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库尔德人萨拉丁是以阿拉伯人为主体民族的埃及的民族英雄？
时代背景：一个分裂动荡的近东
要理解萨拉丁在埃及的地位，首先要回到他崛起之前的时代。12世纪的近东，是一个充满分裂与冲突的地区。法蒂玛王朝，这个曾经统治埃及的什叶派王朝，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王朝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军政大权旁落，对外则面临来自十字军东征的巨大威胁。十字军在1099年占领了耶路撒冷，并在黎凡特地区建立了多个十字军王国，对埃及的沿海地区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埃及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来稳定局势，并抵御外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萨拉丁，一个来自库尔德地区的军事将领，被法蒂玛王朝的大臣招募，前来埃及协助稳定局势。
萨拉丁的崛起：军事才能与政治手腕
萨拉丁并非一蹴而就成为埃及的统治者。他首先是以诺鲁丁·赞吉（Nur alDin Zangi）手下的将领身份进入埃及。诺鲁丁是叙利亚地区的一个强大统治者，他希望将埃及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以联合穆斯林世界共同对抗十字军。萨拉丁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出色的领导能力，在埃及迅速站稳脚跟。他成功地镇压了内部的叛乱，巩固了法蒂玛王朝的统治，赢得了埃及军民的信任。
然而，萨拉丁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逐渐认识到法蒂玛王朝的虚弱，并看到了统一穆斯林力量以对抗十字军的巨大潜力。在1171年，萨拉丁巧妙地推翻了法蒂玛王朝，结束了其近两个世纪的统治，并宣布埃及重新归顺于逊尼派的阿拔斯哈里发。此后，他成为了埃及的实际统治者，并逐步统一了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北部等地，建立了他辉煌的阿尤布王朝。
萨拉丁赢得埃及人心：并非纯粹的民族认同
萨拉丁之所以能在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埃及赢得“民族英雄”的地位，并非仅仅因为他带来了军事上的胜利，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作为和价值观与当时埃及社会的期望高度契合。
1. 宗教的统一与复兴： 萨拉丁推翻法蒂玛王朝，恢复了逊尼派的统治，这与当时埃及绝大多数人口的宗教信仰相符。法蒂玛王朝作为什叶派，其统治在逊尼派埃及民众中总存在一些隔阂。萨拉丁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宗教上的“回归正统”，重振了逊尼派的荣光。他积极支持伊斯兰教的研究与传播，兴建清真寺和宗教学校，这无疑赢得了埃及伊斯兰教士和普通民众的尊重与支持。
2. 军事的辉煌与民族自豪感： 萨拉丁最令人称道的成就，莫过于他在1187年哈丁战役中击败十字军，并收复了失陷多年的圣城耶路撒冷。这次胜利，是穆斯林世界对抗十字军东征以来最辉煌的胜利之一。对于生活在十字军威胁下的埃及人民来说，萨拉丁的军事功绩不仅意味着安全，更是一种民族自豪感的极大提升。他将穆斯林世界从长期的屈辱中解放出来，重新赢得了对外部侵略者的尊严。这种振奋人心的胜利，无论对于哪个民族群体，都是值得歌颂的。
3. 政治的稳定与繁荣： 萨拉丁建立了稳固的统治，结束了法蒂玛王朝末期的混乱。在他的统治下，埃及的政治经济逐渐恢复稳定，贸易也得到发展。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民众来说是最直接的福祉。人民安居乐业，自然会对带来这一切的领导者产生认同感。
4. 跨越民族的政治智慧： 萨拉丁并非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深知，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团结各民族的力量。虽然他是库尔德人，但他身边的重要将领和官员却来自不同的民族背景，包括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土库曼人等。他善于用人，将有能力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自己的族裔。这种包容和务实的政治智慧，使得他能够吸引和团结更广泛的群体，包括埃及的主体民族——阿拉伯人。
5. 文化与象征的融合： 萨拉丁在埃及的统治，并非简单的军事征服，更是一种政治文化的融合。他尊重并吸纳了埃及当地的政治和行政体系，并将其与自己的统治模式相结合。他的功绩被广泛传颂，并融入了埃及的文化叙事之中。
一个“埃及民族英雄”的定义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英雄”的概念，在12世纪的语境下可能与我们现在的理解有所不同。在那个时代，忠诚和对统治者的服从，更多地是基于宗教、政治权威和军事保护，而非现代意义上的狭隘民族主义。
萨拉丁之所以能成为埃及人心目中的英雄，是因为他满足了当时埃及人民对领导者最重要的期望：
带来了宗教上的稳定与正统。
提供了抵御外敌的强大军事保护。
恢复了国家尊严和民族自豪感。
建立了稳定繁荣的社会秩序。
