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下对公知和鲁迅的评价差距巨大？
一、 “公知”的定义与崛起：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首先，我们得明确，我们今天所说的“公知”，并非泛指一切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人。它更多指的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批具有知识分子身份、活跃于公共舆论场、并对社会发展方向、公共政策提出批评性意见和建议的群体。
时代背景： 这个时期，中国正经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经济高速发展，但也伴随着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公平问题凸显、腐败滋生等诸多挑战。同时，信息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互联网的兴起为知识分子的发声提供了新的平台。
“公知”的核心特征：
批判性： 他们往往对现实社会中的不公、腐败、落后现象持批判态度，勇于指出问题。
启蒙性： 继承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倡导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希望通过思想启蒙推动社会进步。
公共性： 他们的言论直接面向社会大众，关注的是公共议题，希望影响公共决策和公众认知。
精英性（某种程度上）： 他们通常拥有较高的学历、专业知识和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中一部分有识之士的声音。
早期获得尊重的原因： 在那个社会渴望进步、对转型期出现的各种问题普遍感到焦虑的年代，“公知”们的批判性声音，尤其是对社会不公的揭露和对普世价值的倡导，契合了许多人的期待，因此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尊重。他们被视为社会的良心和改革的推动者。
二、 鲁迅的评价：跨越时代的思想巨人
鲁迅的评价，可以说是经过了时间的检验，并且其思想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允许不同时代的人从中汲取养分。
鲁迅的时代与“公知”的时代： 鲁迅生活在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前后，民族危亡、思想混乱、社会黑暗是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他所批判的对象是封建专制、国民劣根性、帝国主义侵略等。
鲁迅的核心特质：
深刻的自我反省与民族性批判： 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是其思想的核心之一。他不是简单地指责，而是深入剖析了国民性格中麻木、愚昧、看客心态等弊端，其批判是带着痛彻心扉的爱和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的。
清醒的独立思考： 鲁迅不迎合任何势力，不相信任何虚假的“进步”口号，始终保持着警惕和独立的思考，能够看到事物复杂和矛盾的一面。
对底层人民的关注与同情： 尽管他的笔触尖锐，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却是对被压迫、被侮辱者的深切同情和对人性扭曲的痛惜。
以笔为武器的斗争精神： 他将写作视为一种战斗，用杂文、小说等形式，不断地与黑暗势力和落后思想进行抗争。
鲁迅评价的持久性： 鲁迅的价值在于，他提出的问题——如国民性中的弱点、社会变革中的阻力、思想的解放等——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他的批判并非仅仅针对特定时期的某个政权或现象，而是触及了人类社会和民族发展中一些普遍性的困境。他的文字力量、思想深度和对民族命运的关怀，使得他在后世能够不断被重新解读和发掘。
三、 评价差距巨大的根源：多重因素交织
那么，为什么这两者在当下会有如此巨大的评价落差呢？这并非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时代变迁、社会心态变化、信息传播方式改变以及“公知”群体自身发展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 时代变迁与社会心态的转变：
从“急切渴望变革”到“追求稳定与发展优先”： 早期，社会对于改革和变革的期望很高，对“公知”们提出的超越性价值（如西方模式的民主自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旋律，尤其是经历了一些社会动荡和国际事件（如颜色革命的负面示范效应），一部分民众的心理开始转向，更加务实，更看重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切身利益，对宏大叙事的批判性声音产生了一定的疏离感。
对“普世价值”的认知差异： “公知”们早期倡导的普世价值，在某些人看来与中国具体国情存在脱节，甚至被解读为全盘西化。在国家民族认同感日益增强的背景下，这种被认为“不接地气”的声音，反而可能引起反感。
“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抬头： 近年来，中国国家认同感显著增强，民族主义情绪升温。在这样的背景下，“公知”们对中国社会尖锐的批评，很容易被一些人贴上“不爱国”、“崇洋媚外”的标签，从而受到攻击。而鲁迅，虽然也批判中国，但他批判的出发点是“爱”和“救”，是希望中国好起来，这种“带着痛楚的爱”与当下一些人所理解的“爱国”逻辑更为契合。
