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卫霍征战的功绩都算在汉武帝的头上，李渊靠李二打天下就是坐享其成？这种评价是否有一定双标的成分?
这是一个非常有深度且引人思考的问题，涉及到历史评价的复杂性、政治权力与个人功绩的关系，以及可能存在的“双标”现象。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详细探讨：
一、 卫青与霍去病功绩归于汉武帝的合理性分析
要理解为何卫青和霍去病的辉煌战绩会被归功于汉武帝，我们需要从君臣关系、政治体制、历史叙事的角度来分析：
1. 君臣体制下的权力分配与政治合法性：
君权至上原则：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君权神授”、“君者，国之本也”是核心的政治理念。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所有官僚和军队都服务于皇权。臣子的功绩，无论多么显著，最终都是在皇帝的领导和授权下完成的。
决策者与执行者： 汉武帝作为皇帝，他制定了对外扩张的国策，派遣卫青和霍去病执行。战争的战略规划、目标设定、资源调动、人力部署等重大决策，都由汉武帝亲自拍板或由他信任的臣子（如丞相、将军）在皇帝的指导下完成。卫青和霍去病是杰出的执行者，但他们是在汉武帝的“帅”下作战。
政治合法性的来源： 皇帝的权威和统治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开疆拓土和国家强大。如果将所有战功都归于臣子，会削弱皇帝的威信，甚至可能引发臣子骄纵、威胁君权的风险。将功绩归于皇帝，是巩固皇权、维护统治稳定的必要手段。
恩赏与控制： 汉武帝通过封赏、赐予官爵等方式，将臣子的功绩转化为对君主恩赐的回报。这既是对臣子努力的肯定，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控制，表明臣子的一切都是皇帝赐予的。
2. 宏观战略与微观战术的区分：
战略决策者： 汉武帝是汉朝对外政策的制定者。他认识到匈奴对汉朝边境的威胁，并决定采取积极主动的军事行动。他批准了李广、卫青、霍去病等人的出征计划，并根据战场情况进行调整（尽管很多时候是根据前线奏报和建议）。
战术执行者： 卫青和霍去病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他们凭借高超的军事才能，在具体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懂得如何排兵布阵，如何利用地形，如何鼓舞士气，如何捕捉战机。
“坐享其成”的模糊性： 这里的“坐享其成”并非完全不劳而获。汉武帝作为最高决策者和国家资源的提供者，他的“享受”体现在战略层面的成功，以及通过臣子的胜利来巩固和扩张自己的权力、财富和声望。
3. 历史叙事与主流价值观：
史书的写法： 中国传统史书的写作通常以皇帝为中心。史官记录的是围绕着皇帝展开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活动。《史记》、《汉书》等正史，虽然会详细记载卫青霍去病的事迹，但最终的叙事框架是“皇帝的时代”或“某某皇帝的在位期间”。
集体荣誉与个人英雄主义的平衡： 官方叙事往往倾向于将重大成就归功于最高领导者，以体现国家整体的强大和领导者的英明。这并不否定卫青霍去病个人的军事天才，而是将他们的才能视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为国家（及其最高代表——皇帝）服务。
二、 李渊与李世民的“坐享其成”评价的辨析
现在我们来看看李渊和李世民的例子，并尝试理解为何会有人提出“坐享其成”的说法，以及这种说法是否站得住脚。
1. 李渊创业的背景与特点：
隋末乱世的背景： 李渊起兵反隋，是在隋朝国力衰微、民怨沸腾的乱世中进行的。隋朝的统治已经千疮百孔，各地起义此起彼伏。
政治基础与军事实力： 李渊本人是隋朝的太原留守，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影响力。他能够利用现有的官僚体系和军事力量，并吸引一些有实力的人物加入。
李世民的关键作用： 然而，李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确实依赖于其子李世民的杰出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 李世民在早期平定了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击败了薛举、刘武周等劲敌，为李渊建立唐朝扫清了大部分障碍。可以说，如果没有李世民，李渊未必能成功建国，更不可能取得后来唐朝的成就。
