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刑警与公安真的很不信任对方吗?
组织架构和职能侧重的不同，是误解和隔阂的重要根源。
首先，要理解日本的警察体系。庞大的警察体系主要由国家公安委员会和各级都道府县公安委员会管理，下面是警察厅（中央情报和指导机构）以及各地的府县警察本部（具体执行机构）。刑警（刑事部）和公安（公安部）都隶属于府县警察本部，但他们的职能划分非常明确，并且各自拥有一套相对独立的运作体系。
刑警（刑事部）：这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抓小偷”、“破案”的警察。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侦办普通犯罪案件，包括盗窃、抢劫、杀人、伤害等。刑警的工作对象是社会上各种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需要深入社区、接触民众、收集证据、盘问嫌疑人，最终将罪犯绳之以法。他们的工作成果往往体现在破案率和逮捕人数上，是公众最为熟悉的警察形象。
公安（公安部）：公安部门则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秩序的重任。他们主要负责侦办与政治相关的犯罪，例如颠覆国家政权、恐怖主义、间谍活动、以及一些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和群体性事件。公安的工作对象往往是具有高度组织性、思想激进的团体或个人，他们的侦查手段和策略也更倾向于情报搜集、监控、潜伏以及反恐等。这使得公安的工作很多时候是“幕后”的，其成果也不像刑警那样直观和易于公众理解。
这种职能上的巨大差异，直接导致了双方工作方式和思维模式上的不同。刑警更注重“现场证据”和“直接侦破”，而公安则更侧重“情报预警”和“防患于未然”。当一起案件同时涉及普通犯罪和政治性背景时，两者之间的协调和信息共享就可能出现摩擦。
工作方式和目标的不同，加剧了彼此的不理解。
刑警的工作强度很大，经常需要长时间加班，并且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从受害者到嫌疑人，再到目击者。他们习惯于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严谨的证据链条来破案。他们的成功标准是“抓到凶手，还原真相”。
而公安的工作则更加隐秘和漫长。他们可能需要花费数年时间去渗透、监控某个组织，收集情报，最终在一个恰当的时机进行收网。他们的工作成果不一定是大张旗鼓的逮捕，也可能是通过阻止一场潜在的危机而避免了损失。公安的成功标准可能是在不引起公众注意的情况下，维护了国家的稳定。
正是这种目标上的差异，有时会让刑警觉得公安部门“过于谨慎”、“管得太宽”或者“不接地气”。反过来，公安部门也可能认为刑警部门在处理一些具有潜在政治风险的案件时“过于冲动”、“只看眼前利益”，或者“对政治敏感度不足”。
信息共享的障碍和“部门壁垒”，让信任难以建立。
由于职能上的区分，刑警和公安之间在信息共享上存在天然的障碍。公安部门掌握的情报往往是高度敏感的，涉及到国家安全，因此他们的信息不会轻易与刑警部门分享，除非是在特定的、明确的合作框架下。而刑警部门在调查普通案件时，也不一定会主动去挖掘案件背后是否存在公安需要关注的政治因素。
这种信息孤岛效应，使得双方在处理某些案件时可能“各打各的算盘”，甚至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出现误判。例如，一起看似简单的伤人事件，如果背后涉及到政治团体之间的冲突，刑警可能只关注了打人行为本身，而公安则在关注整个事件的政治导向和潜在威胁。如果两者之间没有有效的沟通和信息交换，就可能导致案件处理的不完整或效率低下。
历史因素和部门间的竞争，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虽然日本警察体系在表面上是统一的，但历史上，各部门在资源分配、权力划分以及对案件的管辖权上也可能存在暗流涌动。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的、复杂的案件中，刑警和公安都可能希望主导调查，以彰显部门的实力和重要性。这种潜在的竞争关系，自然会影响到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
