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国国家队主教练、中国足球名宿高丰文逝世，你对他有什么记忆？
还记得那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虽然中国队未能小组出线，但高指导带领的那支队伍，展现出的拼搏精神和战术思路，在当时给了不少人惊喜。那支队伍里，有大家熟悉的贾秀全、谢育新、柳海光这些名字，他们的表现，让人们看到了中国足球的希望。高指导当时的战术安排，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比赛中的布置，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不是那种一味防守或者死板套路的教练，而是努力去寻找球队的特点，试图与世界接轨。
后来，1990年北京亚运会，作为东道主，大家对国家队的期望值非常高。决赛，中国队对阵伊朗队，那场比赛我至今记忆犹新。虽然最终我们输掉了比赛，但那支队伍的表现，尤其是面对强敌时的那种不屈劲，还是让很多人热血沸腾。高指导作为主教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他的那种沉稳和对足球的坚持，也让人敬佩。那时的中国足球，和现在比起来，基础更为薄弱，但高指导努力去搭建和挖掘，他的眼光，他发掘年轻球员的尝试，都是在为中国足球的未来做贡献。
我记得高指导接受采访时，很少说大话，更多的是对足球本身的思考，对如何提高中国足球水平的认真探讨。他并不回避中国足球存在的问题，而是试图从根本上解决。他的一些理念，比如强调技术和战术的结合，注重球员的整体意识，在当时或许显得有些超前，但现在回过头来看，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高指导也曾经执教过俱乐部，比如在沈阳执教的那些年，他同样展现出了他对足球的热情和专业。他对待球员，尤其是年轻球员，既严格又充满关怀，努力去培养他们的足球技能和品格。
总的来说，高丰文指导在中国足球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不是一位只追求眼前成绩的教练，更是一位有长远眼光，愿意为中国足球的根基付出努力的先行者。他的离去，是中国足球界的一大损失，但他的精神，他曾经为中国足球所做的一切，会永远被铭记。他的名字，是那个时代中国足球奋斗与希望的象征。
网友意见
文：网易体育西北望看台特约作者 @倔强的小红军
2015年，高丰文的足球学校已经关闭了好几年。刚入行的我想写一篇高丰文的采访，好不容易要到了辽宁省体育局一位领导的电话。领导也很热心，答应下来帮我去联系高丰文。
又过了几天，我的手机收到了一个座机来电，在互表身份后，我说明了来意，电话那边的高丰文问我：“你从哪儿来啊？”我回答我从上海过去，高老沉吟半晌后对我说：“拉倒吧，那么老远就别折腾了。”
5年之后，我又一次看见了高丰文的名字，却是从中国足球队官微发布的讣告上。
第一个带国足冲出亚洲的人，不是米卢
1988年的新春之夜，高丰文正率领国足在国外备战。在1988年春晚的广东分会场，主持人请受邀出席春晚的国足前主帅曾雪麟和全国球迷讲几句话。
曾雪麟操着一口广普，有些激动地说道：“我们的足球，几经风雨，不断拼搏，终于进军奥运会啦！这是一件大喜事，一个转折点，我希望中国足球，一定要走向世界，高高腾飞！”
在画面从广东分会场切回之后，春晚现场随即播放了高丰文和国足球员们的实时影像。在影像中，高丰文露出喜悦和自信的笑容，他和队员们在感谢球迷们支持的同时，也不忘对老一辈足球人表示致敬。队员李辉这样说道：“为了我国的足球事业，许多老教练、老运动员付出了汗水、心血和青春，请晚会的主持人代我们向这些主持人献上一束鲜花。”
曾雪麟与高丰文，两位国足主帅就这样隔空完成了交接与祝福。
1985年5月19日，中国队在工体1比2不敌香港队，无缘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输球引发了骚乱，愤怒的球迷们在街上高喊着“枪毙曾雪麟”，并砸了中国队的大巴车。5月31日，曾雪麟辞去中国队主帅一职，年维泗临危受命，第五次出任国足主帅（也有说第六次），高丰文作为助理教练被补充进教练团队。
“5.19事件”是中国球迷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自此之后中国足球队成了球迷泄愤的工具，中国队的主帅也自此成为中国就业压力最高的职位之一。
