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厉王时期国人暴动，周厉王为什么不调动军队镇压？
首先，我们要明白，“国人暴动”这个“国人”到底是指的谁。这里的“国人”，不能简单理解成泛泛的黎民百姓，或者说是普通的老百姓。在那个年代，特别是对于周朝这样一个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国家，“国人”更多的是指周王室的贵族、臣僚以及生活在王城（镐京）及其附近区域的拥有一定政治和经济地位的自由民。 他们是周朝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军队的骨干力量。
这就引出了第一个可能的原因：军队的构成与忠诚问题。
周朝的军队，尤其是在王城驻扎的军队，很大程度上是由贵族和他们的私属武装组成的。简单来说，这些兵源本身就来自“国人”的阶层，甚至是这些贵族的家兵。如果周厉王因为压迫这些贵族和有影响力的“国人”而引发了暴动，那么他直接调动军队，就等于是在调动一群本身就对他不满、或者受到压迫的“国人”去镇压另一群“国人”。
你想，如果军队的将领、士兵们自己也觉得厉王做得不对，或者他们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他们会真心卖命去镇压自己的同阶层吗？很可能非但不会卖命，甚至可能倒戈相向，加入暴动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调动军队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让局势更加混乱，甚至直接威胁到厉王自身的安全。周厉王之所以被流放到彘地，就是因为他被暴动的人赶跑了，如果他手里还有能用的军队，他大可以拉着军队和暴动者死磕到底。所以，军队的成分，很可能让他无法放心地调动。
其次，我们得看看周厉王当时是怎么惹众怒的。史书上说他“挟谤害能，国人谤王，而王不蔽止，を入力谤者，门窜，而王填之”，还“挟巫以鬼神之事，欺压万民”。总而言之，就是厉王非常专横，压制言论，堵塞言路，滥杀无辜，甚至利用巫蛊鬼神来恐吓民众，管制言论的自由。
这种统治方式，首先就会疏远和压迫那些掌握话语权、有影响力的贵族和官员，也就是所谓的“国人”。当厉王把刀子伸向这些人的时候，他们当然会联合起来反抗。国人暴动，与其说是底层民众的起义，不如说是贵族阶层和有识之士因为无法忍受厉王的暴政而发起的集体反抗。
在这种情况下，周厉王如果还想调动军队，就得考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他的权力基础是否还在？
一个君主的权力，不仅仅是武力上的强大，更在于他能否得到统治集团内部的支持，包括贵族、官员、军事将领等。如果厉王因为自己的政策，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贵族的信任和支持，那么即便他名义上拥有军队，军队的指挥权、执行力也可能大打 सब्ज。那些掌握实权的将领，很可能也是“国人”的一部分，他们会以各种理由推诿，甚至暗地里支持暴动者。
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公司的CEO，他把公司的核心股东、高层管理者都得罪光了，把公司运营的核心部门都搞乱了。当公司发生危机，CEO想调动保安力量来平息事端，结果发现保安队的队长本身就是被他排挤出去的高管之一，队员们也大多是他曾经压迫过的部门的成员。这种情况下，保安队还能听他的指挥吗？
第三，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周厉王的战略选择。
虽然听起来有点反常，但我们不能排除厉王当时可能采取了一种“以柔克刚”或者说“以退为进”的策略。也许他意识到，直接镇压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激起更普遍的反抗，甚至可能导致国家的分裂。他可能希望通过暂时回避冲突，等待时机，或者寄希望于局势自己能够平息。
当然，这种可能性相对较小，毕竟厉王以专横著称。但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他也有过一些权衡。如果他调动军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势必发生，这对于一个刚刚建立不久的周朝来说，会是巨大的创伤。而且，一旦开打，胜负难料，万一镇压失败，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了暂时的隐忍，将自己撤离镐京，以避免正面冲突。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视角是历史记载的局限性。
