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鲁迅和当时的文人关系如何(如梁启超、胡适等)?

回答
鲁迅先生与同时代的文人关系,那真是一幅色彩斑斓又跌宕起伏的画卷,充满了思想的碰撞、友谊的火花,当然,也少不了论战的硝烟。要细说起来,绝非三言两语能概括。

与梁启超:亦师亦友,渐行渐远

鲁迅最早接触到梁启超的文字,大概是在他年轻时留学日本。梁启超作为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其激昂的文字、振聋发聩的思想,对当时的青年学子,尤其是像鲁迅这样怀抱救国理想的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精神激励。鲁迅在回忆录中就提到过,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对他有很大影响。

两人真正建立联系,是在回国后。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后继续他的政治和文化活动,而鲁迅则在北京大学等高校任教,同时翻译、写作。他们有过不少工作上的往来,例如在教育和出版领域,都可能有所交集。鲁迅对梁启超的学识和才华是认可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思想的演变,他们的政治倾向和文化主张开始出现分歧。

梁启超晚年更加倾向于一种温和、渐进的改革道路,倡导“新文化”,但相对而言,他的姿态更偏向于与旧势力妥协,追求一种改良式的现代化。而鲁迅则越来越坚定地站在批判的立场,对旧文化、旧道德进行彻底的否定,他更看重思想的革命性和彻底性。这种思想上的差异,导致了两人虽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尊重,但在具体的文化论战中,却也鲜少站在一起。鲁迅虽然不会公开猛烈攻击梁启超,但他对梁启超“国民性改造”等某些温和主张,可能在内心深处持有保留态度,甚至不认同其彻底性。可以说,梁启超是鲁迅青年时代的启蒙者之一,但随着鲁迅思想的成熟和锐化,这份亦师亦友的关系也逐渐淡化,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与胡适:论战的焦点,思想的交锋

说起鲁迅与同时代文人的关系,胡适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们之间的“论战”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

两人最初的交往,是在五四运动前后。鲁迅和胡适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都致力于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推动思想解放。在《新青年》杂志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他们有过密切的合作,相互支持。鲁迅的杂文,如《狂人日记》、《孔乙己》,在当时的反封建、反传统思潮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胡适则以其“文学改良”的提倡者身份,也推动了白话文的普及。

然而,随着思想的深入和分歧的出现,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紧张。最核心的矛盾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胡适是“整理国故”的倡导者,他主张以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和整理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其中有值得借鉴和发展的部分,他更倾向于温和的、渐进的改良。而鲁迅则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糟粕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认为许多传统道德和思想是压迫人民、阻碍社会进步的根源,必须加以彻底的打倒。

这种分歧在很多具体事件上都体现出来。例如,对于如何看待传统道德,鲁迅的“吃人”说,与胡适所提倡的“新生活”理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一些社会问题上,比如对于革命的态度,鲁迅更倾向于彻底的变革,而胡适则相对谨慎。

他们的论战常常围绕着文学、哲学、社会改革等问题展开,虽然有时言辞犀利,甚至带有个人攻击的意味,但更多的是思想的直接碰撞。鲁迅以其冷峻、深刻的笔触,犀利地剖析社会弊病和国民劣根性,而胡适则以其温和、理性的语调,提倡科学、民主和渐进式的改良。

尽管论战激烈,但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文人相轻”之外的相互尊重。鲁迅虽然经常批评胡适的某些观点,但也承认胡适在推广白话文、启蒙思想方面的贡献。胡适也曾表示过对鲁迅文学才华的欣赏。可以说,他们是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两位代表人物,虽然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但他们的论战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思想界,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与周作人:兄弟情深,疏离冷淡

