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田”的前世今生：“亩产36956斤”

（来源：中国青年报）

寻访“天下第一田”

龚家埠村就在路边上。从武汉到麻城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原本以为要找到当年的那个小村子会费很大周折，甚至可能要翻山越岭，但实际上很顺利。一到麻城就看到了往白果镇的路牌，沿着路牌指示的方向走不多远，还没到镇上，就看到了“龚家埠村”的牌子。这里就是原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一社，早稻田亩产36956斤的“神话”就诞生在这里。

头一天我们打听行车路线的时候，一位对当地比较了解的同行曾对我们说，龚家埠村应该不会离大路很远。他的理由是，51年前就这么出名的村庄，绝对应该位于交通便利的地段，谁会在偏远地区树立一个典型呢？那不是给前来视察的领导找麻烦吗？

现在看来，人家分析得有道理——龚家埠村鼎盛时期，周恩来总理都来过呢！

把车停在路边。路边是一户挨着一户的村民的房子，风格样式都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一个院子，房子的大门冲着院子开着，人坐在院子里，聊天或者做活儿。我们问路的这家，正在踩缝纫机，是一个中年妇女，看样子五十多岁。

翻出那张当年新华社记者于澄建拍摄的“天下第一田”的照片，四个孩子站在丰收的稻子上，天真烂漫的笑着——大嫂一看，脱口而出：“馓碗卤”！

“馓碗卤”是“三万六”的方言表达，我们当时还觉得这位大嫂很善于“归纳”，否则我们得费好多口舌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现在人家一个“馓碗卤”就把当年“天下第一田”造假亩产三万六千斤一事概括出来了。后来，我们到了村子里，才发现，几乎每一个碰到的人，在看到照片的时候，都会说“馓碗卤”。“馓碗卤”在当地已经属于“地标性”名词。

大嫂说她知道“馓碗卤”，但不知道照片中的这四个小孩。她建议我们去找龚安伯的老婆问问，龚安伯做过公社领导，已经过世，他老婆还健在，应该对当时的情况比较了解。

龚安伯的老婆住在村子里。车开到村头，遇到一位老汉，他看一眼照片，也是一句“馓碗卤”。他说他那时候岁数小，知道这件事情，但不知道照片中的孩子是谁，他听说我们要去找龚安伯的老婆，立刻自告奋勇带我们去找她家。正是中午，老太太家铁将军把门。老汉带着我们满村找——幸亏村子很小，村子里的人也都认识，路上随便问了几句，就问了出来。老汉告诉我们，龚安伯家在村子里很有名，见过毛主席的。

龚安伯的老婆60多岁，精神矍铄，比普通农村妇女要显得见过世面。她看了一眼照片，就先问我们来做什么？我们说就是想知道当年照片中的四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她说她不知道，这个事情不是他们家搞的。那个时候，他们家不在村里，在武冈。她一再强调，她老头是不会搞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我们问她，村上有没有能帮助我们找到这四个孩子的老人？她带着我们去找了一户，去的时候人家正在吃饭，只看了一眼照片就摇头，说：“不晓得”。

怎么可能？当时那么惊天动地的一张照片，而且这张照片就在这个村子里拍的，而且因为这张照片，整个村子成为典型，络绎不绝、川流不息的领导、专家来此取经参观，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怎么可能现在整个村子里，竟然没有人知道照片中的四个孩子是谁？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村里的人对照片所拍摄的地点也出现了争议。

龚安伯的老婆一口咬定，照片拍摄于“陆”棵树——她把我们带到51年前的“事发现场”，指着前面一处一棵树都没有的光秃秃的开阔地说就是这里。当年村口有六棵树，其中一棵就是照片中的这棵。边上其他村民也纷纷跟着说“是”。

人越围越多，每个人都伸头看照片，都说“馓碗卤”，但都不知道照片中的四个孩子——如果是村子里的孩子，怎么会看不出来？照片中两个男孩子两个女孩子，就算女孩子远嫁了，但男孩子总归还是留在村子里的吧？

