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鲁迅对打过笔仗吗？是如何对骂的？
胡适和鲁迅的论战，更多的是围绕着“文学革命”的理念、中国文化的方向、以及国民性改造等宏大议题展开的。他们之间的交锋，虽然言辞犀利，充满了思想的碰撞，但并非那种纯粹的人身攻击或詈骂。可以说，他们是“论战”，而非“对骂”。
他们论战的起点与焦点：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大力倡导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认为旧文学陈腐落后，阻碍了思想的进步。鲁迅虽然也曾是白话文的积极倡导者，并用白话文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但在一些具体的观点上，他和胡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最核心的分歧，我认为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文学的功用与价值：
胡适 倾向于认为文学应该具有启蒙、教育、改良社会的功能。他推崇科学、理性、实验的精神，希望通过文学来传播新思想，改变国民的精神面貌。他的文学观更偏向于“温和”、“渐进”的改良。
鲁迅 则更看重文学的批判、揭露和呐喊作用。他笔下的国民性，往往是阴暗、愚昧、麻木的，他用文学来解剖病态的社会和国民，表达对现实的深刻不满和对未来的忧虑。他认为文学首先要“直面惨淡的人生，给人以启发”，有时甚至需要“在黑暗中高呼”。
2.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胡适 虽主张“打倒孔家店”，但他的态度是“全盘接受”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有选择的继承”和“温和的改良”。他相信中国文化有其精华，可以通过改造来适应现代社会。
鲁迅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更为彻底和尖锐。他看到了传统文化中压抑人性、扼杀个性的部分，比如“吃人”的礼教。他认为，要彻底革新，就必须对旧文化进行“决绝”的否定，不能有丝毫的留恋。
3. 革命的态度与方式：
胡适 倡导的是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他更相信通过教育和启蒙来慢慢改变社会。他的革命观相对温和，强调“渐进”。
鲁迅 思想中蕴含着更激进、更深刻的革命精神。他看到社会病入膏肓，认为“沉睡的国民”需要被猛烈地唤醒，甚至不惜采用“呐喊”和“匕首”般的文字。
“对骂”的具体表现：
虽然没有像街头泼妇那样相互谩骂，但他们的论战确实非常激烈，甚至可以用“火药味十足”来形容。
胡适对鲁迅的批评： 胡适曾批评鲁迅“太消极”、“太悲观”，认为鲁迅的文字过于“惨酷”，容易引起读者绝望，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他觉得鲁迅过于沉湎于揭露黑暗，而缺乏建设性的力量。比如，胡适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表示过对鲁迅“‘不满’和‘不快’”，觉得鲁迅“‘不应当’这样”。
鲁迅对胡适的嘲讽与反击： 鲁迅则认为胡适的“温和”和“改良”是“迂腐”和“不彻底”的。他讽刺胡适是“菩萨心肠”，只知道“谈文学”、“谈改良”，而回避了最根本的社会矛盾。鲁迅的文章中，常常会用辛辣的笔触来描绘胡适这类“浅薄”的学者，比如他曾以“某君”来暗指胡适，批评其“不读书”、“不学问”。
举个例子来说明他们的论战风格：
想象一下，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胡适可能会发表一篇《论文学的改良与国民的进步》，文章结构严谨，逻辑清晰，用他标志性的白话文，娓娓道来，分析如何通过文学来“点亮”国民的“心智”。
而鲁迅则可能立即在另一份报刊上发表一篇《“点亮”与“照妖”》，用他那锋利的笔，将胡适的“点亮”比作“点鬼火”，嘲笑他那种天真的改良观，并用一系列令人不寒而栗的例子，揭示中国社会“照妖镜”的真相，指出那些所谓的“光明”之下，隐藏着的是更深的黑暗。
他们的论战，很多时候是通过双方的回应和反驳来展开的。一个抛出一个观点，另一个则抓住其中的漏洞，进行辛辣的剖析和嘲讽。他们的文章，往往不是直截了当地说“你错了”，而是通过更巧妙的比喻、更深刻的讽刺，来揭示对方思想的局限性。
总结来说，胡适和鲁迅的“笔仗”：
性质： 主要是思想论战，围绕文学、文化、社会改造等议题展开。
方式： 并非直接对骂，而是通过各自的文章、回应、反驳进行辩论。
特点： 鲁迅的文字更犀利、更尖锐、更具批判性；胡适的文字更温和、更理性、更具改良色彩。
影响： 他们的论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思想的进步，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走向。
可以说，他们就像两位棋手，在思想的棋盘上，你来我往，每一步都充满了智慧和力量。他们之间的“对垒”，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章，也正是这种思想的碰撞，才孕育出了更加丰富和深刻的现代中国。
