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赛曲》算不算是最经典的国歌？
要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马赛曲》的历史意义和起源：
革命的呼唤与力量的象征： 《马赛曲》创作于法国大革命时期（1792年），原名《莱茵军进行曲》。它诞生于国家危难之际，是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精神的直接体现。歌曲旋律激昂、歌词充满号召力，迅速传播开来，成为反抗外敌入侵、争取民族独立的象征。正是这种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历史渊源，赋予了《马赛曲》非凡的地位。
“马赛”的传奇： 这首歌之所以得名“马赛曲”，是因为来自马赛的义勇军在前往巴黎时高唱此曲，其震撼人心的力量感染了无数人。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人民团结一心、为自由而战的呐喊。
2. 《马赛曲》的艺术成就与影响力：
音乐上的激昂与感染力： 鲁日·德·李尔创作的旋律极具感染力，节奏强劲有力，易于传唱。它完美地捕捉了革命时代的激情和决心，即使在今天，其音乐的震撼力依然不减。
歌词的普世价值： 《马赛曲》的歌词虽然具体指向法国的革命和抗争，但其传达的对自由的渴望、对暴政的反抗、对祖国的热爱等主题，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能够引起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共鸣。
广泛的文化影响： 《马赛曲》的旋律和精神深刻影响了后世的许多革命歌曲、抗争歌曲，甚至包括一些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歌曲创作。它成为了反抗压迫、争取解放的音乐符号，这使其超越了国歌的范畴，成为一种国际性的音乐文化现象。
3. 衡量“最经典”国歌的标准（多维度考量）：
要判断一首国歌是否“最经典”，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深度与传承： 国歌是否与国家形成、民族独立、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连？其歌词和旋律是否承载了国家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精神传承？
艺术价值与感染力： 国歌的音乐是否优美、激昂、易于传唱？歌词是否深刻、有力量、能表达民族情感？
文化认同与凝聚力： 国歌是否能够唤起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集体认同感？在国家庆典、体育赛事等场合，国歌是否能有效地凝聚人心？
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 国歌在国际上是否广为人知？其音乐或歌词是否对其他国家或文化产生了影响？
生命力与持久性： 国歌是否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甚至在国家体制发生变化后，依然保持其生命力？
4. 《马赛曲》在这些标准下的表现：
历史深度与传承： 《马赛曲》在这方面表现极其出色。它几乎是法国大革命的“伴奏曲”，代表了法国民族精神的核心。
艺术价值与感染力： 其音乐的激昂和歌词的力量毋庸置疑，是公认的艺术杰作。
文化认同与凝聚力： 在法国，国歌的地位至高无上，能够迅速点燃法国人的爱国热情。
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 《马赛曲》可能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国歌之一，其旋律被广泛识别。它的精神也激励了许多争取自由的斗争。
生命力与持久性： 《马赛曲》在法国历史上经历过多次禁唱和解禁，但其生命力始终顽强，一次次重新焕发光彩。
5. 《马赛曲》为何不一定是“最”经典？（竞争者与不同视角）
尽管《马赛曲》如此优秀，但要说它是“最”经典，也面临一些挑战和不同的观点：
“经典”的定义多样化：
音乐的优美与舒缓： 有些人可能更偏爱旋律舒缓、歌词充满诗意的国歌，比如《星条旗永不落》（The StarSpangled Banner）虽然歌词复杂，但其旋律壮阔；或者《我的祖国》（My Country, 'Tis of Thee）那样更加温和抒情的歌曲。