鲁迅和周作人这对兄弟,他们的关系更像是一部充满悲情色彩的文学作品。早年,他们情同手足,相互鼓励,一起留学日本,一起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例如他们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就是他们早期合作的代表作。鲁迅对周作人的才华非常欣赏,两人在文学和思想上都有着很深的默契。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迁居上海后,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具体的原因至今仍是“周氏兄弟失和”的谜团,有学者认为是家庭生活中的琐事引起,有认为是思想观念的差异导致,也有认为是政治立场的分歧。但无论如何,这种曾经无比亲密的兄弟关系,最终走向了疏离甚至冷淡。

鲁迅在晚年虽然对周作人仍然保持着一种关怀,但在公开场合很少提及周作人,更少有深入的交往。周作人则在某些场合对鲁迅的态度比较回避。这种无声的隔阂,比激烈的论战更令人感到心酸。即便如此,在一些关键时刻,例如鲁迅去世后,周作人也依然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鲁迅的怀念和肯定。只是,那份曾经的亲密无间,已经不复存在。他们的关系,也成为了后人研究鲁迅生活和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

与其他文人的关系:合作、支持、论战并存

除了梁启超和胡适,鲁迅还与许多其他重要的文化人物有过交往和互动。

茅盾、巴金等左翼作家: 随着中国社会左翼思潮的兴起,鲁迅成为了左翼文学的重要精神领袖。茅盾、巴金、丁玲等许多青年作家都深受鲁迅的影响,并得到他的关心和指导。鲁迅对他们的作品给予肯定,也积极支持他们的文学活动。在很多思想和政治的论战中,他们都与鲁迅并肩作战,共同对抗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压制。
郁达夫、徐志摩等鸳鸯蝴蝶派的对立者: 对于当时盛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鲁迅是持批评态度的,认为其作品脱离现实,过于追求感官刺激。他与郁达夫等人的关系,更多是一种文学上的观点不同,但并不妨碍两人私下的一些交往,鲁迅对郁达夫的作品也并非全盘否定,有时也会给予一些客观评价。而与像徐志摩这样的浪漫派诗人,虽然风格迥异,但两人在民国初年的北京都曾有过交集。
老舍、曹禺等现实主义作家: 鲁迅对老舍、曹禺等关注现实、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家,是给予了积极评价和支持的。他认为他们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喉舌: 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喉舌,如《中央日报》等报刊,鲁迅是毫不留情地进行批判的。他与这些媒体及其代表人物的关系,基本上是针锋相对的。

总的来说,鲁迅与同时代文人的关系,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复杂。他既是严肃的批评家,也是热忱的扶持者;他既能与志同道合者并肩战斗,也能与观点相左者进行激烈辩论。他的影响力渗透到当时的整个文化界,他的文字和思想,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并非一个孤傲的隐士,而是一个深切地介入社会、思考时代命运的文化战士。他与他人的关系,是那个时代中国文化转型期的一个缩影,充满了思想的张力、个性的棱角,以及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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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文慎入。预计本文写完万字左右,完结后看心情添图、画人物关系图。

好几天没看,发现某个老早叫嚣着“就此打住”,又在我停更后偷偷改了十来遍答案的人,最后灰溜溜删掉了自己的“杰作”,那我也不再挂着了,还是那句话——免得脏了我的答案。劝君莫装理中客啊~啧啧。


按照鲁迅的时间线捋一下。


1.许寿裳

许寿裳是鲁迅的同乡兼挚友,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知己。两人结识于赴日留学时,从那以后直到1927年,两人基本上形影不离,许寿裳被蔡元培赏识时向他推荐了鲁迅,因学生运动两人又同时辞职南下。后来鲁迅定居上海,许寿裳复又北上。鲁迅病重,他还曾特意前去探望鲁迅。


2.钱玄同

新文化运动初期,两人志趣相投,鲁迅首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在钱玄同的多次催促下才问世,得以刊在《新青年》上。后来因为鲁迅思想转左,两人关系出现了裂隙,钱玄同四处讽刺,鲁迅不甘示弱,两人就此分道扬镳。