网友意见
“笔仗”似乎没有打起来过。鲁迅批评胡适是有的，比较有名的是收录于《伪自由书》中的《出卖灵魂的秘诀》。虽然这篇文章也可能是瞿秋白写的，但至少说代表鲁迅的意思是没有问题的【以鲁迅名义发表】：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明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帝国主义上条陈（见报载最近胡适博士的谈话。）
据胡博士所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这是值得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征服中国么？不，照实验主义的哲学说，还是有法子的。这就是：“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中国民族就没有仇恨，因为没有仇恨心，自然更不抵抗，因为不抵抗，自然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出卖了，中国的心灵也被征服了！可惜的是这“唯一方法”的实行，完全要靠日本陛下的觉悟。如果不觉悟，那又怎么办？胡适博士说：“到无可奈何之时，真接受一种耻辱的城下之盟”好了。那真是无可奈何的——因为那时候“仇恨鬼”是不肯走的，这始终是中国民族性的污点。
为着要洗刷这个污点，所以胡适博士准备出席太平洋会议，再去“忠告”一次他们的日本朋友：征服中国并不是没有方法的，请接受我们出卖的魂灵罢！何况这并不难，只要实行李顿的“公平”报告，那就是“彻底停止侵略”——仇恨自然就消除了。
一九三三，三，二十二。
那么胡博士到了太平洋会议上是怎么表演的呢？可不仅如其在国内开示的那么简单。1941年5月，时任驻美大使的胡博士同宋子文等与美国陆军部长斯汀生等餐会。席间胡博士自爆当年在太平洋会议上演说曾主张放弃东三省，结果被彼时已卸任美国国务卿的斯汀生怒斥。
1941年5月20日宋子文在给 蒋公的信函中报告胡博士谈及此事的情况：
适之言数年前太平洋会议时，深觉中国既无外援，又无充实军力，足御强寇，固在演说中主张放弃东三省。会后承斯汀生诫适之：“东北问题，牵涉三千余万中国同胞，君何得肆意断送！”数月后，适之细思斯君之言，颇为感动，因寄书谢过。斯君善意，至今未敢感忘。
然胡博士虽然过了数月勉强感谢了斯汀生的善意，却没有改变初心。全面抗战开始后，胡博士又于1937年8月6日上亲笔信给 蒋公，大谈：“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
信件内容全文如下：
介石先生：
我所欲陈说者，只有一句话，就是在应战之前，还应该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理由有三：
（1）近卫就任之前，曾有一个根本要求，要求军人不得阻碍他的外交政策。近卫内阁所以不放弃和平路线者，正以此故。我们应不可放弃这个机会。
（2）日本财政确有根本困难，故和平解决并非无望。
（3）我们今日所有的统一国家雏形，实在是建筑在国家新式军队的实力之上，若轻于一战，万一这个中心实力毁坏了，国家规模就很难支持，将来更无有较光荣的和平解决的希望了。
外交努力的目标有二：
（1）彻底调整中日关系，为国家谋五十年的和平建设的机会。
（2）充分运用眼前尚有实力可以一战的机会，用外交方法恢复新失的疆土，保全未失的疆土。（若待察、绥、鲁、冀、晋五省全失陷之后，更难为力了。）
普法战争之后，凡经四十四年的和平关系，法国有了俄国的同盟、英国的协约，然后可以一战。今日我们力量远不如当日的法国，而又没有一个帮手，岂可轻易放弃和平解决的路线？
今日为国家设计，必须用最大努力求得五十年励精图治的机会，使国家有资格可以为友，也有资格可以为敌，方才可以自立于世界。凡能为国家如此设计者，终久必能得国人与世界的谅解与敬爱。
至于外交的方针，鄙见以为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
论者每怀疑此说，以为敌人必不能满足。此大误也。日本人对于满州之承认，真是梦寐求之。彼应知我国必不肯放弃，故造出不需要承认之说，其实彼万分重视此一点，因为彼应知我不承认则国联会员国与美国皆不肯承认，故彼四年来在华北的种种暴行，十分之一、二是对俄，十分之八、九是要造成种种之局势以逼迫我国之承认满州也。
故我方外交方针必须认定东三省之放弃为最大牺牲，必须认定此最大牺牲是敌人最欲得而愿意出最大代价的。认清此主要之点，则外交必可为，否则外交必大失败。
此是最扼要之点，千乞 留意考虑。
关于外交之手续，似宜分两步：一步为停战撤兵，恢复七月七日以前的疆土状态，以为“调整中日关系的正式交涉”的初步。第二步为正式交涉，可于两、三个月以后举行，由两国从容筹备，切不可再蹈以前覆辙，于手忙脚乱之中自丧重要权利。
以上为关于外交方针及内容的鄙见。
论者又谓，“国家准备抗日，于今六、七年，岂可不战而屈？况且， 蒋先生的庐山谈话已公布于世，今日义无反顾。”鄙意以为，大政治家谋国，切不可将一人或一党之政治前程与国家的千年大计混作一事。大事当前，只赖领袖人物负责立断，不可迟徊瞻顾，坐失时机。成败存亡系于 先生谋国之忠，见事之明。如果 先生认清国家五十年的和平是值得一切牺牲的，那么，只有掬至诚请求政府与国人给 先生全权作战前之最后一次和平努力。一切悠悠之口，反对之论，都不能阻碍一种至诚的责任心。此可断言也。