2. 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与舆论环境的变化：
互联网的“去中心化”与群体极化： 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信息传播更加多元，但同时也加速了信息茧房的形成和群体极化。一些原本在传统媒体上比较受尊重的“公知”，在网络空间可能因为言论被断章取义、恶意解读，或者因为其思想体系与某些主流话语不符，而遭到大量网民的围攻。
“人设”的崩塌与“网红化”的负面效应： 部分“公知”为了吸引眼球，或在网络辩论中过于情绪化，甚至出现言论失当的情况，导致其“公知”的光环逐渐褪色，甚至被贴上“卖国”、“带节奏”等标签。一些“公知”过于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媒体平台，甚至有些“网红化”，反而稀释了其思想深度，降低了其在一些人眼中的“专家”地位。
“五毛党”与“自干五”的崛起： 随着国家对舆论引导的重视，以及一批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网民（常被称为“五毛党”或“自干五”）的活跃，他们对那些他们认为“攻击中国”的“公知”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和舆论围剿。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网络舆论场的话语生态。
3. “公知”群体自身的问题：
脱离群众： 部分“公知”的声音更多地集中在精英阶层和城市知识分子圈层，其提出的议题和解决方案，可能与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存在一定距离。当他们的声音与大多数人的生活感受不符时，自然难以获得普遍认同。
“标签化”与“工具化”： 在舆论场的激烈辩论中，“公知”这个词被简化甚至妖魔化，成为攻击性语言。而与此同时，一些人也开始有意无意地将鲁迅的形象进行“工具化”利用，比如在反击某些批评声音时，引用鲁迅的批判来证明中国确实存在问题，但这种引用往往是选择性地放大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而忽略了他更深层的人文关怀和对社会改良的复杂思考。
4. 鲁迅的“历史过滤器”效应：
时间的沉淀与解读的成熟： 鲁迅已经去世近百年，他的作品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也经历了多代学者的梳理和研究。人们对他的思想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他的很多批判性文字，今天读来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并且他所关注的很多问题，比如封建思想的残余、人性的弱点，并没有完全消失。
“非功能性”的政治符号： 相较于当下活跃的“公知”，“鲁迅”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政治身份和立场早已被历史固定，他不会像当代的“公知”那样，会因当下的某个言论或立场而被立即贴上“反动”、“卖国”之类的标签。这使得他的批判性更容易被人们以一种相对平静和更偏向文学、思想层面的方式来接受。
“反抗性”的共鸣： 在很多普通民众看来，鲁迅的形象是那个敢于向黑暗势力发出挑战、不畏强权的斗士。这种反抗精神，在某些时候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尤其是在面对他们认为不公平或压抑的现状时。
总结来说：
当下对“公知”和鲁迅评价差距的巨大，本质上是时代变迁下社会价值观的重塑、信息传播生态的重塑、以及不同群体对社会发展路径和国家认同的不同理解的集中体现。
“公知”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批判和倡导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功不可没。但当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时，他们的某些论述和姿态与新的社会主流情绪产生了一些摩擦。
而鲁迅，作为一位跨越时代的思想家和作家，他深刻的洞察、独立的精神和对民族命运的深沉关怀，使得他的作品和思想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并在不同的语境下被不断地赋予新的意义。人们今天对鲁迅的评价，更多的是对其思想深度、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的肯定，而这种肯定，与对当下某些“公知”评价的复杂性，是截然不同的。
简单地说，鲁迅是一个被时间“精炼”出来的思想巨人，而“公知”则是一批活跃在当下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思想者，他们的评价自然会受到当下社会思潮的剧烈影响。
网友意见
差距太大了，先说鲁迅是一个什么人！
鲁迅的文笔，批判的力度很强，但都是有明确指向的，就是批判人类本身的劣根性。如果把鲁迅的文章给外国人看，外国人也可以惊奇的发现，鲁迅的批判中国人的文章，放在其他民族上，也是一样的。
鲁迅笔力雄厚，批判起来是连自己都骂的。鲁迅天天骂中国人，但一有人问起鲁迅，你是哪一国的人，鲁迅肯定会毫无疑问的回答，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如果能读懂鲁迅，就会发现，他就仿佛一尊大佛，在对全人类灵魂深处的恶劣品行动刀子。
鲁迅的文章，读懂了，读通了就会发现，这哪里是在批斗中国人呢？
鲁迅完全是在做自我斗争。
而公知是一群什么生物？很多公知明明是中国人，但却每天都在扮演一种，不是中国人的状态。张嘴闭嘴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国”“你政府”“你党”，近年来更恶劣的一些公知，甚至开口就是“你们黄种人”。