2. 为何会有“坐享其成”的评价？
相对而言： 与汉武帝亲自坐镇朝堂、运筹帷幄不同，李渊虽然是总揽大局的皇帝，但他很大程度上是“授权”和“依靠”李世民去打仗、平乱。他不像汉武帝那样，时常亲自参与前线的指挥（当然，汉武帝也并非都亲自在前线，但他的战略指向性更强）。
功劳分配的争议： 在李渊统治时期，李世民的军功卓著，为唐朝的建立立下了首要功劳，甚至有人认为他才是实际的开国皇帝。而李渊作为父亲和皇帝，享受了建立新朝的荣誉和权力，这使得一些人觉得他“坐享了”李世民的成果。
后来的“玄武门之变”： 历史的后续发展，即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逼迫李渊退位，也加剧了人们对李渊“坐享其成”的看法，认为他未能有效控制其子，最终权力旁落。
三、 评价是否存在“双标”成分？
答案是：可能存在，但解释起来更为复杂，需要理解历史语境和评价标准的演变。
1. 评价标准的差异与侧重点不同：
汉武帝时代： 更强调君主作为国家最高决策者和象征的地位，将臣子的成功视为君主“得人”和“善于用人”的体现。国家的扩张和强盛是皇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评价的侧重点在于皇帝的“雄才大略”和“宏图伟略”。
李渊、李世民父子： 这个评价更多地出现在对李世民能力和功绩的肯定中，以及对李渊未能完全掌握局面的反思中。评价的侧重点在于谁是实际的“开国功臣”和“国家奠基人”。当历史评价开始关注具体执行者的才能时，对“坐享其成”的批评就容易出现。
2. “坐享其成”的定义与程度：
绝对的“坐享其成”： 指完全没有付出任何努力，完全依靠他人成果。
相对的“坐享其成”： 指虽然有付出，但相对他人（如为他打天下的儿子）而言，自己的付出与获得不成正比，或者依靠了前人的基础和后辈的直接力量。
汉武帝并非绝对的坐享其成，他有战略决策权和资源供给权。李渊也不是绝对的坐享其成，他发动了起兵，并担任了最高领导者。
问题在于，相较于汉武帝对卫青霍去病的“主导性”和“战略性掌控”，李渊在很多关键军事行动上更像是“授权者”和“受益者”，其对李世民军事才能的依赖程度似乎更高。 这就导致了评价上的差异感。
3. 历史视角的演变：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英雄主义”、“个人才能”的关注度可能也在变化。早期更强调君主集权和国家统一，而后期可能更看重具体人物的杰出贡献。
例如，在讨论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我们更多强调秦始皇的战略眼光和决心，而不是具体将领（如王翦）的功劳。但在评价其他朝代时，我们可能会更细致地分析具体人物的作用。
4. 潜在的“为尊者讳”或“踩低就高”的现象：
对汉武帝的评价，往往会放大其正面形象，突出其雄才大略。
对李渊的评价，有时也会与对李世民的推崇形成对比，强调李世民的开创性贡献，从而在对比中凸显李渊的“不足”。
结论：
历史评价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也难以做到绝对的客观公正。
汉武帝的功绩归于他，是基于古代君臣体制下，皇帝作为最高决策者和国家象征的定位，也是为了巩固皇权和国家整体的强大。 将臣子的战功归于君主，是维护政治稳定和合法性的必要手段。
李渊“坐享其成”的评价，则更多是相对于其子李世民的决定性贡献而言的，以及对李渊未能完全掌握局势的一种历史反思。 这并非完全否定李渊的创业，而是强调李世民的不可替代性，以及父子权力交接过程中的复杂性。
是否存在双标？
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以“谁是最终的权力掌握者和国家战略的制定者”为唯一标准，那么两者都有各自的功绩归属逻辑，但汉武帝的“主导性”更强一些。
如果以“谁是实际军事行动的最高指挥者和最直接的战场立功者”为主要标准，那么卫青霍去病和李世民的地位就更为突出，而汉武帝和李渊的“坐享其成”的色彩就会被放大。
可以说，“双标”并非绝对的偏见，而是因为评价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 评价汉武帝时，更侧重于“帝国宏图”和“君主权威”的层面；评价李渊时，则更侧重于“开国功臣”和“实际领导力”的层面。两种评价标准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被应用，就可能产生被认为是“双标”的感受。