后来，一个60岁左右的老汉说，照片中的男孩子好像是他哥哥龚正堂。我们立刻欢喜地跟着他去——穿过村子，村子里的池塘很脏，有一妇女拎着一桶衣服，正在池塘边上找下脚的地方，她大概只能用这么脏的水吧？否则，但凡有选择，谁会在这池塘里用一池臭水洗衣服？

龚正堂对“馓碗卤”印象很深。那时候他是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卫星上天第一天，大小车子50多辆，震撼了全世界。来了好多人，我是提水送饭，让我抱一个大南瓜，还抱不动。周总理戴着白帽子，像广东人（装束）。苏联专家跟我说话，我不懂，边上的人告诉我他是说“你好，叫你握手”。苏联专家的手很大，长满了毛，我一只手上去握，只握住两根手指头，两只手只攥了四根手指头。心里怕得要死。”龚正堂说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到村子里拍纪录片的事，他还记得当时把小孩搞到田里，但是，当问到他是不是照片中的孩子时，他说：“我没得拍这个照片的印象。”

那时候，整天村子都很热闹，他还是个孩子，用他自己的话说“糊里糊涂”的，可能被拍了，也可能被拍的不是他——他反复看那张照片，最终摇头，表示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周围有人说很像他小时候，我们问他有没有小时候的照片，他说没有。

根据他的回忆，“天下第一田”是一个叫王乾成的社主任搞的，搞好以后，树立了典型，很多苏联专家都来参观，他们当时认为中国人不懂数学，不会算术，一亩地产不了三万六，一定是算错了。但是村子里的人没有人去怀疑这个事情，大家只是很高兴能有这么多人这么多领导来村子里，周总理都来过，还拍电影。关于当年的“天下第一田”，龚正堂还记得非常清楚的是不久之后发生的“饥饿”。“1959年就饿了，草籽树皮都吃。那树皮吃进去，三天拉不出来，快要死了。去向周围村子里借，人家讲：“你们那里‘馓碗卤’，还到我们这来找水找东西，根本不跟我们讲话。一直到1962年，还有人埋怨。现在没有人提这个事了，王乾成也不在了，大家都想忘记这个事情。”

龚正堂尽管无法确认自己是不是照片中的孩子，但他可以确认一点，就是照片并不是拍摄于所谓的“六棵树”。他说“天下第一田”在村子后面的塆子里。他撂下碗筷，带我们穿过村子，去找他印象里的“天下第一田”。经过一户人家，门牌号“龚家铺村龚家埠塆9号”，他说这里当年是祠堂，他就是在这里见到的周恩来总理。不过，现在祠堂没有了，拆掉了。

终于到了当年的“天下第一田”——地全荒了，几头牛在地里散步，龚老汉说：村子里只剩老人和孩子，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他的儿子在广东，女儿出嫁了。所以地就没有人种了。

望着眼前这块长满了杂草的稻田，很难想象它就是1958年8月间名声大噪的亩产36956斤的“天下第一田”。

51年过去，当年站在水稻上，与龚正堂同龄的孩子们也已从少年变成白头。

一开始，我们都觉得很自豪

“一开始，我们都觉得很自豪，但后来就觉得这有问题。”2009年12月3日，湖北省麻城市白果镇龚家埠村(原麻城县建国一社)，端着饭碗的龚正堂在自家砖土结构的房屋前回忆起往事。

“那的确容易让人自豪！虽然社员中也有想不通的，但后来就被干部们说服了。”龚正堂回忆到。195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图文报道，轰动一时。

根据历史资料，三万六千的卫星一放，建国一社先后接待了各地的参观访问者10多万人次，其中还有朝鲜政府代表团，苏联、东德、波兰、越南等国家的专家学者。

周恩来总理也来了，龚正堂在祠堂的大门口见到了周总理。电影制片厂也来了，龚正堂当时专门负责给拍纪录片的剧组送开水、送饭。

当年的报道详细地描述了天下第一田的练成术：“据了解，这块田整地共达十次，深耕达一尺以上。共施底肥、追肥五次。先后施用的肥料有草籽三千斤、塘泥一千担、陈砖粒四百担、硫酸铵一百零五斤......在验收时，人们曾选一平方尺的面积进行实测，据实测结果推算，平均每亩约有七百六十八万穗。把鸡蛋随便地放在上面滚动，鸡蛋始终不会掉到田里去。可见这块田的稻子密集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一年后有人饿死