历史的久远与传承： 一些国家的国歌可能拥有更悠久的历史传承，其旋律和歌词与国家早期历史紧密相连，如英国国歌《天佑女王/国王》（God Save the Queen/King）。
歌词的普适性： 《马赛曲》的歌词在某些段落可能显得较为激进和煽动性，虽然这是其时代特色，但也有人可能认为其他国歌的歌词在表达国家情感方面更为普适和温和。
其他国歌的独特经典之处：
《天佑女王/国王》（God Save the Queen/King）：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歌之一（起源可追溯到1740年代），其旋律被许多国家借鉴，代表了君主制的悠久传承和国家稳定性。
《星条旗永不落》（The StarSpangled Banner）： 虽然歌词较为复杂且有时存在争议，但其旋律宏伟，与美国从独立战争到现代的奋斗史紧密相连，是美国国家精神的象征。
《国际歌》（The Internationale）： 虽然不是一国国歌，但它作为一首革命歌曲，其歌词和旋律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极高的传唱度和影响力，代表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主义精神，其影响力甚至可以与一些国歌媲美。
《我的祖国》（My Country, 'Tis of Thee）： 旋律与英国国歌相同，但歌词表达了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国家的依恋，在早期美国历史中非常流行。
德国国歌《德意志之歌》（Das Lied der Deutschen）： 其第三段歌词“团结、公正和自由”已经被定为德国国歌，代表了德国在经历二战后的反思与重塑。
主观感受与情感连接： 国歌的“经典”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情感体验和与歌曲产生的连接。对于出生在某个国家的人来说，那里的国歌自然会是最经典的。
6. 结论：
《马赛曲》无疑是一首极具历史意义、艺术价值和国际影响力的国歌，在很多方面都堪称“经典”的典范。它的诞生与法国的民族独立和革命精神紧密相连，其激昂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歌词，使其成为激励人民、表达爱国情怀的强大符号。
然而，要将其称为“最经典”则可能过于绝对。因为“经典”的评判标准是多元的，并且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与其他伟大的国歌相比，《马赛曲》在某些方面可能略显不同，比如其旋律的激进性，或者其歌词的特定历史背景。
更准确地说，《马赛曲》是国歌领域中一位极其重要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作品，它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艺术魅力，在世界国歌的宝库中占据着显赫的位置。
最终，对于“最经典”的定义，可能需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受来回答。但无论如何，《马赛曲》的地位和影响力都是毋庸置疑的，它永远是法国人民心中的骄傲，也是激励世界人民追求自由和解放的伟大歌曲。
网友意见
米歇尔伏维尔在《记忆之场》关于《马赛曲》的章节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他是最早的现代国歌之一，与绝对主义时代君主制欧洲的那些歌曲不同，他是一种民族意识的自觉表达。”而马赛曲也因此具有两张面孔：革命的马赛曲、民族的马赛曲。
马赛曲诞生于1792年的春天，那是大革命迈向激进的关键时刻，4月20日布里索向神圣罗马帝国宣战，4月25日，工兵上尉鲁热德利尔写下了《莱茵军团战歌》，几周之内，它便传遍了法国。它在第一段歌词写着“你看暴君正对着我们，举起染满献血的旗”，第六段歌词则是“敌人的脏血，将灌溉我们的田地”，因此马赛曲不同于其他革命象征物，如果说三色旗、贞德背后的政治意味是被后世发明的，那么马赛曲的双重性从一开始就被蕴含在其中。
马赛曲并不是最早的一批革命歌曲，《萨伊拉》在联盟节盛典中广为流畅，而《卡马尼奥拉》则在之后被称为“无套裤汉之歌”，他们都是根据法国乡间小调进行的改编，除此之外，官方也鼓励音乐家们为革命献礼，戈塞克的《人民，觉醒吧》就是其中代表，而由一名业余作曲家创作的《马赛曲》正介于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之间，或许这也是《马赛曲》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原因之一。
