事情，做了很多调查，包括城市建设这部分。马文瑞找韩骥来谈：“你是搞城市规划的，规划有几个重点：陇海铁路电气化、西安车站改造；西安飞机场迁建；黑河引水工程。还有一个是环城工程。你谈谈这四个工程，如果要实施的话，你排个顺序。”韩骥说：“最有意义的是黑河引水工程，因为关乎西安城市发展，但这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这是项大工程，规划确定后，得拿到中央立项，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第二件事是陇海铁路电气化，这是铁道部的事，主动权也不在我们。只有修城墙这事，主动权全在我们手里，而且做这个事情功德无量，流芳百世。”这个环城工程做起来也不难，“修城墙，发动群众就可以；挖城河，发动群众就可以。还有城墙附近的违章建筑，发动群众也可以拆。这样整个环城的大模样就出来了。”后来马文瑞就下决心修城墙了。

1983年4月1日，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正式成立，市委书记是主任，市长张铁民和几个副市长是副主任，还有两个名誉主任——习仲勋、马文瑞。时任副市长的张富春也是副主任之一，他告诉本刊，这个委员会下设环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室成员有计委、建委、财政局、物资局、公安局等等，也是为了协调工作。与“四位一体”相对应，办公室下面有四个指挥部，分别是维修城墙指挥部、整治城河指挥部、改造环城林指挥部和打通火车站下穿隧道指挥部。到了每个区、每个街道，也都下设了指挥部，真正是“人民城市人民建”。

真正坐下来制订修复方案时，发现问题比预想得更困难。张富春说，城墙13.74公里，发现14处断面，总共1公里多长。另外外墙的剥落很严重，城砖缺失几平方公里，三层海墁破坏了一半以上，排水道基本上已经破坏完了。除了南门箭楼、北门城楼毁于战火，各门的箭楼城楼基本完整，但是98座敌楼和4座角楼已经全部没有了。再加上利用城墙挖的2100多个洞，长度达40多公里，千疮百孔。

城河的问题更严重。城河原本是城壕，和城墙作为一个整体防御工事。解放后面临城市排水问题，西安周边“八水绕长安”，但是城市里却没有河流，雨水往哪儿排？所以把城壕改成城河，又要蓄水，又要排水，有40多个管道。市区里面有40多平方公里的雨水，相当于当时130平方公里城市总面积的三分之一，都要往城河里排。但是城河作为城市蓄水、排水系统，能力不够，几次大雨造成的灾害很大。特别是1981和1982年大雨后城河容纳不下，溢流进城，淹了1000多户。再加上一部分污水也排进城河，把城河变成了污水沟。

还有环城林带，当时估算里面有20多万平方米的违章建筑，包括瓮城里面也全被单位占着。“所以环城林不成为环城林，实际上是违章建筑群。”张富春说，他们提出的四位一体的维修方案，正对应城墙存在的几大问题。

但是维修资金从哪儿来？张富春告诉本刊，当时的西安财政全年的城建资金只有1.2亿元，而预计要花两三个亿。后来是马文瑞给中央写了封信，中央批了5700万元，中央、省、市按照5∶3∶2的比例，才把资金问题解决。

70岁的史凡当时是西安碑林区副区长，兼任区环城建设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她告诉本刊，环城工程建设分到六个区，四个区搞城河，两个区搞城墙，之后再由区里分到街道，街道分到各单位。碑林区第一期负责城河的和平门到南门的一公里多，二期负责小北门段，清除淤泥、治理护坡。史凡回忆，那时候清淤全部靠人海战术，把河底沉积了两米多厚的淤泥一桶一桶地人工拉出来。因为城河水位比较高，不可能把水引走了再修，要先在一侧修个导流渠，让水流走，在另一侧清淤泥，之后再换另一侧。而且为了不让维修城河抽出的臭水向下流到别的区，修护城河是上下段同时开工。在维修南门吊桥时，他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南门吊桥因为大雨返修了四五次，想尽了一切办法让水泥快点凝固。最后一次，我们开着吉普车狂奔，半夜敲开店家的门买凝固剂。”让她感动的是，被吵醒的店家一听是修城河，就说“拿走吧，明天再来交钱”。