高丰文的球员时期效力于家乡球队辽宁队，也曾入选过陈成达执教的国家队。退役后，高丰文曾被派往也门和布隆迪担任援外教练。1982年回国之后先后担任国青和国少队主教练，挖掘出了谢育新、曹限东和涂胜桥这样的苗子。1985年在中国本土举行的世少赛上，他率队从小组中出线，最终输给了西德，止步八强。
1986年的亚运会，年维泗率领的中国队在八强战中不敌科威特被淘汰。年维泗在回国后宣布辞职，1986年年底，高丰文被任命为中国国家队主教练。
高丰文之所以成为国足主教练，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在国足两次折戟重大赛事的时候，都率领国青和国少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缓和了球迷们的不满情绪。上任伊始，他就大刀阔斧推行自己的足球理念和训练方法。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猛练中国球员的身体素质，这个身体素质指练的不是长跑，而是体格。
在1987年以前，中国足球一直把技术训练看作重中之重。早在参加完世少赛之后，高丰文就在工作汇报中指出：中国球员在与欧美球员拼抢的时候，可以利用灵活的技术来弥补身体素质上的不足。但是当遇到技术相当的对手时，就完全占不到任何优势。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身体上的差距将会变得愈发无法追赶。
为此高丰文选择从球员们的生活习惯上入手，饮食向欧洲球队看齐，作息上强制改掉球员们睡午觉的习惯，因为球员睡了午觉之后下午没精神头，晚上还睡不着，十分影响训练成果。为此他特意把训练改到了下午两点进行。训练的时长虽然没变，但强度得到了提升。
除此之外，高丰文还为每一名球员量身定制了行为规范，比如进出训练场和食堂不准穿拖鞋、按时熄灯不许熬夜、不许穿戴首饰、不许留奇怪发型……这些都被记录在高丰文的自传《我这四年》当中。
在高丰文带队初期，他的管理方式让一些足协人士颇有微词，他们认为，从来没有带过甲级队的高丰文，显然是把已经成年的运动员当成孩子们练了。可在国家队，他面对的不是一群仍待打磨的青少年球员，而是一群完全有了自己想法的成年球员。
即使如此，这群球员最终还是被高丰文的规矩磨了出来。比如队员李辉原本是一个闷葫芦，高丰文一直鼓励他要勇敢发言，说出自己的想法，也因此就有了之后春晚上的那一幕。
1987年，为了备战汉城奥运会外围赛，高丰文率队远赴巴西。在巴西，他的理念得到了印证，即便是公认技术最为出色的巴西队，在训练体能与身体素质上也是格外努力。高丰文曾在回国后这样说道：“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比巴西球员起的还要早，训练的时间比他们还要长。但是因为我们很多训练项目是不科学的，因此等同于做了一堆无用功，科学、合理训练以后是我们工作的重点。”
回国之后，国足的训练重心终于从技术训练放到了针对性的体能训练上。
汉城奥运会外围赛，中国队在小组赛中面对菲律宾和香港取得了三胜一平的成绩，并在第二阶段遇到了日本队。第二阶段最后一轮，中国队落后日本队1分，由于此前在主场0-1输给了日本，中国队必须在东京全力争胜才能入围汉城奥运会。
1987年10月26日，在东京国立竞技场，凭借着柳海光与唐尧东的进球，中国队客场2比0击败由留洋归来的奥寺康彦领衔的日本队，夺得最后一张汉城奥运会门票，中国足球终于实现了冲出亚洲的夙愿。
那场比赛中，中国队过去的体能劣势不再，积极的拼抢与压上打法让日本队频繁犯错。一年以后，中国队再次到访日本，并在名古屋3比0干净利落的击败了日本。当时中国对日本队的评价是亚洲二流，而日本名宿奥寺康彦则在目睹了这场比赛后说：“这场比赛与汉城奥运会的入围赛一样，中国队的选手带给我的感觉是，我们不像是在主场踢球。”
奥寺康彦可能不知道，在与日本队的奥运会入围赛比赛开始前，高丰文扔下这样一句话：“今儿哪怕就是死，也就死这（东京国立竞技场）了！”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国队在与日本队的交手中只赢过7次，其中有3次是在高丰文率领之下。在高丰文1990年10月1日离任国足主帅之后，与日本队的18次交手中，中国队只赢过2次。
6分钟毁掉4年努力
1990年，中国举办了亚运会。在亚运会上，中国队在1990年的国庆节当天0比1负于泰国，被外界批评“给全国人民添堵”，高丰文在这场比赛后辞职。
1991年春晚，高丰文这一次亲临现场。在春晚舞台上，牛群与冯巩的相声《亚运之最》中这样调侃中国国足：“亚运村的饭菜最香，中国男子足球队临门一脚太臭；中国球迷的批评最伤人，说中国男足脚太臭，不如回家卖土豆”。