明朝政治家张居正自言，中进士后，即发一弘愿，愿以身为草荐，任人寝处其上，溲溺其上，而无怨言。此是中国第一政治家以身许国的风度， 先生信奉耶稣教义，定能了解此“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之中国哲人风范也。
诚恐面谈不能尽所欲言，故写此函作补充之用。敬祝 先生为国家郑重。
胡适 敬陈。
廿六、八、六。
鲁迅活着的时候，胡适不敢跟他打笔仗。因为他深知鲁迅的战斗力，自己不是对手。
等到鲁迅去世的时候，胡适之先生可以发话了。
胡适之先生与苏雪林的通信中说：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
看起来是不是很理性、中立、客观？好多人因为这个例子相信胡适之先生人品高、作风良。实际上呢，“狺狺”两字何解？是狂吠的意思吧？还记得诸葛亮舌战王司徒的经典名句吗？
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狺狺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胡适之说鲁迅在狂吠，从而显示自己“涵养深厚”，真是一个大写的服。似褒实贬，佩服。
叶公超在鲁迅逝世后花几个星期时间，把手边能找到的所有鲁迅作品重读了一遍。1936年11月1日，他在天津《益世报》增刊发表《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一文，充分肯定鲁迅在小说史研究、小说创作及文字能力三方面的成就，对鲁迅作为“非战士”的另一面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12月8日，叶公超又写下了一篇《鲁迅》专论，对鲁迅作了全面的公正评价，发表在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报》“文艺”副刊。叶认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的是鲁迅。”并指出：
“在政治上，他的确是个很可贵的酝酿者（agitator），因为他有历史上成功的酝酿者所需要的条件：锋锐的讽刺，浓烈的大量的情感，动人的真挚与亲切。但是，他绝对不是能做政治领袖的人，如史达林、希特勒、莫索里尼等都是同样地要压迫人的，要扑灭个人主义的，要取缔言论自由的。鲁迅在压迫之下‘反抗一切的压迫’，究竟是反抗压迫本身呢？抑或因压迫者可恨而反抗压迫呢？我们不敢妄论，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不过我相信，假使请他来压迫人，统治人，他还是如他自己所说：‘不够刻毒’吧。”
他热烈地称赞“鲁迅最成功的还是他的杂感文”────
“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的最明显。……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铄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狂，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
胡适读了叶公超的文章，他还是“很不高兴”，对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却有另外一种想法：“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看到没？胡适之先生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自己可以写文章，貌似褒扬一下鲁迅，来显示自己胸襟开阔，不计人过。对于他人褒扬鲁迅，一律怒斥之。胡适之先生这种双标，和现在的公知有何不同呢？
因为 @罗有锣 诋毁鲁迅先生而又不让我评论，我就写个回答吧。
罗先生认为鲁迅诋毁抗战的政府，那我们不妨看看鲁迅讽刺过哪些现象吧。
一 过分鼓吹大刀队，民间盲目乐观
中国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国，他们却偏要舞弄着，每天“杀敌几百几千”的乱嚷，还有人“特制钢刀九十九，去赠送前敌将士”（５）。可是，为着要杀猪起见，又舍不得飞机捐（６），于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传，一面作为节节退却或者“诱敌深入”（７）的解释，一面又借此搜括一些杀猪经费。可惜前有慈禧太后（８），后有袁世凯，——清末的兴复海军捐建设了颐和园，民四的“反日”爱国储金（９），增加了讨伐当时革命军的军需，——不然的话，还可以说现在发现了一个新发明。
这里讽刺kmt大肆鼓吹大刀队战绩如何强大，却不肯将民间募集的飞机捐用于改善军备。无独有偶，参与长城抗战的中国将领也有对此颇有微词的言论：
“在喜峰口方面，我们先占有地利，敌人进攻，比较困难。宋军……有一次，在夜里大举逆袭敌人，获得很大的成功。听说俘获了他们坦克车与大炮，及许多的战利品。西北军每个士兵，都佩有一把大刀，……不知他那次逆袭的胜利，究竟得力于大刀呢，还是得力于枪炮呢？这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而全国的报纸上，尤其是上海各报，就为大刀队大吹大擂，写得活龙活现，说是敌人个个被大刀砍死，因而敌人望见大刀队，就害怕得发抖。