兼城河治理总指挥的张富春回忆说，1983年一直持续不断的雨季，工棚异常潮湿，多少工人都生病了。城墙上要补的洞有2000多个，每个洞的情况都不一样，施工方案就要有2000多个。补城墙的砖必须是特制的，又派技术员到户县等地的砖窑定制……城墙和城河的这次大修效果显著。1983年4月1日到1985年底，两年多的环城建设工程让西安城墙的东、南、西三面完全贯通，还重建了部分敌楼、角楼和一座魁星楼。城河的淤泥被挖出，库容量也从40多万立方米恢复到100多万立方米。

史凡自称是“城墙守门人”，几十年的上学、工作、生活，都是“以南门为圆心，方圆一公里为半径”。她在1987年正式调到环城建设办公室任副主任，在城墙和城河修复后，又开始做环城公园的整治。她还记得一开始做环城公园规划时，原则就是“古朴、粗犷、有野趣”。“古朴”来衬托城墙，“粗犷”也是为了与它历史的厚重感统一，“有野趣”是强调回归自然，所以没有一些标准的、对称的图案造型，地面也没有平整成一马平川，恢复了一些坡地，也保留了一些原生树种：日本友人赠送了一些樱花树种，形成樱花园；在西北角有一个石榴园，石榴是西安的市花；西边保留了很多核桃树。让史凡自豪的是，环城公园成了西安人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散步、遛鸟、唱秦腔，简直成了自己家的舞台。

对史凡来说，如果说环城工程还有什么遗憾，就是在退休前没有把城墙完全环起来，火车站那里还留着个豁口。1997年环城建设15周年前夕，她去深圳拜访习仲勋。习老一再强调：“你现在把城墙连起来了吗？你们叫环城建设委员会，就要把城环起来才行。”

激活

90年代初，摄影师胡武功因为一个偶然机会，开始以《四方城》为主题拍摄城墙周边的人和事。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一轮经济改革的大潮正由东向西席卷全国，而蜗居“四方城”里的西安人隔着厚厚的城墙，似乎仍满足于缓慢的生活节奏。胡武功和当时的很多文化人一样，觉得城墙是一个封建桎梏的象征，是需要从思想层面去冲破的。“鸟长期放在一个笼子里，就不会飞了。”但是随着他镜头的推进，四方城周边人们生活的悠然、笃定也逐渐感染着他，城墙作为特定文化载体的意义也多重了。无论如何，四方城与四方人，早已不可分割。

《四方城》影像里有西安人共同的童年记忆。比如其中一张，八个孩子贴身攀援在古城墙上，正顽皮地回头张望，近处一个穿裙子的小姑娘骑在车上回眸一笑，在远处的城根下，还有一个少年迷茫地傻站着。那是胡武功1996年路过时随手拍下的，小时候，他也曾经是“挂”在墙上的一个。而城门口叼着烟卷卖纸官帽和灯笼的小贩，也是他过年时的盼望。西北人根深蒂固的思想中，讲究过年时舅舅送外甥一顶“官帽”，于是这个小贩的生意会从大年初一红火到十五。不知不觉间，城墙下的生活也在悄悄变化着。照片里出现了捧着旧半导体的老人和听“随身听”的青年人，城墙下跳迪斯科的老年人，而他关注过的“麦客”已经基本消亡。

胡武功拍摄《四方城》正好赶在了西安大拆迁前。在他刚开始拍摄的1995年，西安开始了大拆大建的历程。到了1998年拍摄完成，北大街被拓宽改造，老式店铺一律推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迅速拓宽成80米的双向路，街道两旁的高楼大厦也已具规模。随后西大街也开始改造。他说，在有意无意中记录了城墙一段即将消逝的历史。