然而，说“完全不信任”也不准确。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障碍，但我们也不能说日本刑警和公安之间是完全不信任的。在实际工作中，双方仍然需要合作。当一个案件同时具有普通刑事犯罪的性质和政治敏感性时，就必须由刑警和公安部门协同作战。例如，一起涉及到黑社会组织的犯罪活动，既需要刑警部门的侦查能力，也可能需要公安部门对其背后的政治勾结进行深挖。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会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合作机制，通过特定的联络人和情报共享通道来完成任务。只是这种合作，可能更多地是基于“工作需要”而非“深厚的信任”，并且在信息共享的程度和频率上可能会受到严格的控制。
总而言之，日本刑警与公安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种“相敬如宾”但又“保持距离”的状态。 双方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责任，拥有不同的工作方式和侧重点，并且由于信息敏感度和部门壁垒，难以建立起完全无间的信任。这种现状既是日本警察体系分工明确的体现，也可能在某些时刻成为其效能提升的潜在阻碍。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理解日本警方运作模式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网友意见
我看相棒里，公安基本算特务机构啊。等于公安的信息因为保密等级的问题，不能跟刑警讲，但刑警的信息，他作为特务机构是有权限调阅的。
这必然导致互不信任啊。
是真的，而且是老传统。
这其实是一个历史遗留的体制问题，业务重合的范围太大了：刑事部搜查一课负责暴力重案，和公安部负责的恐怖袭击重合；搜查二课负责职务犯罪、公选舞弊和经济犯罪，和公安部负责的左翼政党选举犯罪相重合；搜查三课管盗窃的倒是没有重合；搜查四课（现在已经改组为警视厅组织犯罪对策部四课）负责反黑，但是大量日本右翼激进团体实际上都和黑社会有勾结，进入九十年代后更是有一大堆黑帮为了逃避法律制裁直接转为右翼团体。（更别提公安部为了打压左翼，会鼓励甚至是手把手的教导黑帮“转型”为“可控的”右翼团体。）
1974年，连续企业爆破事件。当时，警视厅刑事部搜查一课和警视厅公安部公安一课在丸之内警察署组建了特别搜查本部（由于之前都是各查各的，因此这次联合行动被视为异例的搜查体制），双方都投入了警力进行侦查。
你以为这是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吗？并不是。
丸之内署的公安部搜查员只是公安部的“烟幕弹”，他们的真正任务是从搜查一课那里获取更多有价值的线索，并不真正查案。而公安部真正的主力被部署在爱宕警察署的“极左暴力犯罪取缔本部”——那里有公安一课最精干的搜查员，是公安部搜查的主力，而且还挂着“交通反则通告中心”的牌子掩人耳目。
最后的结果是：公安部通过排查后，锁定了爆炸犯主谋佐佐木规夫。之后，公安部不仅完全不和刑事部打招呼，还绕过了驻扎在丸之内署的那个连环企业爆炸事件特别搜查本部，连个样子都懒得装，一点面子不给的就直接派人把佐佐木抓起来了。气的搜查一课和刑事部长火冒三丈，但又对此无可奈何。
虽说公安部和刑事部交恶早已有之，但这是公安部和刑事部交恶的最早可查的实例。但这两个部门也不是完全封闭的：当时也有刑事警察被调往公安部任职的情况，但去了后都大摇其头，说是如果按公安的做法，案子只会越办越没劲。比如说，现在有极左活动家在垃圾桶里装了炸弹，如果是刑事部的人，会立刻通知爆发物处理班来拆弹，然后通过走访、摸排确定谁装了炸弹、哪个组织装了炸弹，最后顺藤摸瓜的往上排查，一个接一个的把从犯到主犯到幕后黑手全部送进牢里去。
但公安部的做法是：啥也不干，炸弹要炸就任他炸就好了。其理由是：如果炸弹爆炸，社会舆论会更加厌恶过激派群体——这是破坏过激派的群众基础，为社会稳定大局服务。而如果有组织能出来读个犯罪宣言“认领”爆炸的话，那么将会极大的帮助公安部查明过激派组织全貌，最后才能将其一网打尽，使其彻底坠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之中。反正不管你怎么想，调过去的刑警去了后越办案心里越膈应，最后无一不申请调回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刑事部就都是些“本性纯良”的好警察。根据前公安部外事一课搜查员胜丸元觉（《警视厅公安部外事课》一书作者）的回忆，虽然公安部和刑事部双方不合，但刑事警察单方面对公安警察怀有极大的恶意，而且对整个公安警察的群体非常之鄙视。（注意，虽然公安坑过刑事，但这不代表公安警察鄙视刑事警察）公安警察的优势在于搞情报（包括跟监、发展特情、分析情报等），其行动模式为情报导侦。因此，公安的成绩需要通过搜集上报情报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而不是像刑事部那样依靠破案率、逮捕率这种“打处指标”来进行衡量。这就导致刑事警察（尤其是以屡破大案、大出风头的搜查一课为首）的极端不平衡和打心眼里的鄙视：什么狗屁公安部，天天拿着国家安全的大义名分说事，连破过几件像样的案子都说不出来，还有脸自称精英？甚至有刑事警察叫嚣：“什么搜集情报啊，不就是打着这个幌子一天到晚游手好闲吗？”甚至专门负责对付间谍、国际恐怖分子和境外势力的外事部门都逃不过被刑事警察鄙视的命运：“抓什么狗屁间谍啊，不过就是几个为了赚点小钱倒卖公司机密的小鱼小虾，有什么值得称道的？”
