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李定国不如郑成功出名，更没有民族英雄的称号？
首先，我们得承认，郑成功在收复台湾这件事情上的绝对性成果，是造就他个人名声最关键的基石。台湾在郑成功的领导下，成功摆脱了荷兰殖民者的统治，并且成为明朝残余势力一个重要的基地。这件事情的象征意义极其重大。在那个中原大陆已经基本落入清朝之手，明朝正统叙事岌岌可危的时刻，郑成功在海外建立的基业，为“反清复明”的旗帜注入了一丝实际的希望和力量。他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者，更在政治和文化上，为后来的台湾乃至中国的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收复台湾，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国家认同感和反抗侵略的叙事，很容易被后世定格为“民族英雄”的行为。
相比之下，李定国虽然勇猛善战，屡次给予清军沉重打击，甚至一度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比如他在广西、云南等地组织的“两蹶名王”（意指两次击毙清朝重要将领）的战役，确实让清朝统治者感到头疼。他个人的忠诚和英勇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李定国的事业始终是在中原大陆的夹缝中求生存。他所能依靠的，是零散的军队和有限的资源，以及南明政权本身就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尽管他一度希望能借缅甸的力量来反攻，但这种策略本身就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不像郑成功在台湾建立的基业那样，有相对清晰的地理界限和政治主体。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历史叙事的“归宿”问题。郑成功最终将事业的重心放在了台湾，而台湾在历史的演进中，最终被纳入了中国的版图，并且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落地生根”的成果，使得他的历史地位更容易被后世所认可和传承。他的事迹，与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争取国家统一的历史主线，有着更直接、更明确的联系。
而李定国，尽管他一直坚持在大陆作战，但最终未能扭转南明的颓势，他的军队最终也走向了消散。他的“反清复明”的理想，终究未能在中国大陆上实现。这种“功败垂成”的结局，使得他的历史形象，在后世的评判中，多少带上了一些悲情的色彩，也使得他的行为，难以像郑成功那样，被直接挂钩到“民族英雄”这样一个高度概括性的称号上。
此外，后世的宣传和文化认同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在中国的历史叙事中，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壮举，自然而然地成为民族主义叙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李定国的事迹，虽然被记载在史书中，但其影响力更多地局限在对于南明历史的研究者和军事史爱好者群体中。民间对他的传颂程度，远不如郑成功来得广泛和深入。
总而言之，李定国并非不如郑成功，他的军事才能和忠义精神同样值得称颂。但由于历史事件的走向、最终事业的“归宿”以及后世文化认同的建构等多种因素，郑成功以其收复台湾的决定性功绩，在历史的舞台上获得了更耀眼的光芒，并被冠以“民族英雄”的美誉，而李定国虽然英勇抗清，却因其事业的局限性和未能实现的宏愿，在历史的知名度和评价上，稍逊一筹。
网友意见
复地千里，两蹶名王。李定国兵峰之盛，满清一度想退兵求和。自古名将莫过于此。现在大家不知道他，大概是因为郑成功收复台湾成了政府宣传的一个口号，所以着重的宣传。历史不会遗忘任何人，无论是张煌言，黄公甫，黄道周，阎应元，史可法。多少年以后，还会有人看到他们的事迹痛哭流涕，嚎啕大哭。
比军事才能的话，李与郑两人相当。但郑成功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击败荷兰人收复了台湾，在历史定位上，符合近代以来的反殖民、民族独立、反帝国主义的思潮。相比之下，李定国同志这方面由于战略形势和内外矛盾的各方面原因，没有形成阶段性的巩固成果，所以郑成功名望更高一些，也是正常的。
单纯谈军事的话，也有很多值得计较的地方。以咱家这种赵括2.0的看法来看，有几个问题：
1、南明在1653-54年期间的战略规划失策