……
停战后，我在上海与《申报》馆的老板史量才谈起报纸鼓吹大刀的问题。我说：‘新闻界不去鼓吹正规军的新式武器，而来鼓吹大刀队，不是又要演出义和团的老把戏了么！’他说：‘新的没有得吹，只好把旧的来吹吹。’我当时叹了一口气。我们的抗战如此，我们的新闻界也是如此。”
关于大刀队的实际效果，参见以下问题
二 官员以抗战名义大搞封建迷信活动
他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千万遍“不仁不义”或者金光明咒（１１），也不会触发日本地震，使它陆沉大海。
这里讽刺kmt政府某个时期热衷搞佛教法事念经救国运动
看周先生的主张，似乎最好是“赴难”。不过，这是难的。倘使早先有了组织，经过训练，前线的军人力战之后，人员缺少了，副司令（８）下令召集，那自然应该去的。无奈据去年的事实，则连火车也不能白坐，而况乎日所学的又是债权论，土耳其文学史，最小公倍数之类。去打日本，一定打不过的。大学生们曾经和中国的兵警打过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我们虽然也看见过许多慷慨激昂的诗，什么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呀，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呀，但是，先生，这是“诗”呵！事实并不这样的，死得比蚂蚁还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枪也胶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９）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
这是讽刺时局紧张、政府转移北平文物南迁的同时，教育部不许北平学生私下逃难，而时评家骂北平学生胆小。
罗先生认为，鲁迅讽刺这些行为，是不体谅、不宽容政府，为抗战大业添乱
再加一段，这里引用不是因为鲁迅讽刺了谁，而是它体现了鲁迅思想中浓浓的人道主义意识，这种人道主义思想可以说贯穿了鲁迅多部杂文。明了了这点，也就明白第一篇引文为什么讥讽政府炒作送大刀给前线，却没有用心整顿军备
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卖买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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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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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先生是喜欢宏大叙事的，艰难的中国、伟大的烈士，喜欢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但是，沉迷于此的他，或许应该温习一下《战争的艺术》，或者用我喜欢的说法：战争的哲学，的开篇语——“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本来是真不想掺和到大先生跟胡适这点事的争论中来，但有些答案确实太和稀泥了
先说一点，大先生活着的时候，胡适没有跟大先生打过笔仗，虽然大先生已经不点名的批评过胡适：
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未有天才之前》
到了后面因为时局等原因，大先生彻底跟胡适断绝了来往，并点名开怼
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出卖灵魂的秘诀》
顺道在这多一句嘴，说大先生从来不喷日本的那些人，《霍光传》不可不读
情况至此，胡适依旧没有出来，个中究竟是胡适大度，还是着实不敢硬肛，这个我不敢猜度
大先生死后，一些人也开始跳了
典型的有苏雪林，这位女士便跳了出来
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个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的势力……鲁迅不仅身体病态，心理也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
并将这些话，写入了给胡适的信里
胡适如何回复？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狺狺”一次，有童鞋已经提到了，我就不再赘言。需注意的是这两段话：“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
“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在胡先生看来，大先生早年的文学作品与学术研究，那是上等的。其后，先生愈发革命后的工作嘛...