我们现在读到的史书，很多是后人根据零散的资料和传说整理出来的。史书的作者，可能出于某种立场或者信息的掌握程度，并不会把所有细节都写得一清二楚。也许当时确实有过调动军队的尝试，但因为种种原因失败了，或者说军队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所以在史书中就没有被重点记录。又或者，史书的重点在于描述国人是如何推翻厉王的统治，而不是厉王如何反抗。
总而言之，周厉王在国人暴动时没有调动军队镇压，并非是他没有军队，而是因为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调动军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军队的构成、厉王自身的权力基础、以及可能存在的战略考量，都可能是他没有选择直接军事镇压的原因。更准确地说，那场暴动本身就暴露了厉王在政治上已经失去了对“国人”阶层的控制力，包括对军队的有效指挥权。 这场暴动，与其说是民众的武力反抗，不如说是政治权力的一次大洗牌。
网友意见
显而易见，军队倒戈了。
实际上，我们从厉王世的青铜器中可以发现，在厉王世，军权已经从天子手中滑落，而接过军队指挥权的，就是那个隐没于历史身后的共伯和。
一、僭越者共伯和
在西周晚期一篇著名的青铜器铭文中，共和行政的真相浮现：
隹（唯）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白（伯）龢父若曰：師毀，乃且（祖）考又（有）勛于我家，女（汝）有隹（雖）小子，余令（命）女（汝）死（尸）我家，司我西扁（偏）、東扁（偏），僕馭百工、牧臣妾，東（董）裁内外，毋敢否（不）譱（善），易（錫）女（汝）戈琱、緱必（柲）、彤紗（沙、綏）、干五鍚、鐘一肆、五金，敬乃夙夜，用事。再拜稽首，敢對揚皇君休，用乍（作）朕文考乙中（仲）肆簋，毀其萬年，子（子子）孫（孫孫），永寶用亯（享）。
这件师毁簋铭文中，有几个点值得注意：
1.师毁簋按照形制判断，应作于西周晚期，即“厉、共和、宣、幽”时期，而铭文开头的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与厉、宣、幽王的日历均不符合，却恰与共和元年对应，可见共和元年已经抛弃了厉王世的纪年，采用了共和纪年，且共和元年有“王”；
2.伯龢父若曰的“若曰”在西周青铜器、尚书中均作为王者（或摄政周公）训诫诸侯群臣的习语，此时伯龢父对师毁“若曰”，其规格之高不言自明；
3.师毁在受命之后，表达感激时称伯龢父为“皇君”，与其他册命金文中的“对扬王休”相映成趣，在此师毁并未感谢周天子，可能此命并非天子所册。
所以，包括晁福林等大家均以为，伯龢父即是共伯和，在厉王出奔于彘之后，伯龢父摄政十四年，代行王事。
二.“禁军”将领伯龢父
实际上，伯龢父并非突然出现在西周政坛上的，在这之前，伯龢父已经成为了天子身边的红人。
在厉王元年，伯龢父就已经成为了重要的军事官员：
隹（唯）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才（在）周，各（格）康庙，即立（位），同中右（仲佑）师兑入立 ? （中）廷，王乎（呼）内史尹册令（命）师兑：疋（胥）师龢父（司左）右走马、五邑走马，易女（锡汝）乃且（祖）巾、五黄（衡）、赤舄，兑（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不（丕）显鲁休，用乍（作）皇且（祖城）公（簋）。师兑（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在这篇元年师兑簋铭文中，厉王册命师兑作为副手，帮助师龢父管理左右走马和五邑走马，师龢父即是“师+伯龢父”的简称，“师”在西周时是高级军官的头衔，而左右走马、五邑走马则是护卫京畿的几支军队内的官员，可见至少在厉王初年，伯龢父已经司职戍卫京畿周天子，权力极大。
那么，这个伯龢父究竟是谁呢？不少历史学家相信，共伯和、伯龢父就是姬姓卫国的国君卫武公，目前这个说法仍在争讼中。
三.南国的鼙鼓
在周厉王时代，西周已经步入晚年，一系列危机正在酝酿。
在本就不安宁的帝国之南，一场巨大的危机已经袭来。