3.蔡元培

蔡元培是鲁迅的头号死忠粉,,上文说过,在许寿裳的介绍下蔡元培结识了鲁迅,就此被他的学识所折服。鲁迅在教育部和北大的饭碗都是蔡元培提供的。后来鲁迅在上海失业,依靠卖文为生的时候,依然是蔡元培伸出了援手。但是纵使他如此推崇鲁迅,鲁迅依旧不甚领情,因为北大开除了冯省三,他再三讽刺蔡元培。后又因为蔡元培倡导“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撰文对其大加讥讽。可蔡元培并未对此作出反驳,鲁迅去世次日,他便前往吊唁,并赠挽联:著作最严谨,岂唯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做空头文学家。


4.胡适

鲁迅和胡适其实是有一段蜜月期的,两人因《新青年》结缘,又同在北大教书,来往十分密切。据统计,

1918年到1926年期间,《鲁迅日记》中提到胡适有四十处;《胡适日记》中提及鲁迅有十几处。1918年8月12日至1926年8月4日,鲁迅收到胡适信17封,回复16封,鲁迅在作品中提及胡适有三十余处;胡适在作品中提及鲁迅也有十余处。胡适与鲁迅的交往细节有:喝酒2次(其中一次“酒半即归”),看戏1次,拜访1次,信函33封(胡信17封,鲁信16封),相互赠书9次

但后来两人因为政见不同,关系逐渐疏远,鲁迅在作品中也曾多次嘲讽挖苦胡适。不过胡适始终未曾回应。鲁迅去世后,女作家苏雪林极力污蔑鲁迅,反倒是胡适站出来说:“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5.陈独秀

鲁迅早年间与陈独秀交情颇深,但在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之后不再继续交往。不过不同于与其他人的决裂,两人之间或许还有残存的友谊。鲁迅南下的时候,是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接待,鲁迅还称其为“老仁侄”。


6.刘半农

同样是蜜月期之后的决裂,用鲁迅在《忆刘半农君》里的话来讲:

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


7.章太炎

鲁迅与许寿裳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正是章太炎流亡日本的时间。章在日本讲学“国学讲习会”,鲁迅因与上课时间冲突未能听课,于是托关系向章请求另行授课,章欣然同意,在自己的住处为鲁迅、许寿裳、钱玄同、周作人等人开设了《说文》课。鲁迅弃医从文与革命的思想,也因受到了章太炎的影响而生。后来章去世。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里如此评价: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


8.陈寅恪

1902年,年仅13岁的陈寅恪跟着哥哥陈衡恪,随公派留学生前往日本求学,带队的是陈寅恪的舅父俞明震,鲁迅也在这批留学生当中,是以结识了陈家兄弟二人。由于年岁差距,他与小他九岁的陈寅恪关系不深,倒与陈衡恪(1923年亡故)交好。

因为自己与俞明震以及陈衡恪的关系,鲁迅对陈寅恪有点像是照顾幼弟,不曾批评过他,还曾赠与他画册小说若干,可惜交情不见深厚。

有趣的是,陈寅恪从未在文章或者公开场合讲过关于鲁迅的话题,据陈晚年说,鲁迅后来名气越来越大,成为“民族魂”,陈寅恪担心被人们误会为“无聊之徒,谬托知己”


9.林语堂

林语堂和鲁迅因《语丝》杂志结缘,起初交情颇深,但后来因为林语堂对政治失望,创办幽默杂志,与鲁迅分道扬镳。后来又因为多起误会事件,两人渐渐疏远乃至相互对骂。

1935年,林语堂赴美,从此与鲁迅再没见面。鲁迅去世后,林写文悼念,文中称: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10.郁达夫

1927年初,郁达夫初来上海就认识了鲁迅,两人相交莫逆,家眷之间来往颇多。两人还曾合编《奔流》杂志,鲁迅去世时,他身在福建,接到电报随即前往上海参加鲁迅葬礼。


11.废名

因爱生恨的黑粉,废名初识鲁迅时十分推崇他,深觉两人心性相合,甚至曾撰文这么说:

