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对西方世界心里有多少数？
康熙皇帝，这位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君主，他对西方世界究竟有多少了解，这是一个值得细细品味的问题。答案并非简单的一言两语就能概括，而是要从他对待西方事物、人才以及信息的态度和行动中去体会。
首先，要理解康熙对西方世界的“心里有多少数”，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了解”或者“认识”。在那个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是对于远隔重洋的西方世界。康熙的了解，更多是基于他所能接触到的有限信息、以及他个人超乎寻常的求知欲和判断力。
一、 开放与接纳：一种好奇与务实的结合
康熙早期，正是欧洲传教士来华活动相对活跃的时期。 Jesuit（耶稣会）士，如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凭借其在天文、数学、历法、地理、医学等方面的专长，逐渐获得了清廷的赏识。康熙对待这些西方人才，展现出的是一种极为难得的开放与接纳。
亲自学习，打破藩篱： 康熙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西方传教士的知识，他是一个极其勤奋好学的君主。他对西方科学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甚至亲手学习。例如，他向南怀仁学习天文知识，了解西方测量仪器，以及如何绘制地图。他也会认真倾听传教士讲解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制度等。这种亲自学习的态度，使得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远非一般官僚所能及。他能理解一些基本的天文原理，知道西方国家的地理位置，甚至对一些西方哲学思想也略有耳闻。
重视实用，为国所用： 康熙的开放并非盲目崇拜，而是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他看重西方知识和技术在提升清朝国力方面的潜力。例如，他利用西方传教士在天文方面的知识，改良了中国的历法，这对于农业生产至关重要。他还让他们参与绘制更精确的中国地图，这对巩固边疆、管理国家有着实际意义。他对西方火炮制造技术也表现出兴趣，希望能够借鉴学习，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这种“为我所用”的态度，使得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聚焦在那些能够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大清帝国的事情上。
政治考量，平衡各方： 康熙虽然对西方科学技术持开放态度，但也清楚传教士并非只是单纯的学者。他们也带有宗教使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意图。康熙在利用西方人才的同时，也时刻保持警惕，并不会全盘接受。他对传教士的活动范围、传教方式都有所限制，并不会任由其在中国境内为所欲为。他对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和思想有着深厚的根基，不会因为接触西方知识而动摇其统治的根本。他能够平衡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将其纳入自己的统治框架之内。
二、 视野的局限：时代的制约与信息的不对等
尽管康熙有着惊人的求知欲和开放心态，但我们也不能忽略时代和信息的不对称性给他带来的局限。
信息来源的单一性： 康熙了解西方世界的主要渠道，几乎完全是通过来华的西方传教士。这意味着他所获得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经过传教士筛选、解释甚至过滤的。他很难接触到西方社会的真实声音，比如普通民众的生活、西方国家内部的矛盾、不同政治派别的观点等等。他所看到的西方，更多的是传教士希望他看到的那个“文明”且“科学”的西方。
语言的障碍： 尽管康熙学习了一些西方的知识，但要完全掌握西方语言，并直接阅读西方原著，对于他来说，难度非常大。他主要依靠传教士的翻译和口述，这其中难免会有理解上的偏差或信息的遗漏。
文化视角的差异： 康熙作为一个帝王，其认知框架和价值体系，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思想为基础的。他对西方事物的理解，必然会打上东方视角和皇权统治的烙印。他可能会用中国的方式去理解西方的政治制度，或者用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去评判西方社会的某些方面。