但是牛群话锋一转，又说道：“主教练高丰文和他的队员们说出的话最感人。他们说，是我们伤了球迷们的心，只要他们能解恨，就把我们拉出去打一顿，打个遍体鳞伤，只要别把我们打死，因为我们还要踢球，还要为中国足球尽一点微薄之力啊。”
镜头随即给到观众席上的高丰文，和3年前意气风发、充满自信笑容的他相比，这时的高丰文已经头发微白，听到牛群这样说，他露出了不好意思而又复杂的笑容。
早些时候，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中国队与西德、瑞典和突尼斯分在了一个小组中。无论是技战术、体能还是比赛经验，中国队都远不是这三支球队的对手，最终一平两负一球未进，小组赛出局。当时中韩尚未建交，韩国媒体把最尖酸刻薄的词儿都用在了中国队的身上，并称中国队是最不思进取的球队。有意思的是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韩国媒体也是这样评价中国队和沙特队的。
连输三场不仅让国内球迷对国足的精气神儿产生了怀疑，就连高丰文自己也感到窝火，他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打开了奥运会决赛圈的大门，却敲不开奥运会对手的球门！”
在从奥运会预选赛中出局之后，中国队随即开始备战亚洲杯。起初，球迷们并不看好中国队从小组中出线，因为中国队被沙特、叙利亚、科威特和巴林等一众西亚球队包围。那个时候，中国球迷普遍认为日本比西亚球队容易对付，但高丰文愣是率领球队连胜科威特和巴林，逼平叙利亚，0比1小负沙特。
淘汰赛中国队遇到了老对手韩国，90分钟战成0-0，加时赛董礼强连续失误葬送了比赛，王宝山的好球也被裁判吹掉，中国最终1-2不敌韩国，随后又在三四名决赛中不敌伊朗，获得殿军。
回顾那一届亚洲杯征程，高丰文的国家队实际上输给了伤病潮，他对于身体素质的看重让他在选人上有些捉襟见肘，过于依赖体能的战术打法又增加了球员的身体负荷。无论是绝对主力贾秀全，还是替补出场连续犯错的董礼强，在比赛时都是有伤在身。后防线的硬度不够成了整支球队的短板，也为这支国足日后冲击世界杯失利埋下伏笔。
1990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第一阶段，每个小组只有一个出线名额，中国队愣是从伊朗队嘴里虎口拔牙，进入六强赛，首场比赛也拿下了强敌沙特。
第二场对阵阿联酋，唐尧东率先进球，高丰文在终场前5分钟换上董礼强。然而董礼强上场后又是连续2次失误导致丢球，阿联酋在3分钟内2-1逆转，这就是著名的“黑色三分钟”。
随后在与卡塔尔的生死战中，一模一样的剧情再度上演。马林在第76分钟打破僵局，卡塔尔在最后3分钟连进2球。最终5场单循环比赛结束后，中国队与阿联酋只差2分，“就差3分到罗马”的惋惜之辞不胫而走。
两个黑色三分钟不仅毁了高丰文的全部努力，也让他失去了球迷的信任，他被外界批评为“临场指挥太差，不懂得变通”。高丰文没有推卸责任，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记者询问高丰文这黑色三分钟是不是董礼强的责任，高丰文说：
“责任在我，如果当时多考虑他能否适应场上气氛，结局或许就不一样了。比赛结束后我没有批评小董，他已经很难受了。人们对我换人不当的批评，我是接受的。”
国内的体育媒体后来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都惋惜高丰文“足球风格和他本人一样实在”。“阿联酋队换人都能换三分钟呢，早知道我们在最后阶段躺地上拖延三分钟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嘛，但当时国内哪有这么干的啊！”
一个纯粹的足球人
1984年，当时还是国少队主教练的高丰文被中国足协指派到法国学习。在法国南部的维希，高丰文参观了普拉蒂尼幼时的青训足球学校，训练设施之健全、课程之合理给高丰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此开始，高丰文萌生了“将来也要办一所这样的足校”的想法。
1994年，甲A联赛开幕，中国足球进入职业化联赛阶段。1994年，万达集团老板王健林邀请高丰文担任球队主教练，并开出了20万的年薪，当时高丰文的前辈张宏根、曾雪麟和他的后辈陈熙荣都在职业球队当主教练，20万的年薪算是整个联赛中相当高的水平，但高丰文表示，自己希望全身心扑在足球学校的筹建上，婉拒了王健林。
为了开建足球学校，高丰文几乎和妻子王秀文花光了毕生积蓄，两人甚至亲自当起了工人，天天还关注天气预报，生怕耽误了学校的工期。1996年5月18日，高丰文的足球学校在沈阳胡台镇开门营业了，喜欢足球的青少年们从四面八方赶到沈阳投奔高丰文。