倘若他(鲁迅)枪毙了,我一定去看护他的尸首而枪毙。

但随着鲁迅于1930年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翼作家联盟,废名对鲁迅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他在杂志中称组织这个“大同盟”是“文士立功”的表现,言外之意他们有政治野心。尽管用的是化名,但鲁迅一眼就看出该文是废名所作。后来两人关系愈差,鲁迅认为废名太自我:”有时发表一些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文章“,而废名也惋惜于鲁迅的转变。


12.梁实秋

两人本来只是泛泛之交,梁实秋撰文攻击卢梭,而鲁迅恰好是卢梭的拥趸,自然写文回击。这场论战持续了很久,期间诞生不少名篇,比如著名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站在上帝视角下,两人的争端源自看似偶然的意气之争,不过以两人的秉性和立场,这场争端实则避无可避,是偶然中的必然。

解放前夕,梁实秋经香港前往台湾,临行前说:“当年鲁迅要打的资本家走狗就是我,新中国成立了,怎样对待我,实在心中无底。”因而远走台湾。后在台湾被人问及鲁迅时,他说道:

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

语气中仍有恨意。


13.瞿秋白

1932年两人经冯雪峰介绍结识,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破坏时,瞿秋白还曾在鲁迅家里避难多次。1935年,瞿秋白被捕,鲁迅多方活动设法援救,可惜未有效果。虽然两人结识时间较短,但感情颇为深厚。正如鲁赠给瞿的对联所言: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14.茅盾

鲁迅又一亲密朋友,两人结交很久,友谊也一直持续到鲁迅去世,据统计,从1933年到1936年,他们通信、互访、饮宴各种活动达170余次。正如史沫特莱所说:”茅盾是鲁迅最接近的一个同伴“。


15.胡风

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是鲁迅的追随者,曾为了去北大听鲁迅的课放弃了清华的学籍。后来回家乡教书时也多把鲁迅的文章教给学生。然而在这个阶段,两人之间几乎没有多少私交,直到30年代他留学归来,加入左联后,两人关系才密切了起来。

35年时,左联内部不时有关于胡风政治上靠不住的流言,鲁迅曾帮他进行过澄清,后来又在“关于统一战线”一文中进行了再次的说明。

鲁迅去世后,胡风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的成员,后来还写过不少关于鲁迅的文章。


16.白薇

鲁迅提携过的青年作家之一,虽然经常有人说鲁迅曾称其为仙女,但是两人私交并不多。她的剧本《打出幽灵塔》发表在鲁迅主编的《奔流》创刊号上,她的独幕剧《革命神受难》也发表在鲁迅编辑的《语丝》杂志上。


17.苏雪林

鲁迅的“敌人”里,最下作、最无耻的一个,既无学识,也无风度,只有一身的泼妇风气。

苏雪林早期时是比较崇拜鲁迅的,出版第一部作品时还曾经赠给过鲁迅。后来两人突然交恶,以苏自己的话说,是因为1928年某次宴会上,她跟鲁迅握手时被鲁迅拒绝。

这可能算是诱因,但绝不是主要原因,毕竟直到1934年,她还曾在报纸上写过《阿q正传》的读后感。

但在鲁迅去世后不足一月的时候,她写了长达四千言的《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公开祭出反鲁大旗,破口大骂鲁迅是“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在文坛“兴风作浪”,“含血喷人”,其杂文“一无足取”,“祸国殃民”,并影射、攻击鲁迅勾结日本特务机关内山书店,“行动诡秘”等等。后来连她的老师胡适都看不下去,写信称““鲁迅自有他的长处。”

她的后半生,几乎全部扑在反对鲁迅一事上,时常自称反鲁第一人。

究其原因,或许有这几点,其一是,政治立场天然不同,苏的老师是胡适(尽管在此之前胡适与她并不熟),又与陈西滢、杨荫榆等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反对鲁迅也是自然之理,但这也无法解释她为何没有在鲁迅生前发难。

