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在国内多数法学院都还在主张苏联的刑法四要件学说之时，日德的新理论却被国家司法考试定为官方观点？
在国内法学界，围绕刑法四要件的讨论确实存在着一个有趣的现象：一边是某些法学院依旧在教授和强调源自苏联的传统刑法四要件（构成要件、违法性、罪责、刑罚），而另一边，日本和德国在刑法理论发展上，特别是对这些基本要素的理解和表述上，已经出现了显著的深化和演变，并且这些新理论似乎正在被国家司法考试所采纳和重视。这其中原因复杂，涉及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学理的争鸣以及考试评价体系的导向。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苏联的刑法四要件学说为何会在国内一些法学院中根深蒂固。这种学说的形成有着其历史的必然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法治建设受到苏联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刑法理论体系自然也包含了这一重要的理论基石。四要件学说提供了一个清晰、结构化的分析框架，将犯罪的成立分解为四个相互关联的环节，便于初学者理解和掌握，也易于在实践中应用。它强调了犯罪行为的客观方面（构成要件）、否定性（违法性）、主观方面（罪责）以及法律后果（刑罚）的层层递进，构成了早期刑法教学和研究的“经典范式”。即便在理论发展过程中，这种基础性的框架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并且在一些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承中，其地位依然稳固。
然而，法学理论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刑法理论，在回应社会变迁和深化对犯罪本质的认识方面，总是在不断发展。日本和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的重要代表，其刑法理论的演进尤为值得关注。
日本和德国刑法理论的新进展与考试导向
在日本和德国，对犯罪构成要素的理解和表述，已经超越了早期四要件学说的表述方式，呈现出更加精细化、体系化和多元化的特点。
1. 构成要件的深化理解：
客观构成要件和主观构成要件的区分与结合： 不再是简单地将构成要件看作一个整体，而是更强调对客观方面（行为、结果、因果关系、对象等）和主观方面（故意、过失等）的细致分析。尤其是在某些犯罪中，主观要素的地位被进一步提升，例如共同犯罪中的意思联络，或者某些犯罪中对特殊主观心理状态的要求。
行为概念的精进： 对“行为”的定义和理解更加深入，不仅限于身体的运动，还包括不作为，以及对“有意义行为”的界定，排除了纯粹的心理活动或无意识反应。
规范性要素的引入： 在构成要件层面，越来越重视对规范性判断的引入，例如某些犯罪会要求行为符合特定的社会规范，或者客观存在的危险本身就足以构成犯罪的“危险犯”。
2. 违法性的“实质化”：
违法性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在传统理论中，违法性更多地被理解为违反法律规定。但在新的理论中，对违法性的理解更加注重其“实质性”，即行为是否真正侵犯了法益（legal interest）或者对法益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这意味着即使行为符合了表面上的构成要件，但如果并没有侵犯或威胁法益，则可能不具备违法性。
阻却事由的类型化与精细分析： 合法性阻却事由（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被更细致地划分和分析，例如对“不法侵害”的定义、对“防卫”行为的合理性判断等。
3. 责任论的拓展与细化：
责任能力、故意可能性（可责性）、法律禁止的认识： 在“罪责”的范畴内，责任论被进一步细分。责任能力（刑事责任年龄、精神健康状况）是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对“可责性”（blameworthiness）的强调，即行为人是否能够被归咎于其行为。这涉及到行为人是否存在可期待性，是否能认识到行为的违法性，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其责任的情形。
故意与过失的深化： 对故意（直接故意、间接故意、认识可能性、希望）和过失（疏忽大意、过于自信）的类型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在具体犯罪中的适用，都有更深入的研究。
4. 刑罚论的独立与发展：
虽然刑罚是犯罪成立的最终后果，但在理论上，其独立性也得到了强调。刑罚的制定与适用，不仅要考虑犯罪的构成，还要兼顾罪刑均衡、预防犯罪、教育改造等多种刑罚目的，以及人道主义原则。
考试导向的解释
那么，为何这些新理论会出现在国家司法考试中，甚至被定为“官方观点”？这背后有几个关键因素：
