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纣王为什么要选择自焚?

回答
关于纣王为何最终选择了自焚,史书上的记载并非全然一致,但综合来看,可以从多个层面去理解他这一行为背后的复杂动机。这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被逼无奈”或“绝望逃避”,而是掺杂了他作为君主的骄傲、残忍、对权力的执念,以及某种扭曲的末路狂想。

首先,我们要明确当时的历史背景。商朝末年,纣王统治下的社会已经矛盾重重。虽然早期的纣王可能也曾有过励精图治的一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统治逐渐走向残暴和奢靡。对内,他宠信奸臣,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建造鹿台、酒池肉林等奢华宫殿,对异己毫不留情,甚至制造了炮烙之刑这样的恐怖手段,激起了民怨沸腾。对外,他穷兵黩武,征讨东夷耗费巨大,削弱了国力,也使得北方边患更加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周文王(后来的周武王)揭竿而起,聚集了诸侯,形成了强大的反商力量。而牧野之战,便是决定商朝命运的关键一役。

当商朝的军队在牧野一败涂地,周朝大军兵临城下,纣王面临的已经是绝境。此时,他为何不选择投降,而是自焚?这里有几个关键点:

1. 君王的尊严与骄傲: 纣王虽然残暴,但他终究是商朝的“天子”,是自视为“受命于天”的统治者。对于他这样一个极度自负、睥睨天下的人来说,被战败、被俘虏、被审判,甚至被冠以“暴君”之名,接受周朝的统治,这比死本身更让他无法忍受。自焚,在他看来,是保全自己最后一点“君王”颜面和尊严的方式,是一种以死明志——即便我失败了,但我不屈服于你们,我依然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王。

2. 对自身罪行的某种认知(哪怕是扭曲的): 尽管纣王沉迷享乐、残害忠良,但内心深处,他或许也明白自己统治的不得人心。当周军兵临城下,人民没有给他丝毫的支援,甚至他的军队也因为不满而哗变,这种集体的背叛和抛弃,可能让他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一种模糊的“罪”的认知。但这种认知并非悔过,而是一种“我已得罪天地,无处容身”的绝望。自焚,可以看作是一种对“上天”或“命运”的交代,是一种“我认罪,但我只向天认罪,不向尔等认罪”的态度。

3. 极端的控制欲与破坏欲: 纣王生性残暴,对一切不顺从他的人施加残酷的惩罚。当他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失去了对军队的指挥,他便失去了他赖以生存和施展一切的基础。在无法继续统治和掌控的时候,他宁愿毁灭自己,也不愿看到自己的一切(包括他所建立的王朝)落入他人之手。自焚,是他最后一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掌控”,他掌控了自己的死亡,同时也是对他所统治的这个即将覆灭的帝国,做最后一次的“毁灭”。这是一种极端情况下的“眼不见,心不烦”,更是一种“我得不到的,你们也休想得到”的毁灭性逻辑。

4. 个人英雄主义或悲剧英雄情结(自我营造): 尽管缺乏史料支持,但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一种可能性,即纣王在临终前,或许也抱着一种扭曲的“悲剧英雄”情结。他可能认为,自己虽然手段残酷,但也曾威震四方,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在末日来临之际,用一种轰轰烈烈的方式结束生命,似乎更能符合他心中的“帝王”形象。想象一下,在熊熊烈火中,他仿佛完成了最后一次“祭祀”或者“表演”,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宁死不屈的悲剧式人物,至少在他自己的想象中是如此。

5. 对周朝统治的诅咒与不甘: 他的自焚,也可能带有对即将建立的周朝统治的诅咒。他知道自己的死将标志着商朝的终结,也为周朝的建立扫清了最后的障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或许也怀着极大的不甘和怨恨,希望他的死能给周朝带来一些“不祥”,或者至少让他成为一个永远被后人提及的、具有争议性的符号,而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失败者。

