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国际史学界多不承认夏朝的存在？
首先，我们要明白史学研究的核心是什么。历史不是故事，它需要证据来支撑。尤其是对于那些古老的、甚至传说中的时代，我们需要实实在在的物证和确凿的文献记载来证明其真实性。在国际史学界的普遍认知里，对于一个文明或朝代的认定，通常需要满足几个关键条件：
1. 考古学上的证据链： 这包括遗址的发现、遗物的辨识、年代测定（如碳十四测年）以及这些遗物与文献记载的关联性。考古证据需要能够系统地展示一个连续的文化发展脉络，并能与某个特定时期的人类活动相对应。
2. 可靠的文献记载： 这些文献需要是同时代或接近同时代的记录，并且内容要相对一致、可信，不至于仅仅是传说或后人的追溯。历史文献的形成和流传也需要经过考证，排除伪造、讹误等因素。
3. 物质文化与文献记载的相互印证： 最理想的情况是，考古发现的物质文明特征（如城市规模、建筑水平、社会组织模式、礼仪制度等）能够与文献中对该时期社会的描述相吻合。
那么，为什么夏朝的证据在这几个方面存在争议呢？
一、文献记载的局限性与传承问题：
我们现在关于夏朝的最主要文献来源是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史记》成书于西汉（公元前104年或105年），距离传说中夏朝的灭亡（约公元前1600年）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千五百年。
时间跨度巨大： 如此漫长的时间差，意味着《史记》中的夏朝记载很可能经历了多次口头或书面转述。虽然司马迁在写史时力求求真，但面对如此遥远的历史，信息的失真、加工、甚至神话化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
早期文献的缺失： 相对于商朝有甲骨文这种同时代的文字记录，《史记》中的夏朝记载并没有直接的、同时代的文字证据作为支撑。我们没有在考古遗址中发现任何与“夏朝”名称直接关联的、在夏朝时期刻写的文字记录。
“史记”的性质：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书，但它也包含了对传说时代（如黄帝、尧、舜、禹）的记述。其中许多内容被认为是融合了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和后人的追溯，而非纯粹的同代史料。因此，学者们在引用《史记》作为证明夏朝存在的依据时，会对其内容的可靠性持谨慎态度。
二、考古证据的挑战与解释困境：
中国考古学界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年代约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左右）可能是夏朝晚期的都城遗址，甚至是夏朝的代表性文化。二里头遗址的规模宏大，发现了宫殿建筑、大型墓葬、青铜礼器等，展现了高度发达的文明程度。
然而，将二里头文化直接等同于夏朝，在国际学术界仍存在一些关键的“未解之谜”和讨论点：
名称的对应问题： 考古发现的是物质遗存，是古代人的生活痕迹。考古学家通过对遗址的年代、文化特征、地理位置等进行分析，来推测其可能属于哪个历史时期或哪个族群。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任何能够直接证明“这是夏朝都城”的文字铭文或其他明确标识。比如，我们没有在出土的器物上看到“夏”字或与夏朝王室相关的明确记载。
“朝代”概念的适用性： 考古学发现的是一种区域性文化，而“夏朝”是一个政治概念，是关于一个国家或统治王朝的叙述。将一种区域性文化直接对应到一个政治实体，需要更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历史上，很多重要的文化时期可能并非都由一个单一的、统一的王朝统治。
年代测定的不确定性： 尽管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被科学测定，但它与《史记》记载的夏朝是否存在完全的重合，以及夏朝是否存在多个都城或多个时期，这些都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多的考古发现来确认。
与后世文献的“先证”困境： 在考古学研究中，我们通常是通过同时代的文献来印证考古发现。然而，对于夏朝，我们并没有同时代的文字文献。所以，考古发现只能作为“证据”，而《史记》等后世文献则更像是一个“线索”或“解释框架”。问题在于，我们无法直接用后世文献来“证明”一个没有同时代文字记录的早期遗址。反过来，如果有一天考古发现了能直接指向“夏朝”的文字，那将是颠覆性的。
为什么国际史学界如此强调证据？
这是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根本要求。为了避免主观臆断、民粹主义的解读或国家主义的叙事，史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客观、可验证的证据基础上。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对证据的要求尤为严苛，尤其是在涉及早期历史时。没有直接的、多方印证的证据，就很难在国际学术界获得广泛认可。
一个常见的误解是： 认为国际史学界不承认夏朝就是否定中国历史的悠久性。这是不准确的。国际史学界普遍承认中国早期文明的存在，并且对二里头文化等遗址的价值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它们代表了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萌芽和发展。争议点在于，是否能将其明确地、无争议地命名为“夏朝”，以及是否有足够证据支持夏朝作为文献记载的那个完整、统一的王朝。
总结来说， 国际史学界不普遍承认夏朝的存在，主要原因是：
缺乏同时代、可验证的文字证据。
对《史记》等后世文献作为早期历史唯一证据的可靠性存疑。
考古发现（如二里头文化）虽然展现了早期文明的高度发展，但其与“夏朝”的直接对应缺乏确凿的文字铭文或其他直接证据。
这并不意味着夏朝一定不存在，而是说，基于现有的证据和国际学术界的通行标准，尚不足以建立一个无可置疑的“夏朝”历史叙事。中国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正在不懈努力，希望通过更多的考古发现和深入研究，来填补这些证据上的空白，最终能形成一个更能获得国际学界认同的关于中国早期历史的叙述。这是一个持续进行中的学术探索过程。
网友意见
再次更新修改，多图，建议wifi情况下。
以下的图片材料来自于研究生考试教辅用书，大学历史教材在家里，不在我手边。研究生考试可以说仅次于学界的权威文章了吧，毕竟历史学术学生一般直博，博士考试不常见。而且，它考察学生基本素养，考试内容一般为学界公认，存在争议较少，考察学术动态的学校甚至还要考察学界最新学术观点。
所以，我们来看看对于各种论述，学界的公认看法吧。忽略我的狗爬爬字，尴尬。
第一，关于题目提到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繁本未通过验收。
第二，关于顾颉刚先生和他的古史辨派的评价，南大、北大、厦大出题都是前两年的。看看到底是否被打脸肿了。评价到底正面还是负面。
第三，我国的自然历史条件对比其他文明发源地是否最优。以农业为例，我国南北稻粟是距今7000，6000。西亚大麦小麦是公元前8000，也就是说距今1W。
第四，评论提到的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与其他国家的克里特文明、苏美尔文明、哈拉巴文化的最大差异是文字是否产生。（改变文明评价标准，不做讨论。）
良渚
苏美尔
克里特
哈拉巴文化与曼涅托王表（以下用到）
第五，关于中国历史对夏朝的记载，太史公和上文的曼涅托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一样做了对文明上古史的总结，对太史公的记载而言，安阳殷墟和甲骨文佐证了他关于商的记载非虚，但是，尚未有考古发掘可以佐证夏。而象形文字的释读，金字塔的存在和纳尔迈权标头却佐证了美尼斯，无非美尼斯改做了纳尔迈。而夏，二里头文化尚未发现一个人，无论他叫做什么，可以代替启这些人。关于中国史料，最早的是周人所做，所以，无论《尚书》、《国语》、《史记》、《竹书纪年》如何交叉互证，都有可能是当时人的互相引证，而不能因为2000年后的几本史料说了同样关于两千年前有这么一个朝代的人事，你就可以断定2000年前真的有这些事。能断定所言非虚的只有考古挖掘。假如《尚书》中的《虞书》为舜帝时人所做，则可以证明，就好像《明实录》证明明朝的存在一样。
最后，历史记载需要考古佐证，更何况公元前100多年的人（太史公）用公元前4、500年的史料（当时还存在的古文《尚书》，现在的《尚书》被清人考证为晋人伪造）以及综合民间传说，进行辨析之后记载的公元前2000年的事情，难道不需要考古佐证了吗？
为什么考古佐证了商就是打了疑故学派的脸？如果证明未知算是打了提出对未知质疑的人的脸的话，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希望夏文明可以通过考古重见天日，希望多多“打脸”。
总而言之，“夏”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很高，不过目前依旧无法断言，“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政权，是不是和商、周一样能算作一个朝代。顾颉刚上世纪30年代在《夏史三论》的序中说，“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罢！”今天看来，这话也还不过时。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显示自己历史的长久，而急于宣布一些并不可靠的成果。（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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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给出一个逻辑推断吧，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跳出来固有思维，也希望大家多给出不同的论据论断帮我找到我的论断有问题之处。
日本古代官修史书《日本书纪》是720年舍人亲王所著，记载了上至神统的日本历史。如果一个外国人对日本人说：你的史书不准确，不可能有神的，你不存在第一代到第n代天皇，如果你想证明的话，拿出证据。日本人能说：我老祖宗记载的，你说我没有第一代天皇，你能拿出来否定证据吗？
同样的逻辑套到中国人身上，《史记》是太史公2000年前编纂的，他看夏朝历史和五帝历史就好像我们看他一样，《史记》关于黄帝、夏后启有多么大的神话性也不用多说，那是那个时候的通病，找神统道统，罗马人也愣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埃涅阿斯的祖宗（特洛伊王子）。那么，现在有一个外国人说：你夏商不存在，不可能那么玄乎，你想证明的话拿出考古遗址。如果你觉得日本人上述的回复有问题，那么你也就不会要求对方拿出证明夏朝不存在的证据的托词了（妈的，我现在说话越来越英语化了，长长的句子好多的，明明英语那么渣）
什么才是正确的反驳（打脸）手段，挖！挖出安阳殷墟证明商，挖更早的证明夏，能证到黄帝乃至更早当然更好了。至于文明标准的问题不在赘述了。
大多数史书，关于上古的记载都有神话性，人韩国第一个可以史书记载自己是全宇宙的王，你能信吗？你不信罗马的埃涅阿斯，不信日本的神统，就能相信同样没有能佐证的黄帝传说时代吗？如果你能，也就不要怪外国人也能信人家自己的历史记载了。刨除神话传说，我们到底有多少信史，只能考古发掘说了算。
关于夏，即使我们挖不出来，也可能它真的存在只是我们挖不出来罢了，但是很明显，这样的说法无法使外人信服，就好比日本人说：呀，天照大神肯定存在，我没挖出来而已，你能你说它不存在就不存在，有一天我挖出来了，你岂不是很丢人，所以你现在就认可它存在吧。？？？这种操作真的可以吗？就算日本真的有一天发掘了十代天皇（商），也不能证明一代天皇（夏）的必然存在啊。
其实说来说去就一句话，大家记载都一个臭毛病，编的神话真的不少，如果你可以在无考古证据的情况下坚信自己的记载没问题，人家也可以。
废话比较长，大家姑且看之，姑妄听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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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w，看了场电影，就有了这么多的点赞和评论。本来我应该给每个人回复的，但是大多数支持的评论我逐条回复也就是一句“谢谢”，所以，在这里统一给大家道谢了。
关于一些质疑讨论的言论。我再说一下我的看法。本问题有两个异议，夏存在与否以及西方是否双标。
第一个问题，个人认为夏是存在的，至于能否达到现在国际史学界界定的文明标准，有待考古发现。以及，夏是否存在不在于你我是否认为它的存在，而在于能否有遗迹证明它的存在。所以最根本的还是考古发掘问题。很遗憾，我们确实至今没有有力证据。
第二个问题，不能说西方绝对没有双标过，但是大致还是客观的。那些说古埃及金字塔什么的是伪造的人，还是少接受点连民科都不是的荼毒吧，证据网上多的是。再回到界定问题，你可以认为西方关于文字，青铜等来界定文明不是科学的，是一种文化垄断，你也可以提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观，比如以有玉文化、或者陶文化来开启文明时代。但是在现有的西方主导的文明标准下，它绝对基本尊重了各文化的历史，也没有要双标谁的意思。它罗马文明的历史长度和我们比差远了，难不成搞这一套就为了捧出埃及两河打击天朝？那它干嘛不往自己脸上直接贴金呢？
最后关于顾颉刚先生的疑故学派。你说你有，拿出证据啊，有人反驳说，你说我没有，拿出证据啊。只能表示？？？要是这样的话，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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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人上来就说西方双标，到底有没有真正了解过？怕不是阴谋论的书看多了。中国学者就傻到按照西方的双标进行论证了？
说古印度文明，人家挖出了哈拉巴文化遗址（死文明，印章文字没人认识），说古埃及文明，人家金字塔还在那里站着呢，曼涅托王表和纳尔迈权标头、《伊蒲味陈辞》都可以相互佐证，商博良释读的罗塞塔碑也在大英博物馆躺着呢。说两河文明，近的波斯帝国贝希斯吞铭文刻在山崖上，中的《汉谟拉比法典》在卢浮宫陈列，远的苏美尔诸城遗址也在中东躺着。至于我们，商文明安阳殷墟、妇好墓、郑州商城都可以佐证中国史书的正确性，但是，夏和之前的英雄传说时代没有有利证据可以证明。希腊文明的证据不是荷马史诗，而是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的遗址，你可以说有了荷马史诗，西方人发掘古迹有了大致方向，就好像《史记》记载了夏都安邑、阳城，中国考古学家有了大致地域可以考察。
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古史理论：尧舜禹的历史是虚无的，是西周后的人逐步编造的，之后历史越编越细，中心人物越放越大。
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史籍记载和挖出的遗址相互佐证，相互补缺。
当代史学届：孤证不立，一份史料说一份话早已经是共同认知了。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20多种文明，我们只是其中之一，不会比别的文明伟大，也不会比别的文明渺小，就像你我只是亿万人中的普通人罢了，没有所谓的天命在我中华文明之说。我们一路走来，靠的是祖先的筚路蓝缕、劈荆斩棘，而非所谓的天命在此。我们独特的是自己的文明特点，中华价值观，而非一定要在文明长度上和别人争个长短，第一当然好，不是第一你就不是你了？就是有人想害朕了？与其没事就被害妄想，不如多去了解情况，多读书，多为发掘夏遗址乃至佐证五帝传说做努力。
首先澄清一点：
学界对「夏朝」的质疑，并非由于考古没有发现「夏朝」的遗迹，而是直接来自中国文献的内证。
「质疑（否定）夏朝」的想法本来就挂在清代学术的逻辑链上，这是清代学术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当年看清代今文学派著作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唐虞夏」的真实性了，而我也曾对夏朝的质疑嗤之以鼻。所以质疑夏朝实在是非常自然的想法，绝非二三学者故作惊人之语，更无关「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论。至于后来西方考古学介入，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这个问题之所以稍显复杂，是因为所谓「否定夏朝」中的「夏朝」经常指代不明：是禹建立的夏朝？是商灭掉的那个夏朝？还是指商朝以前的某个文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虽然会交叉，但实质是两码事，不应该混淆。人们常把几个问题杂糅起来讨论，有时还夹杂着民族情绪，当然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结论。
《史记》里的夏朝至少得分为三段看，一是禹，二是启至于少康，三是后期包括汤灭夏，乃至周朝的杞曾诸国。前两段神话气息较重，拼凑痕迹明显，第三段可能则有事实遗存，但目前没有发现直接的对应。
本文可能会多次引用下面这篇回答：
为避繁复，下文提到此回答时，皆简称《禅让制》。
〇.《史记》记载
按例先复述一下《史记》的记载。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
……
夏后帝啟，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
……
夏后帝啟崩，子帝太康立。
……
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為帝中康。
……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為帝孔甲。
……
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發立。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為桀。
帝桀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
《史记·夏本纪》
《史记》中的夏是一个和商周并称的朝代，所谓「三代之記」。先祖维禹，以治水有功，帝舜禅为天子。厥后禹子启即位，传十五帝至于帝桀。帝桀愆德，成汤伐之，遂失其命。周初，封其后于杞。
（没啥好讲的……(￣∇￣)
一.「禹」
我在《禅让制》一文中已述及：禹本为天神形象，亦不与「夏」相关，至春秋末左右降格为人王。所以这里只拣其要讲一下，具体细节可参看彼文。
p.s.再强调一下，以下是叙述不是论证，中学生们不要拿着「天命」杠。
现在最早关于禹的记载来自西周末的「豳公盨」：
天命禹敷土，隳山，浚川。《豳公盨》
禹在这里是一个天降的创世神形象。
其次是目前断为西周文献的《清华简·厚父》：
……闻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启为后，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命皋陶下为之卿士。《清华简·厚父》
竹简有残，文意大概是说：天帝命禹治水，然后建立「夏邦」，并立「启」为君后。这里虽然同时出现了「禹」和「夏」，但「命禹治水」、「建立夏邦」的主语都是上帝，是禹平完水土后，上帝命启作人间夏邦的王。禹既不是夏的国君，启也不是禹的儿子。「禹」和「夏」实际上还没有产生直接关联。
至于为什么这里的「天」和「帝」都指「上帝」，可参看这个回答：
但这种说法不能不视为《史记》记载的前身，于是在后期的传说里，禹成了夏朝的始祖，并做了人间的王。所以禹和夏扯上关联，本是后世传说的融合，那么简单的逻辑问题来了：「禹不存在」能推出「夏不存在」吗？——不能。