三、 关键性的认知：对西方技术实力的初步认识
通过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康熙对西方世界的科技实力，尤其是军事技术，有了一个初步的、但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认识。
火器与军事： 康熙非常重视火器的发展。他知道西方在火炮制造和使用上有着先进的技术，并曾尝试引进和学习。他曾要求传教士翻译有关西方军事技术、火器制造的书籍。他甚至亲自参与一些火器试验的观察。这表明他认识到西方在军事科技上的优势，并试图缩小与西方在这一领域的差距。
测量与绘图： 西方传教士在绘制地图、进行测量方面的技术，也给康熙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不仅体现在他支持绘制《皇舆全览图》，也体现了他认识到西方在精确测量和地理知识方面的优势。
历法与天文： 康熙能够深入了解并改良中国历法，这本身就说明了他对西方天文学和数学的认知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知道西方在计算天体运行规律方面，有着比中国传统方法更准确、更科学的手段。
总结一下，康熙对西方世界的“心里有多少数”，可以概括为：
他“知道”西方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且是国家需要学习和借鉴的。
他“知道”西方的一些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精良的武器装备。
他“知道”西方在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方面，有其独到的方法和成就。
他“知道”西方世界是一个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文明体系，但具体到社会结构、文化内涵、民众生活等方面，他的了解是有限的，且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西方传教士的视角来构建的。
可以说，康熙是一个在那个时代，对西方世界保持了极为罕见的开放心态和求知欲的领导者。他以一种务实而审慎的态度，试图了解和运用西方知识，以服务于他巩固和发展清朝帝国的目标。他的了解程度，虽然受到时代和信息来源的限制，但已经远远超越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官员，甚至为后世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流，打开了一扇重要的窗口。他的“数”，并非是对西方世界的全盘理解，而是一种基于实用考量、以君王视角观察到的、对其国力影响至关重要的部分。
首先，要理解康熙对西方世界的“心里有多少数”，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了解”或者“认识”。在那个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是对于远隔重洋的西方世界。康熙的了解，更多是基于他所能接触到的有限信息、以及他个人超乎寻常的求知欲和判断力。
一、 开放与接纳：一种好奇与务实的结合
康熙早期，正是欧洲传教士来华活动相对活跃的时期。 Jesuit（耶稣会）士，如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凭借其在天文、数学、历法、地理、医学等方面的专长，逐渐获得了清廷的赏识。康熙对待这些西方人才，展现出的是一种极为难得的开放与接纳。
亲自学习，打破藩篱： 康熙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西方传教士的知识，他是一个极其勤奋好学的君主。他对西方科学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甚至亲手学习。例如，他向南怀仁学习天文知识，了解西方测量仪器，以及如何绘制地图。他也会认真倾听传教士讲解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制度等。这种亲自学习的态度，使得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远非一般官僚所能及。他能理解一些基本的天文原理，知道西方国家的地理位置，甚至对一些西方哲学思想也略有耳闻。
重视实用，为国所用： 康熙的开放并非盲目崇拜，而是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他看重西方知识和技术在提升清朝国力方面的潜力。例如，他利用西方传教士在天文方面的知识，改良了中国的历法，这对于农业生产至关重要。他还让他们参与绘制更精确的中国地图，这对巩固边疆、管理国家有着实际意义。他对西方火炮制造技术也表现出兴趣，希望能够借鉴学习，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这种“为我所用”的态度，使得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聚焦在那些能够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大清帝国的事情上。