在牧野之战的最后关头,当周武王率军冲杀过来,纣王知道一切都结束了。他没有选择披甲上阵,因为他知道那不过是徒劳。他没有选择逃跑,因为他明白自己已经无处可逃。最终,他纵身上了鹿台(一说琼台),点燃了干柴,在熊熊烈火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的自焚,与其说是一种绝望的求生,不如说是一种极端的、混合着骄傲、恐惧、不甘和扭曲的自我毁灭。他选择了一种最直接、最决绝的方式,来结束自己作为商朝最后一个君主的生命,同时也为这个辉煌而又残暴的王朝,画上了血腥而悲壮的句号。这是一种以死抗争的姿态,一种对他自己所定义“王者”身份的最后坚守,即便这种坚守是以毁灭自身为代价。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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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王十一年十二月戊午武王发起兵向殷商发起攻击之后,纣王面临的已经是一个死局了,但是他却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死,差一点让周人走向了毁灭。

一.牧野

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早晨,经过两个多月的行军,周军的先头部队终于抵达了牧野,这是一片位于商王朝南部军事重镇南郊的广阔平原,是一片天赐的大战场地。

在周人抵达之前,商王朝的军队已经在牧野的另一边等待,商军数量庞大,以逸待劳: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1]

长途跋涉而来的周军根本没有修整的时间,不仅如此,他们的数量还远远不如纣王的军队: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2]
 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从。[3]

武王并没有惊慌失措,他先是在阵前发布了誓词,让自己的军队明白今天是要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勖哉夫子!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4]

又命令大将师尚父“致师”,以提振士气。所谓“致师”,是由己方大将驾车出阵,冲入敌方战阵中杀伤士兵,再回归本阵,意在展示武力、鼓舞士气。

相信你也能看出来,“致师”对这位将领的武艺、驾车技术和体力都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周军这位“致师”的主将师尚父(也就是姜子牙)很可能并不像后世记载的那样是一个慈祥智慧的老者,而是一个肌肉虬结、武艺高强的壮年将军。

师尚父率先出阵,高举着的大钺在朝阳照耀下发出夺目的光芒,在广阔的牧野上,他的战车像鹞鹰一样扑向大商的军阵。

维师尚父,时维鹰扬。[5]

师尚父如同战神一般的身姿激励了周人,他们也相信自己已经获得了天命的庇护,义无反顾地扑向了商人的大军。

以大卒驰帝纣师[6]

尽管周人士气正旺,但是他们人数劣势,又以疲乏之身发起进攻,这样的进攻看起来无异于以卵击石。然而,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商军的军阵像豆腐一样被周军切开,甚至很多商人军队并没有进行抵抗,直接调转戈矛,向着后方发起了进攻:

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7]

在目睹了军队的崩溃之后,纣王逃走,他并没有返回朝歌城,而是逃进了城外的鹿台。那是一座用于观景的高台,在鹿台顶,身着华服、全身覆盖着美玉的纣王登上了准备好的柴堆。

我们可以想象,在牧野上激战的军人们那一刻看到了这样的场景:

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鹿台上,那高大的身影属于纣王,没有人会看错。他遍身覆盖的宝玉在阳光下发射出诡异的光芒,让纣王看起来好像天神下凡。一阵红光闪过,纣王脚下突然燃起了火苗,火苗转瞬间化为火龙,盘绕着纣王的身体,让他化作一支巨大的火炬。商人用于祭祀至高神昊天上帝的“帝祭”便是将用美玉装饰的牺牲投入柴堆中,此时纣王正是用自己作为祭品,献给了神明。

所有人都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

很多人读历史读到这里,觉得纣王似乎是疯了,用这种近乎疯狂的姿态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然而观察后来的历史走向,我还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推测:

纣王如此壮烈的死法,是他那个时候的最优解。

二.微子启

纣王自焚当然是和牧野之败紧密相连的,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武王的军队如此顺利地击败强大的商纣王呢?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将时间线回拨到武王伐纣之前,战争的胜负总是在战场外决定的。

