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王辰院士呼吁给医生配助理，你觉得可行吗？
王辰院士提出的“给医生配助理”的呼吁，在我看来，绝对是一个非常有远见且切中当下医疗痛点的建议，而且我认为是相当可行的。这件事值得我们好好掰开了揉碎了聊一聊，毕竟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就医体验和医生的工作状态。
为什么王辰院士会提出这个呼吁？
首先得理解，为什么王辰院士，一位在呼吸系统疾病领域享有盛誉的专家，会关注到医生助理的问题。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医生这个职业正在面临的巨大压力和挑战，而这些压力最终会传导到我们患者身上。
医生工作量过载是常态： 现在的医生，特别是大医院里的专家，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看病。挂号、问诊、开检查、写病历、解释病情、跟家属沟通、参与会诊、查房、手术……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医生亲自操作或者深度参与。尤其是在患者数量庞大的情况下，医生们往往是疲于奔命，一天下来，处理的病人数量惊人，但每个病人能获得的“深度交流”时间却非常有限。
重复性、事务性工作耗费大量精力： 在整个就医流程中，有很多工作是相对固定和重复的，比如询问患者的基本信息、既往病史、过敏史；记录患者的生命体征；整理病历的格式化内容；管理医嘱的执行情况；联系相关科室协调检查等。这些工作虽然重要，但占用了医生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让他们无法更专注于核心的诊疗判断和复杂的病例研究。
沟通成本高，信息传递易失误： 医生需要向患者及其家属解释病情、治疗方案、注意事项等，这需要耐心和清晰的表达。但很多时候，由于时间紧迫，或者患者理解能力不同，沟通效果会打折扣。有时候，一些关键信息没有被充分传递，或者被患者误解，都会增加后续的治疗风险。
患者期望与现实的差距： 随着社会发展，大家对医疗服务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希望医生能够更细致、更耐心地解答问题。然而，现实是医生僧多粥少，很难满足所有患者“一人一段”的沟通需求。
医生助理能做什么？可行性在哪里？
有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再来看医生助理能做什么，为什么我觉得可行。医生助理（通常可以理解为经过专业培训，能在医生指导下，承担部分医疗辅助性工作的专业人员），他们的职责可以非常多样化，并且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非常成熟。
1. 信息收集与初筛：
问诊助理： 助理可以在医生正式问诊前，先与患者沟通，详细询问病史、家族史、生活习惯、过敏史、既往用药等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录入电子病历系统。这能大大缩短医生从头开始了解病情的“前戏”时间，让他们能够更快速地进入核心诊断环节。
生命体征监测： 助理可以负责测量血压、体温、脉搏、呼吸频率，甚至进行一些基础的血糖、血氧饱和度等检测，并将结果录入。
既往病历整理： 帮助患者收集、整理和上传过去的病历资料、检查报告等。
2. 医疗流程协助：
开具常规医嘱： 在医生确认病情后，助理可以根据医生指令，在系统里录入常用的检查、检验、药物医嘱。
协调检查与会诊： 协助预约检查、安排会诊，提醒患者检查时间，并告知注意事项。
管理药物： 协助进行药物的发放、指导患者用药方法、记录用药依从性。
3. 患者沟通与教育：
病情解释与宣教： 针对医生已经解释过的病情、治疗方案，助理可以再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和家属进行详细的讲解，解答他们可能产生的疑问，提供健康宣教材料。
随访管理： 协助进行术后或出院后的患者随访，了解恢复情况，及时反馈异常给医生。
可行性分析：
国内已有基础： 其实，中国的医疗体系中并非完全没有助理，比如护士在很多环节已经承担了部分辅助工作。而现代意义上的“医生助理”更侧重于专业化、系统化的辅助，这并非完全的“从零开始”。
人才培养模式： 许多医学类院校或继续教育项目，可以开设专门的医生助理培训课程，培养具备一定医学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可以来自医学相关专业毕业生，或者有经验的护士等。
技术支持： 电子病历、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等技术的发展，本身也为医生助理的引入提供了技术支撑。信息化的工具可以帮助助理更高效地完成工作，并确保信息的准确性。
国外实践经验： 像美国、英国等国家，医生助理（Physician Assistant，PA）制度已经非常成熟，他们在医生指导下承担了大量的临床工作，有效缓解了医生压力，提高了医疗效率和可及性。我们可以借鉴其成功经验和发展模式。
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如何应对？
当然，任何一项改革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医生助理制度的推行也可能遇到一些挑战：
职责界定与法律法规： 这是最关键的一环。需要明确医生助理的职责范围，哪些工作可以由助理独立完成（在医生授权下），哪些必须由医生亲自操作，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助理的工作提供合法保障，同时也要界定其责任主体。
质量控制与监督： 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质量控制和监督机制，确保医生助理的工作质量，避免因工作失误引发医疗风险。这需要有完善的培训体系、考核制度以及医生对助理的有效指导和监督。