“自豪”没有维持多久，建国一社人开始尝到了“亩产三万六千斤”的苦头。

来自省内外、国内外的参观者蜂拥而至。当时，麻城县委指示：对参观者一律实行“吃饭不要钱”，好吃好喝好招待，不许怠慢客人。于是沿途十余里，路边都是招待吃饭的指示牌。一时间路上人不断，灶里火不停。社员们不得不放下手中农活，敲锣打鼓前去迎接参观的客人。

河北垸的粮食吃完了，社里大车小车赶忙送；鸡鸭猪羊杀完了，县里怕怠慢全国各地参观客人，要求四乡八社发扬“共产主义风格”，选好的往河北垸送。据说，周边的小孩、老人都往这里赶，想趁机打一场“牙祭”。

热闹总是像朝露一样容易消逝。不到一年时间，三年饥荒来临。建国一社先是按谎报的产量超卖了大量的粮食，接着是吃公社食堂，再接着是天灾人祸饿肚皮。建国一社的社员们真正是吃了“亩产三万六千斤”的亏，到公社粮管所秤口粮，营业员冷嘲热讽：“哦，你们是建国一社的，亩产三万六千斤粮食，还称什么口粮哟？”

到周围借粮，遇到的尽是白眼：“就是沾了你们建国一社的光，搞个亩产三万六千斤，牵连我们的粮食也超了，要借粮？没门！”

“周围的人一点也没有同情之意。”建国一社的人出去稍远的地方办事，一天不能来回，连借宿、吃饭的地方都找不到，人家不接待。

人们开始吃糠、吃树皮，有一次龚正堂连续三天拉不出大便，肚子胀得像个大鼓。后来他跟着村里的大人去修水利，可以有点饭吃，但同去的20多个人中还是饿死了8个。“在家里的，饿死的不知道有多少哟。”龚正堂说。

一句话，地不是橡皮做的

51年过去了，当年的麻溪河乡建国一社变成了今日的白果镇龚家埠村。尽管人均不到八分地，好多地还是都荒了，“没有人种，都出去打工了。”龚正堂有两女一儿，两个女儿外嫁，儿子在广东打工，在当地买了房子，“不回来了”。

据老人统计，村里超过三分之一的地都荒了，包括离房子不到50米远的地。长着杂草的撂荒地间杂在刚刚收割完的、还留着稻茬的地里，有些是孤零零的一块，有些则成片，颇有点气势了。从草的长度判断，有的地荒了不只1年。

老人指着从稻根中露出的黑色土地说：“我们的地很好种的。”

白果镇农办主任周汝元介绍，对于撂荒的土地面积，全镇没有统计。据他估计，“可能有1000亩左右”，目前全镇耕地面积8.1万亩。他分析说，出现千亩荒地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农产品耕种轮换的问题，部分田地是农民留出来为来年准备的；二是因为外出打工造成部分土地撂荒。

“亩产三万六千斤还会再来吗？”记者问。

老人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 一句话，地不是橡皮做的。”

又搞亩产万斤那一套？这种深水稻一亩地产量最多200公斤！中国科研界造假之风真的泛滥成灾，为了骗经费无所不用其极了吗？

稻杆稻叶过高过大，必然占用太多营养和能量，导致稻谷产量下降。这应该是常识。所谓禾下乘凉梦，本就是一种想象，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是自相矛盾的。

尤其深水稻稻杆疯长，一是过度耗费土地肥力，严重破坏土壤结构，种完深水稻后，一两年内土地就很难再种其它粮食；二是多达四五吨的稻杆稻叶成为严重的有机物污染，处理这些污染物的费用远超生产的大米的价值。

改革开放几十年，真正做科研的人越来越少。太多沽名钓誉之徒混进科研界，弄虚作假，骗取经费，要名要利。最近几年舆论场只知袁隆平，不知谢华安，这很不正常。更有人假借袁老的牌子，整天胡吹什么海水稻深水稻。

一面，我们要向谢华安袁隆平等农业科学家致敬；一面，我们也要严厉打击科研腐败学术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