在《吕氏春秋》里,我们找到了这样的记录:

昔周之将兴也,有士二人,处於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偏伯焉,似将有道者,今吾奚为处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阳,则文王已殁矣。武王即位,观周德,则王使叔旦就胶鬲於次四内,而与之盟曰: “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内,皆以一归。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於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於共头之下,皆以一归。[8]

伯夷、叔齐入周,遇到了两场特殊的盟誓,第一场盟誓是在周公旦和胶鬲之间进行的,胶鬲是商王朝重臣,盟誓的内容为

“加富三等,就官一列。”

就是许以厚赐,同时让胶鬲“在诸臣中站在第一排的位置”。

而第二场盟誓则更为惊悚,微子启的身份十分特殊:

微子开(启)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9]

召公奭与微子启共誓:

“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

“世为长侯”就是世世代代为诸侯之长,“守殷常祀,相奉桑林”是指主持殷商的祭祀典礼,同时守护商王朝的宗教圣地“桑林”,“宜私孟诸”则是指将孟诸之地赐给微子启。

相信智慧的读者们也看出来了,这些盟誓的内容非常劲爆,虽然并没有留下胶鬲、微子启向周人承诺用于交换的记录,但是这些承诺无疑都与后来的武王伐纣有关,因为无论是“就官一列”还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都必须要在周人完成伐纣大业后才可能达成。

按照《史记》的记载,微子启在数次劝谏纣王无效后,征询了王朝太师、少师的意见,决定逃出殷都。在他逃出之后,《史记》对他的行踪语焉不详,看来,应当是来到周地,与武王结盟,准备攻击共同的敌人——商纣王。

为什么微子启要与纣王为敌呢?我们可以看看《史记·宋微子世家》中的记载:

 箕子者,纣亲戚也……乃被发详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纣之亲戚也。见箕子谏不听而为奴……乃遂杀王子比干,刳视其心。

箕子和比干都是王族,均遭到了纣王残酷的打压,微子启之所以逃出殷都,恐怕也是担心重蹈箕子、比干的覆辙。可见在微子启出逃时,纣王和殷商旧贵族们的政治斗争已经白热化,并且纣王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正因为如此,微子启代表了商王朝旧贵族们的利益,与周武王结盟,要他作为外援消灭残暴的纣王就情有可原了。

有趣的是,微子启是纣王的庶兄,并没有“守殷常祀,相奉桑林”的资格,虽然商王朝曾经有“兄终弟及”的继承之例,但是在商王武乙之后,商王朝基本确立了“父死子继”的继承规则,“兄终弟及”再未出现,身为纣王的庶兄想要“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就必须做到这两点:

  1. 杀死纣王;
  2. 杀死纣王的儿子。

所以我推测在微子启于召公奭原本的誓约里一定包含了这两项内容,否则召公的承诺无异于空头支票。

假若《吕氏春秋》这则记载无误的话,我们可以推断,在武王伐纣之前,周武王已经与商王朝中遭到纣王残酷镇压的旧贵族们订立了盟约,由武王出兵伐纣,商贵族们则作为内应瓦解纣王的抵抗,而微子启则是这一切的联络人。

在厘清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看牧野之战中的一些细节,很多困扰我们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答。

三.伐纣

周武王在牧野那段著名的誓词中是这么说的:

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

我们稍稍拆解一下,发现《牧誓》中关于纣王罪行的内容有这样的特点,首先,他强调纣王“唯妇言是用”,强调纣王不任用自己的同宗亲戚,强调纣王任用“四方之多罪逋逃”,这些罪名都指向了纣王的决策过程和人事任免;第二,他强调“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也就是说,商王朝的贵族百姓们都是纣王恶行的受害者

换句话说,在武王的《牧誓》之中,不断强调敌人是纣王和他的宠臣们,而非商王朝本身,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伐纣”而不是“翦商”。