「禹」和「夏」本是两个问题，现在得把他们先剥离开。
附带提一下禹传说的来源问题，与本文主线无关，读者可自行跳过。(￣∇￣)
汉朝对禹的记载都一致指向西羌，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大禹出於西羌。《新语》
故禹興於西羌。《史记·六国年表》
皇甫諡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傳曰：禹生自西羌是也。《史记集解》
大禹出西羌。《后汉书·逸民列传》
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脅而產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紐。《吴越春秋》
禹的功绩除治水外，还有一项「征有苗」。
分北三苗。《尚书·尧典》
何遷乎有苗。《尚书·皋陶谟》
苗頑弗即工。《尚书·皋陶谟》
三苗丕敘。《尚书·禹贡》
禹曰：「濟濟有群，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禹誓》
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於廟，犬哭乎巿，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袛，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後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墨子》
《尚书·吕刑》的作者是西周的吕王，叙述了一个「上帝遏绝苗民」的传说：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尚书·吕刑》
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尚书·吕刑》
又云：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家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尚书·吕刑》
所谓天降「三后」：伯夷、禹、稷。伯夷是姜姓的祖先，《史记》云：「姜姓，伯夷之後也。」稷亦出自姜原，都是西羌的祖神。吕氏本出于西羌，这自是吕王讲述西羌的传说，并称的禹自然也与西羌关系密切。
《后汉书》云：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后汉书·西羌传》
所以禹当为西羌的神，故和西羌灭苗的传说关联。
另外，禹平水土，制画九州，《书·禹贡》序云「禹別九州」，又云「九州攸同」，「九州」一词与禹自来联系颇密。但古人意识里的「九州」，却不一定像今天一样指「中国」。《左传》云：
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帥，以納王于王城。《左传·昭22》
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左传·哀4》
晋地有所谓「九州之戎」，「九州」自是一地之称。「九州之戎」即「陆浑之戎」[1]，又名「允姓之戎」[2]，本居瓜州[3]，范宣子称之「姜戎氏」者[4]，可知亦出自西羌。
禹在古书中亦多称「戎禹」，故可推测所谓「九州」本指一区划而言，禹则为其地居戎之宗神。之后禹渐变为天下之共神，「九州」亦扩大为天下的代称[5]。而「九州」确指哪九个，自是后来附会上去的，所以当然从来都没有确切的说法。
至于禹的父亲鲧治水被诛、鲧化黄熊、鲧的肚子剖开生禹这些故事，则又是另外一些不同层次的传说的糅合。不想写了，还是说「夏」的问题吧……(￣∇￣)
二.「夏」
质疑夏朝的文献动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文献中的「夏后」，一个是文献中「夏」所指代的疆域。因为这些事情细究起来，其实都不太正常。
在讨论前，先明晰一下概念。当我们提到文献中「夏」的时候，它一般有两种指代：一个是指与「商」「周」并称的「夏朝」，一个是「夏朝」所辖的区域。
1.「夏后」
「夏」如果是和「商」「周」同为朝代名，就应该和「商」「周」一样，但称「夏」即可。但事实上，文献中「夏」和「商」「周」并举时，常常称「夏后」或「夏后氏」，而不言「夏」，这其实很奇怪。传说中「夏」之前的「虞代」，也从来没这个毛病。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论语》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孟子》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孟子》
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墻置翣。《礼记》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礼记》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周礼》
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国语》
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墨子》
这样的文例非常多，不烦枚举，皆以「夏后」、「夏后氏」与「殷」「周」并称，这个现象并不正常。
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夏朝称王为「后」，所以「夏」可以称「夏后」。但这个解释其实相当糊弄，文献中商王亦称后，但绝无「商后」、「殷后」的叫法。而且用「夏王」这样的词和「商」「周」朝代并举又是几个意思？《史记》中还有「夏后帝启」、「夏后帝相」、「夏后帝少康」的说法，「后」与「帝」并举，竟不避赘复。这只能说明「夏后」为一连语。
所以「夏后」的叫法需要一个解释，并不能简单当一个朝代名处理。
2.「夏」的疆域
「夏」所指代的区域实际有两个，一个是后来的晋地，一个几乎泛指整个中国[6]。
《左传》所谓「夏虚」者，实为古唐国所在，亦是周初晋国初封之地：
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左传》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左传》
另一方面，「夏」的指代范围又极广：
文献中有「诸夏」：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论语》
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左传》
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国语》
有「华夏」：
楚失華夏。《左传》
有「区夏」：
用肇造我區夏。《尚书》
有「东夏」：
聞君將靖東夏。《左传》
撫征東夏。《左传》
實讒敗楚，使不規東夏。《国语》
「商」「周」并非后世的大一统王朝，实际控制疆域不能覆被中国，但「夏」指代的区域极广，中国地域皆可称「夏」，后来也常作为与「蛮夷」相对的概念出现。如果「商」之前有一个叫「夏」的朝代，其区域绝不当如此之广。「诸夏」的叫法就更奇怪了，一个国族名前加「诸」，是在暗示有多个「夏国」不成？
反证法：
现在我们假设「夏朝」存在，并忽略「诸夏」这种称呼的诡异之处，那么要么这两种区域指代有关，要么无关。
如果有关，我们需要解释这种关联，比较自然的猜测是：「夏」本是一个立都于晋地的朝代，但后世悠远，逐渐认为这个「夏」的疆域覆盖极广，所以又用「夏」指代中国。那么这样首先就承认了「夏朝」至少在疆域上是有构拟的成分，其次也会出现难以解释的问题：文献中提到「夏虚」的时候，似乎只是在叙述一个建都于此的国家，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大统一王朝对待过，这样两个概念实际出现了割裂。而且「区夏」、「诸夏」这样的概念出现得相当早，远早于「大一统」思想的出现，那个时候既没有国家曾经有过统一的事实，也没有统一的征兆，所以对一个事实存在过的王朝进行这样的构拟是很不自然的，但同时期也没有相似的概念产生。
如果认为无关，也同样让人难以接受。「夏」同时指代一个朝代和中国，概念上有极大的交叉，却又彼此独立，互不相关，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的解释。
这自然指向了「夏朝」可能不存在，并启发人寻找新的解释。
3.周人自称「夏」
除了以上两点，还有一个稍显奇异的现象。
周人在《尚书》里对「夏」的记述实际也有两种，一方面把「夏」当作「商」之前的朝代，一方面又把自己叫作「夏」，比如《周书》常自称「我有夏」。
传统的解释倒也很合理，说周人自认为是夏的后裔，故自称夏，也没毛病。这种解释确实非常通顺，不过其中有一个例子是周王自称「夏后」，这就又稍显奇怪了。
今本《尚书·顾命》云：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在後之侗」一句古文本作「在夏后之詷」[7] ，审前后文可知这里的「夏后」指的就是周王。今本这句的「夏后」被改为「後」，只能说明后人不理解为什么周王可以称「夏后」，所以对文本进行了篡改。
4.「夏」==「下」
以上诸现象并非完全不能解释，比如将「夏后」拆解为「夏王」，比如「夏」广阔的地域指代是对「夏朝」的疆域构拟来的，比如认为周是夏人后裔，故可自称「夏」，周王亦可称「夏后」。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统一而简单的解释？
我们可以把上古史的构拟视为一个建立模型的过程，文献是其数据。这个模型不能太复杂，随文释义是总能附会出一个解释的，但这明显容易过拟合。我们希望找到的是一个简单正则、解释力又强的模型。
a.夏国
回到《清华简·厚父》：
……闻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启为后，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命皋陶下为之卿士。《清华简·厚父》
文中说，上帝命启为夏邦之后（姨，这不就是「夏后」吗？）。古文献「邦」今本常作「国」，「夏邦」即「下国」，而「下国」乃《诗经》常用语：
奄有下國、俾民稼穡。《閟宮》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長發》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長發》
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殷武》
皆言「下界（人间）之国」，常与「上帝」对举，所以这里的「夏邦」当与《诗经》同，理解为「下国」更合理。出土的秦公器也能为之佐证。
秦公钟：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造有下国，十有二公不堕在下。
秦公簋：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十有二公在帝之坏。
在同样的格式里，一作「禹迹」，一作「下国」，所以「禹迹」和「下国」实际上是对等的概念。「禹迹」即禹平水土后的世界（见《禅让制》），联系《厚父》所载：上帝命禹平水土后，建立「夏邦」，命启为后。两相对比，这里的「夏邦」就是「下国」，实指「下界之国」。
b.夏民
文献中「夏」「下」混用的现象很多，「下阳」或作「夏阳」，「下邑」或作「夏邑」。《山海经》云：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大荒西經》
「夏后开」即夏启，言夏启上天界得《九辩》与《九歌》之乐后回到下国。《离骚》云：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
王引之即引《山海经》的故事，读此句为「下康娛以自縱」。因为在早期传说里，夏启并不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墨子》云：
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天用弗式。」
夏启「淫溢康樂」的定位和他上天窃取《九辩》《九歌》，《离骚》所谓「康娱自纵」的形象其实是一致的。
《山海经》又云：
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海內經》
云上帝命羿降于下国，治恤民难。而《天问》云：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联系《山海经》所载，此处「夏民」即「下民」，言「下界之民」。「下民」亦《诗经》常用语：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捋采其劉、瘼此下民。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
「下民」亦常与「上帝」对举。
c.夏都
《山海经》云：
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
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
颇疑所谓「夏都」即「帝之下都」。
第二条提到羿，亦当为羿与夏朝故事的神话背景。
所以「夏邦」即「下国」，「夏民」即「下民」，「夏都」即「下都」，皆指「下界」而言，与「上帝」相对。文献中「后」亦常与「上帝」对举，杨宽先生因而指出：「因疑「夏后」即「下后」，为「上帝」之对待名称，而夏代之名即由此出。」[8]
故「下后」原指「下国之王」。神话中夏启是上帝命为下界的王，故能名「夏后启」，《厚父》所谓「建夏邦，启为后。」者正用此义，这也是为什么周王也能自称「夏后」的原因。因凡人间皆为「禹迹」（见《禅让制》），实为「下国」，当然哪里都可以称「夏」，以故「夏」的指代区域能如此之广。人间万国皆为「下国」，自然也能称之「诸夏」。于是上文所说的三个现象都可以得到统一的解释。
由于这种传说和「禹」的传说似出一源，所以「夏」亦常指「西方」，前文「东夏」犹言「东西」。
三.「夏朝」
继续整理一下逻辑，前文提到过，「夏」所指一是时间线上历时的朝代，一是一小一大的地域指代。
文章第一段把「禹」从时间线上拿出去，第二段解释了朝代名「夏后」、并将「启」从夏朝的时间线上剥离开，同时解释了「夏」的地域指代中大的那一部分。现在还需要解释朝代中启以后的部分和地域指代中小的那一部分。
1.夏朝前期
夏启后面有太康、中康、少康，其间还掺杂着后羿夺位的阴谋故事，这个故事细究起来非常混乱。首先「三康」的名字非常齐整，与后面诸夏王的名字不类，其中涉及的各种名字在不同书里说法都不太一样，后羿也有好的坏的两种形象，解释为一个部族中时代不同的两个后羿太过牵强。
总之这里真是乱成一锅粥[9]，我实在不想写了。但看看这些故事似乎都和夏启的神话有关系，所以我决定把这一段夏史和夏启打包在一起丢掉，那么我们开心的发现，只用解释夏朝后期的故事了。
2.夏朝后期
但这其实并不让人开心，因为没啥好的解释。
《史记》中夏代的世系是有的，我们目前做的是把前面一段（从夏禹到少康）视为神话，从信史里踢开，但后面那些夏王名字还在那里，总不能都丢到神话里吧？实际应该解释的也不止于夏桀，周初封建的杞国也应该算到夏的历史里考虑。
陈梦家有一个想法，认为夏世系是从商世系中分化出来的[10]。但这个解释不好，有点强行，而且在的地下资料，印象里没有什么支持的证据。
所以我决定把这一段世系和还剩下没解决的那个「地域指代中小的那一部分的夏」的问题裹在一起处理。即在后世晋国的那个地方，确实有个国家，也不知道为什么那里就叫「夏国」了。
这个国家的迁徙不太清楚，王城岗，大师姑，偃师，东下冯，二里头等等不知是否有关，这些遗址在考古上可以看到其中的传承演变。也可能就是《夏本纪》里后一段的世系，包括商诛夏桀的事情都是这个国家。
《商颂》称颂商汤功绩的时候，实际灭了四个平行的国家：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长发》
即韦国、顾国、昆吾和夏桀，这里也并没有给人一种夏是宗主国、大王朝的感觉。
而周初封夏的后裔于杞，也是这个国家的后人。
四.总结
好像把挖的坑填完了……( ´▽｀)
总结一下吧：
1.禹本为西羌的创世神。
2.「夏国」来源于「下国」，「夏后」来源于「下后」，皆出自上帝命启为下后的传说，夏朝前期的「史事」都与这段神话有关。「区夏」、「诸夏」等广泛的地域指代亦源于此。
3.禹和夏后启的故事后来发生了融合，禹成了启的爹，启的形象也从昏君变成了明君，共同成为夏朝的先王。
4.夏朝后期的史事可能来源于山西那边的一个小国，后来辗转迁徙，不知和王城岗，大师姑，偃师，东下冯，及二里头等等有无关系。再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这个小国的故事和禹启的传说拼接起来了，共同成为了现在意义上的记载的「夏朝」。
五.「二里头」
说一下「二里头」吧。
先考虑一个问题，在「二里头遗址」被发现后，且其中没有与夏朝任何直接相关的证据的前提下，「夏朝存在」的概率会不会因为「二里头遗址」而增大？
用 表示概率，由贝叶斯定理：
注：其中 表示在A事件发生的条件下，B事件发生的概率。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二里头」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文化」的概率大不大？
太大了。
不管是从地望来说，还是现在对其的考古发现来说，这里出现一个这样的遗址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那在夏朝存在的前提下，二里头这里存在一个遗址的概率大吗？当然也大。所以 这一项能得出它远大于1的结论吗？不能。
所以我们并不能在「二里头这里存在一个遗址」的前提下，得到「夏朝存在」的概率 比单纯考虑「夏朝存在」的概率 大很多的结论。
这个概率相当于什么呢，比如我家谱说我的祖先是商汤，现在挖出来一具生活在亳地的尸体，验一下DNA发现真的可能是我祖先，于是我高兴地拿出家谱宣称 ：「这就是商汤啊！」有人质疑我，我就说：「你敢质疑我没有祖先？难道我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吗？」
荒谬的点在哪呢？该质疑的不是尸体，不是DNA检验，更不是我有没有祖先。我能在今天出生，我有个祖先这tm是废话，问题在于我的祖先是不是商汤，也就是说最应该质疑的是我的家谱是不是真实的。
现在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家谱中写着祖先是「夏朝」，所以质疑的点并不在于商朝之前是不是有文化，商朝发达的文明当然有继承，不是凭空产生的，这毋庸置疑。问题在于这前面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夏」。
我们需要在考古中找到一个真正能和「夏朝」对应的东西，这才能证明「夏朝」的存在。就像殷墟出土的东西，是完全能和商朝的记载对上。现在常说甲骨文里没有「夏」[11]字，其实就算有「夏」字也没鸟用，因为他和文献中的「夏朝」还隔着十座南山必胜客。同理，把「陶寺文化」说成「尧都」，也没有任何的证据，更没有丝毫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最后基于前文的分析给个猜测，禹、启及夏代前期的东西要找到基本是没戏的，后期的东西还有可能，但需要坚实的证据，而不是拉郎配。
我也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真正的「夏」啊……(⌒▽⌒)
六.一些琐语
我在以往评论区，总看到有人宣称「疑古」已经被现代考古啪啪打脸的，这真是看了些考古记录片，读了些公号浮夸文，竟不知天高地厚了。「疑古」是一种科学研究的精神和方法，裘锡圭先生云：「如果说「走出疑古时代」意味着有了新的资料，应该不要再受到「疑古」学派一些不正确的具体看法的束缚，我是完全同意的。但如果是从「疑古」变成「信古」，我就完全不同意了。这是一个根本的态度问题。」林沄先生更是直截了当：「我们根本无须走出疑古时代。」
还总有人操心，觉得否定了夏朝，中华民族就失去了向心力。难道我们热爱中华是因为我们有夏朝？
请好好学习「四个自信」。(￣∇￣)
参考
总结几个问题。
一 、西方双标
说西方双标的人主张：西方考古啥都没有就能定下迈锡尼和特洛伊，中国不行。所以西方双标。
衍生主张：西方的古希腊文明是根据古书伪造的。
西方是不是双标？
不是。
为什么?