鲁热德利尔被视为孤篇作者，似乎他一生中唯一重要的事就是写下了《马赛曲》，但实际上他那与《马赛曲》纠缠的一生，本身就和《马赛曲》一样，反映着革命的进程。鲁热德利尔是一位小贵族，也是一名温和派革命者，曾体验过1790年联盟节的热烈气氛，当他回到军队服役时也始终保持着对革命的热情，然而进入1792年，当革命走向激进，爱国者之间的共识开始走向分裂，8月10日，当巴黎群众高唱着《马赛曲》攻占杜伊勒里宫时，鲁热德利尔拒绝承认这场“共和革命”，很快他被解职，之后被当做嫌疑犯逮捕，直到热月政变后才被释放，而那时，他只能接受共和国。
在革命进程中，马赛曲保持了他的双重性，战士们在瓦尔米战役中高唱马赛曲，它似乎变成了军队的铸模，将志愿兵和老部队共同锻造成革命的新人，“给我派一千人，或者一支《马赛曲》”。与此同时，在法国国内，人们在户外、在剧场、在杜伊勒里宫、在处决路易十六的断头台下高唱这首歌，国民公会将马赛曲定为国歌，希望他起到凝聚革命共识的作用，几乎所有的官方活动都会有马赛曲的声音，也正是在热月和督政府时期，马赛曲注定再不会被遗忘。
在大革命结束后，由于与革命高度的关联性，《马赛曲》受到了限制。在马伦戈战役中，拿破仑最后一次奏响了马赛曲，之后他曾尝试过多首歌曲代替它，但是都失败了，拿破仑甚至要求鲁热德利尔为他创作了一首《战斗之歌》，但是同样反响平平，鲁热德利尔直言不讳的致信第一执政：“您满意了么？我的执政官？我觉得您不会的”——这位业余作曲家在关于终身执政的全民公决中投了反对票。有趣的是，在百日王朝复辟时，马赛曲作为革命的象征复活了，因为皇帝陛下终于意识到，“捍卫大革命的理念”成为他的帝国神话中最后一张牌，他不得不重新奏响马赛曲。
回顾近代法国史，《马赛曲》几乎成了法国政治的风向标：第一帝国、复辟王朝、第二帝国、维希法国，几乎所有的威权政府都试图禁止马赛曲，并以本政权的歌曲代替它，但是他们无一例外的失败了。态度最模糊的要属奥尔良王朝，一方面他不断强调自己与革命的关联性，路易菲利普不厌其烦的强调自己参加过瓦尔米战役，到过热马普，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关联性仅限于1792年前的温和革命，因此他同样禁止了《马赛曲》，然而当1833年群众高唱着《马赛曲》向这位亲王示威时，人们才意识到，作为反叛和革命象征的《马赛曲》并未被遗忘，并且已经准备好再次成为国歌了。
这个日子的到来还很漫长，直到1880年，第三共和国才以一个不起眼的修正案的形式，确认了马赛曲的国歌地位，甘必大和费里的世俗学校成为他重要的传播载体，并不可逆转的征服了法国，他在群众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马赛曲》终于成为这个民族不可磨灭的象征。
但是关于马赛曲的争论是否随着甘必大的改革而终结了呢？或许并不是如此，恰恰相反，进入19世纪后半期，《马赛曲》作为一种象征物，更直接的映射出法国的分裂。首先被唤醒的，是《马赛曲》民族主义的一面，如上所述，《马赛曲》本身就诞生于对外战争的背景中，而他的歌词中也包含了民族主义的情绪，进入19世纪后，这种情绪被放大了。早在1840年，未来共和国的奠基者、自称为“大革命最谦卑的孩子”的梯也尔，为了介入埃及与奥斯曼的中东局势，不顾奥尔良王朝的禁令复活了《马赛曲》，并强调了其民族主义的一面，路易菲利普迅速放弃了梯也尔，但是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已经不可逆转，此前法国人的对手是英国，现在则变成了普鲁士。
或许是对《马赛曲》的回应，普鲁士人唱起了《莱茵之歌》：“他们不能占有德意志自由的莱茵河”，对此法国有两种回应，拉马丁想要去除马赛曲的民族主义色彩，创作了《和平的马赛曲》：“莱茵河……你将各民族分割，你哺育的人民，将克服对立，战胜野心”，而另一种则更为激进化：“我们曾占有你们德意志的莱茵河，他曾在我们的杯中。”更为有趣的是，对于《马赛曲》的作者甚至也产生了争论，普鲁士人宣称马赛曲的作者来自莱茵地区，要知道，在18世纪，没有任何人怀疑鲁热德利尔的作者身份，“马赛曲的作者”就和“马赛曲”一样，成为历史书写与政治表达的一部分。
而在1870年的失败后，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被推向高潮，小学教育中，需要孩子掌握的段落从“暴君正对着我们的”的第一段，变成了“敌人的脏血灌溉我们的田地”的第六段。在剧场中，女演员身披三色旗演唱马赛曲，却同时带着双刃剑和阿尔萨斯头巾。鲁热德利尔的遗体被移入荣军院而非先贤祠——与那位他厌恶的皇帝陛下同处一室。一战则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最高潮，法国人唱着《马赛曲》，正如一百年前的瓦尔米战役中一样。