后来在伐纣之后,武王发布的政令也印证了这一点:

我其有言,胥告商之百无罪。其维一夫。[10]

武王的战略很清楚,周虽然经过数代励精图治,但是与“大邑商”相比仍然是“小邦周”。与商王朝为敌是非常轻佻的,他只有团结商王朝中的一部分打击另一部分,才能够以弱小之姿战胜强敌。所以他不断强调,自己的敌人只是纣王,他和广大的旧贵族们有着共同的目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商王朝的军队才会:

倒兵以战以开武王

而后来的事态发展更是验证了我们之前的猜测:

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

潜逃出殷的微子启竟然在战争尾声突然出现,并且将商王朝宗庙的祭祀礼器全部打包好,在军门前等待向周武王投降。这表明微子启早就已经回到了商都,并且早就已经搞定了商王朝的其他贵族,可以代表商王朝投降,与我们之前的推测相符。

四.纣王

在周武王战后的政治安排之中,除了“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这些怀柔商王朝旧贵族和百姓们的手段之外,对于后来的历史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民。 [11]

也就是说在武王的安排之中,纣王之子禄父继承了殷商的社稷。

是武王食言了吗?微子启并没有得到约定中的好处啊?

实际上我们认真地看,会发现禄父之所以能够在牧野之战继承殷商社稷,应当和纣王的自焚不无关系。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推测,在武王和微子启曾经的盟约之中,王子禄父在战争中应当是无法活下来的,那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因为武王的战略出现了一个漏洞。

既然“伐纣”是武王对外不断强调的战略目的,那么只要唯一的敌人——纣王死去,那么这场战争自然就结束了

如果纣王死去,那么周人和商王朝贵族们的共同敌人也就不存在了,而商贵族们显然也不会让周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停留太久。

纣王在军中恐怕已经看到了隶属于旧贵族们的军队倒戈相向,早就明白了自己失败的缘由。失败已经不可挽回,他需要做的抉择是下一步怎么办?

纣王不死,战争不会结束,周人和商贵族们也不会手下留情,而纣王在内外夹击之中也没有胜算,继续抵抗下去也是死亡,到时候还会拖自己的继承人下水;假如他死掉了,周人和贵族们反而极有可能保留下王子禄父。

为什么这么说呢?

武王方面,他已经不断强调敌人为纣王本身,假如他在纣王死后不停手、杀死禄父,那么他真正的战略目的——翦商就会彻底暴露,他们将商王朝旧贵族的疯狂反扑。

而对于商贵族们来说,他们与周人结盟的目的只在于杀死迫害他们的纣王。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禄父在牧野之战后两年就能发动震动东国的“武庚之乱”,显然在这两年之中已经整合了分裂的商王朝,可见禄父虽然是纣王之子,但是并没有被商人所厌弃,反而有相当高的威望。说句不好听的,和微子启相比,商人贵族们也许更能接受王子禄父,因为微子启可能与周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禄父则更有资格和立场代表王朝贵族们的利益。

可以推想,纣王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迅速地找到了唯一的最优解:立即死去。既然不能选择发动战争的主动权,那么不如将结束战争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他之所以要在鹿台上自焚而死,是因为他必须要让自己的死亡被所有人看到,也只有这样,他才能让自己的死亡深入人心,让战争立即停止不再蔓延,保护自己的继承人禄父。

纣王就这样在鹿台上变成了一截烧焦的尸体,他死之后,周武王果然立禄父为殷商的继承人,在周人和商人之间,新的暗流开始涌动。两年之后,随着武王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禄父纠集起殷商旧贵族们和对周成王的继承心怀不满的管叔、蔡叔,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武庚之乱”,几乎颠覆了周人在东方的控制,这个故事我们以后再说。