胡先生这骂人的技巧，真的是让人叹服。看似胸襟博大，实则恶毒之极。苏雪林给胡适写信就是骂大先生后期的杂文，胡先生这一通绕之后，还不是再说，苏雪林你骂的对。后期的鲁迅，着实是个XXX。但其前期工作，提倡白话文与学术研究，我胡某人同期也在做，既然我胡适做过这些，那就是极好的。
就问你，人家这话说的漂亮不漂亮
只是啊，大先生当时已经去世了，倘使其还活着，这些人会如何说呢？
至于其，五十年在美国说“鲁迅是我们的人”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胡适这句话绝对不是真正认可“鲁迅是我们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
彼时，国民党虎踞台湾，先总统千古完人空一格痛斥“中国民国”亡国，痛定思痛之下，深感当年在舆论阵地输给我兔，使得民心背离，大陆同胞为“赤匪”所骗。于是台湾开始思想管制，要重申一党，一国，一主义，一领袖
胡适这个时候，遇到了与大先生当年的类似的情况，被台湾文坛定性为“思想上的敌人”
所以才在美国来了一句“鲁迅是我们的人”但这句话前面还有一句“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
也就是说，胡适这时候拿大先生出来，不过是给自己鼓鼓劲儿，他周某人当年顶得住，我胡某人也顶得住
但事实上咧？有事没事儿，接着写日记啊
至于，胡适自己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
咳咳...
自由人也好，第三种人也罢，“一定超不出阶级”，其作品“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论“第三种人”》
其次，胡适在信中这么说：
陈独秀若不脱离北大，若不因偶然的事永离北京，他后来的思想可能不会……，而中国思想与政治的演变也可能完全大不相同。鲁迅也是如此。他若不离开北京，可能不会演变到后来那样子，我看他一九三五年给胡风的信，很感觉他晚年很痛苦，但已无法子解放自己了。
大先生在胡适眼中左转以后，根本就不是他的同路人了，所以，请大家不要再拿胡适那句“鲁迅是我们的人”说事儿
这个，“晚年痛苦”胡适给雷震的信中也着重提了一句：
“你们在台北若找得到《鲁迅书简》，可以看看鲁迅给胡风的第四封信，就可以知道鲁迅若不死，也会斫头的！”
嗯，彼时，胡适在大陆饱受批评，也觉得鲁迅会被砍头
这个倒是与所谓“鲁迅活着，要不沉默，要不坐牢”之流的谣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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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且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网络上胡适和鲁迅各自拥趸数量的差异，背后是复杂的历史、文化、社会思潮以及个体认知层面的原因。下面我将尝试从多个维度来详细分析：一、 胡适的“继承者”为何多？胡适的思想和行事风格，在现代中国语境下，更容易被塑造和传递为一种具有广泛吸引力的“显学”，从而培养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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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嘛，确实挺实在的。家里已经有胡桃和迪卢克这两大火C了，再考虑练满命烟绯，得好好琢磨一下。毕竟资源有限，每个角色都投入不少时间和材料。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下这三位火C各自的定位和优势。 胡桃： 绝对的亲女儿，上限极高。机制围绕着生命值和普攻/重击的火伤加成，爆发力强，单体输出顶尖。她最擅长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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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真是一个脑洞大开的问题，一下子就把咱们拉到了古代的“颜值江湖”和“权力斗争”上了。要说男生穿汉服没胡子和明朝那个赫赫有名的魏忠贤有什么区别，那可真是天壤之别，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风花雪月，一个腥风血雨。咱们慢慢道来，把这其中的门道掰开了揉碎了说。首先，咱们得搞清楚“穿汉服没胡子”是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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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留胡子和不留胡子，颜值上的区别，这事儿可真是说来话长，而且每个人的感受都千差万别。我总觉得，这玩意儿就像是给脸蛋儿加了层滤镜，只不过这滤镜是长在自己脸上的，而且还是慢慢长出来的。胡子，它首先是个“造型师”。想想看，一张干干净净、光溜溜的脸，再对比一张蓄着精心打理的胡须的脸，给人的感觉立马就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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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的“胡”和“番”，与古代的“胡”和“番”之间，确切地说，有着一些有趣的关联，但这种关联更多地体现在名称的演变和文化符号的借用上，而非直接意义上的传承。要详细说清这一点，我们需要一点点时间，就像摸清一把好牌一样，慢慢梳理。首先，我们来聊聊麻将里的“胡”。