政治考量，平衡各方： 康熙虽然对西方科学技术持开放态度，但也清楚传教士并非只是单纯的学者。他们也带有宗教使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意图。康熙在利用西方人才的同时，也时刻保持警惕，并不会全盘接受。他对传教士的活动范围、传教方式都有所限制，并不会任由其在中国境内为所欲为。他对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和思想有着深厚的根基，不会因为接触西方知识而动摇其统治的根本。他能够平衡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将其纳入自己的统治框架之内。
二、 视野的局限：时代的制约与信息的不对等
尽管康熙有着惊人的求知欲和开放心态，但我们也不能忽略时代和信息的不对称性给他带来的局限。
信息来源的单一性： 康熙了解西方世界的主要渠道，几乎完全是通过来华的西方传教士。这意味着他所获得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经过传教士筛选、解释甚至过滤的。他很难接触到西方社会的真实声音，比如普通民众的生活、西方国家内部的矛盾、不同政治派别的观点等等。他所看到的西方，更多的是传教士希望他看到的那个“文明”且“科学”的西方。
语言的障碍： 尽管康熙学习了一些西方的知识，但要完全掌握西方语言，并直接阅读西方原著，对于他来说，难度非常大。他主要依靠传教士的翻译和口述，这其中难免会有理解上的偏差或信息的遗漏。
文化视角的差异： 康熙作为一个帝王，其认知框架和价值体系，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思想为基础的。他对西方事物的理解，必然会打上东方视角和皇权统治的烙印。他可能会用中国的方式去理解西方的政治制度，或者用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去评判西方社会的某些方面。
三、 关键性的认知：对西方技术实力的初步认识
通过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康熙对西方世界的科技实力，尤其是军事技术，有了一个初步的、但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认识。
火器与军事： 康熙非常重视火器的发展。他知道西方在火炮制造和使用上有着先进的技术，并曾尝试引进和学习。他曾要求传教士翻译有关西方军事技术、火器制造的书籍。他甚至亲自参与一些火器试验的观察。这表明他认识到西方在军事科技上的优势，并试图缩小与西方在这一领域的差距。
测量与绘图： 西方传教士在绘制地图、进行测量方面的技术，也给康熙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不仅体现在他支持绘制《皇舆全览图》，也体现了他认识到西方在精确测量和地理知识方面的优势。
历法与天文： 康熙能够深入了解并改良中国历法，这本身就说明了他对西方天文学和数学的认知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知道西方在计算天体运行规律方面，有着比中国传统方法更准确、更科学的手段。
总结一下，康熙对西方世界的“心里有多少数”，可以概括为：
他“知道”西方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且是国家需要学习和借鉴的。
他“知道”西方的一些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精良的武器装备。
他“知道”西方在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方面，有其独到的方法和成就。
他“知道”西方世界是一个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文明体系，但具体到社会结构、文化内涵、民众生活等方面，他的了解是有限的，且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西方传教士的视角来构建的。
可以说，康熙是一个在那个时代，对西方世界保持了极为罕见的开放心态和求知欲的领导者。他以一种务实而审慎的态度，试图了解和运用西方知识，以服务于他巩固和发展清朝帝国的目标。他的了解程度，虽然受到时代和信息来源的限制，但已经远远超越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官员，甚至为后世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流，打开了一扇重要的窗口。他的“数”，并非是对西方世界的全盘理解，而是一种基于实用考量、以君王视角观察到的、对其国力影响至关重要的部分。