- 西方是什么？
现在动不动就是西方、西方？西方是什么?
是不知道哪个嘎达里出来的某个外国人（非中国人）写了点东西，他就代表西方了？看了几本国内翻译的所谓外国人的著作就说他们代表西方？有点素养的人不会这么觉得。你知道“那个外国人”的地位么?你知道你看的所谓“外国著作”的地位么？你确定不是看了“西方”的地摊文？你确定出版社不会引进地摊文？
要言称西方，必然是指西方的考古界。我们要引用的是西方考古界的结论。很可笑，贵乎有多少人写答案是引用西方考古界的论文？又有多少列举了西方考古界的教授的名字？写手们不过随便套用一个西方来撩拨民族情绪罢了。
2. 双标
说双标的，多说“为什么特洛伊遗址和迈锡尼遗址，乃至米诺斯遗址，可以用《荷马史诗》这种神话书中的名字来命名？我们就不可以用夏来命名我们的遗址？”
我想说，你大可以用“夏”去命名我们发掘出来的遗址，我们也不乏“夏都”、“禹都”、“尧都”。命名么，多数时候的意义在于我们称呼他们，众人的脑子反应出来的是同一个东西。只不过，有定名权的人（可惜贵乎写手没有定名权）目前只称呼“那个遗址”叫“二里头遗址”。即便称呼它是“夏都”，那么它就是夏朝的都城了么。不能。名字只是名字，真正是什么不因为名字而成为什么。有人叫“张龙”，他就是一条龙？有人叫“李强”，他一定比别人强？那么所谓的西方双标呢？西方称呼的“特洛伊遗址”就是特洛伊了么？没有。最多是“可能是特洛伊”。我们也不乏“二里头可能是夏”的论述。西方没一口咬定那个被称为“特洛伊遗址”的地方就叫特洛伊。到现在都还有人通过是否发生过战争，是否符合荷马写的东东里面海岸线的表述来给出更多的证据来证明遗址可能是特洛伊。迈锡尼和米诺斯同样情况。倒是国内的写手已经给西方考古界盖棺定论了，“西方说的特洛伊遗址就是特洛伊，迈锡尼遗址就是阿伽门农的迈锡尼”。
二、 中国为什么开始疑古？
因为发现自己解释自己历史的方式不“科学”。西方是在十九世纪末开始兴起考古学的。西学东渐，中国的一些人接触了“科学”考古之后，开始对自己的典籍不再迷信，更希望秉承“科学”思想，来考察一番中国的古史，特别是上古史。所以有了“疑古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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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举“疑古”即汉奸的人来说，对于“我们为什么要西方标准”的人来说，怕是只要沾上“科学”，他们就要将其打到，并且高喊“我们为什么要西方的科学”（笑）。
而对现代这个开始讲求科学的时代，正常人的思维方式是：符合科学标准的质疑都应该仔细推敲。我需要思考得出结论的逻辑推导是否丝丝入扣。
三、殷商已经有成熟文字，所以夏一定存在
甲骨文我们已经发现，甲骨文是成熟文字，这一点都没问题。从成熟文字然后推出一定有一个更早期的王朝存在，这有很大的问题。
- 我们目前甲骨文多出于殷墟。盘庚迁殷是什么时候？目前认为在c.1300BC。商朝什么时候开始？c.1600BC。甲骨文是成熟文字，没错。商朝也不是从盘庚迁殷开始的啊。至少从所谓商汤灭夏到盘庚迁殷，还有300年的时间呢。这都够后世一个朝代兴起和灭亡了。这又如何推出因为c.1300BC时候的成熟文字存在，我们就一定有夏呢？
- 文字演化一定需要改朝换代么？仔细想一想，不需要嘛。需要的只有时间，如果从一开始就是商，不是还是可以得到后来的成熟文字。所以，怎么能得出因为商（殷墟）的文字成熟，就一定有夏呢？
四、混淆文明和文化
文明和文化不是一回事。
判断文明的要素是，城市的出现、文字的产生、国家制度的建立。判断是否是文化则要宽松得多，考古学上“文化”则指同一历史时期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文化相对文明来说是相对更原始。或者说，如果我们没有发现文明要素的时候只能将其保守地称为文化。所以我们说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而不说仰韶文明，红山文明。
文明这个标准是西方的么？是西方的。谁让考古学是西方建立的而不是中国呢？于是有人说，你干嘛鸟西方标准，我们建立自己的标准不就可以了么？对于这么想的人我来举个例子。
如果西方把IQ=90的人称为智力正常的人，这是西方的标准。有人说，不好，这是西方标准，我们中国标准是IQ=50就是智力正常人。这样，或许我们的确可以多出很多“智力正常”的中国人。但是两相比较，以中国所谓的IQ50的正常人和西方IQ90的正常人比，不觉得贻笑大方么？标准就是标准。标准是为了不同的东西在相同的标准下可以比较。自己定一个标准除了自high以外，毫无意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意义，怕是现在很多国人都没有完全体会。
五、中国文明时间被缩短了，很重要么？
不重要。相比目前国力南霸万的米国来说，中国的历史已经很长很长了。米国对自己短短200多年的历史都深感自豪，中国有3000多年的文明，也足够可以自豪了。延长到5000年，8000年又有多少意义呢。
以前特别希望延长中国历史，是因为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甚至希望延长自己的文明史，最好超过两河和埃及，得出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说。这点在古人类学考古也有体现，中国的古人类学家想挖出特别古老的古猿化石，最好比东非那个还要老，最终得出中国人就是在这块土地上起源的。我只想说，“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现在人类基因学支持人类单一起源说，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支持这中主张。现代人就是从东非走出来，散步到全球的。这样来说，两河和埃及文明起源早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他们本来就离非洲近，而我们离非洲远。晚那么若干千年又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非得把自己说成人类的始祖，文明的上帝才能满足自己脆弱的自尊么？
因为司马迁说，有夏，是禹的儿子启建立的。所以我们为了不想让司马迁变成一个写小说的，所以希望能找到书中的“夏”。这无可厚非，正如很多人想证明特洛伊遗址就是特洛伊。这是人研究的动力，很好，非常好，好得很。只是结论不是由美好愿望下的。况且，司马迁写在《史记》里的小说不是没有。比如离开夏商好多好多年的西周末期的“烽火戏诸侯”，就是篇非常精彩的小说。如何为了博美人一笑，如何点燃烽火玩“狼来了”。真的栩栩如生，煞是好玩。结果有人质疑，“京畿周围的诸侯看到烽火，跑过来要很久了，周幽王和褒姒这么有胃口站在楼上看？”后来研读的《清华简》给出了一个更合理的故事。人写的东西是要辨析的，2000年前的需要辨析，就算是离我们区区30年前的史，以及我们今天今日看到的新闻，也需要辨析。
其实中国人觉得关键不在于他承不承认的问题，而在于西方双标的问题。
你说夏朝没有出土文物和可考证文字记载相印证，缺少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他的存在，这个没问题。
但你不能在中国考古上用一套标准，在西方考古上就用另一套标准，日妈，你荷马史诗和圣经都拿来摘取“史料”了，中国有名有姓可考可证的史记反而要质疑？
你说史记中的夏本纪与目前考古发掘的结果不吻合，也行吧，科学本来就该讲究严谨，但你欧洲文艺复兴前的所有历史是不是该重新书写呢。欧洲又有多少历史的记载与考古发现能大致吻合的呢？
更新,
我始终认为历史认定应该有一套统一的标准和方法.
第一，文献本身可考证性，你拿到一本文献要知道这是怎么来的没错吧，最早是谁写的？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怎么保存和传承的要大致讲得清没错吧。你总不能隔个几百上千年,随便拿出一张纸宣称这是失传的葵花宝典.然后就开始自宫吧,中国的<史记>历朝历代都在抄,而且是官方组织人员抄,到目前都存在多个版本.而希罗多德的<历史>,从所谓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到最早有出现记录中间隔了1500年.谁能证明这就是1500年前希罗多德写的<历史>
第二,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认定,要可考证的文献(也就是说得清来源)记载与考古发掘大致吻合.你总不能看到一个形状像五根手指的山,就说这是西游记中的五指山吧.然后进而认定西游记的史学性,再根据西游记中的记录去找高老庄吧.中国认定一个曹操墓,从墓形规格,可考的文献,出土文物,死者年龄等等各方面作出对比,最终公布结果,仍然存在争议,这才是对历史的正确态度.
那些否认西方对历史双标的同学,可否把所有西方历史从这两个方面套入,进行标准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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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千了,给自己赞一个.
部分知友提出,西方一些研究员也在质疑他们的历史研究,所以西方的客观的,所以不存在双标. 所以我指责双标是错误的.统一回答.
我也没指责西方研究员双标啊,我指责的是西方双标.西方有几个质疑的学者有什么奇怪,中国还有大把从来没去过西方的人,但却一切以西方为尊.哪个社会没有几个另类.所以我们得看主流对吧.
历史究研学者本来就属于小众范围,但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却是要最终投射到社会大众的.主流不是几个少数的研究学者,而是大众对历史的认知,那几个质疑的西方学者能改变现在依然把土耳其挖出的遗迹叫特洛伊吗?即使那个遗址在年份鉴定上都被打脸了,但一点不妨碍西方社会以"特洛伊"名字向大众宣传.这就是历史研究的投射.这就是主流认识. 但西方对于中国历史未经严格考证的,从来不承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投射了.这他妈不是双标是什么?
