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何看待美国国会启动调查「蓬佩奥涉违反联邦法律」?

回答
美国国会启动针对前国务卿蓬佩奥的调查,涉及其是否违反联邦法律,这是一个复杂且具有多重解读的事件。要详细理解此事,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调查的背景和原因:

要理解这次调查,首先需要知道调查的触发点和具体指控是什么。通常这类调查的启动,是由于:

特定事件的举报或媒体曝光: 可能是前雇员、利益相关者或其他知情人士的举报,也可能是媒体调查揭露了某些可疑的行为。
国会议员的质疑: 某个或某些议员认为蓬佩奥在任期间或卸任后的某些行为可能违反了法律或道德准则,从而主动发起调查。
党派政治斗争: 在美国政治高度极化的环境下,对前政府官员的调查往往带有强烈的党派色彩,意在削弱对手的影响力或为己方争取政治优势。

具体来说,针对蓬佩奥的调查可能涉及以下几类联邦法律或规定:

《哈奇法案》(Hatch Act): 该法案限制了联邦雇员在工作时间内参与政治活动。如果蓬佩奥被指控利用其在任期间的资源或职权为党派政治活动服务,就可能触犯该法案。例如,有报道曾质疑他在竞选活动中使用了政府资源。
道德准则和利益冲突: 作为国务卿,蓬佩奥有义务遵守严格的道德准则,避免利益冲突。如果其卸任后的商业活动或个人利益与其在任期间的决策有关联,或者其在任期间的决策被认为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则可能构成违反。
滥用职权或公款: 任何政府官员滥用职权、挪用公款或将公共资源用于非公务目的,都可能触犯相关法律。
信息披露和保密规定: 政府官员在处理敏感信息时需要遵守严格的规定。如果蓬佩奥被指控不当披露或滥用保密信息,也可能面临调查。

二、 谁在启动调查?

调查的主体非常关键。在美国,国会可以根据其监督权来启动调查。这通常是由以下机构或委员会发起:

众议院的委员会: 例如,监督和改革委员会(House Oversight and Reform Committee)、情报委员会(Intelligence Committee)、外交事务委员会(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等,都有权对政府部门的运作和官员的行为进行调查。
参议院的委员会: 类似地,参议院也有相应的委员会拥有监督权。

调查的性质可能是什么?

信息收集和听证会: 国会调查通常会通过发送传票要求相关文件、进行书面质询、召开听证会并传唤证人作证等方式来收集证据。
对特定行为的审查: 调查旨在弄清楚蓬佩奥的某些行为是否违反了联邦法律、行政命令或国会通过的法规。
可能的政治影响: 即使最终没有找到确凿的违法证据,调查本身也可能对蓬佩奥的声誉和政治前景产生影响。如果发现违法行为,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如弹劾(虽然他已卸任,但理论上追究责任仍有可能)、刑事起诉(由司法部门介入)或民事处罚。

三、 对蓬佩奥本人及其政治生涯的影响:

声誉损害: 被国会调查本身就会给蓬佩奥的公众形象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其试图在共和党内保持影响力和可能寻求未来政治职位的情况下。
分散精力: 调查会消耗蓬佩奥的时间和精力,迫使其回应各种质询和要求,这可能会分散其在其他领域的关注。
法律风险: 如果调查证实其有违法行为,他可能面临法律诉讼,包括罚款、禁入某些行业,甚至刑事指控。
政治遗产的重塑: 调查的结果,无论正面还是负面,都可能影响他作为国务卿的政治遗产以及他在共和党内的地位。

四、 这种调查的普遍性与意义:

监督制衡的体现: 在三权分立的美国政治体制下,国会对行政部门的监督是重要的制衡机制。对前任高官进行调查,也是对未来官员起到警示作用。
党派斗争的工具: 如前所述,政治极化使得这类调查很容易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执政党利用其来攻击前任政府,在野党则可能将其视为攻击执政党“政治迫害”的证据。
透明度和问责制: 调查过程旨在提高政府运作的透明度,并追究官员的责任,以维护公共利益。

五、 具体的调查点可能是什么?

根据过往的媒体报道和政治言论,一些可能被调查的具体点包括:

卸任后的活动: 例如,他加入了一些保守派组织或智库,这些组织与他卸任前的政策议程和个人利益是否存在关联?他是否利用前任国务卿的身份为自己或其支持的组织谋取不当利益?
任内的一些争议性事件: 例如,他是否在处理某些国际事务时存在偏袒或腐败行为?是否利用职权进行个人政治宣传?
与特定公司的关系: 在其任内或卸任后,是否与某些企业存在不当的利益往来?

总结来说, 美国国会启动对前国务卿蓬佩奥的调查,是国会行使监督权、追究潜在违法行为的一种方式。其背后可能掺杂着对联邦法律执行的考量、对政府道德准则的要求,以及不可避免的党派政治因素。调查的具体走向和结果,将取决于证据的收集情况、国会相关委员会的判断以及司法部门的介入程度。这件事的意义在于它再次凸显了美国政治中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机制,以及政治人物行为受到法律和道德约束的重要性。

在看待此事时,需要区分调查本身和最终的调查结果。调查启动并不意味着已经判定违法,而是开启了核查事实的程序。而对于调查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指控,都需要审慎地看待,并关注证据的呈现。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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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第一项关于耶路撒冷事件的调查提供一份来自美国的第一手政治评论,供大家参考。

保罗·皮尔(Paul Pillar)2005年从美国情报界长达28年的职业生涯中退休,他的最后一个职位是负责近东和南亚的国家情报官员。早些时候,他曾担任各种分析和管理职位,包括中情局分析部门负责人,负责近东、波斯湾和南亚的部分地区。皮尔教授也是国家情报委员会分析小组的最初成员之一。