理解历史评价的复杂性，需要我们跳出单一的评价维度，结合当时的政治体制、社会背景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关注点的变化来综合分析。
一、 卫青与霍去病功绩归于汉武帝的合理性分析
要理解为何卫青和霍去病的辉煌战绩会被归功于汉武帝，我们需要从君臣关系、政治体制、历史叙事的角度来分析：
1. 君臣体制下的权力分配与政治合法性：
君权至上原则：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君权神授”、“君者，国之本也”是核心的政治理念。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所有官僚和军队都服务于皇权。臣子的功绩，无论多么显著，最终都是在皇帝的领导和授权下完成的。
决策者与执行者： 汉武帝作为皇帝，他制定了对外扩张的国策，派遣卫青和霍去病执行。战争的战略规划、目标设定、资源调动、人力部署等重大决策，都由汉武帝亲自拍板或由他信任的臣子（如丞相、将军）在皇帝的指导下完成。卫青和霍去病是杰出的执行者，但他们是在汉武帝的“帅”下作战。
政治合法性的来源： 皇帝的权威和统治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开疆拓土和国家强大。如果将所有战功都归于臣子，会削弱皇帝的威信，甚至可能引发臣子骄纵、威胁君权的风险。将功绩归于皇帝，是巩固皇权、维护统治稳定的必要手段。
恩赏与控制： 汉武帝通过封赏、赐予官爵等方式，将臣子的功绩转化为对君主恩赐的回报。这既是对臣子努力的肯定，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控制，表明臣子的一切都是皇帝赐予的。
2. 宏观战略与微观战术的区分：
战略决策者： 汉武帝是汉朝对外政策的制定者。他认识到匈奴对汉朝边境的威胁，并决定采取积极主动的军事行动。他批准了李广、卫青、霍去病等人的出征计划，并根据战场情况进行调整（尽管很多时候是根据前线奏报和建议）。
战术执行者： 卫青和霍去病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他们凭借高超的军事才能，在具体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懂得如何排兵布阵，如何利用地形，如何鼓舞士气，如何捕捉战机。
“坐享其成”的模糊性： 这里的“坐享其成”并非完全不劳而获。汉武帝作为最高决策者和国家资源的提供者，他的“享受”体现在战略层面的成功，以及通过臣子的胜利来巩固和扩张自己的权力、财富和声望。
3. 历史叙事与主流价值观：
史书的写法： 中国传统史书的写作通常以皇帝为中心。史官记录的是围绕着皇帝展开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活动。《史记》、《汉书》等正史，虽然会详细记载卫青霍去病的事迹，但最终的叙事框架是“皇帝的时代”或“某某皇帝的在位期间”。
集体荣誉与个人英雄主义的平衡： 官方叙事往往倾向于将重大成就归功于最高领导者，以体现国家整体的强大和领导者的英明。这并不否定卫青霍去病个人的军事天才，而是将他们的才能视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为国家（及其最高代表——皇帝）服务。
二、 李渊与李世民的“坐享其成”评价的辨析
现在我们来看看李渊和李世民的例子，并尝试理解为何会有人提出“坐享其成”的说法，以及这种说法是否站得住脚。
1. 李渊创业的背景与特点：
隋末乱世的背景： 李渊起兵反隋，是在隋朝国力衰微、民怨沸腾的乱世中进行的。隋朝的统治已经千疮百孔，各地起义此起彼伏。
政治基础与军事实力： 李渊本人是隋朝的太原留守，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影响力。他能够利用现有的官僚体系和军事力量，并吸引一些有实力的人物加入。
李世民的关键作用： 然而，李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确实依赖于其子李世民的杰出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 李世民在早期平定了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击败了薛举、刘武周等劲敌，为李渊建立唐朝扫清了大部分障碍。可以说，如果没有李世民，李渊未必能成功建国，更不可能取得后来唐朝的成就。
2. 为何会有“坐享其成”的评价？
相对而言： 与汉武帝亲自坐镇朝堂、运筹帷幄不同，李渊虽然是总揽大局的皇帝，但他很大程度上是“授权”和“依靠”李世民去打仗、平乱。他不像汉武帝那样，时常亲自参与前线的指挥（当然，汉武帝也并非都亲自在前线，但他的战略指向性更强）。