参考

  1. ^ 《诗经·大明》
  2. ^ 《史记·周本纪》
  3. ^ 《逸周书·克殷解》
  4. ^ 《尚书·牧誓》
  5. ^ 《诗经·大明》
  6. ^ 《史记·周本纪》
  7. ^ 《史记·周本纪》
  8. ^ 《吕氏春秋·诚廉》
  9. ^ 《史记·宋微子世家》
  10. ^ 《逸周书·商誓解》
  11. ^ 《史记·周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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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先秦诸子百家的文献里面,“纣王自焚”这个说法并不是主流,相反大多数文献都认为纣王是被杀的,包括儒学经典《尚书》的《洪范》篇也明确记载:“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尚书》的这个记载也与《战国策》、《六韬》、《墨子》、《竹书纪年》是完全一致的,尤其是《荀子》的记载,不光明确说了“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而且还引用了《尸子》的遗散记载“武王亲射恶来之口,亲斫殷纣之颈,手污于血,不温而食。当此之时,犹猛兽者也”,这个描写可以说非常生动了。


秦汉以前的文献里面,只有《逸周书》是认为纣王自焚的,而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选择了属于孤证的《逸周书》作为来源,这才使“自焚”的说法流传于后世。这方面有个明确例子,就是同为汉朝人但年代早于司马迁的贾谊,他在《贾谊新书》的《连语》篇就记载“纣将与武王战,纣陈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进,皆还其刃,顾以乡纣也。纣走还于寝庙之上,身斗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纣之官卫,舆纣之躯,弃之玉门之外。民之观者,皆进蹴之,蹈其腹,蹶其肾,践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观者,攐帷而入,提石之者,犹未肯止”,可见在《史记》写作前,汉朝人的基本观点就是纣王在作战中被杀而不是后世流传最广的“自焚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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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王自焚只是传说而已。

在汉朝以前的史书中,纣王的结局大多是“斩首”。舆论对他的印象也不像后世那样夸张到虚伪的程度。“酒池肉林”那是司马迁说的,“挖心观窍”也是司马迁说的。在此之前的评论虽然都同意纣王不是一个明君,可也没人认为他到了暴虐昏聩,神人共愤的地步。

其实这事儿想一想就很好理解:纣王统治了帝国三十年,最后身死国灭是因为大军出征在外,国内力量薄弱控制不住俘虏导致的。按常理推断:一个昏君能够波澜不惊地统治三十年吗?一个昏君有能力大举侵吞别国吗?显然,纣王的主流形象并不真实。要做类比的话,纣王的情况有点类似于襄樊之战时的关羽。二爷在水淹七军后有点飘,强行吃掉了大量俘虏,最后导致自己消化不良,进退维谷而败北。

关羽最后也败亡了,但我们能说关羽就是“昏君”吗?

当然咯,这不是为纣王洗地,只是说纣王被历史黑得有点惨。自古成败论英雄,赢了就是赢了,败了就是败了。胜者流芳千古,败者遗臭万年,此乃兴衰之理也,跟讲不讲武德无关。所以答主认为,纣王是不是明君不好说,但他一定不是傻子,完全没有必要自杀。近代史学界就纣王的结局展开过好几次讨论,直到现在也没有公认的结果。可见早就有聪明人怀疑纣王的结局了。他八成就是被周朝给社死了,社得一塌糊涂,社得千疮百孔,永世不得翻身。

现在回到题主的问题:纣王为什么选择自焚?

标准答案:没有证据表明他自焚了。此问题不成立。


最后再聊点题外话:纣王最可能的结局是什么样的?

历史没有准确记载,这个只能脑补。

如果我是纣王,第一选择肯定是跑。毕竟军队还在,战力还是碾压的,只要能活着跑到军队,回头就是一波现场报恩,复国毫无悬念。

如果跑不到军队,那姬发也不会给他在鹿台上唱歌跳舞搞联谊,然后再从容自杀的机会。轻骑三百,追至即斩。拿头复命就完事儿了,没那么多花里胡哨。

结合真假难辨的史料,答主觉得第二种可能性更高。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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