理论前沿的吸纳： 国家司法考试的命题，尤其是在法学领域，往往会体现出国家对法治发展方向的重视，以及对法律人才培养的引领作用。考试内容需要反映最新的、最主流的法学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刑事法律领域，日本和德国的理论一直以来都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参照系。考试命题者通常会从国内外最新的法学期刊、著作以及权威的学术讨论中汲取灵感，将这些前沿理论引入考试内容，从而引导未来的法律从业者学习和掌握最新的法律知识和分析方法。
对实践能力的考察： 司法考试的根本目的是选拔合格的法律人才，其考察的不仅仅是记忆式的知识点，更重要的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新理论往往能提供更细致、更符合现代社会复杂性的分析工具。例如，对法益的关注，对可责性的深入探讨，能够帮助考生更准确地判断行为的性质和责任大小，这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至关重要。考试内容的设计，就是要促使考生能够运用这些更先进的理论工具，来处理复杂的法律案例。
法律体系的现代化追求： 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和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参照和借鉴其他国家成熟的法律制度和理论成为必然。国家司法考试作为人才选拔的“指挥棒”，其内容的变化也反映了整个法律体系朝着更加精细化、科学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的努力。将日德的新理论纳入考试范围，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国内刑法学界和实务界与国际先进理论接轨。
对传统理论的扬弃与发展： 并非说苏联的四要件学说一无是处。它作为一种基础框架，仍然具有其价值。但是，理论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对原有理论的深化、修正甚至扬弃。当一种理论在新时代面临解释力的局限性，或者被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所超越时，考试体系的改革便会顺应这种趋势。考试的“官方观点”化，意味着在选拔人才时，更倾向于那些能够掌握和运用新理论的考生，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法学院的教学内容和方向。
国内部分法学院的保守性原因（推测）：
至于为何国内部分法学院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显得较为“保守”，可能的原因包括：
教学惯性与教材依赖： 法律教育的传承性很强，很多法学院的教学仍然依赖于经典的教材和课程体系。如果教材更新不及时，或者教师的学术研究方向仍然侧重于传统理论，那么教学内容就难以快速跟进。
学术争鸣的复杂性： 理论的接受和更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涉及到学术观点的碰撞、研究方法的探讨以及理论体系的重构。在学术界尚未形成高度共识之前，一些法学院可能倾向于保持审慎的态度，或者在教学中同时介绍多种理论，但不一定将某一特定新理论“定为官方观点”。
考试与教学的脱节： 尽管考试是重要的导向，但法学院的教学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目标。教学的根本在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和基本功，而不是简单地迎合考试。在考试内容与教学内容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或差异。
对苏联理论的价值坚持： 如前所述，苏联的四要件学说作为一种基础理论，在揭示犯罪构成要素的逻辑关系上仍然有其价值。一些学者可能认为，在强调日德新理论的同时，也不应完全忽视或否定传统理论的贡献。
总而言之，国内国家司法考试将日德刑法新理论纳入考察范围，并将其“定为官方观点”，是法律理论发展、司法实践需求以及法律人才培养导向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反映了中国法治建设在吸收国际先进经验、追求理论现代化和提升法律实践能力方面的决心。而国内部分法学院在教学上仍然坚持苏联刑法四要件学说，则可能源于教学惯性、教材依赖以及学术发展本身的复杂性。这种现象的背后，是理论的传播、接受与更新，以及考试体系如何有效引导教学方向的持续互动。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苏联的刑法四要件学说为何会在国内一些法学院中根深蒂固。这种学说的形成有着其历史的必然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法治建设受到苏联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刑法理论体系自然也包含了这一重要的理论基石。四要件学说提供了一个清晰、结构化的分析框架，将犯罪的成立分解为四个相互关联的环节，便于初学者理解和掌握，也易于在实践中应用。它强调了犯罪行为的客观方面（构成要件）、否定性（违法性）、主观方面（罪责）以及法律后果（刑罚）的层层递进，构成了早期刑法教学和研究的“经典范式”。即便在理论发展过程中，这种基础性的框架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并且在一些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承中，其地位依然稳固。