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角色,与其他国务卿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中的做法背道而驰,也违反了他所在部门的行为准则。即使是像蓬佩奥一样渴望更高职位的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前国务卿也远离任何党派大会。

蓬佩奥在共和党活动中露面的行为,与他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行为一致。蓬佩奥在担任国会议员时,最初是利用利比亚事态的悲剧性转折大举攻击希拉里,从而引起特朗普的注意。这一表现为他赢得了中情局局长的职位。这个职位应该比国务卿的职位更远离党派偏见。

蓬佩奥随后被提升到内阁最重要的位置,这与本届政府中许多其他高级官员不同。这些官员一旦对特朗普来说有点不方便或烦人,就会被特朗普抛弃。这证明了他在多大程度上故意伪装了自己的行为,以吸引特朗普和支持特朗普的势力。他希望继承特朗普的政治遗产。蓬佩奥在大会讲话中对党派政治和官方职责的模糊化,与特朗普本人在当晚同一场合反复出现的类似模糊表达相吻合。

这种混为一谈在很多方面损害了一个本来运作良好的政府。对于一位国务卿来说,这样做代价尤其严重。因为这将使得外国政府卷入了由此而来的混乱之中,并通过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进一步扩大这种混乱。蓬佩奥的行为是对国家行政能力的破坏,并且首先对国务院本身造成损害。这种损害反映在对外交事务的不尊重以及国务院内部士气和招募工作的种种迹象上。

这种损害需要很多年才能修复。这一可悲进程的低谷,可能是蓬佩奥抛弃了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玛丽·约万诺维奇,一位受人尊敬的外交官。她对蓬佩奥唯一的冒犯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包括反对腐败。她的工作妨碍了特朗普和鲁道夫·朱利安尼在乌克兰牟取私利。特朗普政府的大使任命使美国外交工作雪上加霜。这类任命中出现了数量异常庞大、不符合大使任职资格的总统政治支持者。

让一个像蓬佩奥这样顽固的党争斗士担任国务卿,会以其狭隘的政治动机破坏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任何高级政策讨论中,蓬佩奥不会像一个真正的国务卿应该做的那样,为促进整个国家利益的最佳途径而与上级据理力争。

蓬佩奥是在一次外交访问中远程对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讲话,这一点让他造成的问题更加复杂。根据他的行程安排,他显然是在尽可能多地从最近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这件事情上获利。

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和解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和平,反而加剧了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以及土耳其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之间关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问题和对穆斯林兄弟会的看法存在着争端。蓬佩奥利用耶路撒冷作为演讲的背板,却没有告诉大家巴以冲突是如何悬而未决且越来越棘手的,也没有告诉大家以色列和阿联酋的关系发展进一步降低了以色列政府解决巴以冲突的意愿。

特朗普政府诱使阿联酋提升与以色列的关系,这是政府给内塔尼亚胡政府的一系列礼物中的另一个。其他礼物包括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和承认以色列吞并戈兰高地。美国没有从这些礼物中得到任何回报。只有特朗普本人和共和党的政治命运,才是特朗普希望得到的回报。

特朗普偶尔坦率地脱口而出自己的政治动机之一。他说美国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是“为了福音派教徒”——同时表示失望,因为美国犹太人似乎不像福音派那样对此举感到兴奋。这种考虑不应该促使美国做出重要的外交决策。这样的决定应该为整个国家的利益服务,而不是迎合其中的一小部分,例如某一有着特定宗教信仰的人群。

蓬佩奥本身就是一名福音派基督徒,他站在耶路撒冷的屋顶上向家乡的政治信徒布道时,一定感觉到了其中的宗教元素。而一个真正称职的国务卿不会像他这样轻慢自己的职责。

当外交政策被公然利用来吸引国内选民时,外国政府也就有了影响选取的渠道。这些政府倾向于以损害美国利益的方式作出反应。

当华盛顿出台的外交政策只是某一个派系的狭隘政策时,外国政府就习惯于期望各届美国政府之间会有很多不一致之处。

如果美国当前外交政策的驱动力是狭隘和短暂的,那么外国政府可能不愿意对美国作出承诺或达成协议。他们可能会觉得最好的办法是等待下一次美国大选。这基本上就是伊朗目前的做法。

另一种可能是,外国政府会试图迎合目前在华盛顿掌权的任何人的幻想,同时将美国更为根本和长期的目标抛诸脑后。这种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无足轻重的自我吹捧,比如谈论将戈兰高地命名为特朗普高地,或是波兰的特朗普要塞。但这是一种从真正能够促进美国利益的外交活动上转移注意力的做法。

最糟糕的是,华盛顿在外交关系上采取的高度党派化做法将鼓励外国政府沉迷于同样的党派之争。因此,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将比他在2016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所证实的那样,更有动机干涉今年的美国大选。这更让普京成为了美国的一个难题。

蓬佩奥在耶路撒冷的表现鼓励了以色列对美国内政的进一步干涉。这个外国国家干涉美国政治的次数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特朗普和蓬佩奥在处理与以色列有关的问题上,把事情从原本健康的美以两国关系推向了利库德集团与共和党的党派联盟。双方都在竞选中利用对方的城市作为道具。

开国元勋们曾经非常担心党派之争对新生共和国外交关系的有害影响。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写道:“如果我们要在任何方面都成为一个国家的话,那么我们显然应该学会先尊重其他国家。”现在的美国可能与这个理想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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