他以库尔德人的身份，却通过卓越的政治和军事能力，为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埃及带来了这些，并且超越了族裔的界限，将不同的群体凝聚在一起，共同对抗共同的敌人。他所做的一切，都与埃及人民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并且极大地提升了他们的福祉和地位。因此，即使他的血脉不是阿拉伯，他在历史的洪流中，也成为了那个时代埃及人民共同的守护者和引路人，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他的故事，是对“英雄”定义的深刻诠释——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在于其行为和影响，而不仅仅是其出身。
网友意见
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复兴，脱离奥斯曼帝国起，阿拉伯人往前推，最后一个能勉强代表阿拉伯人利益的统治者便是萨拉丁了，再没了。
虽然萨拉丁是一个库尔德人……而且是一个曾经效忠于土库曼人赞吉王朝的库尔德人。
但萨拉丁这个库尔德人是跟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冲突最小的。
这就好比，如果让一个皇汉，从北魏（敲锣打鼓汉化）、蒙元（有权臣想杀光汉人）、满清（剃发易服）里挑，肯定挑北魏一样。
让一个皇维，从高昌回鹘（不清真）、吐鲁番汗国（自认为是蒙古人）、叶尔羌汗国去挑，肯定都去挑叶尔羌汗国……
就是这个道理。
萨拉丁以后的阿拉伯世界，统治者要么是土库曼人（包括奥斯曼土耳其人），要么是波斯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最初的敌人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而和阿拉伯人一直不能尿一个壶里的是波斯人（阿拉伯人在法蒂玛王朝时代信仰什叶派，波斯人就坚持逊尼派。逊尼派的话语权被奥斯曼人和阿拉伯人掌握后，波斯人翻脸瞬间什叶派，总之就是要跟阿拉伯人过不去）。
所以萨拉丁的库尔德人身份就没人计较了，他部下土库曼大兵的事儿也就没人计较了，他招募的马穆鲁克优先买钦察人从军也就没人计较了。
要说萨拉丁没有欺压阿拉伯人，那就是说笑了。军国重臣皆出于土库曼人、钦察人，更是建立了祸害埃及数百年的马穆鲁克制度，导致阿拉伯人在政治上一直无法抬头，只能从事宗教职业，这要算没有欺压阿拉伯人就真搞笑了。
而阿拉伯民族主义之父，是个谁呢？
尼玛就是那个英国人劳伦斯……
也就是说，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本就是欧洲殖民者对奥斯曼帝国的一次釜底抽薪式的瓦解行为。在欧洲殖民者的民族主义重塑下，对天主教非常文明的萨拉丁自然也就更容易被推上神坛。
然而，就事论事来说。
萨拉丁的文治武功，能比得上这些人吗：
拜巴尔斯，他的国策与萨拉丁一毛一样，武功远远胜于萨拉丁，只因为他是个钦察突厥人。而突厥系的话语权一直在奥斯曼帝国之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会包装一个敌人的同类？
伊斯玛仪一世大帝，他的文治武功远超萨拉丁和拜巴尔斯，他的出身也或许是库尔德人，只因为他代表的是波斯人的利益。
苏莱曼一世大帝，他的文治武功更是远超上面所有人，要论“骑士精神”更是比萨拉丁值得吹嘘，只因为他就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最初的敌人——奥斯曼人。
换句话说，阿拉伯人从阿巴斯王朝衰落后，就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可供民族主义者包装的人物了。所幸的是阿拉伯人对埃及人的同化比较彻底，埃及的主体民族科普特人沦为了少数，所以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能从埃及找英雄人物予以包装。而正好，二战后，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国家，正巧就是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包装埃及的历史人物就更是毫无疑义了。
埃及在伊斯兰时代，可供包装的名人很多，但能直观地给掌握全世界话语权的欧洲人所知晓的，只有库尔德人萨拉丁和钦察突厥人拜巴尔斯。
萨拉丁最大的功勋，是收复圣地耶路撒冷，以及对待天主教群众非常宽容（在欧洲人看来这是个大功勋，因为符合欧洲人道德观上的“骑士精神”）。
拜巴尔斯最大的功勋，是在蒙古肆虐全球的时代，在大马士革全歼蒙古西征军，给全世界抗蒙国家打了一剂春药。
如果真要对比两人的历史功勋的话，萨拉丁那事儿算个啥啊，对待天主教宽容的伊斯兰统治者海了去了，收复耶路撒冷那算个毛儿啊，好多在世界史上默默无闻的伊斯兰统治者都扣关君士坦丁堡了，奥斯曼帝国都杀到维也纳了，萨拉丁的文治武功真没啥了不起的……
而拜巴尔斯击败蒙古大军的行为，能有几个人做到？
但是，坏就坏在拜巴尔斯是个钦察突厥人。
而当时奥斯曼帝国正弥漫着泛突厥主义，拜巴尔斯已经被疯掉了的土耳其人奉为野爹了。
拜巴尔斯对欧洲人没啥直接影响，萨拉丁的宽容却对欧洲人一直有记忆（虽然萨拉丁这种宽容，比起奥斯曼所有的苏丹都真差了远了，但谁教奥斯曼是能威胁欧洲文明的存在呢？）
所以，就这么离奇地，萨拉丁就莫名其妙成了伊斯兰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人了，萨拉丁自己要是知道了肯定都脸红。
如果在二战后，全球民族主义高涨、各地殖民地独立构建各自国族的时代，那个时代埃及忽然完蛋了，如果是其他国家成了伊斯兰世界的领头羊，会怎么样呢？
那么肯定的是，代表埃及的、代表逊尼派的、能和突厥语出身毫无关系的萨拉丁，就不会这么出名了。
而至于萨拉丁能代表谁的利益呢，只能代表埃及的阿拉伯上层宗教分子和土库曼军阀们的利益。
在萨拉丁的同时代，伊斯兰教阿萨辛派曾经派人刺杀过他，叙利亚忠于赞吉王朝的阿拉伯人曾经顽强抵抗过他，在沙漠里抢劫的内志汉志的阿拉伯人无视过他。
他只能代表纳赛尔时期埃及的“泛伊斯兰主义”，是埃及的民族主义者鼓吹出来的英雄，却不幸在现代民族重塑的关键时刻，被推上了名不副实的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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