然而，法学理论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刑法理论，在回应社会变迁和深化对犯罪本质的认识方面，总是在不断发展。日本和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的重要代表，其刑法理论的演进尤为值得关注。
日本和德国刑法理论的新进展与考试导向
在日本和德国，对犯罪构成要素的理解和表述，已经超越了早期四要件学说的表述方式，呈现出更加精细化、体系化和多元化的特点。
1. 构成要件的深化理解：
客观构成要件和主观构成要件的区分与结合： 不再是简单地将构成要件看作一个整体，而是更强调对客观方面（行为、结果、因果关系、对象等）和主观方面（故意、过失等）的细致分析。尤其是在某些犯罪中，主观要素的地位被进一步提升，例如共同犯罪中的意思联络，或者某些犯罪中对特殊主观心理状态的要求。
行为概念的精进： 对“行为”的定义和理解更加深入，不仅限于身体的运动，还包括不作为，以及对“有意义行为”的界定，排除了纯粹的心理活动或无意识反应。
规范性要素的引入： 在构成要件层面，越来越重视对规范性判断的引入，例如某些犯罪会要求行为符合特定的社会规范，或者客观存在的危险本身就足以构成犯罪的“危险犯”。
2. 违法性的“实质化”：
违法性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在传统理论中，违法性更多地被理解为违反法律规定。但在新的理论中，对违法性的理解更加注重其“实质性”，即行为是否真正侵犯了法益（legal interest）或者对法益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这意味着即使行为符合了表面上的构成要件，但如果并没有侵犯或威胁法益，则可能不具备违法性。
阻却事由的类型化与精细分析： 合法性阻却事由（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被更细致地划分和分析，例如对“不法侵害”的定义、对“防卫”行为的合理性判断等。
3. 责任论的拓展与细化：
责任能力、故意可能性（可责性）、法律禁止的认识： 在“罪责”的范畴内，责任论被进一步细分。责任能力（刑事责任年龄、精神健康状况）是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对“可责性”（blameworthiness）的强调，即行为人是否能够被归咎于其行为。这涉及到行为人是否存在可期待性，是否能认识到行为的违法性，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其责任的情形。
故意与过失的深化： 对故意（直接故意、间接故意、认识可能性、希望）和过失（疏忽大意、过于自信）的类型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在具体犯罪中的适用，都有更深入的研究。
4. 刑罚论的独立与发展：
虽然刑罚是犯罪成立的最终后果，但在理论上，其独立性也得到了强调。刑罚的制定与适用，不仅要考虑犯罪的构成，还要兼顾罪刑均衡、预防犯罪、教育改造等多种刑罚目的，以及人道主义原则。
考试导向的解释
那么，为何这些新理论会出现在国家司法考试中，甚至被定为“官方观点”？这背后有几个关键因素：
理论前沿的吸纳： 国家司法考试的命题，尤其是在法学领域，往往会体现出国家对法治发展方向的重视，以及对法律人才培养的引领作用。考试内容需要反映最新的、最主流的法学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刑事法律领域，日本和德国的理论一直以来都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参照系。考试命题者通常会从国内外最新的法学期刊、著作以及权威的学术讨论中汲取灵感，将这些前沿理论引入考试内容，从而引导未来的法律从业者学习和掌握最新的法律知识和分析方法。
对实践能力的考察： 司法考试的根本目的是选拔合格的法律人才，其考察的不仅仅是记忆式的知识点，更重要的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新理论往往能提供更细致、更符合现代社会复杂性的分析工具。例如，对法益的关注，对可责性的深入探讨，能够帮助考生更准确地判断行为的性质和责任大小，这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至关重要。考试内容的设计，就是要促使考生能够运用这些更先进的理论工具，来处理复杂的法律案例。