不请自来。
简单列举一下目前可以证明夏存在的各项证据。
1，二里头遗址占地四平方公里，宫殿区坐北朝南，城市沿南北向中轴线对称分布，城内有马车驰道，这一王城架构是今后中国历代王城的统一设计理念，其原型就是自二里头开始。其他还有玉器崇拜和龙型崇拜等，所以许宏将之称为最早的中国。
2，史书记载，商汤灭夏后定都于亳都，亳都就在夏都斟寻附近，就近监视和奴役夏民，然后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附近几十公里远的偃师商城挖出了甲骨文亳的字样，这个是目前证明二里头是夏都斟寻的最强证据，虽然是个间接证据。但只要偃师附近再没有发现大规模的夏都遗址，二里头是斟寻的概率就是无限大。
3，清华简《尹至》言：“汤往征弗附。挚度，挚德不僭。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 。汤灭夏的进军路线，是绕行至夏的西面，从其后方进攻，和桀的决战地点是在鸣条，这个地点四千年来未曾改名，就是现在山西运城市安邑街道西北的鸣条岗。而鸣条岗在二里头正西方向200公里处，和史书完全对的上。因为决战地点在城外，斟寻未曾受到破坏，因此商人将其控制起来，没有屠城和拆毁。
4，商代甲骨文中28次出现西邑的描述，也有多次描述杞这个诸侯国。而杞人就是夏人后裔，西周开国时，封商遗民于宋国，封夏遗民于杞国。西周初年，宋公和杞公的地位很高，周王有时直接称他们为商王，夏王，允许他们以平礼相见。
总之，夏和夏后氏的称呼很可能是周人给起的，在真正的夏代并没有这个称呼。汤誓这篇尚书中最古老的名篇，成文于西周，应该是周人改写的，在成汤出兵的那一刻，可能根本没有夏朝这个说法。但是根据学者的研究，汤誓是有原本的，周人根据自己的文法，把商人古奥的语句改得浅显易懂，并且加上了有夏的称呼。所以成汤伐夏之战绝非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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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几点。
1，二里头的一号和二号地层属于夏代，三号和四号地层属于商代，这个非常好理解。商汤开国之后，以亳都为中心，斟寻同时也成为商朝的核心地盘，所以商人器物和文化元素大量涌入，有些学者判断二里头是商城，其实也没有错。
2，盘庚迁殷之后，商朝的行政中心变化，亳都衰落，连带斟寻同步衰落，而二里头的废弃时间也就是商代中后期，时间完全对的上。
3，从商代甲骨文看，商人完全是把西邑当成自己地盘来看待的，比如武丁时期甲骨文有西邑害的字样，意思是西邑遭受了自然灾害，为当地人民祈福等等，这个西邑显然是指故夏之地，也就是斟寻。
4，夏朝这个称呼是来自于周人，周人对于自己一大堆西羌同族称为诸夏，夏人其实就是周人。周人自认是大禹后裔，给他们安上了夏人的称呼。而真实的夏代人自称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商代甲骨文里，现在发现了夏这个字，但这个字恐怕指的是夏季之意，并非国号。
5，大禹时代是传说，目前的证物跟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没法比。而就斟寻时代的夏而言，我可以断言它配不上一个朝字。所谓朝就是朝见，万邦来朝才可以自称朝。从汤誓的文字来看，商人完全不认为夏是天子，自己是夏的诸侯国。换言之，夏商地位是平等的。从成汤十一征，清除夏周边的诸侯国和据点，完全没有看到夏军驰援的情形。作为一个广域王权，这些小国在遭受商人征伐时，必定会向夏求援，但夏却视而不见，要么就是没有力量，要么就是自认并无义务救援，这显然不是朝的概念。
6，从商人甲骨文看，他们自认就是第一个统一政权，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如果天下本来是夏的，商人从夏手里夺过来，那显然不会这么描述。成汤灭夏，只是统一天下的一场战役，商人并没有大吹特吹，当然也可能是大吹特吹的文献失传了。不过从成汤十一征之后，灭夏动员时，为了克服民众的厌战情绪，专门写了汤誓，说明夏还是一个很大的邦国，至少是和商同等地位的大国。
7，总之，夏朝既不叫夏，也不是朝，但夏文明是真实存在的。夏朝不是周人凭空编造的，是个被商灭掉的大国，但夏朝的地位是周人生生拔高的。从习惯上，我们还是称它为夏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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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补充几点：
1、夏朝之所以不能认定是因为缺乏直接的文字证据，甲骨文应该是在夏朝中后期才逐步成熟和稳定。史书记载在成汤伐夏的时候，夏朝史官终古带着夏朝典册奔商，说明当时已经有文字记录历史。但很遗憾，我们完全没有发现夏代的任何正式官方文字记录，夏代出土器物中的刻画符号，要么不被承认是文字，要么就是没有连续的意思。
2、我个人观点，任何一个文明在早期阶段都有非常漫长的口语交流，然后到结绳记事、刻画记事、壁画记事等阶段，文字是到了很后期，国家社会事务非常复杂和繁忙阶段才会出现。比如良渚文化就是完全没有文字的，石卯文化只有记事符号还没有文字。夏代的社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即便有文字记录也应该是相对简略的。所以汤誓这篇文字的历史地位就极其重要，它相当于夏朝的死亡证明，和商朝的出生证明。可惜我们现在见到的汤誓是西周的版本，没有在殷墟发现汤誓的原本，否则这就是夏朝存在的最强证据，夏朝之谜就迎刃而解了。当然即便按现在的分析，汤誓中的众人是农人之意，弗协是不耕作的意思，这些表述都是仅见于商代甲骨文，基本可以断言汤誓是有商代原本的。
3、同为尚书中的名篇，商朝开国时的汤誓只有100多字，而300多年后的盘庚三篇就有1500多字，语句也明显生动了很多，说明在商代是上古文字文法大发展的时期。我们倒推回去，不难认定，夏代的文字文法要更加简略得多，大禹时代有没有成型文章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事情。所以尚书中的尧典、虞书等篇目，洋洋洒洒几千字，完全不可能是先夏时代当时人写的，一定是周人假托的。
4、有朋友认为，商人是认可夏为正统，我觉得有待商榷。因为商人自认为是天选之子，商王是天帝的直系后代，他们认为这块大地，是天帝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是这块大地上唯一有资格和天帝沟通并且祭祀的种族，他们之所以能够统一这块大地，完全是天帝的赐福，乃是理所当然之事。简言之，他们的世界观和现在的美国有的一拼，所以商人是绝不可能认可夏人为正统，因为在那个时代正统的含义就是和天帝沟通的唯一资格。
5、商朝是神权国家，政教合一，商王同时也是国内首席大祭司，这套制度和古埃及、古巴比伦差不多。然后文字被少数王室贵族和祭司所垄断，普通人根本接触不到文字。国家历史记录也是给贵族和天神看的，商王是天帝在人间的化身，历史记录其实就是商王给天帝的工作报告。所以在商灭亡的时候，纣王在鹿台将历代商王的珍宝一起烧毁，还要连带毁去商朝的历史档案和典籍，其内在逻辑就是他不能接受正统转到了周人手上，他毁掉典籍就是为了不让周人摸到沟通天帝的门路。而商王的內史也是拼死保住了一批最重要的典籍，才让周人第一次接触到汤誓、盘庚这样的重要文字。
6、商人这种牛逼轰轰的世界观，使他不可能接受屈身人下的格局。就算夏真的叫夏，真的有夏后氏，商人也不会在文字上体现，一定会改个称呼。这就跟清亡之后中华民国成立，而日本对中国这个称呼极其敏感，一再抗议并称之为zhi那一个道理。夏是中央繁华之地之意，而商人称其为西邑，能承认对方是邑而不是方，那已经认可是地位平等的大国了。至于夏后氏，对不起，商人的后只能是商王，没有天帝血统的夏人不配做大伙的后。所以，要想从商代文字记录发现夏这个称呼，我个人是不抱希望了。
7、周人自认是夏人后裔或同族，而周人的发迹是靠着给商人打工，帮商人抓西羌同族做人牲而起家，这和莫斯科公国给蒙古人打工而得国是一个道理。所以周人得国是带有自卑感的，得国之后抨击纣王的暴政，却绝口不提商代食人和人祭的事情，然后还篡改历史文件，要把商人和周人的这段黑历史都抹去。从商人神权政治转向周人世俗政治是历史的进步，但周人的篡改历史，给我们带来了很大麻烦，夏代历史由于缺乏文字材料，我估计周人自己都不甚清楚，夏王世系说不定真的是周人根据商王世系复制粘贴的。尧舜禹的人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但他们的事迹多半是周人编纂的，动辄几千字，大段大段的道德说教，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原始社会的酋长。而负责篡改历史的主持者，当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公姬旦了。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日本当年侵略中国成功了，那么它一定会抹去所有中国这个字样，统统用zhi那来代替。再过600年中国人复国成功，重新建立中国史观，但是文字材料没有，那么除了发明历史之外还能怎么办呢？再过了3000年，后世人追寻中国的传说，在这个年代的地层挖出来的只有zhi那的字样，而各种考古的证据和3000年前的历史记录有出入，那恐怕也会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就是个编出来的朝代。
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真的能在夏代考古方面有突破性进展，比如挖出国君的大墓，对夏代历史有更真切的认识，那和史书的记载恐怕是会有很大出入的。
以上。
这题都成月经问题了……
简而言之，夏的问题是未能证实，即史书记载和考古实物还对不上。题目的问法是一种误解。
商的确定来自于史记中的商王世系和殷墟青铜器铭文、甲骨文中记载的相符合，而夏目前还没有考古资料可以佐证夏王世系。
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在商之前已经有一个成为早期国家的二里头文化。
甚至良渚文化都有很大的可能性已经迈入了文明。
目前陶器刻画符还难以被确定为是文字。
大概是衡量标准有别吧。
等哪天咱们发达了，全世界唯中华马首是瞻的时候，咱们定一个规矩说，玉器的普及是进入文明的衡量标准。
到那时候西方人就哭去吧。
（所以很明显这样的双标是很不合适的，对我们不合适，反过来对他们也是。）
“夏”的本义是什么？这不仅是个文字学问题，也关联到许多历史学问题，比如长期争论和混沌不清的“夏朝”、“夏族”这些概念到底该怎样理解的问题。
我们澄清了“中国”的最初含义之后，就有了进一步来研究“夏”的含义的便利。正如顾颉刚先生曾经指出的，“夏”和“中国”都是周人对自己族群的称呼，在他们留下的早期文献里面，这两个称呼的含义大有重合之处。所以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夏，中国之人也”。
同时，夏还有另一个较为重要的义项，那就是“夏天”。 这个含义同样古老，至晚在周代文献中就已经存在，比如《诗经》：
无冬无夏，值其鹭羽。—— 《陈风-宛丘》
四月维夏，六月徂暑。—— 《小雅-四月》
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唐风-葛生》
为什么“夏”既是夏天，又是“中国之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追溯“夏”的本义，所以我们从这里入手。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目前人们只能做各种猜测，还没有任何一个假说能够把“夏”的诸多含义统一起来做系统性的解释。今天我们就要做这样一番尝试。
事物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联系的。这个问题当然要结合“中国”的初义这个文化背景来考察。但有着更直接的参考意义的是“冬、春、秋”这三个字在造字之初的字理，它们与“夏”的本义是相互联系的整体。研究它们当然还是要从最原始的可信资料——甲骨文开始。
1． 释“冬”
我们先来看看“冬”的本义。下图是“冬”的甲骨文字形。
对于这个字形，叶玉森说：
“像枝叶折下垂，坠二硕果”， 。。。“望而知为冬象”。
郭沫若先生认为是“榛子”的象形：
“盖象二榛实相联而下垂之形”。
郭老认为这个字用做“冬”、“终”都是假借，其字本来是一种植物的名称，它就是《尔雅-释木》里提到的“终牛棘”，即一种榛子。这个说法比较牵强。榛子树笔者家门口就有两株（严格地说是一种高大的灌木），它的果实并不是一茎一果，而是一茎末端的萼托里面聚集三到五个，下垂的样子像个淋浴喷头，跟这个字形差距太大。另外借榛子的象形用作“冬”义也甚为迂曲。至于叶玉森的用“败叶硕果”来寓意“冬”的说法也不甚符合常理。
高鸿缙和徐中舒两位先生认为此字是象形“绳索两端打结”，寓意“终结”，是“终”的本字，又因为“冬天是四季的终结”而假借为“冬”义。这个说法的影响较大，但同样难以成立。该字形上部的“尖顶两坡”结构不可能是绳索的象形，说它是屋顶倒更合乎情理。先不说那悬垂的水滴状物与绳索的结扣有何相似之处，绳索两端为何是“终”而不是“始”这些细节问题，用“终”来会意“冬”也不符合造字的一般规律：古人常用较为具象化的概念来会意较为抽象的概念，但不会反过来会意。
我们认为，“冬”的造字逻辑应当没有前人所猜测的那么曲折，这是一个简单直白的象形会意字，描绘的是古人冬天的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个物象。
为了理解它，我们不妨先来看“冻”和“冰”的早期字形，它们可以提供非常重要的启示。这两个字还未见于甲骨文，其最早字形见于金文，如下图所示。
这两个字的初文都与“两个大圆点”密切相关。“冻”（仌）的初文就是两个大圆点，“冰”的则是“水”和两个圆点的组合。这两个圆点，就是俗称“两点水”的现代汉字部首“冫”的祖型。我们在“冰、冻、冷、凉、凝、凌、凛、冽”这些有寒冷之意的形音字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个义符。“寒”和“冬”的现代字形下部的两个点，也是来自于它。
回过头来我们看“冬”的甲骨字形，对上面的“尖顶两坡”结构最合理的猜测无疑是屋顶的象形，下面悬垂的两个水滴状物是什么呢？既然我们知道现代汉字“冬”下面的两个点是表示“冰冻”的义符，那么商代人的早期字形把这两点分开写在两边，我们难道就不认识它了吗？
组合起来看，这个字形描绘的不就是“屋檐悬挂冰凌”的景象吗？
这也是北方冬天常见的景象。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常常发生在冬天里的天气乍暖还寒的时候。当屋面积雪在日照下融化从檐口滴下，夜间温度下降，檐口滴水处就会形成下垂的锥状冰凌，几个昼夜的冷暖循环下来，冰凌会越来越长。今天北方口语里把它称做“冰溜子”。
但上古时代与现代不同的是：“冰溜子”的形成并不需要天气的乍暖还寒。因为古人的半地穴式住宅把排烟口（天窗）开在屋顶中央，室内生火，就会让靠近低矮屋顶中部的一小部分积雪融化，渗流到檐口又冷却下来，日积月累而成冰凌。所以那时在冬天最冷的、没有阳光的时段也会形成冰溜子。
另外，与现代建筑材料形成的齐整平滑的檐口不同，上古时代以木檩条覆盖干茅草构成的檐口，滴水点更多，会在木檩条端点周围形成更为短粗的“冰溜子”。
古人的半地穴式房屋也是有房檐的（全地穴式房屋则没有）。半地穴式房屋在地面上筑有半人高的矮墙，为保护矮墙和地坑不受雨水和融雪的侵袭，屋面也要出檐。但檐口低矮，大约只到人的腰部那么高。所以垂挂在檐口的巨大冰溜子，是古人在冬天里视线无法回避的一个常见景象。造字者用它来会意冬天，实在是再自然和贴切不过的事情了。
我们再回看现代汉字部首“冫”以及它的祖型——周代金文里表达“冰、冻”之义的两个大圆点，显然它在金文里已经是抽象化的符号了。它更具象化的早期形态在哪里呢？我们有一个推论：甲骨文“冬”字里面的这两个“冰溜子”，其实就是它的源头。我们不妨来看“冬”的字形演变历程。
“冬”的金文字形继承了甲骨文的基本结构，但其“冰溜子”的形态已经不再是写实的了，而是简化为两个圆点。简帛文字为了刻写的方便又将它们写成两个短划。这个结构最终讹写成“夂”。《说文解字》说“夂，古文终字”。但“夂”本是足胫的象形，是行走之义。许慎对此当然是明了的，所以他不以“行走之义”来释“冬”，而是指出冬和终的古文不知道为什么就写成“夂”。至此，两个冰溜子就在字形里“丢失”了。秦地的文字常有保守的倾向，所以秦简文字又在“夂”的下面补上了两个点，重申它的冰冻之义。这就是现代汉字“冬”的来历。
