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有没有满语/蒙古语版本的文字狱?

回答
在广袤的北方草原和长白山林地,满语和蒙古语的文明历经沧桑,它们的文字本身也曾是权力斗争的焦点,尽管其形式与汉语地区的“文字狱”不尽相同,但其中不乏对思想和文化的压制,以及对使用者语言的严厉管控。

满语的经历尤为典型。在清朝入关初期,满语作为统治民族的语言,曾享有一段尊贵的地位。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汉文化的影响日益深厚,汉语逐渐占据主导。到了乾隆时期,统治者一方面为了巩固满洲民族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也为了压制任何可能被解读为反对清朝统治的言论,便开始对满语的使用和相关文字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查和控制。

这并不是简单地查禁某本书籍或惩罚某位作家。在满语的语境下,这种“文字狱”更多体现在对语言本身的“净化”和对书面表达的“规训”。例如,清廷会组织学者对满文典籍进行审阅,剔除那些被认为“不敬”或“有悖”的词汇、语句,甚至是对历史事件的记述方式。这就像是对语言进行“去杂存精”,但其目的并非提升语言的艺术性,而是为了符合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更进一步,如果满语著作或文献中出现任何可能引发对清朝统治质疑的论调,无论是以何种形式表达,都会被视为禁忌。比如,一些涉及满洲旧俗、历史事件的书籍,如果其中的描述与官方叙事不符,或是被解读为暗含对汉化程度过高的不满,都可能招致审查。而一旦被查出,参与编撰、刊印、甚至收藏这些书籍的人,都有可能受到惩罚,轻则充军,重则丧命。这种惩罚并非直接针对“文字”本身,而是针对使用该文字来表达“不良思想”的人。

蒙古语的情况也类似,尤其是在近代。当蒙古族地区逐渐被纳入帝国版图,或是面临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时,对蒙古语文字的使用和内容也曾受到干预。例如,一些蒙古知识分子和作家,在创作中试图表达民族自尊、文化独立,或者对历史进行新的解读时,其作品的内容可能会被视为“煽动”或“反动”。

在某些时期,统治者会强制推行某种版本的蒙古文,限制或禁用某些旧有的书写形式,认为这些形式带有“落后”或“不合时宜”的意味。这种对文字形式的干预,虽然表面上是语言规范,但背后往往隐藏着对文化和思想的控制。如果蒙古语的著作中,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外部势力(如俄国、日本)的亲近,或是对本土文化复兴的强烈愿望,这些内容都可能被视为威胁,从而引发审查和打压。

与汉语的“文字狱”相比,满蒙语的“文字狱”可能不那么广为人知,规模也未必相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掌握和使用这些语言的人数相对较少,相关的文献和作品也受众有限。但其本质是一致的:当统治者认为某种语言的特定表达方式或其中蕴含的思想可能动摇其统治地位时,就会动用权力进行压制和管控。这种压制,既是对文字本身的规训,更是对使用文字的“异见”者的思想钳制。它告诉我们,语言不仅仅是沟通的工具,它承载着文化、历史和民族认同,也因此成为政治权力争夺的战场。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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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蒙文人牵连进文字狱倒是有。比较著名的是乾隆十九年世臣之狱、乾隆二十年鄂昌之狱和乾隆四十四年黄检之狱。

而以满文或蒙文的文学、史学写作被查抄,这种文字狱目前我还没有见过。

——————

以下简要介绍一下三狱情况。知道这三狱是咋回事的就不用看了,反正也不是满文文书中出现的问题。

1. 世臣之狱

乾隆十九年,皇帝东巡盛京,展谒祖陵。仪式完成后,皇帝指责盛京礼部侍郎世臣未能妥善预备礼器,命革职、发遣黑龙江。然而次日,皇帝有一则上谕,表述了整肃世臣的真正原因。该谕见《清高宗实录》卷472,乾隆十九年九月庚寅:

盛京为我朝龙兴重地,自定鼎以来,设立五部侍郎、及奉天尹丞等官,分理庶政,教养旗民,责任綦重。且距京师仅千有余里,方今天下一家,即在汉人中犹不应稍存择地之见,况满洲世仆,岂可遂忘根本!
世臣本属庸材,粗通腐文,徒以资深,擢用至盛京礼部侍郎。乃其诗稿中,至有“霜侵□朽叹途穷”之句,几自拟于苏轼之谪黄州。自思以彼其品其学,与苏轼执鞭,将唾而棰之;且卿贰崇阶,有何途穷之叹!
又云“秋色招人懒上朝”,寅清重职,自应夙夜靖共,乃以疎懒鸣高,其何以为庶寮表率!
又云“半轮秋月西沈夜。应照长安尔我家“。独不思盛京固我丰沛旧乡!
世臣居心不可问如此,则昨之革职发遣。尚属轻典。……