功劳分配的争议： 在李渊统治时期，李世民的军功卓著，为唐朝的建立立下了首要功劳，甚至有人认为他才是实际的开国皇帝。而李渊作为父亲和皇帝，享受了建立新朝的荣誉和权力，这使得一些人觉得他“坐享了”李世民的成果。
后来的“玄武门之变”： 历史的后续发展，即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逼迫李渊退位，也加剧了人们对李渊“坐享其成”的看法，认为他未能有效控制其子，最终权力旁落。
三、 评价是否存在“双标”成分？
答案是：可能存在，但解释起来更为复杂，需要理解历史语境和评价标准的演变。
1. 评价标准的差异与侧重点不同：
汉武帝时代： 更强调君主作为国家最高决策者和象征的地位，将臣子的成功视为君主“得人”和“善于用人”的体现。国家的扩张和强盛是皇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评价的侧重点在于皇帝的“雄才大略”和“宏图伟略”。
李渊、李世民父子： 这个评价更多地出现在对李世民能力和功绩的肯定中，以及对李渊未能完全掌握局面的反思中。评价的侧重点在于谁是实际的“开国功臣”和“国家奠基人”。当历史评价开始关注具体执行者的才能时，对“坐享其成”的批评就容易出现。
2. “坐享其成”的定义与程度：
绝对的“坐享其成”： 指完全没有付出任何努力，完全依靠他人成果。
相对的“坐享其成”： 指虽然有付出，但相对他人（如为他打天下的儿子）而言，自己的付出与获得不成正比，或者依靠了前人的基础和后辈的直接力量。
汉武帝并非绝对的坐享其成，他有战略决策权和资源供给权。李渊也不是绝对的坐享其成，他发动了起兵，并担任了最高领导者。
问题在于，相较于汉武帝对卫青霍去病的“主导性”和“战略性掌控”，李渊在很多关键军事行动上更像是“授权者”和“受益者”，其对李世民军事才能的依赖程度似乎更高。 这就导致了评价上的差异感。
3. 历史视角的演变：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英雄主义”、“个人才能”的关注度可能也在变化。早期更强调君主集权和国家统一，而后期可能更看重具体人物的杰出贡献。
例如，在讨论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我们更多强调秦始皇的战略眼光和决心，而不是具体将领（如王翦）的功劳。但在评价其他朝代时，我们可能会更细致地分析具体人物的作用。
4. 潜在的“为尊者讳”或“踩低就高”的现象：
对汉武帝的评价，往往会放大其正面形象，突出其雄才大略。
对李渊的评价，有时也会与对李世民的推崇形成对比，强调李世民的开创性贡献，从而在对比中凸显李渊的“不足”。
结论：
历史评价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也难以做到绝对的客观公正。
汉武帝的功绩归于他，是基于古代君臣体制下，皇帝作为最高决策者和国家象征的定位，也是为了巩固皇权和国家整体的强大。 将臣子的战功归于君主，是维护政治稳定和合法性的必要手段。
李渊“坐享其成”的评价，则更多是相对于其子李世民的决定性贡献而言的，以及对李渊未能完全掌握局势的一种历史反思。 这并非完全否定李渊的创业，而是强调李世民的不可替代性，以及父子权力交接过程中的复杂性。
是否存在双标？
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以“谁是最终的权力掌握者和国家战略的制定者”为唯一标准，那么两者都有各自的功绩归属逻辑，但汉武帝的“主导性”更强一些。
如果以“谁是实际军事行动的最高指挥者和最直接的战场立功者”为主要标准，那么卫青霍去病和李世民的地位就更为突出，而汉武帝和李渊的“坐享其成”的色彩就会被放大。
可以说，“双标”并非绝对的偏见，而是因为评价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 评价汉武帝时，更侧重于“帝国宏图”和“君主权威”的层面；评价李渊时，则更侧重于“开国功臣”和“实际领导力”的层面。两种评价标准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被应用，就可能产生被认为是“双标”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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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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