战国以及其后的文字中的“冬”也有添加“日”这个义符的写法，比如：
后面我们将看到，附綴部首“日”这个做法在表达四季的四个字里面有其普遍性。但“冬”字里面的日被“闭锁”在屋顶之下，它传达的是战国时代古人的意识中仍然存在的冬天的幽暗和闭藏之义。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有的字形中表达冰溜子的两个短划被连缀成了一横。
关于“冬”与“终”通假的原因，许慎释冬为“四时尽也”，有些勉强。四时循环往复，哪里有“尽”呢？秦历曾以冬至为岁首，则冬未必为“终”，未尝不可为“始”。这个通假的原因还是得上溯到中国先民早期的生存环境中去才能得解。在较高纬度的地区，一年中的生产活动集中在春、夏、秋三季，此时人们努力狩猎和采集，尽可能多地储备食物和燃料。冬天寒冷幽暗，是人们深居简出，依靠储备休养生息的季节，大部分生产活动都停息了，即所谓“韬光养晦”。因此“冬”才与“终结”之义发生了关联。同时应强调，古人用较具体的概念“冬”来会意较抽象的概念“终”，而不是反过来。
孤证不立。如果我们的解读正确，那它一定有旁证，即中国先民的祖先来自较高纬度的深远北方的证据。甲骨文的使用者——中原的商代先民们生活在一个亚热带的气候环境中，“冬”的象形，显然应从他们历史深处的早期居住地域去寻找其根源。实际上，我们的专栏目前写了约30万字，每个字都在论证这件事情。
但我们还要举出新的、与它关系更密切的证据，比如说，“春、秋、夏”的甲骨文字形也同样蕴含着鲜明的高纬度北方特征。让我们继续为读者解之。
2． 释“春”
请大家熟视上图中古往今来“春”字的各种字形，有没有人注意到，字形中表示太阳的符号“日”的位置有些奇怪？如果说现代汉字“春”与“暮、昏”一样把“日”放在最低的位置，可能是出自某个偶然因素的话，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字形的历史十分久远，从甲骨文、金文，到简帛文字，把太阳放在低位是“春”字一以贯之的传统。这就难以用偶然来解释了，这个低位的太阳应当是古人心目中与“春”这一概念相联系的固有特征。
“春”的甲骨文各种写法都有三个构件：“木、日、屯”。那个形似“幼苗初发”的构件就是“屯”。金文和简帛文字里面变为“艹、日、屯”的组合。在《说文解字》中“春”的字形就写作“萅”（所以说许慎这本书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秦汉之后的文字）之间的桥梁）：
“萅（春），推也。从艸，从日，艸，春時生也，屯声。”
“春”的读音来自于“屯”（“村、屯”古亦同音）。许慎释“春”为“推”，不知何所据，但未可轻易否定。《尚书大传》曰：“春，出也，万物之出也”。两者有呼应之义。
“春/屯”的这个含义，也与《楚辞》中的“暾”（音吞）遥相呼应。“暾”也写做“旽”，意为早晨或者傍晚的太阳，康熙字典把它释为“日始出”。《楚辞-九歌-东君》：
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
《楚辞-九叹-远游》：
日暾暾其西舍兮，阳焱焱而复顾。
“暾暾”（读如吞吞）形容的是太阳在地平线附近缓缓升起或者慢慢沉落的景象。
《礼记-乡饮酒义》：“东方者春，春之为言蠢也”。《春秋说题辞》：“春，蠢也。蠢，兴也”。这也提示我们“春/屯/暾”这个发音与“迟疑/缓慢”之义的联系，这在“蠢蠢欲动、慢吞吞，温吞”等等现代汉语词汇中仍然是如此。
所以从“春”的字形和字音上看，造字者的用意首先是为了描摹太阳缓缓冒出地平线并在天空较低的位置运行的景象，而幼苗之破土初生，是第二位的次生效应。这是幽暗漫长的寒冬即将结束，万物艰难地重新焕发生机的时刻。这显然不合乎商代中原的亚热带气候，它刻画的是较高纬度地区春天的景象。
说到这儿，就带出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甲骨文字的起源问题。我们所见到的甲骨文，出现于商代晚期，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义符丰富，有约四千个单字。写法比较规范稳定，已经有大量的形音字和通假字，行文也有严格有序的文法。如果说它就是中国文字的襁褓之初的状态，那就好像是说一个孩子生下来就长着白胡子一样，绝无可能。要从文字的草创阶段发展到殷墟甲骨文这个水平，需要一千年以上的时间。多年以来，人们致力于寻找更早的文字遗迹，为此许多学者曾努力将陶器残片上（或真或伪）的零星刻符与早期文字相联系，但客观地说，这种努力并没有缩短与目标的距离。如果比殷墟甲骨文更早的文字系统确实曾经在商代晚期之前的中原大地上存在了一千多年，按照最近一百年的人们在中原地区的活动强度和搜寻力度，它会不会像大海里的一根针那样难得一见呢？这是我们应当留意的一个问题。与研究玉崇拜的起源一样，我们研究甲骨文字的起源，也不妨放宽视野，把它放在考虑到人群迁徙的动态历史进程中去研究。
3． 释“秋”
如果说甲骨文“春”的字形还比较容易理解的话，“秋”的字形就又是一个悬案。
上图左边是甲骨文中“秋”字的写法，右边是“龟”字的写法。为便于对比，把它们放在一张图里。先来看“秋”的字形，对它的解读历来众说纷纭。
郭沫若先生认为它是蟋蟀的象形，以蟋蟀在夏末秋初鸣叫，来会意“秋”。而郭若愚等另外一些研究者认为它是蝗虫的象形。第三个例字的下部有代表“火”的构件，被认为是代表“火烧蝗虫”的灭蝗活动。但蝗虫与秋天实在缺少必然的联系。
从字形上看，它也与这两种向后拖着大长腿的昆虫相去甚远。我们可以将它与这两种昆虫的形象对比一下，显然“秋”的甲骨字形所刻画的厚身短腿动物，与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种类。
但是，“秋”与“龟”的甲骨字形在轮廓上却很类似。所不同的只是头上有触角，有的后背上还多了一个不明的物件。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一个“长了角的龟”就成了蟋蟀或者蝗虫了。
唐兰、于省吾等学者认为“秋”的字形就代表一种“长了角的龟”。这是一个今天看来不可理解的奇怪动物，它应当是来自于已失传的上古神话之中，基本上还是一种“龟属动物”。
先秦古人也持同样的认识，因为他们从甲骨文继承的“秋”字的写法里面，这个动物就写成“龟”。这也反映了这个神秘观念在古人的知识体系中的有序传承。比如《说文解字》所收录的古籀文（石鼓文、大篆）“秋”的字体为“ ”，就是“禾、龟、火”的组合，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说文解字》在古文字和今文字之间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
从籀文开始，添加了部首“禾”，强调“禾谷之熟”之义，折射出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在历史进程中的日益增加，但这与秋的本义无关。
从古读音上看，“龟”也与“秋”一致。我们都熟悉的中学历史课本里的汉代西域古国“龟兹”（读如“秋磁”）就是一个例子。“抓阄”的“阄”也是因此而得音。《说文解字》说：“龟，旧也”，这与“门，闻也”、 “户，護也”一样，都是从读音的角度来释义。《说文解字注》进一步解释说：
“龟古音姬，亦音鸠”
并引刘向语：“蓍之言耆，龟之言久。龟千岁而灵，蓍百年而神。以其长久，故能辨吉凶。”据此，则蓍有耆义，龟有久义，都与谐音密切相关。
有一种观点认为“秋”是借音字，认为其中“龟、火”组合的读如“焦”。因为《春秋传》：“龟灼不兆，读若焦”。但这个解读难以成立。“头上长角”的龟不是实有之物，与“龟灼不兆”没关系。另外“焦”属宵韵，“秋”属幽韵，并不相通。更何况“龟”本身就与“秋”同音，借音何必舍近求远呢？
那么“龟”出现在秋字里，是否只是借音呢？这种猜想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要给这个“音符”画上犄角，让它看起来那么怪异，以及有的字形还添加“火”的义符这些问题。
请注意楚简字形将“龟”替换为“日”，暗示古人认为两者等同。古人用太阳的位置来会意“春”，眼界高，归纳性强。同样地，要会意“秋”，没理由怀疑古人的思辨能力，最恰当的方式还是要用太阳说事。
要理解“龟”与太阳的关系，需要重温一下我们复原的关于龟和“地下的太阳”的上古神话。这在关于龟崇拜与北曙光的那几篇文章里有过详细的解读，在这里我们只简述一下。在较高纬度的地区，秋天的白昼较短，但黑夜也不是特别黑暗，大部分时间里太阳在地平线以下较浅的位置运行（这与夏天午夜零点的北曙光类似），波长较长的红光和黄光的成分能够通过大气折射透出地表，在地平线上形成暗红色弧形扁平光带，并随着太阳的运行缓缓移动。在古人发达的神话想象中，这个现象被理解为一只巨大的龟鼋类神兽含蕴着太阳在天边缓慢爬行。古人也曾把“虹”想象为一只“有两个头的神蛇”，把太阳想象为一只“金乌”，所以不要低估古人想象力的活泼程度。他们有将所有能移动的自然现象动物化的倾向。
王小盾先生曾指出上古存在一个鸱鸮和乌龟在黑夜中将太阳从西方运往东方的神话。《天问》：“鸱龟曳衔，鲧何圣焉”一语就与此事有关。马王堆汉墓帛画的下部也描绘了龟在地下的羽渊中运载象征太阳的金乌的情景。东汉曹植曾作《神龟赋》，以“藏景曜于重泉”为神龟的灵异特性之一，可见汉代时这个古老神话还在人们的头脑中栩栩如生。
“秋”的甲骨字形，刻画的正是这种神龟所代表的“太阳在靠近地平线的地下运行”的情状。这是高纬度地区秋天的典型天象。这种龟呈现出有犄角、背上还有不明物件这种奇异的特征，必是出于已失传的上古神话中的细节。造字者也以这些特征来把它与普通的龟相区别。有的字形附有“火”字，因为它与龟所代表的太阳的含义相近，有附注和避免歧义的作用。后来楚简中将“龟”替换为“日”，秦简将“龟”替换为“火”，笔画简化了，但字理结构丝毫未变。
将“春”与“秋”对照，不难看出，两字的造字原理具有对称性。“春”字用在地平线以上但处于低位的太阳来会意，“秋”字用沉入地平线以下但沉入角度较浅的太阳来会意，非常概括而精准地刻画了高纬度地区春秋两季太阳的视运行轨道的特征。
中国古文化里有强烈的“悲秋”意识。《礼记-乡饮酒义》：“秋之为言愁也”。 “愁”、“愀”皆以秋得音。“秋”作为时节之义也常有不详的含义，比如“多事之秋”、“危急存亡之秋”等等。这是秋天作为高纬度地区黑暗漫长的冬天即将降临之前的时节，在中国古文化中留下的印记。
4. 释“夏”
过去人们曾经认为甲骨文中没有“夏”，但经过最近几十年的研究，古文字学家们已经逐渐统一了意见：甲骨文中是有“夏”字的。它的字形与“見”和“頁”有密切的关系。在下图里我们将这个三个字放在一起方便大家对比。
上图来自 @青青子衿 的知乎文章：汉字源流：甲骨文中的「夏」
“夏”的甲骨、金文字形的特点是突出地刻画了人的眼睛。它们都是一个跪坐的人和他头顶上的太阳的组合。但特异之处是，人的头部几乎被一个硕大的眼睛完全占据了，这与甲骨文“見”的字形非常相似。
李孝定先生认为“夏”像“举首见日之形”、“举首见日，亦得有‘日见’之义也”（“日见”即“日现”）。金祥恒先生曾将这个夏字释做“晛”，即取其“举首见日”之义。郭沫若先生曾释做“暊”。但我们仔细比较“夏”的甲骨和金文字形与“見、頁”二字的关系，还是与“見”更接近，都强调眼睛而忽略了头部的其他细节。
那么这个字形要表达什么含义呢？目前人们的猜测主要是认为它与热天气有关，但刻画“热天气”为什么要如此强调人的眼睛呢？常言道“夏日可畏，冬日可爱”，难道冬天就不能看见太阳吗？
其实答案很简单。在较高纬度的地区，夏天与冬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能否看见太阳。冬天的白昼很短，大部分时间天色昏暗。而夏天则相反，夜晚很短，大部分时间里都阳光普照。所以古人用“见日”来会意夏天，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如果造字的古人知道五六千年之后的后代们不明白“见日”和夏天的联系，我们可以想象，他一定很崩溃。
“夏”的这个初义，后来又衍生出“光明永驻”之义，成为一个神圣的原始宗教概念。它于是在上古神权和王权结合的时代成为王者的尊号，进而成为“国号”。我们熟悉的历史话语中，夏代的君主往往以太阳自居，例如（最有存在感的君主）夏桀。我们还论证过夏的祖先鲧禹其实都是北曙光之神。战国时代的人们在鲧禹之上又添加了黄帝、昌意、颛顼（高阳氏）这三位祖先，这些名号都有太阳的含义在内。历史传说中善射的“后羿”篡夺了夏朝的王位，而他的名字与一位“射日”的英雄完全一样，也不是偶然的。
关于“夏”的字形的后续演变，以及“夏”如何成为中国的王号，进而成为族群的称号，我们后文再详细介绍我们的思考。另外，以这些新的认识为基础，关于“夏朝”、“夏族”的概念该怎样理解，我们也将贡献一些管窥之见，供大家参考和批判。
一、所谓的国际汉学界并不大
在国际学术界，现在的汉学并不是显学。我们常常以为加上国际两个字，就代表着一个庞大的群英荟萃式群体，其实并不准确。就如李零在《何枝可依：待兔轩读书记》中所说：
美国的汉学界（狭义的汉学界，有别于China study）是什么样子，国内的学者往往不知道，还以为是个多大的群体。
其实呢，这只是个很小的圈子，“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欧洲的汉学界，情况差不多。
这个小圈子，几乎一人一行。每行，顶多三两人。中国国内开会，特盼国际学者，只要请到一个“神仙”，总是奉为上宾。因为没有这个人，就不能叫“国际会议”（近百年来，中国一直“哈洋”成风，但对方的感受却是“拒洋”）。
二、这个不大的国际汉学界，对“夏朝”态度也不一样
在这个不大的国际汉学界，按照《剑桥中国古代史》的主编之一夏含夷的回忆，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倪德卫不仅相信夏朝的存在，更确定自己能够通过《竹书纪年》“精确重构从夏代开始的中国上古纪年”，这种狂热的信史派，即使在中国学术界都是很难见到的：
我与倪德卫初遇于1978年，那时我是斯坦福古代中国研究专业的研究生。一年后，我上了倪德卫的西周金文研究课。倪德卫后来回忆，一个周日的晚上，在他准备教案时，他“发现了难以置信的事，它成了我余生研究的主题”。这项研究最初仅针对四年前在陕西扶风庄白发现的微氏家族铜器，但最终扩展到两个主要方面，首先是“《竹书纪年》不是伪造的，而是无价的史料”，其次是他可以精确重构从夏代开始的中国上古纪年。他说“第二天晚上的讨论会令人激动”。讨论会确实令人激动，同样令人激动的是他接下来三十五年的研究生涯，在此期间，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个主要方面，他还研究了其他关于上古中国历史编纂和纪年的论题。
三、在庞大的中国学术界，对“夏朝”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夏鼐对“夏文化”抱有相当谨慎的态度：
在（禹都阳城告成县）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的总结发言中，夏鼐指出夏文化 “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 ”，而“夏代文化的认定 ，必须要有强有力的证据。在还没有发现有力证据前 ，有关夏代文化的各种意见只是推论 ”。
而另一位中国考古学巨匠邹衡则持肯定态度，《对当前夏文化讨论的一些看法—1979年5月在成都“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稿》：
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所见夏商两族活动范围内即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已经不太可能发现什么新的考古学文化了。…………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必然就包含在这一空间和这一时间已经发现的诸文化类型的各期段之中。
如今年青一代的中国学术界，以许宏为代表的的“疑古派”和以孙庆伟为代表的“信古派”之间的分歧，也是有目共睹的。
实际上，夏朝的争论开始于民国时期顾颉刚的疑古运动，随着二里头遗址的发现，热度再度上升。1996年，李学勤等人联合出版了《夏文化研究论集》，算是一个总回顾，这本书手边正好有。
翻开目录可以发现，即使在那些认为“夏”存在学者中，对于“夏”的表述也存在很大不同，有人说“夏文化”，有人说“夏代”，有人说“夏国”。
以现代的学术标准来看，很多文章写得并不深入甚至连立意都是缘木求鱼，例如所谓的“从古文献上证明夏代的存在”，在古文献里面打转，是证明不了夏代的，这是如今最基本的常识。
四、国际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在“上古史”上分歧的根源