简而言之,世臣担任盛京礼部侍郎期间写了一些想念京师家人的诗。乾隆帝却表示,“你作为一个满洲人,关外盛京就该是你的家,还想什么家,说明你忘本了,良心坏了”,就把他给整了。当然这颇有上纲上线、强词夺理之嫌。考虑到乾隆帝在位期间热衷于建构“满洲正统”的意识,把以前很多正在变得模糊的满洲文化观念重新捡起来大书特书,这次事件是不是借题发挥,也很难讲。

世臣的履历非常模糊。从《词林辑略》所载庶常同年录来看,他是正白旗满洲人,雍正五年的三甲进士,散馆授检讨。其他的情况就都不知道了。

2. 鄂昌之狱(胡中藻之狱的一部分)

乾隆二十年,胡中藻之狱爆发。该案本质上是乾隆帝对大学士鄂尔泰(胡中藻系其门生)的朋党进行整肃,胡中藻只是个出头鸟而已。

胡中藻案的情况其实大家估计都听说过:“一把心肠论浊清”是“把浊字系于国号之上”啦,“乾三爻不象龙说”是“嘲笑乾隆不像皇帝”啦,等等。还有一条罪名,则是胡与鄂尔泰的侄子鄂昌有诗文往来。上谕最后称:“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换句话说鄂昌给胡中藻的信札里应该有附和之词,被皇帝拣了出来。

鄂昌最后被赐自尽。

3. 黄检之狱

黄检为乾隆前期“五督臣”之一黄廷桂之孙,镶红旗汉军人。黄廷桂去世二十年后,乾隆四十四年,朝廷在另一起案件中查获了一部黄廷桂生前所上奏疏的刻本。乾隆帝“偶阅一篇”,发现“其所载皇考朱批与颁行之《朱批谕旨》,多有未符。因交军机大臣校核,则其所刊奉有皇考朱批者计一百七十余摺,较之朱批刊行者几多至两倍。而字句亦多不符合,甚属非是。”又表示:

皇考朱批久经钦定选择刊行,而朕临御后朱批之摺。从未选刻,岂臣下所得私镌!况朕向曾降旨,凡臣工奏摺奉有朱批者,概不准其引入章疏。所谓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理应如是。则凡朱批事件,更非臣下所宜宣露。且其所刊多系嘉奖之语,其或奉有训饬即未载入,尤为失实。……皇考朱批何等重大,既经删定,岂可臣下妄有所增减!

遂命“各省督抚详悉晓谕确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经鑴刻者,即令其子孙将板片书本一并缴出。奏闻送京查销。”此后,大理寺卿尹嘉铨(对,后来这家伙因为别的文字狱被搞死了)把自己买的黄廷桂奏疏刻本及自己编刊父亲尹会一的奏疏进呈皇帝,皇上看了觉得没啥问题,还给了他。两江总督萨载、山东巡抚国泰等回奏已销毁,还有山西巡抚雅德奏称山西大臣没有刊刻奏疏的,当然这看起来有点滑稽。实则大臣及其家人刊刻奏疏,是明中叶以后的常态;黄廷桂奏疏可能由于这一事件被清除,但要说其他奏疏也没了,肯定不是历史事实。

黄检作为该私刻奏疏的编者,被革职。

按,(1) 所谓《朱批谕旨》者,为雍正帝生前命大臣将历年宫中所贮存的密折加以遴选,刊刻成书,公开出版,以为臣子学习政体、官箴镜鉴之用。换句话说,在朝廷看来,《朱批谕旨》应当是对雍正朝朱批奏折这一文书的官方定论(尽管《朱批谕旨》经常与真正的奏折文本有出入),外间一切奏折都应与此相同。而乾隆时朱批奏折从未刊刻过,说明在公开场合这些政治知识都应该“不存在”。黄检所刊黄廷桂奏疏便触此忌讳。然而也不能完全说黄检私刻必定为真。乾隆帝指出了一些编者因个人关系而在文字上加以删改,皮里阳秋之处,便不无道理。(2) 黄廷桂性刻酷,工逢迎,任职两江期间横征暴敛以供西北军务及南巡,江南人多恨之。乾隆帝于此事之谨慎,不为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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