高丰文对学校的学生们每年只收4000元的学费，但是每年却需要为球员们付出7000元的伙食费。算上球员们的服装、设备、冬训和比赛的支出，加起来就要20000元。
曹添堡曾经回忆过，高丰文在给球员们买伙食补充营养方面从不含糊，当时球员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高丰文能够做到让球员们顿顿有肉。但当他们想看看高丰文吃什么的时候，却发现高丰文最常吃的竟然是白菜汤。
陈涛对高丰文有差不多的印象。在高丰文发掘陈涛的时候，家境困难的他还在练杂技，如果没有高丰文，陈涛的前半生可能就要靠打把势卖艺为生了。
高丰文爱惜陈涛的天赋，只象征性地收了他第一年4000元的学费，在之后的几年间，他又收了陈涛4000元学费，而当时他的收费标准已经达到了15000元/年，几年间他免了陈涛10万元的学费，当把陈涛卖给沈阳金德的时候，他只收了金德5万元的培养费。按照他的话来说：“钱不钱的无所谓，孩子们有出路最重要”。这笔转会后来被媒体形容为“做慈善”、“白送”。
此前，曾有甲B球队找高丰文买球员，高丰文推荐了一些球员，但没有推荐陈涛，这让陈涛觉得很委屈。当天晚上，高丰文对陈涛语重心长地说：“甲B不是你的天地，甲A才是你的出路。等以后有甲A球队来找我，我第一个推荐你。”
1996年年底，高丰文把足校的第一批学员以20000块钱的打包价卖给了长春亚泰，2007年，长春亚泰靠这批球员夺得了中超联赛冠军，这其中就包括杜震宇、曹添堡、张笑非和王栋等国字号名将。
2002年，高丰文获得了中国足协特别贡献奖，但他的足校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进军世界杯的东风让很多足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还有些足校竟然跑到高丰文的足校来挖人，他们给小球员的父母以小恩小惠，这些球员的父母便二话不说拉着孩子就走，有的甚至学费还没结清。对此高丰文一笑了之：“好事，谁教不是教啊，学成才对中国足球有贡献就行。”
但很多黑足校并没有让球员学到真本事，还耽误了学生的文化课，加上一些教练吃拿卡要，甚至连球员母亲都不放过，整个足校行业都被抹了黑，也连累了高丰文的足校名誉受损。
2007年，高丰文在北京与时任足协主席谢亚龙见面时，谢亚龙语重心长的说：“高老，现在足校越来越少，到年底政策上可能会有微调，你一定要坚持住啊。”高丰文喜出望外，以为足协的政策倾向终于来了，谁知道等了几年，只等到了谢亚龙等人锒铛入狱的消息。
随着中国足球在扫黑风暴中名誉扫地，高丰文的足校也走到了末路。妻子王秀文曾提议让儿子高翔来管理足校，但当高翔谈起如何让足校实现商业化和社会效益双收时，高丰文只送给儿子两个字：“滚蛋！”
2009年，高丰文计划着将足校改为老年公寓，利用公益事业来带动足校的部分业务，他曾说：“哪怕球员只剩下一个，我教成才了也算大功一件。”但这一计划因资质问题未能成行。2009年，高丰文足校关门。在高丰文足校开办的13年间，招收了超过3000名学生，培养出数十位中国国脚。
高丰文后来仍对自己的足校念念不忘，他把足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终点，认为倒在足校岗位上是一种属于他的浪漫。在中国足球没有炬火的黑暗里，他愿意做那唯一一缕光。他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与其光停留在对中国足球的悲观叹息上，不如在自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
2018年，高丰文的身体已经出现了问题，他的妻子王秀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没有流露出想把足校的地卖掉的想法，而是坚定地支持丈夫：“我总抱着希望，将来有人能帮我开发，把这块土地给开发出来，培养下一代，这也是我老头儿高丰文的想法。”
最终，高丰文实现了属于自己的浪漫，一种理想主义者特有的浪漫。
在中国足球最为艰苦、黑暗的年代，他是千夫所指的败军之将；在中国足球飞黄腾达的年代，他成了被人遗忘的名字。过往的勋章、荣誉没有为他换来什么实质利益，但他却用充满悲情色彩的一生，践行了对中国足球的约定。
曾经有人问高丰文，你对中国足球是不是又爱又恨。高丰文回答：“恨什么？没有恨，只有爱，一辈子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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