之所以会存在“外来的和尚”和“当家的主持”念不一样的经，主要来源于双方对于“文献”与“考古资料”在上古史研究中作用的认知不同。
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后，这一地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几乎已经成为了中国史学界的不容置疑之真理。
但是在上古史的研究中，国外研究者绝大多数认为引入真假难辨的文献，简直是不可理喻。例如罗泰就主张只利用地下材料研究上古史，不要用一些压根不能证明真伪的所谓“文献”，来对考古穿凿附会，在其引起极大争议的文章《中国考古学的历史癖》中批判中国学者：由于迷信文献，滥用文献，因而不但背离了西方的考古方法，也糟蹋了中国的考古资料。
即使被国际学术界认为过于相信中国文献的夏含夷，也曾直言不讳的表示：
历史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就是确定一个比较窄的历史定义——有文字资料。没有文字资料之前，不是信史。比如说《禹贡》，我们不相信是夏代的东西；《尧典》，我们不相信是夏代的。我们认为真正的历史文字资料是从甲骨文开始的。我知道在中国国内有批评，但是我们的原则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历史是什么东西。我们写的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描述。
是利用文献与考古资料二重证据研究夏商周的历史，还是基本只依靠考古资料研究“纯粹”的历史，这就是分歧的主要原因。
五、关于“夏”的文物
既然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学术界都承认，只有通过文物才能证明确定无疑的让“夏”成为信史。那么目前有哪些涉及到“夏”的上古文物呢？
（一）叔夷钟。公元前550年前后的青铜器，里面有叙述“咸有九州，处禹之绪”。
（二）秦公簋。著名的“鼐宅禹责（绩/迹）”。
（三）遂公盨。西周中期。2002年在海外文物市场发现，后被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买下，现收藏在保利。里面有非常著名的九个字“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
（四）芈加编钟。2019年在随州曾侯宝夫人芈加墓地出土，铭文有“伯括受命，帥禹之绪”。
（五）清华简《厚父》。里面也提到了大禹治水。
综上所述，至少在西周中期，大禹治水已经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了。
都承认有大规模的商前文明，只是不承认这些文明的名字叫夏。
可以近似的理解为，都承认某孩子有爹，只是不承认爹的名字是这孩子说的那个名字。
既然还有人看那就再更新一下吧。这个问题下面简直就是大型翻车现场，题目问的是“史学界”，大部分回答要么跑题到考古学界，要么用承认夏朝存在的历史学者的观点为他们那些质疑否认夏朝存在的回答背书。考古是考古，历史是历史，两者并不等同，历史学界从来没有要求过历史研究必须有某些现代考古学家要求的那种完全脱离文献完全靠文物自己确证的考古证据，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1历史很长，久远的记录很难保存到现在，甲骨文消失3千年后因为很偶然的原因得到重新发现和保存，但即便是甲骨文也并非专门的历史记录，殷商“册典”到现在仍是一片空白，2口口相传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形成文字记录这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记录方式），如果像夏这样大量不同来源古代文献证据，大量直接间接文献证据（比如，甲骨文中显示有杞国，周代文献中明确指出为夏的后裔），大量可以相当程度上和文献对应的考古证据（所谓没有考古证据是不准确的表述，应该说没有自证文字考古证据）的情况下都可以否定，那古代历史基本可以不用研究了，只保留考古学就可以了，因为按这个标准没有多少古代文献是可以采信的，岂止是夏，商也要继续存疑，因为现在发现的甲骨都是商中后期的，商前期也缺乏确切证据，当然后世发生的很多具体事件都要存疑甚至否定了，因为都还没挖到，为什么没挖到？因为史学界和这里大部分回答的观点完全不同，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文献有很高的可信度，所以他们要研究文献，而不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成本非常高（二里头挖了几十年才挖了2%），产出却高度不确定的考古上（竹简是秦朝主要的文字载体，但直到1975年才首次发现秦简（包括统一之前的秦国的竹简也是直到那时才首次发现），而且这个发现还有很大的偶然性，也很感人，推荐阅读：世界考古发现中有没有什么重大发现让人觉得不真实？）
1，这个问题已经有些过时了，国际史学界已经逐渐转向承认了；
2，国内没有承不承认的问题，承认对各派别来说都是前提，国内学术界人士对不承认夏朝的群体很少评论，偶尔提到也称之为极端疑古派（参考孙庆伟教授的访谈）。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顾颉刚的疑古派都是明确承认夏朝的，拿这两位的观点为否认夏背书的都是典型的不学无术的网络民科做的自扇表演。
王国维是很反对没有证据就去否定历史记载的疑古派的，其最有名的《古史新證》（也就是所谓的二重证据法的提出著作）表达的很清楚了：疑古之過，乃倂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於懷疑之態度、反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於古史材料未嘗爲充分之處理也。
顾颉刚则在其《春秋战国史讲义》（其在燕京大学授课时编写的教材）里明确表示：夏的存在是无可疑的。该教材里还有不少地方提到夏朝，包括推论夏的都城疆域等等。
国际上之前是否认或者不否认不承认，近些年有转向承认的趋势：
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被全世界上千所学校采用的新版权威历史教科书）：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he Xia dynasty is still in its early stages. Nevertheless, during the past few decades,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Xia dynasty might have made one of the first efforts to organize public life in China on a large scale. Although it was not the only early state in China, the Xia appears to have been one of the more vigorous states of its time. The dynasty perhaps came into being about 2200 B.C.E. in roughly the same region as the Yangshao society. By extending formal control over this region, the Xia dynasty established a precedent for hereditary monarchical rule in China. （此处之前找的中文翻译不准确，要谢谢评论里的cyy提供英文资料）
北京大学组织36位教授历时7年编写的文明史大作《中华文明史》解释了为什么不应该质疑夏的存在:现知有关夏朝记载的文献资料和古文字资料最早见于周代。比较而言，古文字资料为当时实录，未因后人转抄、诠释、增删等而致误，因而无可置疑。故先看古文字资料。 有以下三件（组）周代青铜器铭文提到禹和夏……
很长，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看，不想花钱的可以去亚马逊网站上看免费版，《中华文明史》花这么多篇幅解释这个问题可能是和要翻译出版到海外有关（这部160多万字的大作出版之后很多个国家都进行了翻译），某些西方学者似乎不怎么了解中西方历史文献的区别
这个问题的高赞热门回答拿这两位为否认夏朝的言论背书这是很搞笑的南辕北辙，被知乎网络民科认为可以用来否定夏朝存在的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就是在上面提到的《古史新證》里提出的，大家已经看到了，王国维在这本书里面认为连质疑尧舜禹存在都是对古史材料研究不够，更别说夏朝了。那种回答，用研究抗战做比喻就等于是把彭德怀当成了汪伪政府人员，这么搞笑的回答收获那么多自诩理性的群体的追捧，持相反意见的人士被各种攻击，可见知乎现在的水平之low和风气之差。
拿不出任何靠谱点的反面证据就敢否定中国详细丰富的历史记载，这种风格和东北部的那个半岛国没区别。
按这些所谓的“理性派”的标准，王国维顾颉刚这两位当然也因为对夏朝的存在毫无怀疑被划入了不理性的民族主义民科韩国人一类，世界历史学界的权威人物杰里·本特利撰写的被全世界上千所学校采用的最新权威历史教科书沦为历史鸡汤。按这个回答大多数知乎er的观点，全世界的历史系以后都要撤销，学生都要来知乎上学了。
科普一下所谓疑古派。疑古派古已有之，但一直是个争议话题，清朝时疑古派搞的古文尚书辨伪被朝廷官宣为定论，疑古派从此风光起来了，但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学术定论”的争议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大了（有兴趣者可以读一读《伪古文尚书真相》）。近代疑古派最开始的老大应该是钱玄同，而顾更有名是因为他更厉（gan）害（shuo），拿着本说文就敢说大禹是条虫，这就是无数知乎er吹捧的“客观严谨”的“历史学家”，论文一出学界哗然，连当时疑古派的教主钱玄同都看不下去，要他赶紧改，不过顾颉刚这么瞎掰也没有夸张到说整个夏朝都是编造出来的，按现在网络“客观理性”“历史学家”的逻辑当年颠覆历史到疑古派都受不了的顾颉刚也是个只会YY中国历史长的韩国人。
王国维则从来不是什么疑古派，而是释古派。他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中国几千年来的学者一直就是这么做的，王在《古史新证》里特别强调二重证据法，实际上是特指对殷商历史的研究，主要就甲骨而言。
当然不管什么派，都没有否认夏朝存在的。个别否认的是有的，但这个另类观点并没有被任何一派普遍采纳。
在『尚书 周书 多士』里面，周公对殷朝贵族苦口婆心，软话硬话都说尽了，里面就有一句：
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多士』篇名列今文尚书，尚书考古证伪的篇数中没有多士，基本上可以认定为是真的周朝的官方文档。以此说的话，所谓夏朝是周人编出来给自己创造合法性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按说周公和殷朝贵族说话，举的是夏商相代的例子，还说『有册有典』，引用的也是商朝的文献，说周公空口白牙的现编，似乎是说不过去的。所以甲骨文证据虽然没有找到『夏』的存在，但是殷人，尤其是贵族应该还是承认有『夏』的——毕竟甲骨文首先是卜辞，并不是商朝文献的全部，其次很多甲骨文已经被吃到肚子里去了或者还没有被发掘出来。
但是文献无力的地方也在这里，即便『多士』可以被证明为真，但是依然无法真的证明夏的存在。因为『多士』只是证明了在商周相代的时间点，当时的贵族认可商在立国的时候伐夏并取得了胜利。但是如果商朝的文献本身是在流传过程中编出来的呢？
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一个由原始部落逐渐形成的国家，完全也可能在政权的形成和传递过程中，神化自己的出身和天命，编造出国家创立时的敌人和战斗，来形成内部的凝聚力和自我神化。
所以即便发现了甲骨文证据，要单纯的凭借着甲骨文来断定夏朝的存在依然是很难的，因为甲骨文完全可能只表现的是商人的传说。没有发掘出来的考古证据，要证明夏的存在始终是镜花水月。毕竟从尚书到史记，留下了太多的关于夏朝的记载——夏禹所奠基的，夏启所建立的，少康所中兴的，夏桀所败坏的。还有司马迁在史记里面留下的夏王世系等等，不要求全部符合，但是至少需要找到能够和文献对应的一鳞半爪，就可以宣布夏朝遗址找到了。
但是现在呢？二里头遗址从时间上对应夏朝，从空间上也大略符合，但是问题在于二里头发掘出来的符号至今无法解读出和文献对应的记录，所以二里头只能是先商而非大夏。
有人可能觉得这个标准太严格，如果放松标准的话，何止夏朝，其实我们现在尧舜禹的故址都已经找到了。『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就有说法认为山西陶寺遗址——内有观星台，祭祀所等等，并非原始的聚集群落可比，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说，也挺符合唐尧都城的记载的。从发掘出来的文物来看，也足够精美，足以证明当时人们的生产技术：
但是研究人员也并不敢声明陶寺就是尧墟。
总体上讲，证明一个朝代的存在好比是虎符的两块，半块是文献，半块是考古证据，
两块放在一起，严丝合缝，自然谁也说不出什么就证明了。夏朝的问题是文献这半块太复杂太精巧了，以至于目前发现的考古证据不足以和它吻合。
欧洲人的史学观，是建立在维护欧洲尊严的基础上。
这一百多年来现代历史的体系，是以英法为中心建立的学术体系，他们习惯用正确的历史事件表达伪概念，然后为政治服务。
这个体系里有无数的谎言，最大的谎言就是黑暗的中世界。
关于中世纪，一直以来欧美的历史书籍里宣称，这是黑暗的中世纪，给人以错觉欧州之前一直是文明的先进的，因为基督教的原因陷入千年的黑暗。
其实这是欧洲学者故意把希腊和罗马拉进欧洲文明历史之中。
其实现在看看，那是欧洲人，尤其是英法美德，在用正确的历史事件，证明一个伪概念，用来往自己脸上贴金。
从历史来看，欧洲人就是古希腊，古波斯，古罗马眼中的北方野蛮。
可是欧洲连字面都没有，就是一群野蛮人，这群野蛮人住在原始部落里，信着不知道哪里来的神。
甚至不知道遥远的地中海上有个发达的城邦文明。那时候世界文明在埃及，在希腊，在两河流域。
以色列开始满世界逃亡，开始自己的一神教。
而北方这群野蛮人只有手里简单的原始武器，信着部落里的神。古罗马时代，罗马人挥军北上一路打到大不列颠岛上，给他们带去文明。现在考古考的文物 超过一千年多年的，都是古罗马人带来的精美文物。
他们还是野蛮人，他们赶走文明的罗马人，自己模仿罗马人建立了超出部落文明的新政体。同事基督教开始彻底在西欧横行。
今天的法国、德国、西班牙、瑞士，文明的不得了的瑞典就是一群海盗，带着牛角头盔划小船的海盗，整个西北东欧洲都是罗马人眼中野蛮人。
这时候中国已经开始秦汉文明了，他们刚开始有自己的王了。
欧洲还是一片乱七八糟，古罗马自己作死自己之后。欧洲还是一群野蛮人。中国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大战，但是那些些年中国文明越来越强，而英法德们他们还是野蛮人。
过了七百多年了，好不容易出了个查理大帝，统一了欧洲，开始有模有样把罗马剩下的渣渣带到西欧，欧洲人开始有点样子了。
这时候斯拉夫人还在山间和草原上晃荡。
再过了一些年，阿拉伯崛起，阿拉伯继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之后成为了西方文明的中心，这时候西欧文明程度其实比之前强了一点点。
但是他们同时期对比的方法，让人感觉这是黑暗的中世纪，对比同时期的阿拉伯和中国，欧洲人过的就是黑暗的世纪，可是欧洲人之前的生活比，他们比之前更文明了。
因为正确的历史事件，是可以有目的的来证明一个伪概念。
他们把意大利拉到自己欧洲文明圈里，这些罗马人眼中的异族，他们用文字游戏在现代人眼中造成新历史观。
阿拉伯文明是当时西方时间最先进的文明中心，欧洲人除了圣经没有多余一本书可看，可是阿拉伯图书馆已经开始装满世界的书籍，阿拉伯的科学家研究的东西，欧洲人说他们是黑魔法。
这群野蛮人没事就派出大军去抢一下文明的中心，他们就是阿拉伯人眼中的野蛮人。可是一句巧妙的十字军东征，就把集体抢劫行为归为宗教行为，他们基本没有改变什么史实，带给后来者们观感是不一样的。