在一次南征中，周厉王会见了镇守周南国的重要军政长官，鄂侯驭方，两人交谈甚欢，共同执行了射（哎呀好污）礼，互换礼物，并将这次见面记录在了青铜鼎上。
王南征，伐角、遹，唯还自征，在坯，
噩侯驭方纳壶于王，乃祼之，驭方侑王，
王休偃，乃射，驭方佮王射，驭方休阑，王宴，咸酓饮，王寴易亲锡驭方玉五嗀瑴，马四匹，矢五束，驭方拜手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作尊鼎，其万年永宝用。——鄂侯驭方鼎
然而这样的和谐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不久之后，鄂侯驭方率领南方的淮夷部族，开始向周王朝进攻，周天子最终平定了南国之乱，但是周王朝的软弱已经暴露无疑，这些都被青铜器记录了下来。
唯王十月，王在成周。南准夷迁及内，伐昴、参泉、裕敏、阴阳洛。王命敔追御于上洛谷，……唯王十又一月，王格于成周大庙，武公入佑敔，告擒馘百、讯四十。王蔑敔历，使尹氏受敔圭瓒、贝五十朋——十一月敔簋
在这件器的器铭中，南淮夷的兵锋已经直达阴阳洛，也就是洛水南北区域，已经逼近成周洛邑，可以说已经威胁到了西周的腹心地区。在敔簋铭文中，周厉王在成周大庙赏赐了有功人员敔，注意“武公入佑敔”一句，在西周青铜器册命金文的体例中，作为受册人（本器中的敔）右者的，一般就是受册人的直系上司。也就是说，敔的直系上司就是这位“武公”。
在本人之前的一篇短文中，金文所见的西周秘史（一）：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存在吗？ 曾经论述，“公”为西周领卿士寮/太史寮/太宰的最高一级贵族，在这里可见，这个武公在厉王世应该权倾一时。
在另一篇铭文中，这次伐南淮夷的军事行动显然并不顺利：
呜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国，亦唯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王廼命西六、殷八，曰：“扑伐噩鄂侯驭方，勿遗寿幼。”肆师弥匌怵会恇，弗克伐鄂。肆武公廼遣禹率公戎车百乘、厮驭二百、徒千，曰：“于匡朕肃慕，唯西六、殷八伐噩鄂侯驭方，勿遗寿幼。”雩禹以武公徒驭至于鄂，敦伐鄂，休，获厥君驭方。肆禹有成。敢对扬武公不显耿光。用作大宝鼎。禹其万年子子孙宝用。——禹鼎
这件鼎完整地记录了周王朝扑灭鄂侯叛乱的全过程：
鄂侯驭方率领南淮夷、东夷攻击周的南国、东国。这次反叛规模巨大，以至于周王不仅动用了长期以来用以镇抚关东地区的军队殷八师，还出动了镇守关中大本营的西六师。周王命令西六东八两支大军，扑灭鄂侯的叛乱，并且不管敌人是老人还是幼童，一个都不能留下来（无遗寿幼）。但是西六东八两只军队并没有击败鄂侯的军队（弗克伐鄂）。于是武公派遣禹率领武公自己的私人军队（公戎车百乘、厮驭二百、徒千），让他们加入军事行动，并且不要留下一个活口（无遗寿幼）。禹的军事行动很顺利（休），活捉了反叛的鄂侯驭方（获厥君驭方）。禹的军事行动立有大功，感激武公的圣明（敢对扬武公不显耿光），作鼎纪念。
这件鼎信息量巨大，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问题
1.鄂侯的反叛规模巨大，以至于周天子必须让周王朝最精锐的殷八西六两支军队同时投入战场才能获胜，但是即使是投入了殷八西六，鄂侯驭方的叛乱仍无法平息；
2.在镇压鄂侯驭方的战争中，武公私军的加入是决定性，最终生擒驭方的正是武公私军的将领——禹；
3.在这次军事行动结束之后的赏赐中，禹感激的是自己的君主武公，并没有像西周前期那样感激周天子
在这次对鄂的战争中，周王朝的软弱无能暴露无遗，当朝高官武公的实力已经凌驾于王室之上。
在帝国的腹地，又一场战争让周天子的王国震颤——犬戎来了。
四.西陲的狼烟
在今天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一件毫不起眼的青铜鼎记录了一次可怕的战斗
唯十月，用严狁放兴，广伐京师，告追于王。命武公遣乃元士羞追于京师，武公命多友率公车羞追于京师，癸末，戎伐笱衣孚。多友西追，甲申之晨，搏于厀，多友右折首、执讯廿又三人，孚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衣复笋人孚。或搏于共，折首卅又六人，执讯二人，孚车十乘。从至，追搏于世，多友或右折首、执讯。乃口追至于杨冢。公车折首百又十又五人，执讯三人，唯孚车补克以，有焚，唯马驱口复口京师之孚。多友乃献孚讯于公。武父乃献于王，乃曰武公曰：“女既静京师，釐女，易女土田。”丁酉，武公在献宫，乃命向父佋多友，乃徙于献宫，公亲曰多友曰：“余肇事女，休不逆，又成事，多禽，女静京师。易女圭瓒一、汤钟一口、鐈鍪百匀。”多友敢对扬公休，用乍尊鼎，用作倗，其子子孙孙永宝用。——多友鼎