医生的接受度与培训： 需要对医生进行培训，让他们理解医生助理的作用和价值，学会如何有效地与助理协作。有些医生可能习惯了“一人包揽”，需要适应新的工作模式。
患者的接受度： 患者可能对“非医生”来收集信息、解释病情感到不适应，担心信息传递不准确。需要通过科普宣传，让患者了解医生助理的角色和重要性，建立信任。
成本与效率的平衡： 引入医生助理意味着需要支付薪酬、培训费用等，这会增加医疗成本。但从长远来看，通过提高医疗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有望实现整体成本的降低和效益的提升。
我的看法：
总而言之，王辰院士的呼吁是极具前瞻性和可行性的。在中国当前医疗资源紧张、医生压力巨大的背景下，引入医生助理制度，不仅是缓解医生工作压力的有效途径，更是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的必然选择。
这不仅仅是“找人帮忙”，而是一种医疗服务模式的升级和优化。它能让医生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最需要专业判断和临床经验的诊疗核心工作上，也更能满足患者对高质量医疗服务的需求。
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政府、医疗机构、医学院校以及医生和患者的共同努力，在政策、法律、培训、管理等各个层面进行周密的规划和建设。但这就像建造一座大厦，基础打好了，后面的楼层自然会稳步向上。我认为，向这个方向迈进是必要的，也是值得期待的。
为什么王辰院士会提出这个呼吁？
首先得理解，为什么王辰院士，一位在呼吸系统疾病领域享有盛誉的专家，会关注到医生助理的问题。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医生这个职业正在面临的巨大压力和挑战，而这些压力最终会传导到我们患者身上。
医生工作量过载是常态： 现在的医生，特别是大医院里的专家，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看病。挂号、问诊、开检查、写病历、解释病情、跟家属沟通、参与会诊、查房、手术……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医生亲自操作或者深度参与。尤其是在患者数量庞大的情况下，医生们往往是疲于奔命，一天下来，处理的病人数量惊人，但每个病人能获得的“深度交流”时间却非常有限。
重复性、事务性工作耗费大量精力： 在整个就医流程中，有很多工作是相对固定和重复的，比如询问患者的基本信息、既往病史、过敏史；记录患者的生命体征；整理病历的格式化内容；管理医嘱的执行情况；联系相关科室协调检查等。这些工作虽然重要，但占用了医生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让他们无法更专注于核心的诊疗判断和复杂的病例研究。
沟通成本高，信息传递易失误： 医生需要向患者及其家属解释病情、治疗方案、注意事项等，这需要耐心和清晰的表达。但很多时候，由于时间紧迫，或者患者理解能力不同，沟通效果会打折扣。有时候，一些关键信息没有被充分传递，或者被患者误解，都会增加后续的治疗风险。
患者期望与现实的差距： 随着社会发展，大家对医疗服务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希望医生能够更细致、更耐心地解答问题。然而，现实是医生僧多粥少，很难满足所有患者“一人一段”的沟通需求。
医生助理能做什么？可行性在哪里？
有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再来看医生助理能做什么，为什么我觉得可行。医生助理（通常可以理解为经过专业培训，能在医生指导下，承担部分医疗辅助性工作的专业人员），他们的职责可以非常多样化，并且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非常成熟。
1. 信息收集与初筛：
问诊助理： 助理可以在医生正式问诊前，先与患者沟通，详细询问病史、家族史、生活习惯、过敏史、既往用药等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录入电子病历系统。这能大大缩短医生从头开始了解病情的“前戏”时间，让他们能够更快速地进入核心诊断环节。
生命体征监测： 助理可以负责测量血压、体温、脉搏、呼吸频率，甚至进行一些基础的血糖、血氧饱和度等检测，并将结果录入。
既往病历整理： 帮助患者收集、整理和上传过去的病历资料、检查报告等。
2. 医疗流程协助：
开具常规医嘱： 在医生确认病情后，助理可以根据医生指令，在系统里录入常用的检查、检验、药物医嘱。
协调检查与会诊： 协助预约检查、安排会诊，提醒患者检查时间，并告知注意事项。
管理药物： 协助进行药物的发放、指导患者用药方法、记录用药依从性。
3. 患者沟通与教育：
病情解释与宣教： 针对医生已经解释过的病情、治疗方案，助理可以再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和家属进行详细的讲解，解答他们可能产生的疑问，提供健康宣教材料。
随访管理： 协助进行术后或出院后的患者随访，了解恢复情况，及时反馈异常给医生。
可行性分析：
国内已有基础： 其实，中国的医疗体系中并非完全没有助理，比如护士在很多环节已经承担了部分辅助工作。而现代意义上的“医生助理”更侧重于专业化、系统化的辅助，这并非完全的“从零开始”。
人才培养模式： 许多医学类院校或继续教育项目，可以开设专门的医生助理培训课程，培养具备一定医学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可以来自医学相关专业毕业生，或者有经验的护士等。
技术支持： 电子病历、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等技术的发展，本身也为医生助理的引入提供了技术支撑。信息化的工具可以帮助助理更高效地完成工作，并确保信息的准确性。