就这样一直等到东方的蒙古大军，阿拉伯的好日子到头了，阿拉伯没落了。
蒙古人走后的欧洲开始有些松动。奥斯曼开始兴起，打掉了君斯坦丁堡，奥斯曼用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火炮来攻打东罗马，欧洲这群野蛮人就看着东罗马被毁掉，幸灾乐祸。
后世的他们，于是想到说自己继承了古罗马的文明，普通历史书中陈述的是：君士坦丁堡带出来的图书，丰富了西欧人的脑袋。
这时候已经1453年了，西欧还是阿拉伯眼中的野蛮人，他们的历史给世界的概念是，这时候他们因为黑暗中世纪，所以一直压抑他们的创新精神。
他们在引导的思维是，之前他们也文明过，因为黑暗中世纪所以落后。而现实却是，他们相比之前其实已经文明了好多，黑暗中世纪对于欧洲人来讲，却是文明制度雏形建立并且巩固的阶段。
他们这样引导概念，导大家觉的中世纪是黑暗笼罩的年代，这样移花接木带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概念，就是他们先进过-落后-再次领先，而事实是-落后-成长-领先，他们走的是阶梯性文明成长路线，是一个上升曲线。
可是他们的历史观偏要给人感觉是一个微笑曲线，一个先文明在落后，然后在崛起的文明。
自己对这个世界没有一点贡献，他们就是奥斯曼帝国眼中的落后国家。
西欧开始学习君士坦丁堡带来的书籍，开始学习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些著作，文艺复兴开始了，然后欧洲又用词汇引导大家伪概念，文艺复兴这个词用的特别好。
请问如果刨去意大利，那么法国，英国，西班牙这些国家他们之前有过辉煌的文明吗？
这件事对意大利来说是文艺复兴，对于其他欧洲国家来说，这叫文明升级，但是一个文艺复兴就和黑暗中世纪完美搭档在一起。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这群野蛮人从工业时代领先了两百开始，就开始贬低其他文明。
于是阿拉伯成了野蛮落后代表，大家都忘了，阿拉伯文明照亮欧洲一千的历史，可是现在是他们刻意抹黑阿拉伯的文明历史，让大多数人产生错觉，觉得阿拉伯都中世纪是黑暗，用考古学和影视作品宣传这些伪概念。
他们重回已成废墟的希腊，在阿拉伯人的图书馆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精神重新树立起来，因为他们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原点，欧洲现在政治基础的原点。
希腊是欧洲精神的中心，希腊也因为地理原因被算进欧洲，于是英法德就是希腊文明延续，一个贴金的概念就诞生了。
这中间两千年的希腊文明是阿拉伯人留下来的，他们是在用阿拉伯人留下的知识，去给自己脸上贴金。他们的历史书中几乎是99.99%是正确的。
那么这个时候必须要确立希腊的正确性了。
最讨厌的谎言就是九真一假，他们用大段真历史来告诉大家一个伪概念《黑暗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一下子又把大家认知他们希望的那个点。
这群古罗马恨到骨头里的野蛮人，说自己是古罗马的后代，这就新人乍富，和韩国人贴金没有本质的区别。
他们去希腊抢来那里的文物，放进自己的博物馆，让每个来逛博物馆的人感觉到他们确定了历史，他们发现了历史，对于文物解释权落在了他们手上。然后告诉世界，他们的标准，他们总是习惯正确的历史讲述虚伪的概念。
他们文化上就这么自卑，但是他们自称是希腊和古罗马的继承者，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地位，看书的毕竟是少数，去思考的也毕竟是少数。
商业文明带给他们的启示，就是建立一套按照他们文明模式建立的标准，一套对他们的标准。
所以他们就建立了那套标准，这套标准就是一套按照他们发展历程设计的标准。
第一条标准是要有城市，就是发掘出来的遗迹中要有城市遗址。
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文字，没有文字的文明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条就是要有复杂的礼仪建筑，什么叫礼仪建筑，就是为建筑不是为生活建筑而是为了宗教的、政治的、和经济的。
这三条标准是由英国学者格林.丹尼尔,他是按照他们的利益，提出一个看似简单的文明标准。
可是大家奉为圭臬的古希腊历史编年，竟然来自于荷马史诗和阿拉伯文献，古希腊历史在马其顿之前的历史，很大一部分考证来自于荷马史诗，荷马史诗是一个口口相传的游吟诗人脚本。
是不是可以按照我们中国的史学观去要求，那就是传承有序的历史文字史料与文字文物为标准。
我们中国几乎所有的历史文献都实物资料与文字文物，可是同时期的希腊几乎都是泥版书之类的文物，文字少的可怜。
我们不是口口相传，我们都是有文字记载的。古希腊遗址从来没有出土过关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些先贤的文字文物。
可是我们中国出土了大量文字文物，而且到处都是，文字文物遍布全世界。
他们没有实物，最早文字文物是靠12世纪以后发现的文献，以及一个公元2世纪的莎草纸文献。在之前就没有了，按照他们的标准可以推论出一个古希腊文明。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两千年前的文字文物，以及我们目前发现的遗迹推断我们自己的文明。
荷马史诗是一个神话著作，可是却被人用来当编年史使用，原因一就是德国人海因里希·谢里曼在1870年在施利萨克发现古希腊墓葬。原因二就是按照标准里的城邦遗址得到发掘。
但是他们没有发现文字文物，而且发掘的那些无文字黄金文物，还是谢里曼支开工人后自己发现的。
可问题是希腊编年是来自于荷马史诗还其他史诗，以及阿拉伯保存翻译的希腊文献。这之前一千多年没有希腊人自己的历史文字著作文物被发现。
最奇怪的事情就是从1870年开始算起，到现在将近150年了，世界各国在希腊已经快把希腊挖的底朝天了。
可是150年就挖出了几个文字文字文物，实物文物一大堆，就是没有文字文物，希腊实体文物和文字历史是极其割裂的。
古希腊并没有自己史官，古希腊遗迹中只发现了少量泥版书，而且没有关于那些希腊人物的记述。
可是我们有文字哎！
妇好率领一万三千军队伐羌方的卜甲：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羌）
按照我们实物标准，那是不是关于希腊的文字资料都要存疑。
但是按照西方史学标准，这些存疑的论点一一被证明是“真实的”，作为后来者从来没有人仔细考虑荷马史诗的权威性。
我们在历史书中知道的一切古希腊历史，是荷马史诗这个神话故事，经过近代历史学家加工的历史，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是阿拉伯文翻译之后的结果，可是现在最早找到的古希腊文献不过是12世纪的。
而我们这个历史史料之丰富是历史罕见。
下图：15世纪奥德赛手稿
我们两千多年的竹简到处都是，那为什么不能按照我们中国人标准去定一下呢？
下图：郭店竹简《老子》
可是一手的古希腊文献就是寥寥几块泥版书，和他们标准下的遗迹，但是就是没有文字文物。
他们的古希腊，是按照他们断代一千后发现的阿拉伯文献考据来的，然后就是真实的的。荷马史诗也当纪年史书用。
我们一代代史官记述的文字史书却为什么被认为是无据可靠。
那如果按照我们都标准，古希腊这个国家之前的历史甚至可能都是臆测的，只有少数的才是真实的，即使少数的也没有多少文字可以证实真实性，因为他们没有本民族史书流传，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传承无序。
古希腊的文物和文字文物是完全割裂的，因为没有在希腊本土，从没出土过任何和现在典籍有关系的文字文物。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个推测，仅仅是推测不要当真。
中世纪阿拉伯文明，也就是伊斯兰文明，严禁当代人去著述关于宗教之外的书籍，违者是要砍头的。
可是有一大群被压抑学者，他们有着自己思维和思考，毕竟当时的阿拉伯帝国是那时世界上最文明的两大帝国之一，他们也是当时最智慧的人。
这群智者思想被禁锢，不许写书，可是机会来了，哈里发皇帝突然喜欢古代文化，发起译经运动，要把古代书籍翻译成阿拉伯文。
这群智慧的人找到了自己突破口，托古写书来把自己的思想流传下去，也是一种办法，总比思想被带进棺材里要强吧。
于是这一群阿拉伯最智慧的人，在百年译经运动中托古著作，按照自己派别的不同，写出自己的著作。然后放进图书馆，反正没人知道古书里写的啥。
不知不觉写了两百多年，好像写多了，因为一个人写出几百多万字的学术著作有点夸张。
还被后世发现了，但是他们觉得这些被托古写的著作，可能是古希腊群体创作。
毕竟目前一本十二世纪之前的文字资料文物都没留下来过，有的只是其他无文字文物来证明十二世纪以后留下来的文字，这些东西被强行绑到一起，真的是....
以上只是我的猜想，不要当真，不要当真，不要当真。
难道就不能按照我们的标准来证明一下吗？毕竟现代考古在1870年就开始在希腊开始挖掘。已经挖了一百多年了，古希腊先贤们比我们中国先贤厉害多了，我们老子、论语啥的也就几万字，结果竹简挖出来一大堆。
可是古希腊先贤著作几千万字，为什么除了几块泥版之外，什么文字文物都没挖出来，而我们才挖了几十年，我们中国甲骨文啥的都快成山了。
可是希腊除了一块16世纪在英国发现的石碑外，啥也没有，而且那块石碑也没写过亚里士多德这些人，我都开始怀疑希腊没几个人识字了。
要是按照他们的三个标准，那这就是真实的。
可是中国文明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过程，我们的木质建筑文化，让我们很多上古文明遗迹，在我们特有湿润气候中化为泥炭。
下图：战国 清华简
于是我们在他们建立的标准中艰难前行，他们用上百年时间，用绝对正确的历史拼凑起来，然后证明伪概念的正确性。
可是他们的目的并不单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这些哲人对于欧洲很重要，他们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原点。
有哪个现代欧洲人能接受一个现实，就是他们思想的原点，现代政治的基础，这一切都来自于阿拉伯人。
所以他们过大陆的划分，把希腊，古罗马拉进他们的文明圈。
古希腊和罗马的黑暗中世纪，成了他们脸上贴金的工具，这就是他们用标准制造的傲慢。
可是最开始的希腊文明是按他们的标准来制定的，只是按照他们的标准合格了，可是按照真正的历史史书标准，他们的历史处处漏洞，如果加上我们的标准，那就更是有问题。
那么希腊的历史文物是真的，年代也都正确，但是最早的文字文物只有公元二世纪的一份莎草手抄宪章外，其他所有文献都来自于十二世纪，而希腊本土从未出土任何有关文字文物。
那么同样巨大代差，问题出在哪呢？
他们一开始立场就有问题，指望他们用公正的眼光去看待别的文明历史，这是不可能的。
历史永远都是政治服务的，欧洲一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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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问题重复性很强，不知道为什么总会出现。之前回答过一个问题，原始问题大概也是指向西方，后来被热心群众改成了这个：林屋公子：为什么考古学术界不承认夏朝？ 但是不论怎么问，其实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夏朝是否可以证实存在？而答案就是不能证实。所以不需要带有倾向性地问为何国外史学界、考古学界多不承认，因为这就是个简单的逻辑命题：目前证明夏朝存在的文献证据最早是在周朝，而考古证据却没有可以指向夏朝的文字。
但是在这个问题包括相关问题下，总会有两种错误的回答。这里对该两种观点作出驳斥，在回答最后附上之前的回答链接。
第一种观点把“夏朝存不存在”混同为“文献中的夏朝时期存不存在文明”。其实，质疑“夏朝存不存在”关键质疑是“夏”而非“朝”，因为目前最早的文字是商朝中期的，所有没有更早的文字直接证明有一个“夏”，连在时空上最接近（非重合！）夏的二里头遗址也没有文字自证。但是！二里头遗址没人说是伪造的吧？也仍然可以被称为“最早的中国”，视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当然“文明”的概念也有争议，国内一般认为文明起源标志就是国家建立。这个问题可以参阅：林屋公子：易中天说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为什么？
所以说，由于殷墟之前文字资料欠缺，“夏”的存在是无法证明的；但这并不妨碍二里头遗址被视为一个“朝”，也不否认中国在二里头时期就进入了早期国家、不否认二里头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肇始。爱国情结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即便是所谓夏朝不存在，也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我们大可不必因此妄自菲薄，或者对持异见者肆意攻击。
我在《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一书中，就把作为政治实体出现的最早的中国，追溯到距今3700年前后的二里头文化。认为在这之前，作为广域王权国家概念的“中国”还没有形成。——许宏《中国诞生于何时》
第二种观点认为西方确实双标，从而对结论产生质疑。应该说不管在中国还是外国，政治放在学术前的人肯定都有。但你要说歪果仁不承认夏朝存在吧，那也有日本人宫本一夫在《从神话到历史》（《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一卷）中认为夏朝存在；反过来，我们的二里头遗址考古队第一任队长徐旭生、现任队长许宏，倒是偏向认为二里头是商都而非夏都。这两位的权威性毋庸置疑吧？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既然是学术问题，就应该先从学术方面去考量，每一个研习者应该都有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
所以我一再强调这是个很简单的逻辑问题，和任何人的标准没有关系。因为缺少自证的关键证据——文字，文献中的夏朝存在是难以证实的，当然也是不能证伪的，所以我们只说夏朝存疑，并不绝对断定其不存在。但是从来都是证真易、证伪难，你不能要求我不能证伪就说是真的吧？从严谨的史学观念看，在不能证实的情况下，就不能作为客观的夏朝史对待，而只能作为周人的思想史考察。
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相关回答： 林屋公子：为什么考古学术界不承认夏朝？
林屋公子：为什么有人强调夏朝存在而不提虞朝了？
先别说国际“史学界”了，你问问国内的考古学家一声“我们究竟找着了夏朝没？”大家也没法回答。因为历史记载中的那个“夏”就是没有找到啊........
《夏本纪》等史料中的夏是一个“天下咸朝”的中央霸主。至桀失道“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灭亡。
当下的情况是，“天下诸侯”找到了，“霸主”却没找到。目前发现的鼎盛时代略处于“夏时期”的先进城邦国家遗址非常多。
二里头遗址（大师姑城址）一度被作为“夏晚期都城”，但又有“先商故城假说”（该说代表专家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
与二里头同时期（始建于二里头二期，废弃于二里头四期）东赵遗址的“中城”城墙则出土了更多疑似“商族特征”，例如中有数十块密集摆放焚烧过卜骨的卜骨坑，城墙夯土中夹杂着作为人殉奠基牺牲品的儿童骨骼。
更早的新砦遗址被认为是龙山文化与早期二里头文化的“过度类型”。
千公里之外陕西榆林游牧-农耕文化交界处又有鼎盛时代明显早于二里头，规模也略大于二里头的石峁遗址（接近齐家文化类型）
......
这些城市可能都不是“夏”的，甚至有可能都是“夏”的，因为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什么假设都可以说嘛。已经发现的上古城市与历史记载中的“夏后氏”、“有扈氏”、“汤”有没有什么比较确定对应关系，很遗憾目前也真的不清楚。
- 自古以来，奥特曼就是我国先民的守护者......