其二是,借机炒作以出名,在鲁迅生前她不敢说话,死后又去大放厥词,无非是懦弱的投机者而已。其三或许也有向当权者献媚的可能性。


18.陈西滢

两人结怨,起始于女师大事件,鲁迅钱玄同等人支持进步学生,而陈西滢虽然同情学生,却认为她们太过于激进。因为观点不同,两人在报纸上唇枪舌战许久。后来顾颉刚和陈西滢聊天时提到自己猜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的观点来自日本盐谷温,说着有意无意尚可未知,但陈西滢听到之后立马大笔一挥,撰文讨伐鲁迅,这件事让鲁迅一直耿耿于怀,1935年出版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里这么说道:“我负了十年的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 了”。


19.顾颉刚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两人都在厦大教书,起初为同事,似乎并未起直接冲突,甚至还有交往的证据:1926年9 月 8 日的鲁迅日记中,还有“顾颉刚赠宋濂《诸子辨》一本”的记载,顾颉刚在给胡适回信时,也提到了鲁迅代其寻找资料的事情。

后来两人结怨,似乎还是因为顾颉刚跟陈西滢胡适等人走得太近,顾颉刚认为,鲁迅之所以厌恶他,是因为鲁迅与胡适不睦,迁怒于他:“而彼所以致此讥讽者,只因五四运动后,胡适以 提倡白话文得名过骤,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而我为之辅佐,觅得许多文字资料,助长其气焰,故于小说中下一刺笔。”

上文说到,陈西滢从顾颉刚处听得关于鲁迅抄袭的推测(这件事是顾颉刚女儿在其关于父亲的回忆录里提到,可信度或许较高,另:胡适认为是张凤举提出的这个推测),但鲁迅在世时,他对始作俑者似乎并不知情。


20.萧军、萧红

鲁迅与二萧的最初交往,源自1934年萧军与鲁迅的首次通信。信件寄出后,萧军本以为未必会收到回复,没想到鲁迅在收到信的当天就给他们写了回信,两人大为感动。

后来青岛局势紧张,两人前往上海避难,也是存了一份与鲁迅见面的心思。几经波折,1934年11月,他们终于得以见精神上的导师鲁迅先生。之后,在鲁迅的帮助之下,萧红《生死场》萧军《八月的乡村》得以顺利出版,二萧也因此获得了在上海立足的资历。

在这期间,二萧是鲁迅家里的常客,他们的出现,也给病重的鲁迅带来了些许安慰。


21.丁玲

1924年,丁玲因好友去世,苦闷之下在鲁迅作品中寻找到了慰藉和光明“在苦闷中,我忽然见到了一线光明”,后给鲁迅去信,但鲁迅错以为是沈从文用了女性笔名拿他开涮,故而没有给丁玲回信。是以直到1931年,丁玲才首次与鲁迅见面。

此后,两人关系逐渐深厚,丁玲的《水》出版后,鲁迅向她要了十几本,将这些书推荐给他的朋友们。

1935年,丁玲被国民党绑架,鲁迅以为她已牺牲,与出版公司联系,将丁玲的稿费分期寄给丁母用以生活。(丁玲被捕期间传闻很多,一时有人说她变节,一时有人说她已牺牲,鲁迅对丁玲的信任,似乎也受到了影响。、)

1936年,丁玲得以脱逃,疑也与鲁迅营救有关,但出狱没有多久鲁迅即病逝,丁玲最终也没有再见到他,只好化名写信给许广平寄托哀思。


22.邵洵美

鲁迅与邵洵美初见应是在迎接萧伯纳来沪的时候,当时尚无不快。两人争端始于邵洵美《文人无行》里对落魄文人的态度(这是其中一种说法),鲁迅撰文对其进行反驳,讽刺邵洵美没有文采、娶了富豪太太、靠荫功等,两人交手多次,邵洵美基本算是没有招架之力。