麻将的“胡”在麻将游戏里，“胡”是最关键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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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B 站 UP 主“老坛胡说”与 B 站副总裁的婚姻，这件事在当时确实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要详细地看待这件事，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一、 事件本身：一段个人的婚姻关系最基本的事实是，这是一个发生在两个自然人之间的婚姻。在现代社会，婚姻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外界不应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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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南渡，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划下浓重一笔的事件，常常伴随着一个饱受争议的解读：士族是否在此过程中抛弃了平民百姓？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先将目光投向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西晋末年，北方战乱频仍，胡人政权林立，社会秩序崩坏。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拥有大量土地、财富和话语权的士族，为了保全自身和家族的传承，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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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斯和马丁·路德都是中世纪晚期和宗教改革初期极具影响力的宗教改革家，他们都对当时教会的腐败和教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试图推动改革。然而，他们的结局却截然不同：胡斯被判处异端并被烧死，而马丁·路德则幸免于难，并最终在德意志地区建立了新教教会。这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究其原因，涉及了时代背景、政治环境、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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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观众对胡歌和霍建华两位演员都颇有好感，但如果细究起来，确实会发现两人的公众形象和口碑存在一些微妙的差异。胡歌之所以在风评上普遍比霍建华好一些，这背后涉及到的原因非常复杂，不仅仅是作品本身，还包括了个人经历、公众互动以及外界解读等多个层面。首先，我们得承认，胡歌的个人经历为他的公众形象增添了太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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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乔峰，那真是武侠小说里的一个顶顶响当当的名字，多少人心中的大英雄形象，而要说最能让观众将书中那个顶天立地的豪侠与活生生的演员联系起来的，黄日华和胡军绝对是绕不开的两座高峰。这两位演员，虽然风格各异，却都各自演出了乔峰身上那股子让人难以磨灭的精气神，各有千秋，各有让人拍案叫绝之处。先说说黄日华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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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汉人胡化和胡人汉化是长期存在的，并且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深刻地塑造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和文化的面貌。这两者并非简单的文化传播，而是涉及民族融合、政治制度、社会习俗、语言文字、思想信仰等多个层面的复杂互动。下面我将尽量详细地讲述这两个现象： 胡人汉化“胡人”在古代中国史书中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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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思聪和胡紫薇就“日狗”事件在微博上的争论，这绝对是一场充满戏剧性且涉及多方观点的网络事件。要理解这场争论，我们需要拆解几个关键点：起因、参与者、争论的核心、以及这场争论背后可能折射出的社会现象。事件的“导火索”与背景首先，这场争论的起因是2017年左右发生的一起事件，具体细节可能随着时间推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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