网友意见
你该问“道光是不是他们家最傻的那个？”
答曰，底下大概还能有个光绪垫底，溥仪就别算了，人家是新公民。
不止康熙了解，鸦战爆发之后，沿海的清朝学者写欧洲书籍，写欧洲王权变迁还是一板一眼的。
很难说完全不了解，至于禁教？？教皇写来书信说不准中国人祭祖诶。
请问作为一个皇帝，他还得乐颠颠的开放传教么？
康熙的西学造诣高不高姑且不论，但是他早年学西学最大的乐趣是靠怼汉臣找优越感，连梅文鼎都不放在眼里的
也不知道这种问题张英是真的看不懂还是装不懂，反正迎合圣祖爷英明神武全知全能的形象就对了。
为了保持自己学霸上的这种优势，圣祖爷还一度限制对于西方几何历算书籍的汉语翻译，甚至阻止书籍在宫廷机构内部流通
通俗点说，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玩干货垄断，然后热衷于混迹自己所管理的各大汉臣论坛贴吧，见人就忍不住干货甩脸说“且去看书，你个渣渣”，被抽脸的可能还不敢反驳，不然分分钟就是小黑屋
这种心态在网络上当个大神没问题，但作为皇帝来讲，我只能说开心就好
当然，说到这里一定会有后援团粉丝跳出来用传教士的话告诉你，谁说西学只是圣祖爷的个人爱好？蒙养斋是个多牛13的西学推广中心你造吗？
。。。。。。
那么这样一个只有二十几人美名曰“蒙养斋诸大臣”的上层精英小团队真的是为了服务于将西方知识推广给普罗大众的吗？你们错了，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是在给圣祖爷打下手的。因为圣祖爷已经不满足于让传教士来教，他想自己当老师啊！你们这些精英只是圣祖爷的学生啊！要编书要干嘛全部得以圣祖爷为核心啊！他才是全知全能的Master嘛。
一个人数有限，目的范围有限，专供皇帝维持高雅爱好的临时组织，其功能不但和同时期的欧洲皇家学会或科学院相去甚远，就连天朝自己的民间书院都不如啊。
顺带一提，此时的圣祖爷已经开始看洋大人不顺眼了，所以才开始倒向之前已经被他打压到不行的汉人历算家，大力扶持“西学中源说”。蒙养斋成立后不过几年光景更是玩起了禁教。说这是在向社会推广西学那是有点豹笑的
结合其他一些大神的回答综合来看，你要说圣祖对西方世界有数那也就这么回事吧
席泽宗院士：“康熙盛世”是中国科学衰落之始
——与席泽宗院士对谈
作者：原中国科技大学方校长
文章来源：《争鸣》杂志
老友席泽宗院士八秩在望。今年本有可能同他在柏林见面，因MG11大会邀请他做超新星1006千年回顾的报告。泽宗兄以他的“古超新星新表”（1955）在学界驰名半世。以下就是三个月间，2006年8-11月，多次电话往来的一个记录。略去有关时事和往事的点评，只记席教授的科学史，特别是中国科学史的精论。
F：我看了你关于康熙的文章，你的结论是中国的科学直到清初康熙一朝才真正开始衰落。
X：对。
F：在清帝中，康熙似乎是最爱好自然科学的。他请传教士教他西方科学。他对算学和天学都有相当的了解。你说他是“窒塞民智”，何以为据？
X：康熙“窒塞民智”一说，最早是梁启超提出来的，后来邵力子也论证过。确实，康熙学过算学和天学。不过，他的目的不是倡导科学，相反是为了堵塞现代科学在汉民族中的传播和发展。证据之一就是他请传教士的目的。明末的士大夫和学者可以同西方传教士自发地交流，万历和崇祯皇帝基本不管。而据传教士张诚（J. F. Gerbillon）的日记，康熙不准传教士在有汉人和蒙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自康熙一百五十年以降，清廷的钦天监一直由西来的传教士担任监正或监副，从没有汉人和蒙人。康熙请传教士监理钦天监，目的不是开启中西交流，相反是为了“窒塞” 中西科学技术交流。
F：据我所知，就在康熙年代，伦敦有了皇家学会，巴黎有了皇家科学院，柏林也有了科学院。它们对欧洲的科学发展是一大推力。
X：是。康熙同法王路易十四和俄国的彼得大帝在同一时代。传教士也向康熙介绍过路易十四创建的“格物穷理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和“天文宫”（Observatoire de Paris）。
F：创建科学院似乎是那个时代的帝王的一个时髦。据传康熙在上朝的时候还发表过他的数学论文，康熙是不是也有意要创建大清科学院？
X：你指的康熙的数学论文可能是《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不过，没有记录显示康熙对建立科学院感兴趣。路易十四访问过他的“格物穷理院”，没有发表论文。他建“格物穷理院”目的是倡导法兰西的科学研究精神，培养人才。康熙的政策则是巩固“御制”，遏制汉民族的科学研究精神。在清初，还有“南王（锡阐）北薛（凤祚）”等精通数学，天文的非“御制”人材。那是明朝学界的残留。后来，就彻底没有了。