50年代末,邵洵美被囚时恐自己时日无多,嘱咐狱友两件事,其中一件事是这么描述的:

“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我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这点也拜托你代为说明一下才好……”


23.巴金

巴金于1934年9月与鲁迅相识,10月即前往日本,同鲁迅的交往多集中在他1935年秋天他归国之后。回国后,鲁迅曾经多方照拂他,帮助他出版刊物,在巴金等人受到攻击时挺身而出保护他们。

“鲁迅先生是我永远的老师。”——巴金


24.成仿吾

成仿吾是少见的与鲁迅论战之后又能冰释前嫌的人。

1924年鲁迅的《呐喊》出版之后,成仿吾对其中数篇进行了批评,此后数年,两人多次进行论战,这可以看作是鲁迅与创造社诸人交锋的其中一部分。这场笔墨论争一直持续到1929年初,由当时中共负责文化方面的潘汉年出面干预,才算平息。

1934年,已经加入我党的成仿吾被派至上海执行任务,当时他正身患疟疾,上海的联系机关也已失效,无奈之下只好联系被报纸上称为”准共产党"的鲁迅,鲁迅与其欣然会面,并帮助其联系到组织。

“一般人只知道鲁迅和成仿吾有过一次笔墨之争,但不知道和成仿吾之间还有一段非常愉快的故事。记得有一天,鲁迅回来,瞒不住的喜悦总是挂上眉梢,我忍不住问个究竞,他于是说,今天见到了成仿吾,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似的一块,好极了(其实,当时成仿吾身体十分虚弱) 。我才知道他欢喜的原因所在。……看到鲁迅毫无芥蒂地象接待亲人一般会见了成仿吾同志,真使在他旁边的我,都要为之高兴不已。”
《鲁迅回忆录》许广平


25.聂绀弩、唐弢

作为晚辈,与鲁迅的交集并不深厚,鲁迅对这些晚辈也多是维护和照顾的态度。

放在一起是因为两人杂文文风受鲁迅影响很深。唐弢毕生都没有放弃追随鲁迅的脚步,聂绀弩也对鲁迅极为推崇。


26.傅斯年

傅斯年曾以北大学生兼《新潮》主编的身份写信给鲁迅,征求意见并请其指教。鲁迅出于照顾晚辈的态度予以回信,后来傅斯年还将回信刊登在《新潮》上广而告知。

1926年,在德留学的傅斯年在给罗家伦的信件中对陈西滢和鲁迅的论战做了一番评价,虽然对论战的双方均有所批评,但情感上是支持陈西滢的,这也为他与鲁迅之后的反目埋下了伏笔。

后来鲁迅出走厦门辗转中山大学,时任教务主任,傅斯年受中大校长邀请,也来了中大,之后,傅斯年想邀请同学顾颉刚前来中大,鲁迅在厦大时已与顾闹得十分不愉快,所以声称“鼻(指顾颉刚)来,我就走!”。这让傅斯年也大为光火,在说服校长之后不顾鲁迅反对邀请了顾。

当然了,按照鲁迅在给章廷谦信中的说法,傅斯年似乎也曾寻找两全之策,可惜未果。

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人。当红鼻(注:鲁迅在私人通信中对顾颉刚的蔑称)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且宣传于别人。我仍不理,即出校。现已知买书是他们的豫定计划,实是鼻们的一批大生意,因为数至五万元。但鼻系新来人,忽托以这么大事,颇不妥,所以托词于我之反对,而这是调和办法,则别人便无话可说了。他们的这办法,是我即不辞职,而略有微词,便可以提出的。
现在他们还在挽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季黻也已辞职,因为我一走,傅即探他的态度,所以也不干了。


27.施蛰存

鲁迅与施蛰存早期时友谊匪浅,后来就“第三种人”和“庄子、文选”问题同鲁迅有过两次论战,但两人并未因两次论战完全断绝关系。


有空再更徐志摩、郭沫若、周作人相关。


相关答案: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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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是个什么人物,先看看我的评论区的那位朋友的言论,更好。