社会动荡的年代结束后，双方再次交锋是在对付奥姆真理教时：刑事警察面对全国各地的奥姆真理教刑事案件，一方面苦于被人指摘侵犯宗教自由；一方面苦于没有证据。而由于案件分布在全日本各地，当时又未建立起像样的跨都道府县搜查体制，因此刑事警察虽有法办奥姆真理教之心，但却无法办奥姆真理教之力。
而公安警察呢？公安警察是最早意识到奥姆真理教的危险性的极少数人，并立刻采取大量的监视措施（包括贴靠、跟监并发展了大量的政侦特情和耳目），还多次向警察厅就奥姆真理教的危险性提出建言——但就是不给刑事警察提供哪怕一丝一毫的的情报。
但你以为公安部对奥姆真理教非常上心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只是空喊口号，并无行动之意图。根据青木理（著有《日本の公安警察》）采访及其著作，公安部当时对奥姆真理教的气氛都是“相当松懈”的，甚至到了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发生时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爱管不管的样子。因为当时的公安将监控日共、境外势力视为首要职责，而不愿意冒着被人批评妨害宗教自由的风险对奥姆出手，只是采取了监视措施。
因此，奥姆真理教的侦查工作大部分都是由刑事警察实施。尤其是地铁沙林事件，主导搜查的也是警视厅刑事部搜查一课长寺尾正大和搜查一课理事官山田正浩。当寺尾正大和主任检察官铃木和宏费尽口舌的向法院令状部的法官申请搜查令状时；当山田正浩带着机动队、自卫队强搜上九一色村的奥姆真理教设施、搜山检海抓麻原时，公安部的精英又在干什么？他们在侦办東京総本部火炎瓶事件和島田裕巳宅爆弾事件这两个“外围事件”（这两个案件是奥姆真理教在沙林毒气时一同实施的，其作用是充当迷惑警察侦查方向的“烟幕弹”），而对麻原和他的信徒毫不在意：对啊，你放毒气就放呗，和我有关系吗？
1995年，警察厅长官国松孝次枪击事件。公安部和刑事部虽然组成了联合搜查本部，但特搜本部之中弥漫着严重的不信任感。公安部以为是警察内鬼干的，于是不同刑事部打招呼，直接将嫌疑人（一名警察信徒）软禁后逼问数日，而这就体现出公安的弱点了：当时公安不擅长“传统的侦查”，尤其是现场、审讯和鉴识科学。被公安软禁的内鬼在审讯中多次改口，其供词前后矛盾，但不擅长审讯的公安竟然信以为真，将其当做“重要线索”保留在公安部内，连警察厅警备局都是五个月后才得知这条情报。而刑事部也针锋相对，将有可能是暴力团作案的重要线索和刑事部认为可能的奥姆真理教嫌疑人隐瞒了下去。双方之间的互相敌视是导致案件成为了悬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5年警察厅长官国松孝次狙击事件后，公安终于急红眼了，开始大规模介入抓人。但据搜查关系者说，公安部干部对他们前期一点忙都没帮的行为毫不愧疚，反而还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态度，甚至大言不惭的表示“虽然来的最晚，但我们这不是也抓到不少人了吗？”还对刑事部的人冷嘲热讽，“就这帮二百五信徒，比爷爷我当年对付学生闹事的时候好抓一万倍！”（刑事部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将其绳之以法的主犯在公安部眼中不过是连牙缝都不够塞的“小鱼小虾”，嘲讽刑事警察效率低下）
虽然来得晚，但搜查效率高也是事实。井上嘉浩、早川紀代秀、豊田亨等大量奥姆真理教高级干部都是被公安逮捕的。据称，当时如果有教团的高层干部出现在公安视野内，公安会立刻调动数百人次的警力进行全程跟监。而在审讯井上嘉浩时，搜一的人盘问久久毫无结果，上层决定交给公安审讯。结果在移交前日晚上，负责审讯的搜查一课警员竟然和井上嘉浩语重心长说：“公安的手黑的很，你一个字都不要和他们讲”，其敌视程度可见一斑。
当然，最后公安也没刑求，靠攻心和聊天把井上开导的坦白了。