法律体系的现代化追求： 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和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参照和借鉴其他国家成熟的法律制度和理论成为必然。国家司法考试作为人才选拔的“指挥棒”，其内容的变化也反映了整个法律体系朝着更加精细化、科学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的努力。将日德的新理论纳入考试范围，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国内刑法学界和实务界与国际先进理论接轨。
对传统理论的扬弃与发展： 并非说苏联的四要件学说一无是处。它作为一种基础框架，仍然具有其价值。但是，理论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对原有理论的深化、修正甚至扬弃。当一种理论在新时代面临解释力的局限性，或者被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所超越时，考试体系的改革便会顺应这种趋势。考试的“官方观点”化，意味着在选拔人才时，更倾向于那些能够掌握和运用新理论的考生，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法学院的教学内容和方向。
国内部分法学院的保守性原因（推测）：
至于为何国内部分法学院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显得较为“保守”，可能的原因包括：
教学惯性与教材依赖： 法律教育的传承性很强，很多法学院的教学仍然依赖于经典的教材和课程体系。如果教材更新不及时，或者教师的学术研究方向仍然侧重于传统理论，那么教学内容就难以快速跟进。
学术争鸣的复杂性： 理论的接受和更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涉及到学术观点的碰撞、研究方法的探讨以及理论体系的重构。在学术界尚未形成高度共识之前，一些法学院可能倾向于保持审慎的态度，或者在教学中同时介绍多种理论，但不一定将某一特定新理论“定为官方观点”。
考试与教学的脱节： 尽管考试是重要的导向，但法学院的教学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目标。教学的根本在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和基本功，而不是简单地迎合考试。在考试内容与教学内容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或差异。
对苏联理论的价值坚持： 如前所述，苏联的四要件学说作为一种基础理论，在揭示犯罪构成要素的逻辑关系上仍然有其价值。一些学者可能认为，在强调日德新理论的同时，也不应完全忽视或否定传统理论的贡献。
总而言之，国内国家司法考试将日德刑法新理论纳入考察范围，并将其“定为官方观点”，是法律理论发展、司法实践需求以及法律人才培养导向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反映了中国法治建设在吸收国际先进经验、追求理论现代化和提升法律实践能力方面的决心。而国内部分法学院在教学上仍然坚持苏联刑法四要件学说，则可能源于教学惯性、教材依赖以及学术发展本身的复杂性。这种现象的背后，是理论的传播、接受与更新，以及考试体系如何有效引导教学方向的持续互动。
网友意见
因为司法实践中，基本上没有案件是因为四要件说的缺陷而导致分歧的。
实践中的疑难复杂案件，以证据采信问题居多，估计占比在80%以上；其余法律适用问题，以定性争论为绝大多数，其他法律适用问题占比极小。如果是学刑法的进入实务领域，大概会有“学校学的东西基本用不上”的感觉。
四要件的主要问题是四个要件之间没有逻辑层次，不像三阶层考虑问题那么省事。比如一个案件该当性层面不符合构成要件，就可以直接得出不构成犯罪的结论了，不用再去把主观方面、客体什么的分析一通。但这也就是思维方式的问题而已，不会产生法律适用上的分歧。
三阶层（二阶层其实也一样）跟四要件出现分歧的，可能在于违法性和少数有责性层面的判断。例如，四要件仅在犯罪主体要件中讨论责任要素，如果要以“缺乏期待可能性”免除刑事责任时，以四要件构成来分析则可能会疏漏这一点，因为这显然不属于主体问题。又比如正当防卫的判断，既有主观方面，也有客观方面，在四要件中容易东说一嘴西说一嘴，不如三阶层直接作为一个单独事由分析来得清楚。但总的来说，无论怎么分析，最后都要落脚到法律适用问题上，可谓是殊途同归，因为法律依据就那么多。即便是法律适用可能造成分歧，在最终的刑罚适用上也会通过自由裁量、量刑规范等“打补丁”的方式来“缝合”理论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差距。
所以在实务中，犯罪构成理论几乎不影响司法处理的结果，持有哪种观点都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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