城市在变，人们对城墙的看法也在变。1998年克林顿访华，西安城墙第一次作为主体走到前台。史凡组织策划了那次入城迎宾仪式，她告诉本刊，当时先遣团要从几个城市中选择一个能代表中国特色的城市，而且是作为克林顿到中国的第一站。西安有什么是别的城市无法复制的呢？大家一致认为，城墙是西安特有的舞台，而“西安南门仿古迎宾入城式”是独具魅力的，这是根据中国古代礼仪和唐代《开元之礼》仪规，利用西安特有的古城墙而筹划的。他们临时用美国国花玫瑰在月城里做了100多平方米的迎宾图；听说克林顿的夫人、女儿、丈母娘要来，他本人又喜欢音乐，因此在箭楼平台上加入了背景轻音乐；在城墙上还设计了小学生写“和平万岁”书法送他。结果，先遣团看后的当晚，就确定第一站非西安莫属。史凡说，协调过程中，中美双方基于文化和安全的不同理念也产生不少分歧，可谓不打不相识。比如美方安保组要求南门御道广场周边的守城士兵队伍将手中的冷兵器换为可摇动的龙旗，以干扰外部视线，她坚决拒绝了。而负责搭建赠交古城金钥匙台的小组则要求搭建两米高的平台，好让整个广场远近都可看清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克林顿本身就1.9米高了，再搭个两米的台子，那不成靶子了？后来降至1.1米。两个月后的入城仪式让史凡终生难忘。市长将象征开启古城之门的金钥匙送给了贵宾，随后在古朴雄浑的大唐乐曲中掌灯仕女、文臣武将、多国使臣礼宾出迎。随着礼仪官一声“恭请贵宾入城”，战鼓齐鸣，贵宾们接过通关文牒，在掌灯仕女的引导下，踱吊桥、过闸门、进月城、穿灯廊、登城墙。克林顿原计划在城墙40分钟，结果延迟至1小时40分。临别时他握着史凡的手说：“我经历过很多欢迎仪式，今晚的古城堡是我终生难忘的。”

“克林顿第一站来西安，是打开中国历史之门，城墙的文化属性得以彰显。”曲江管委会副主任、西安城墙管委会主任姚立军自称第二代城墙守护者，他告诉本刊，在他来城墙时的2004年，北门火车站的豁口采取修复复原和保护文物的方法相结合，终于将整个城墙连为一体。可以说，第一代守护者把破碎的城墙连起来了，而他这一代人的使命，则是传递文化，让城墙活起来。

姚立军来到城墙管委会工作时，黄金周刚刚施行，如何让人走进来，让城墙创收，是他最大的难题。他告诉本刊，那时候城墙还在赚门票钱，一张门票10块钱，北门、南门、含关门各有各的地盘，分别售票，场面混乱。卖票的人就在门口支一张黄桌子，穿个军大衣趴在那，耳朵上还夹着一根烟，有人来就把票从兜里面掏出来，一手拿钱一手拿票。而城墙也像其他景区一样，城楼里、城门里都是一个个商店，环城公园里还有90个摊位，到处卖同质化旅游商品，书画、地毯、丝绸、玉器。大家都把城墙当成个载体，认为其自身没有旅游价值。

姚立军认为，先要让人关注城墙，进来触摸感受它，否则它就是一堆废弃的垃圾。他晚上一个人站在城墙上会不由得想起3000多年的长安史，想起城墙下所对应的每一个地点曾经发生过什么。可是历史怎么让游人走入？他说，先用保护的手段，还原城墙自身的价值。除了大的修复工程，还有每天的日常巡查。城墙长13.74公里，城墙管委会文物保护部负责安全管理的6个人轮班，每天都要绕城一周，作墙体变形观测。刚从文物保护部退休的蔺娜告诉本刊，目前的西安城墙已有600余年历史，而其文脉机理又源于1400年前的隋唐时期，它就像是老人，年老体弱时常得病，遇到恶劣天气更要加强巡护。她形容自己，既是城墙的“美容师”，又是“医生”，给城墙治病，应对那些裂缝、沉降、鼓胀、松动。

我们去的那几天正赶上城墙的“夜跑”活动，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与。姚立军说，类似活动非常丰富，就是为了让城墙活起来，有人气。平日租辆自行车绕城墙一圈，就可以“半日游尽三千年”。更大规模的活动是每年11月份第一个周末的马拉松，已经形成一个品牌，上万人都在上面跑。而在一些传统节日，城墙更是一个必来之地。比如中秋节，家人登城赏月，感觉真是中国的中秋节。元宵节灯会，晚上上来近10万人，好像带着一家老小在上面走走，才是西安人。

让姚立军骄傲的是，他接手前一年城墙的门票收入只有750万元，现在已经超过了1个亿，游客人数仅次于兵马俑。在他看来，“城墙开始就像一个病恹恹的老头，现在活得很滋润，有很多人爱他，妻儿子孙环绕着他。前段时间想在城墙上安装一个电梯以方便老幼，很多人不愿意，说等于要给他装个假牙，马上拆除了。这也说明西安人对城墙的感情”。

常常会忽略南京城墙，我们的城墙也并没有被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