国外实践经验： 像美国、英国等国家，医生助理（Physician Assistant，PA）制度已经非常成熟，他们在医生指导下承担了大量的临床工作，有效缓解了医生压力，提高了医疗效率和可及性。我们可以借鉴其成功经验和发展模式。
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如何应对？
当然，任何一项改革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医生助理制度的推行也可能遇到一些挑战：
职责界定与法律法规： 这是最关键的一环。需要明确医生助理的职责范围，哪些工作可以由助理独立完成（在医生授权下），哪些必须由医生亲自操作，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助理的工作提供合法保障，同时也要界定其责任主体。
质量控制与监督： 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质量控制和监督机制，确保医生助理的工作质量，避免因工作失误引发医疗风险。这需要有完善的培训体系、考核制度以及医生对助理的有效指导和监督。
医生的接受度与培训： 需要对医生进行培训，让他们理解医生助理的作用和价值，学会如何有效地与助理协作。有些医生可能习惯了“一人包揽”，需要适应新的工作模式。
患者的接受度： 患者可能对“非医生”来收集信息、解释病情感到不适应，担心信息传递不准确。需要通过科普宣传，让患者了解医生助理的角色和重要性，建立信任。
成本与效率的平衡： 引入医生助理意味着需要支付薪酬、培训费用等，这会增加医疗成本。但从长远来看，通过提高医疗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有望实现整体成本的降低和效益的提升。
我的看法：
总而言之，王辰院士的呼吁是极具前瞻性和可行性的。在中国当前医疗资源紧张、医生压力巨大的背景下，引入医生助理制度，不仅是缓解医生工作压力的有效途径，更是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的必然选择。
这不仅仅是“找人帮忙”，而是一种医疗服务模式的升级和优化。它能让医生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最需要专业判断和临床经验的诊疗核心工作上，也更能满足患者对高质量医疗服务的需求。
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政府、医疗机构、医学院校以及医生和患者的共同努力，在政策、法律、培训、管理等各个层面进行周密的规划和建设。但这就像建造一座大厦，基础打好了，后面的楼层自然会稳步向上。我认为，向这个方向迈进是必要的，也是值得期待的。
网友意见
稍微大脑好使的教授，已经有助理了。
只有神经元集合体还不清整的，才指望黑工和规培。
黑工这个群体数量其实非常少，
因为等到能进修的大夫，多少也“油了”。
来你这黑下来，要么给钱，要么给成长。
基本都不吃饼，而且一有机会就跳槽，可以说忠诚度为零。
规培数量倒是多，忠诚度为负，饼别说吃了看都不看。
一句重话把他得罪了，
轻则出科前给你删减病例，混装化验单，
重就直接举报到教学处，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啥，你说你清白没什么能举报的？
你柜子里装的啥？你那个病人为啥住了30天？上次手术台上你和器械护士聊了啥，不会想上微博重温一下吧？
这些都靠不住，
能靠住的，就是大专、本科毕业，做题不行业务还行的，
一次招三个，一个月1500。
然后告诉他们，三个月后只留一个，留下的能拿4500。
这不得卷破头？
还能享受帝王般的治人之术，
临床上那点东西真没啥难度，猪呆三年都能切胆囊，何况高中毕业？
所以啊，助理要从小培养，
不仅业务熟，还比谁都听话。
各位教授（准教授），早做准备吧！
王院士的很多专业领域提议都不错，就是落实的时候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比如说要求普通呼吸专业收治结核病人，对睡眠呼吸监测等项目的重视。具体到这个提议，哪里都好，就是缺钱。能赚出这个钱的大医院可以用规培学员站门岗测体温和帮食堂发病号饭，为啥要花钱雇人做医生助理？
医疗的体制不同。
医生助理目前在民营口腔诊所已经非常常见，基本上大型连锁口腔诊所的每个医生都会有助理医师，一般协助医生进行临床上的一些操作、整理患者的档案、预约患者等，而且助理医师还可以在执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一些临床的操作。目前口腔专科院校毕业的学生一般都必须要先考助理医师，通过后才可以再考执业医师。
然而目前在医院里并没有助理医师这一职位，因为大一点医院的医生都会有各种学生，研究生、规培生、进修生、本科实习生等就已经足够承担助理医师的这些职责了。小一点的医院没那么多病人，护士就可以做所谓助理医师的工作了。
在西方国家，是以医生为主体，与医院、诊所一般都为签约模式，相当于“租用”医院诊所的场地、设备，或者是多为开设自己品牌的诊所。那么医生要有自己的团队来协作，就需要助理处理一些技术含量不是那么高而又繁杂的临床外工作，提高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这部分团队助理人员的工资则由医生自己支付。
所以我认为目前国内民营医生集团是可以借鉴这一模式的，可以做到王院士说的那样解放医生的劳动力，让医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前沿的医学工作中去，更多的精力专注于疾病本身，这对于患者和医生都是极大的提升。
但是在公立医院，则无此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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