这件器铭文大致意思是：
厉王某年十月，犬戎（玁狁）入侵，攻击到了周宗庙所在的京师（豳），周王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命令武公派遣军队救援京师。武公命令多友率自己的私军（公车）攻击犬戎，在衣、漆、共、世、杨冢等地多次与戎人搏斗，在战斗结束之后，多友将俘获的战车和俘虏献给武公，武公右将这些献给周王，周王赏赐武公田土，武公又赏赐多友玉和铜器，多友感谢武公。
我将多友和犬戎搏斗的地名做成地图，就可以看到这次犬戎入侵带来的巨大震撼：
红色线是犬戎入侵路线，橙色线是多友追击路线，蓝色叉子是战场，可见这次战争中，犬戎只要突破京师附近的山地，就能够直下关中，进军宗周，宗周将无险可守。（事实上，这也是幽王时代犬戎灭亡西周的路线）
如此紧迫的战势中，并没有出现本应当驻扎在宗周附近的西六师，或许西六师在鄂侯入侵的战争中已经受了重创，也可能是为了抚平南国而驻扎在湖北北部、河南南部。总之，这次威胁巨大的犬戎入侵，周天子最为倚仗的国家军事力量并没有起到作用。
而这一次，又是武公力挽狂澜，派出自己的私军解了燃眉之危，多友仍然没有感谢天子，而是感谢了自己的主公。
西周的军队已经脆弱不堪，不管是南国、东国，还是周王朝赖以起家的周原，都已经无法获得天子足够的保护。这时候，全国都在呼唤他的名字，武公！
五.被抛弃的天子
厉王急于恢复自己的影响力，开始将原本由周贵族共享的山泽之利收归己有，这不能不激化天子和贵族之间的矛盾：
唯十又二月初吉丁丑。王在宗周，格于大庙。荣伯佑同立中廷，北向。王命同佐佑吴大父昜、林、吴、牧、自虒东至于河，厥逆至于玄水，世孙孙子子佐佑吴大父，毋汝有闲。对扬天子厥休，用作朕文考惠仲尊宝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同簋
在这则青铜器中，周厉王命令贵族同辅佐吴大父管辖淲河到黄河之间的林场、沼泽、牧场，为同右者的人是荣伯，也许就是史记中臭名昭著的荣夷公。
很快，国人暴动开始了，周厉王逃到了彘地，共伯和成为了摄政者。
我们在上文中可以看到，伯龢父（共伯和）是周厉王时期管辖宗周戍卫的高级军事官员。
而同时期，武公又是西周两场关乎生死大战的决定性力量。
如果晁福林先生的论断正确的话——共伯和就是卫武公，也就是青铜器上这位权势滔天的武公，那么显然，在那个时代，再也没有比他更加适合在厉王逃跑之后摄政周王朝的人选了。他是拯救国家的英雄，他是朝廷里的最高权势者，他的私军战斗力惊人，而天子的军队则软弱不堪。
余论
史载，在共和执政十四年之后，周厉王死于彘，太子嗣位，即周宣王。而那位叱诧风云的共伯和呢？
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 共伯 复归卫也。——《周本纪》正义引《鲁连子》
共伯和从摄政之位上全身而退，回到卫国，高龄而殁。
在新晋为王的宣王心中，国人暴动也烙上了阴影。在宣王时一只盨的盖子上，一段不完整铭文再次提起了国人暴动：
( 上缺 ) 又进退, 于邦人正人师，氏人，又罪又辜，遒骋倗即汝，遒繇宕，俾复虐逐厥君厥师, 乃作余一人咎。 ”王日：“ 墨敬明乃心, 用辟我一人, 善效乃友内辟,勿使暴虐从狱, 受夺虘行道,厥非正命……
这段话是宣王册命时的话，意思是邦人（国人）正人师（军队）氏人（其他氏族）驱逐了暴掠的君主和他的军队，这件事情让我警醒。你要诚心辅助我，在国内不要让刑罚残暴……
可见到了宣王之时，宣王已经清楚认识到，驱逐其父的乃是包括国人、氏人在内的贵族和军队，而这其中的原因应当就是周厉王为了推行专利采取的严刑峻法。
周宣王很努力想要重新恢复周王朝的荣光，并且一度看到了希望，而在他晚年时的失败却将所有努力葬送。他的继承者周幽王和幽王的两个儿子，将会把这个光荣的帝国推向黑暗的万丈深渊。
参考资料
杨宽《西周史》
李峰《西周的政体》、《西周的灭亡》
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试论“共和行政”与相关问题》
张利军《商周服制与早期国家管理模式》
中国社科院《殷周金文集成》
冯时《略论晋侯邦父及其名、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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