- 来自石峁的鬼脸嘟嘟（或者托马斯小火车）：“我知道你们的赞都是给我的！”
- "还有我们！！！"
-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感觉石峁人的脸真的都好大！”——来自杨官寨的一位开朗的陶器。
- “胡说，俺们是瓜子脸！”
我认为一百年前西方历史学界某种程度上对上古文明的界定是有双标的，而且这个双标针对希腊和圣经内容以外的一切，但现在则另说了。当然你不能强求人家厚着脸皮把已经说出去的谎都自己戳破了。。。
我们可以参照主流学界对古埃及前王朝时期历史的推演来思考这个问题：
商之前中国有没有文明？我敢说现在但凡正规受过教育的人类都说肯定有，而且夏的等价存在肯定有，问题只是那时有没有过一个至少是霸主的政权叫做“夏”，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能算“国家”
这点埃及的问题是一样的。最早古埃及传说中第一王朝的第一位法老，统一上下埃及的美尼斯不过被认为是个神话人物，而埃及的文明则被认为是由一个外来的“王朝民族”征服者空降带给新石器时代的本土居民的。然而一个民族的历史，即使是口头流传的，真的有早期学者想象的那么不靠谱么？
显然不是，所以我们有了那尔迈调色板和蝎王权标头等文物。现在历史指证已经十分明显，古埃及是原生于尼罗河谷的文明（早期受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影响，问题是那一块地方谁的文明完全没受过苏美尔人的馈赠？），而且上埃及在最早期发展领先于下埃及，也就是说埃及是由南向北统一的，所以和高高在上的亚洲“外来征服者”恐怕没有多少关系。随着文明的发展，有力的城邦在贸易线路的关键点上崛起，而最早的文字其实是标示在陶罐等器物上，用来表示国王（本地统治者）所有权的标志-现在带这种标志的陶罐发现了很多，有的甚至出现在巴勒斯坦，可见当时长途贸易是相当发达的。所有这些均发生于埃及最后统一为一个国家“两地”之前，而北非干燥的气候则帮助我们相对完好的封存了人类最早文明活动的一个完美例子--国家不能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历史本身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来“启动”。
在这些最早期的文物没有被发掘然后充分研究理解之前，学界也曾经困惑于埃及文明短时间内的“突然爆发式发生”，这就有了我们前述的方便的“王朝民族”理论（不可否认这个理论在一些文化和人类学等方面的论证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如前王朝时期埃及的艺术风格受美索不达米亚影响极大，确实可以让人浮想联翩）。当年黑人学者也曾扣帽子说西方人支持“王朝民族”理论是因为种族主义，是试图把埃及的历史和外来的“高贵高加索或闪米特人种”入侵者联系在一起，贬低本土非洲人。然而该理论提出真的是这个目的么？我认为至少主要不是。
当然，古埃及人在预留考古证据这一项上俨然是开挂的，使得理论的修正额外容易。比如文字，保留了圣书体这种几千年不变的文字让学者可以轻易判定上古陶器上的单个符号即是文字（比如一只鸟），而不是单纯的装饰物。如果埃及后来只是用僧侣体，那陶罐上的符号能否被确切判定为象形文字恐怕得另说了。再比如法老的王冠，那尔迈调色板上就有刻画，一直到两三千年后的法老头上还是那两顶，这传统保持的也是没谁了，请问怎么反驳？
如果诸位接受这种文明发展“渐进论”，并且认可我们的祖先也很能是这样一点一点建立起了这个国家，那么所谓的“双标”可能根本因为指的不是一件事物。我们困惑的是中国这个文明的早期为什么不被承认，人家说的是夏这个传统上中国历史的“第一王朝”本身没有确切实证，所以中国的“历史”只能追溯到商为止，夏暂时只能定性为传说，这和之前埃及的待遇是一样的。（这件事上我必须要吐槽“米诺斯”和“特洛伊”，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学术标题党。。）
文明和国家毕竟是不能划等号的，文明必须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伴随着资源的积累、新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字等发明创造才有可能诞生国家。否则哥贝克力石阵的建筑者显然也有自己的宗教和文明，难道我们真说土耳其有一万年历史吗？而中国完成这一过程较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为晚，这从目前的考古所得上看是无法反驳的。
我个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使用较严格的定义是没有问题的，希腊的某些情况可能反而值得检讨，而不是嫉妒。
但我翘首期盼中国的新发现，毕竟甲骨文怎么看都不是最原始的文字，而商如此成熟的国家也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定有更原始更小的国家早已存在过，其时间较埃及不晚或更早是完全可能的。（埃及国家的形成已经基本封顶在3300bc以内了）
另外，我是真的对太史公有信心，如前所述，一个民族对久远过去的记忆是绝不能轻视的，其中必定包含关键的真相，何况太史公手里可是有文献的，而且商的发现已经完美证明了史记惊人的准确性。（八卦王希罗多德就笑笑？）
只恨古籍不得流传至今啊！
其实夏存在不存在我现在都不关心了。我一直在想的，是什么时候按照以考察中国历史的态度，去重新梳理一遍『从古埃及到文艺复兴』的历史。——按照『有怀疑则不存在、有模糊则不存在』的标准，按照『一切从严绝不放过丝毫漏洞』的精神，去重新书写整个古代史。具体说，就是古埃及史、巴比伦史、希腊史等等。
希腊到底是个国家还是部落、现在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到底有多少伪作、古埃及到底有多古、金字塔到底是什么时候建的、中东史到底有多古……
我真的想知道，以对中国史的『高标准严要求』，上面这些历史到底能挤出多少水分。
可惜啊，中国现在可能找不出一个人能做这个工作。中国既不掌握一手资料，也没有田野考古经历，中国这方面所有的专家都是拿着西方人整理过无数次的材料，用西方人嚼烂的甘蔗渣回过头来喂中国民众和知乎上的大V。
什么时候，中国有人从根上捯饬一遍原始资料，什么时候中国才会在国际考古上有话语权，——也才能真正平息知乎上的争论：夏朝到底存不存在。
到那个时候，何新之流只会闭嘴。
如果夏朝真的是杜撰的，那么杜撰者只有可能是周，因为如果夏不存在，那么商就是中国第一个朝代，那就是说没有发生过朝代更替，大邑商作为开天辟地的第一任中原霸主，它完全没有理由再编造一个“前朝”，这种行为毫无意义且无法理解，只有周朝，有可能以“殷革夏命”来论证自己伐商的合法性。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夏朝是周杜撰的，那商周封夏后裔的诸侯国“杞”又是从哪里来的？凭空冒出来的吗？说不过去吧。再者，如果夏朝是周杜撰的，那么商汤灭夏肯定也是不存在的，然而商朝虽亡但国祚未断，子孙后裔被封在宋国，比起杞国没几个人知道，宋算的上响当当的诸侯了，那么问题又来了，如果说周杜撰了夏，那么就是说它直接编造了商汤灭夏的史实，乃至直接编造了前商时期的政权结构以及商民祖先的历史，而宋国作为商的直系后裔，就这么看着周人钦定了祖先的历史？宋国的文献资料乃至传说中，就没有留下对这种“钦定”有丝毫不同意见内容？关于自己祖先“真实历史”的只言片语也没有？这更说不过去吧，更何况尚书里记载周公对殷商贵族讲周是天命所归，并举了当年“殷革夏命”的例子，如果夏是周编造的，这话说出口就不尴尬么？
中国史书对夏朝世系，重大事件等记载是成体系的，假如这一切都不是真的，那这段“假”历史一定是来自于一次有组织的系统性造假，而历史这东西是一脉相承的，血缘延续，文献记载，政治传承息息相关，不会凭空出现也不会凭空消失，任何对“朝代”这种级别历史事件的编造，都会留下无数漏洞和传说，各种说不通，绝不会无只言片语，直到几千年后才让人拎出来怀疑。
所以，我倾向于商朝之前肯定还存在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它可能就是叫“夏”，又也许是被商民称为“夏”，毕竟语言文字都有可能不同了，它至少应当是当时中原地带的一方强大势力，且对周边方国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类似于部落联盟或原始国家盟主的地位，商人的祖先击败消灭了它，才取得了方国联盟首领的位置和对周边氏族方国的领导权，而不是凭空在历史中随风而至。换句话说，史书中对于夏朝的记载是不是完全准确这个有待考证，但夏至少不可能是空穴来风，而商汤灭夏或者灭了其他一个什么东西一定是确有其事的，商朝并非中国历史的开端，否则如此大的编造不可能在正史野史中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其实从我国的历史记载上来看，夏朝形成的过程才更符合人类历史中早期国家形成的普遍方式，史书中上古时代到夏早期的描述，更像是艺术化了的，混杂了神话传说的部落联盟向原始国家的转化过程。其中前夏时期的诸侯氏族会盟，天下共主之类的事情，有很明显的部落联盟痕迹，这种晚期部落联盟到早期国家的转化，在口耳相传中一步步变成了现在史书上的三皇五帝，尧舜相禅，大禹治水，夏启即位这样的记载，这种描述至少比天上掉下个商来的靠谱，凭空冒出个青铜文明高度发达，国家组织相当完善的商朝，这就和外星人天降差不多，明显说不通的历史断层。
至于所谓商人是西部游牧民族征服中原，更是无稽之谈，全球通史一家之言，既无文献证明亦无血统证据，连传说都没有，完全异想天开，中国往西已是欧亚大陆腹地，暖湿气流摸不到的地方，既无大型河流也无农耕气候基础，游牧部落的天下，上古时代的游牧民族，又怎么可能孕育出商这种高度的青铜文明。更有说从更远的两河埃及迁过来，这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和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水平，也和外星人天降没什么区别了，西方中心论的老调调而已，他们大概是看象形文字都长得差不多，猎奇文看看就罢了。
中国史书对中华文明形成的记载，有相对清晰的脉络和比较符合常识的描述，中国本部又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所以中华文明应该是自源文明无疑，而商朝的文明程度显然不符合一个文明起点的状态，所以商朝也不可能是中国历史的开端，而西方史学界不承认这点，无非是标准不同和某种复杂心态的双重作祟罢了。
至于商朝甲骨文中为何没有提过夏朝，我觉得首先得明白甲骨文是什么，甲骨文并非是系统的文献档案，它是一种卜辞，用于占卜预测国家大事，用于做出决策，而非记录历史，这样的文献中不出现前朝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吧？我们现在的政府工作报告，预算报告，五年规划，白皮书之类的文件里，会提及清朝和中华民国吗？
很多大V和专业人士的答案都隐含了“必须符合文明标准才能称为夏朝”。
这是病，得治！
不符合所谓的“文明”标准，照样可以是王朝，照样可以是广域强国。符合“文明”标准，照样可以只是部落和酋帮。
能做千米长的城墙，能堆七座大坝，这动员能力已经是十万人级别的。而且兵器已经形成制型批量生产。就算不是“文明”（所谓必须有文字），你敢说这不是一个标准的国家？（这里说的是良渚文化，放古希腊这动员力和建筑能力超过斯巴达太多了。但你看这就是不能叫文明而要叫“文化”。但这社会形态要说不符合国家定义，那全世界人类社会学专家可以烧掉他们的著作了。这就是典型的不满足文明标准的强国。历史学界为何还非要想着捆绑国家和文明概念呢？相互独立的两个定义，扯啥扯呢？）
相反古希腊最大只能构建直半径百来米的城，总人口才几万，兵器形状混乱，有些城邦甚至极其可能连常备军都没有，仅仅因为有文字和金属，就说这是文明。这些考古界公认论断，不是正说明了文明可以只是酋帮。国家可以不是文明吗？
要成为国，最起码的条件是有常备军，而不是啥文字金属。因为国家和酋邦的区别，是社会组织架构，而不是文字和金属。看当年酋邦定义怎么出来，怎么区分部落和国家，学界是很清晰的。套用到非洲和美洲也很清晰准确，没有常备军的全都不是国家。经济再发达，再有文字金属都只能是酋帮。
但不知为何，套中国的时候，无端端就是要去考虑文字。套古希腊城邦，就偏偏不注重军队，有了金属就默认是国家而不是酋邦了（其实按照酋邦理论，有些古希腊城只能算部落，他们连军队和稳定的统治层都没有）。
真TM洗脑洗到潜意识里了。
最后，回应题目：
文献学上，夏朝为真。
考古上，没有找到铁证证明夏朝存在，但也没有证据否认夏朝存在。
考古界只能说没发现夏朝。以考古界少的可怜的证据，还真没资格说“不承认”夏朝。
同样的，历史学界不能以考古没挖出夏朝文字为由不承认夏朝。
另外，夏朝同期，中原存在一个广域王国，军力强大（具体可以看许宏的最早的中国。关于军力，可以去看盘龙城考古资料）。
如果这个国家的都城在二里头（一期二期），那么夏朝较大概率不存在，因为二里头已经挖掘很详细了，没有找到夏证据。
但，如果这个国家的都城不在二里头，那么目前的证据离证明夏朝不存在就差很远很远了。
疑古派不能因为考古界现在没能力找到证据就质疑史书。除非你能证明考古界已经发现了所有真相。
这里有个误区：“夏都城一定在经济最繁华的地方”。
就中国历史来看，王朝的都城反而大概率不是最经济最繁华的城，包括辽，金，蒙古，五代十国，南北朝里面的周边国家。
这是因为中国很多时候的都城是军事中心，需要靠近边境，物质和经济通过后方经济中心来支持。这和西方（含中东）历史有很大差异，西方战争不够残酷，国土也太小，都城优选经济中心而不是军事指挥最有利的地点。
所以我个人认为，许宏等人认为二里头一定是那个最早中国的都城，从中国历史来看还是很有概率是错误的。正如只过去700年的也迷里城，如果文字记载失去了大量信息，就算你挖出来了，你也不会想到这居然是窝阔台汗国的都城。因为这根本不是窝阔台汗国最大最富裕的城。夏朝的都城到底怎样，文献已经没有详细信息了。也许就是也迷里城那样看起来不起眼的小遗址呢？不要想着都城一定能留下足够证据。拉美西斯迁都把几吨的雕像都搬走了。谁知道夏朝搬迁或者说灭国的时候都城能留下什么呢？
但是，许宏的最早中国，强调了没有文字和青铜的二里头代表了个广域王国。扯断了捆缚在国家定义上的“文明”枷锁。我非常崇拜他。
最后，关于中国历史。如果能抛弃所谓的文字枷锁。其实可以发现，王族的血统，仪式和祭祀来在龙山时期已经和商周极其相似了。可以说这套上层仪式已经在5000年前成型了。说中国有5000年还是谦虚的了。
最终黄河长江文化融合成为商的原型。大约就在公元前一千九百年左右。那么可以说中国的国家组织形式有近4000年历史，而且道统一脉相承。
延续不断近四千年的国家组织形式以及道统相承，这比5000年文明要难多了。
第二长命的古埃及也只有两千年（中间道统还断了换了）。罗马共和国到帝国灭亡只有一千五百年（中间道统断了换了）。
如果题主非要发明一套和全世界历史学考古学作对的标准，认为远古王族的传承不算民族的传承。那么我也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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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里面有个对话，我觉得完美反映了“某些疑古派”的思路（我无法说这多错，但我觉得已经难以继续沟通了）
我的回应是：“好吧。那么你也可以说崇祯不是上吊的。现在人证都没了。尸体没法验，树上也找不到物证了。”
只有文献上的多个交叉证据，没有考古证据，这和夏朝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个时代近，文献多很多。但古代史普遍文献遗失严重，如果你非要用近代史的高标准来要求古代文献，那么全世界古代史直接可以判伪了。这岂不变成了“何新质疑古希腊”那样的货色？我最讨厌这种乱拔高标准来质疑历史了。
历史和用考古分析历史，虽然是严谨的。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像数学物理那样可以公式论证和计算，也不像工科那样可以复现。你不能说国王掉茅坑死的概率太低这段历史就是假的。也不能说我考古上没法重构出完美的证据链，历史就是不真的。
历史学是追求真相的学科。但古代历史不可能获得完全的真相。我们只能在众多可能性中选出相对可信的，指出存疑的部分。如果拒绝对同期历史采取平等的标准，包容疑惑。那么最终只能走向对古代全世界历史的全面否认。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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