公安和刑事的冲突其实还反映在警察组织高层人事的变动上。在战后直至平成初年，社会治安动荡，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警察疲于奔命。此时，全国警察的两大顶点：警察厅长官和警视总监大部分都有在警备·公安部门工作过的经验，警备·公安部门出身的官僚成为霸占了警察组织顶点的主流。
以警察厅长官为例，从初代警察厅长官齐藤升至昭和63年卸任的第13代警察厅长官金泽昭雄，仅有新井裕（第5代警察厅长官）、浅沼清太郎（第8代警察厅长官）、铃木贞敏（第11代警察厅长官）、金泽昭雄四人没有相应的工作经验。
进入平成年代后，社会治安转好，社会大局稳定，因此扫黑除恶、推动刑事司法改革反而成为时代的主流。而刑事警察则抓住了这个机会，大力推动暴力团排除、审讯可视化等工作，取代警备·公安警察出身的干部成为警察组织的主流。从第14代警察厅长官铃木良一至现在的第29代警察厅长官中村格，其中竟有10人没有任何警备·公安部门的工作经验！而如果只有一次或两次对公安警察的领导经验，实际上还是刑事警察出身的警察厅长官，这个数字还将继续上升。
第28代警察厅长官松本光弘（此公有非常丰富的公安警察领导经验）任内积极推动的警察法改革（撤销警察厅情报通信局，新设警察厅网络局）也曾被指摘为“公安警察的反击”。首先，网络安全和网络犯罪主要由两个部门负责，分别是公安警察（负责网络安全保卫）和生活安全警察（负责网络犯罪侦查）。松本光弘表面上单独设置网络警察，实际上是料定一旦网络局设置后，负责保卫网络安全，防止网络攻击和网络间谍活动的公安警察必然攫取网络局主导权。另一方面，网络部门的技术性极强，不曾涉及网络犯罪的刑事警察不好过多干预。一旦网络局成形，则必然在警察厅内实现警备局+网络局vs刑事局的二打一局面。
也难怪有周刊说警察法修正是“公安的复活”。
最后，警察法修正案将在今年4月在国会表决。现任警察厅长官中村格没有任何警备·公安部门的工作经验，但他能当上警察厅长官主要是因为——他当过菅义伟的秘书。因此，未来公安和刑事之争，可能还会继续在警察厅内上演吧。
实际上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是如此。
日本的公安警察是反间谍部门（也负责反恐和政治保卫），在保密程度上与对外情报机关是同样的标准。
而日本的刑警负责的是普通刑事案件调查工作。
反间谍部门的保密要求是Compartmentalization（区室化管理），也就是一个部门掌握的情报不能被别的部门的人知道，一切都是On a need-to-know basis----需要你知道的才会让你知道，不愿意把自己部门的情报告诉别的部门的人，哪怕是在反间谍部门内部的各个处室之间也是如此，这样才能实现最大程度上的保密，因为知道自己掌握的情报的人越多，自己的Sources and Methods（情报来源和行动手法）泄露的可能性就越大。
而刑警正好相反，有时候自己掌握的情报越多的人知道越好。
如果刑警在调查一起盗窃案时，通过监控视频发现了嫌疑人的相貌，那他们会更愿意把这名嫌疑人的相貌的视频截图发给巡警，这样巡警在巡逻中发现了这名嫌疑人时就可以将他抓获。
如果一个区的刑警在调查一系列抢劫案时掌握了一伙嫌疑人的作案手法，那他们会更愿意把这一情报发给全市的其他区的刑警，这样别的区发生了作案手法相同的抢劫案时就可以串并案件。
如果一名杀人犯潜逃了，刑警会把协查通报发给全国各地的警察，恨不得全国所有警察都知道这名逃犯，因为知道这名逃犯的警察越多，把他抓住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刑警会更希望别的部门知道自己掌握的情报。
即使是在调查过程中，刑警的工作也属于Investigative secrecy----在调查过程中的保密。一旦案件终结，案件调查细节就可以公开，甚至可以上电视新闻以及被拍成刑侦纪录片。
而反间谍部门在案件终结后，可能完全不会公开案情，甚至很多年后都不会解密，否则会暴露自己的情报来源和行动手法，甚至公众都完全不知道有过这样一起间谍案。
刑警结案后可能上电视新闻说这次是用一种最新式的DNA检测技术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反间谍部门结案后可能上电视新闻说这次是在外国大使馆里安装了一种最新式的窃听器，通过窃听外国大使馆查出了谁是间谍么？外国大使馆看了电视新闻后，马上就得在大使馆里查找窃听器了吧？
反间谍部门和刑警部门在保密程度和保密文化上完全不同，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会把反间谍部门从警察机关中分出来，要么成为独立的反间谍机关，要么干脆和对外情报机关合在一起，因为它们才是保密程度和保密文化一样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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