当然，如果说这话的是一群白种人，或者是外国人，我就不说什么了。关键是一帮黄种人，中国人，居然能说出来这种话，实在匪夷所思。
举一个例子，如果让公知去写《狂人日记》，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这些公知，会把自己从“人吃人”的社会里摘除出去的。最后变成，只有你们中国是人吃人的社会，我们西方人的社会不是这样的。
他们甚至会明确的指出，我们西方人永远不“吃人”。
鲁迅写《狂人日记》的时候，只说“救救孩子”，孩子还没有“吃过人”，没发疯一样的说，自己
是一个白莲花，没吃过人吧？
公知和鲁迅的差别，就在这里了。
鲁迅骂了所有人，包括了他自己。
公知这个生物，骂人的时候永远会把自己摘出去。
鲁迅写文章，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告诉中国人“你们要自强啊。”
公知是站在汉奸，卖国贼的立场上，让你叛变祖国，对本国人，本民族，本国政府产生恶意。
我一直认为公知和带路党是两种人
听见政府腐败专制，公知和带路党都会将政府喷得狗血淋头
但看见辽宁号，高铁，三峡，奥运，航天等成就，公知会由衷为这个国家欢呼，而带路党会躲在角落里酸溜溜的说“你国…”
如果鲁迅活在当下，他会酸高铁？酸奥运？编造各种“日本夏令营”“德国下水道”这种东西来跪舔外国人，抹黑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
看到这种问题，只能说现在的带路党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
你们也配和鲁迅相提并论？
就一篇《拿来主义》便够公知学习一生。鲁迅一方面反帝、反封建，另一方面不排外，和外国友人正常交往。主张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同时抵制殖民文化渗透。认为应该自主选取西方文化中优秀部分学习之。
三观如此之正，比如今公知有出息多了。并且以他的时代背景，他是此种思维方式的开创者之一。
哎，加一句多余的话吧。我的意思是，鲁迅从来不搞黑白二元论。不比现在这些中二少年式的善恶对立叙事高多了？
鲁迅:我认为我们的国家存在a问题，为了解决，可以采取b方法，但是为了治本，我们要加强青年人的科学民主素养，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公知:你支费拉不堪，必须再殖民300年，垃圾、贱民、屁民、无脑、五毛们才不同意本真理的说法，你支药丸、乙烷、可持续药丸。
你们有没有看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这位大爷就是个没挂名的土共分子啊。
鲁迅对于键盘左的看法：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
对于小清新的告诫（感觉说的是奥威尔）：
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 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
告诫吃屎分子别拿自己当大爷，不要以为自己高劳动人民一等：
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事实上，劳动者大众，只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者，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所译的《溃灭》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
要坚持斗争，跟旧社会作斗争，而且指出了某些无产阶级文学的投降：
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况且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
最后，指出了因为有私心，不是为工农群众，所以作家们不能团结：
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记得好像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像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所以，你看看鲁迅立场在哪？屁股在哪？说他是公知，鲁迅棺材板要压不住了！
50年代大批文人转右，鲁迅造就指出来了，因为你们不接触社会，因为你们想革命之后享福。可以看出，鲁迅是最彻彻底底的革命者！如果他能活到WG，不是像老舍一样被保皇派定点清除，就是成为造反派的精神领袖。事实上，早已去世的鲁迅已经是精神领袖了。某四人的文章大篇幅引用鲁迅的作品。有人等着鲁迅怼土共看笑话，你不知道他就是个土共?
鲁迅：孩子，你有病，该吃药了
公知：大郎，该起来吃药了
鲁迅先生是这样骂中国历史的：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但是他又是这样夸中国历史的：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不管是骂还是夸，先生的落笔总在中国的脊梁这五个字上。中国是黑暗的，落后的，是一潭死水，但是鲁迅总是相信中国是有脊梁的，中国的青年是有希望的。不管是读《药》，还是读《故乡》，总能在绝望中寻找到希望，就像烈士墓上的花环，在黑暗中发一点光，发一份热。看鲁迅的文章，你会被感动，被激励，被鞭策。你会展望一个崭新的中国并愿意为此奋斗一生。所以鲁迅才担得起民族魂三字。
至于公知，我没有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中国人的脊梁，更没看到他们自己的脊梁。他们大概是没有脊梁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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