F：没有人材。似乎也没有“审造器”。如果去参观过北京的古观象台和南京收藏的古天文仪器。就会发现，大清朝的观象台竟然还没有一架天文望远镜。清朝的天文学家竟然还不知道造望远镜？
X：当然知道。徐光启在1629年就建议制造天文望远镜，那是在伽利略天文望远镜之后二十年，这是很快的了。康熙也知道望远镜。北京的故宫中就有上百架望远镜，多为康乾“盛世”所收藏。但是，康熙防备望远镜的扩散。康熙命令传教士不要去做望远镜。望远镜只能是御用，所以，观象台上反而没有望远镜。清宫中的御用的天文仪器比天文观象台上的仪器多得多。整个清朝发表星表都是没有望远镜的实测数据为根据的。那还能不落后？康熙是怕仪器一经拿出宫外，就会有汉人复制，改进，满族统治集团就不能垄断了。
F：还有没有其他的垄断证据？
X：代数。不像算术，代数要靠一套符号。符号就是代数的语言。1712年耶稣会士傅圣泽写了一篇《阿尔热巴拉（代数）新法》向康熙介绍符号代数。康熙看不懂，他说此新法“可笑”。他下令不准代数新法传播。所以，直到1859年代数符号法才开始在中国流传，那已是150年之后的事了，早已不再是新法。
F：“可笑”一说，是典型的不懂装懂的心理表现。这不奇怪。1949年初，在北京，我初三，被叫去给一个文化补习班上初中代数（当时有很多文化补习班）。当我用符号讲a=-(-a)时, 班上年龄大的人都不明白，年轻的则易于接受。1712年康熙已经58岁，弄不懂代数符号法，情有可原。不过，我记得康熙还很爱说别人不懂科学。
X：1689年，康熙在南京要捉弄（贬低）大臣李光地。康熙事先问耶稣会士南极老人星出地平几度。见到李光地上朝后，康熙考问他：“可识老人星？” 李光地无以对。康熙得意了：“老人星在北京自然看不见，在南京就看得见。到了你的老家闽广，连南极星也看得见。” 康熙得意忘了形，在闽广，南极星是看不见的。梁任公（梁启超）说，康熙的科学是用来打击他人（李光地随后被降级）的一个工具，一点不错。
F：从代数符号到南极星，证明康熙对近代科学所知也有限，是不是同传教士有关系？
X：有关系。康熙只向传教士学西来的科学，并没有真正开启中西学术交流的大门。中西交流在当时已经没有技术上的困难。亚欧水上交通已很发达。前面说过，西方科学文献在明代就能及时地送到中国。当时有些欧洲学者还很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得到中国学者的响应。开普勒的Tabulae Rudolphinae于1627年一出版，他立即寄到中国一本。传教士对中西学术交流有很大贡献。有些耶稣会士的确是一流的学者。尽管如此，他们也受到罗马教廷的影响。譬如，他们对哥白尼的日心说一直态度暧昧，可能并不只是学术上的原因。
F：你在文章一开始引用胡适的话说，明末还是可以的，但清代以降，中西“双方（科学）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你能不能更定量地说一说，康熙一朝，中国的科学到底衰落了多少“道里”？
X：康熙在晚年（1713-1722）主编了100卷的《律历渊源》。其中《数理精蕴》53卷，他自认为是，也曾被誉为是当年的数学百科全书。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的数学进展主要有，代数符号（1580），对数（1614），计算尺（1620），解析几何（1620），加法机（1642），微积分（1665）。其中最重要的是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无此二者，很难明白和应用牛顿力学。然而，“数学百科全书” 《数理精蕴》中竟然完全没有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编撰者可能根本不知道有这两门新发展的数学。明末1630年的“崇祯历书”虽也落后西方。但还远没有落后到全然不知最新重要发展的地步。
F：我离开中国快十七年，对“最新重要发展”也陌生。到是常听说有“康熙大帝”（譬如本问题提问人，括号里为答主添加）之类显灵于视频之中。你对这位视频“康熙大帝”，有何评价？
X：哈哈…哈哈…不值一谈，不值一谈。清末以来中国的屡败于西方，主要原因并不是我们传统的文化或者制度有大的问题。而在于满清王朝的性质是一个外来的异族政权，满洲统治民族私心自用，为了防汉制汉，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对汉族人民百般压制，满汉相猜，上下离心，导致康熙以后中国科学技术迅速落后于西方，大大的延误了中国社会走上工业化进程的时间，在清末仍不得不屡败于西方列强。从康熙的 “窒塞民智”到 “窒塞民智”的再显灵，呜呼！
后记：席泽宗院士的答话，没有字字经他本人审阅(眼疾，难阅读)。如有误，我负责。席院士的更详尽的论证可见他的 “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等论文（《古新星新表和科学史探索》，2002）。
11/23/2006，Tuc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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