从当时的局势而言，南明北伐战略重心有问题，确切来说是没有明确的重心，远期规划也不足。任何战略，都应该有个目标，到底要达成什么样的战略目标？目标太大，扯着蛋。目标太小，没有意义。
李定国同志可能有一个整体的想法，并且想从广东入手。他自云贵出两广，目的大概是想全据广南，以两广云贵为基地，再行进取湘、赣。
就事论事的话，这个想法个人觉得成功的可能不高。从广东入手的方案可能比较稳妥，但进取性不足。广南格局太小，要以广南为进取方向，再图北伐，时间上会拖长，不利抓住战略机遇。
全据两广的优势在于可以打通福建，把郑成功的系统也纳入到整个战局中来，缺点是东西长，南北短，利攻利胜不利于持久。为什么呢？因为满清控制区大，回旋空间大，虽然战线长度与我相共，但我们威胁不到他的心腹。同时，李定国同志从云贵出发入广西，再入广东，至少要进行两次作战交叉，战役组织上比较复杂，会有很多阻力。
咱家个人认为，这个战略规划考虑是不长远的，没有考虑战略上进入相持阶段之后的走向。
2、对湘赣川重视不够
自云贵而窥中原，必须重视湘、赣、川三地。设若设置一个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的话，显然1654年战略的基本目标应是入川，其次是入湘。
取川是为了巩固战略侧翼。从云贵高原出发，如果不掌握四川地区，那就是把四川地区拱手让人占有，然后威胁云贵的北大门。所以，为了巩固战略的侧翼，就一定要拿下四川，这样后方就稳定了。
入湘则是为了打开北伐的主要通道，占据从枣-随-武昌-长沙这条荆湖地区的主要路线的南端。只要进入洞庭湖平原地区，那么就有可能在下一个年度直接兵逼长江。西面巩固了四川，中间掌握了武昌，则下江不足为虑，广南福建就不是问题了。
但这不是稳定的形势，要彻底把局势稳定下来，下一步就是顺江而下据南京，把长江彻底掌握起来，之后再谈伺机北伐。
总体来看，川湘的大局，最起码川中的大局，能在1654年定下来的话，这三步走就有很大的成功可能。如果川湘大局1654年定不下来，那局面发展，恐怕还是要完蛋。
毕竟南明只有一次机会。
这是一个纸上谈兵的粗略计划，如果要落实，必须有大量的兵力转用技巧和相当优秀的军事才华。正所谓脑洞好开，落地难。咱们在地图上看半天，具体到落地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
四川历经兵乱，张献忠以及满清反复索了几回，人力资源非常匮乏，物资基础也差。大军怎么去，去了怎么打，生活问题如何解决，长期对峙如何破解，都是难题。
南明底子薄，地盘小，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都很有限。所以李定国同志的战略规划比较保守，是符合常理的。
人的身子虚，只能吃补药，不能吃泄药啊！
郑成功死的及时，要是再多活二十年，活到康熙收复台湾之时，恐怕现在也不会宣传他了；
李定国要是在永历七年，刚刚“两厥名王，威震天下”之际便死，恐怕就是比肩岳飞，韩世忠的民族英雄了；
我们来看看李定国后来又干了什么，就不难发现，现在不宣传李定国了：
永历七年，不尊大西国主孙可望号令，两军阵前发生内讧，致使大军失利，永历六年北伐成果尽失；
永历八年，进兵广州，在新会惨败；
永历九年，出兵抢夺永历朝廷，孙李内讧进入高潮；
永历十一年，孙李内战爆发，李定国获胜；
永历十二年，罢蜀王刘文秀兵权，大肆清洗秦蜀两系人马，致使云贵外围据点尽失；
永历十三年，清军进攻云贵，李定国狐疑不定，直到清军攻入云南后才出兵；出兵之后，屡战屡败，退入昆明；
永历十四年，退入缅甸，与清军在磨盘山阻击清军，先胜后败；
永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李定国病死，其子李嗣兴降清，官至宁夏总兵。
大家可以看到，李定国自永历六年十一月在衡州取胜之后，到永历十四年正月兵败退往贵州之际，有一多半的时间，用在了和孙可望，刘文秀的内讧上；尤其同孙可望的这段内讧经历，影响太坏，是典型的“枪指挥党”。
无论孙可望后来干了什么，他在当时都是大西国的国主，是大西军的共主；不论李定国的事迹多么可歌可泣，单凭他在大敌当前之际，对抗孙可望的指挥，以至大军惨败这一点，就没有一个成熟的政权愿意宣传他。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成熟的国家会认为凭借战功多、威望高、兵力强，就可以不听中央号令，甚至推翻中央自立王。
如果李定国能够在清洗刘文秀，孙可望的势力后多坚持几年，那也有情可原，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两次内讧解释为为了抗清大计而不得已而为之。但他在清理刘文秀后的第二年便兵败失地，退往缅甸，最终身死荒野，这就让他内讧的动机很难解释了。
而郑成功到台湾次年便死，还没来得及做什么荒唐事，自然是很好宣传题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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