与右翼的民族主义掌握《马赛曲》阐释权相同步，左翼的社会主义者放弃了《马赛曲》。此前40%的罢工运动中工人都高唱着马赛曲，但他逐渐被无套裤汉之歌《卡马尼奥拉》取代，最终随着国际歌问世，二者都被代替了，饶勒斯宣称“国际歌是马赛曲的无产阶级后继者。”而在《国际歌》作者狄盖特的葬礼上，工人们宣称“无论什么《马赛曲》、什么宗教音乐、什么圣歌，都不可能成就类似的契机”，阿拉贡的《对雅各宾派的回答》成为对《马赛曲》最重要的挑衅：“哦，马赛曲，向国际歌让步吧，因为你的末日就要来临，十月你已奏出最后的音符！”
然而在一战之后，这种对《马赛曲》的民族主义解释逐渐衰落了。与法国国内不同，在欧洲其他国家，马赛曲一直都是革命的象征，《上帝保佑国王》从未超出过英联邦的界限，然而《马赛曲》却成为整个欧洲的记忆。在大革命时期法国人就在比利时、荷兰唱响了《马赛曲》，在1830年，从纽约到波兰，从布鲁塞尔到意大利，唱响的《马赛曲》成了对大革命的回答。进入20世纪，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马赛曲》的革命一面被重新发现，当列宁回到俄国时，人们以《马赛曲》和《国际歌》迎接他，而在西班牙，人们甚至在唱完《马赛曲》后再唱《列戈之歌》，这种遍布全欧洲的革命情绪，最终反过来影响了法国。
在1935年，左翼社会主义和共和派联合的人民阵线成立，至此左派夺回了对《马赛曲》的解释权，在7月14日的盛典上，共和国的领导人再次重申“《马赛曲》是革命的歌曲，是自由之歌。”人民阵线的领导者希望人们想起，马赛曲不是火车站台上的庸俗歌曲，而是8月10日的马赛曲、雨果笔下“枪林弹雨中振翅高飞”的《马赛曲》，在鲁热德利尔去世一百周年几年中，人民阵线相信“在马赛曲和国际歌相互交融的歌声中，在和解的三色旗与红旗之下，我们将构建一个自由、强大而美好的法国。”而曾借《马赛曲》鼓吹民族主义的右翼如今另行选择了《王党之歌》，在维希法国时期，贝当再一次效仿此前的独裁政府限制《马赛曲》，推行苍白的《元帅，我们到了》，但是最终，戴高乐唱着《马赛曲》解放了巴黎。
直到今天，不同党派之间依然存在着对《马赛曲》的不同解读，但是那些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围绕革命而展开的论争在第四、第五共和国已经见不到了，因为已经没有了战场，当人们将他视为陈词滥调时，其实是因为《马赛曲》已经和众多象征物一样，成为法兰西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最后做一个总结吧，围绕《马赛曲》有两个问题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是作为革命象征物的《马赛曲》被接受的过程，一个是《马赛曲》的双面性及其与法国政治的关系。就第一个问题而言，《马赛曲》在大革命时期在战场与街头发挥着革命与民族的双重作用，也正是因为其与革命的紧密联系，他的地位被其后的威权政府压制，直到第三共和国重新确立了他的国歌地位，也使《马赛曲》真正成为法兰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第二个问题，如上所述，在大革命时期《马赛曲》的民族性与革命性是并存的，而进入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马赛曲》民族主义的一面被突出出来，而左翼则放弃了《马赛曲》，将《国际歌》作为革命的象征，而随着一战的终结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左派夺回了对《马赛曲》的解释权，《马赛曲》革命的一面被重新强调，右翼另择他曲，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马赛曲》的双重性质在19世纪后期开始分离，当一方在政治上占据主导时，他对于《马赛曲》的解释也就成了主流，而另一方则只能另选他途，这种对《马赛曲》的不同解释背后，是左右两翼对共和国的撕扯。通过《马赛曲》我们可以反过来重新思考第三共和国的历史，第一个问题展现了共和国的统一，而第二个问题则反映了共和国的分裂，这就是第三共和国，他是旧时代的和解，也是新纷争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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