当许广平等人被杨荫榆关在学校里,断绝饮食水电,没有外界帮忙,真能饿死的时候,陈西滢对学生没有同情,只有恶意的评论,只有回回的作对。等到三一八时候,很多学生死了,他“同情”起来了,“同情”的方式是很技巧的骂群众领袖

《现代评论》一伙人造女学生叫局的谣,是从陈西滢等人聚会时,透给张凤举,不料被两面都做朋友的张凤举,告诉周作人,最后周作人揭发出来的。他们收了北洋政府一千大洋,也是周作人揭发出来的,后来陈西滢不敢把这争吵放在《西滢闲话》。

顾颉刚的行为,他的日记也好,书信也好,有多种对鲁迅的恶意猜测,林语堂却告诉我们,鲁迅在厦门大学一月两易其厨,给逼到自己做饭,鲁迅也说,大米饭里掺着很多看不清楚的白沙,并说他那一伙人,喜欢呼朋引旧,钻取别人的职位。


鲁迅在南京,爱读梁启超办的《时务报》。成名后,他有篇文章,提起梁启超的腰子给割错了,而仍相信西医,言下之意,对他的坚持科学,颇有赞叹。尽管梁是北洋政府研究系的人马,这个复杂的人物,反而帮助他的学生蔡锷,打击了袁世凯的称帝,也没有章士钊那种上蹿下跳的感觉。梁启超本是个文章魁首,古来都数得着,白话文功力似乎比文言文差的多,他还是跟从青年人转向,没有像林琴南那样固执。

鲁迅在日本,瞒着弟弟参加了光复会,反倒是绅士脾气的他弟弟,只爱躲在屋里读书,外事都是大哥跑腿。后来周作人也说,那些留学生种种不像话,脾气和学风,多不适合与这哥俩住一块。

到了北京,鲁迅是官身,按规定不得参加社团活动。但不挂什么名义的活动,他还是和弟弟一块干的。若说他不属于《新青年》圈子,那怎样才算呢?《新青年》的一堆朋友,每星期都在他家里聚会。陈独秀佩服的五体投地,特爱催他的稿子,一篇小说能催好几遍,一时写不出来,甚至会要求他,只写了一点开头就拿来看的,这谁都知道好吧。

著名的文学研究会,名义上只有周作人加入,但这种社团,哥俩常在一起。他至少给周作人看过了那个有名的发起文(很可能还改过)自己也给研究会的刊物投了好些稿子。

对青年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不是走投无路没朋友了,才转移感情好起来。他在北京给青年人修鞋,为给青年人看稿,累的吐血吃药,经常整天都没有休息(这是指的一日夜24小时哦)……似因没有统计青年人上门的次数,给人严重的忽视了。

那位胡适先生,四一二的表现,实在不怎么像话。那时他到了上海,对大屠杀不发一词,却发牢骚说上海的人力车多,如何不该,该学西方的多用摩托车,云云。绅士风度的周作人也对他有微词,经历了一段有点交恶的时光,反倒是鲁迅,似乎更沉默,都懒得评论胡了。

以后胡的反共表现,就更不必言。看一下关于鲁迅的纪念文章,他们说起,鲁迅对那些老前辈老伙计,怀着特别的敬意,几乎不攻击他们,即使他们一个一个都“落伍”了,偶有微词,也说的很克制。

我要说,胡后来的一些言论,尤其是九一八之后,——实在不像话。胡并非一个老老实实的文学家,他既涉足政治,影响力也了得,陈独秀也不客气的说他待价而沽,一些露骨的言论又是那样,怎能不遭抨击。他自己不和文人作对的交友之道,实在没理由要别人也学样。

鲁迅和胡适的关系发生变化,让我想起他的一句话,我经历了《新青年》的朋友们还是会这么变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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