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年苏联在北方集结百万军队甚至扬言对中国发动核武 却没有下手？
一、 历史背景与中苏关系恶化
意识形态分歧： 尽管两国都奉行共产主义，但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分歧。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与“公开谴责斯大林”被中国视为修正主义。
国家利益冲突：
中苏边界： 漫长的边界线，特别是新疆、远东地区，存在一些历史遗留的边界划界争议。
大国沙文主义： 苏联认为自己是“老大哥”，对中国颐指气使，试图控制中国内政外交，中国则坚持独立自主。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 中苏两国都想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围绕着越南战争、阿尔巴尼亚问题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具体导火索： 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是两国关系恶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双方在边境上发生了武装冲突，导致了数百人伤亡。这次事件极大地激化了矛盾。
二、 苏联在北方集结百万军队的战略意图
战略威慑与军事压力：
向中国施压： 集结重兵，特别是部署了大量坦克、火炮、飞机以及战略导弹部队，意在对中国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迫使中国在意识形态、边界、地缘政治等问题上向苏联让步。
遏制中国的发展： 防止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且具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尤其是在中国发展核武器后。
震慑潜在盟友： 通过展示实力，警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要追随中国的独立路线。
应对“中国威胁论”： 在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内部出现了强烈的“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挑战苏联，而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一旦发展起来，将对苏联构成长期战略威胁。集结军队也是对这种威胁的一种防御性反应。
潜在的有限军事打击： 虽然未必是全面入侵，但苏联可能考虑过对中国的一些关键军事目标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例如摧毁中国的核武器研发基地，以阻止中国拥有战略核力量。
三、 苏联扬言对中国发动核武的考虑
战略核威慑： 苏联是当时世界上拥有核武器数量仅次于美国的国家。扬言使用核武器，本质上是一种核威慑，意在迫使中国放弃可能被苏联视为危险的行为，例如发展核武器，或者在边界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
“先发制人”的可能性： 在某些战略设想中，核大国可能会考虑在面临严重威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苏联可能将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核武器的崛起，视为对其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
四、 苏联最终未下手的原因分析（核心问题）
尽管苏联集结了百万大军，并且核武的威胁言犹在耳，但最终没有付诸行动，这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1. 中国核武器的有限但有效的威慑：
“杀手锏”作用： 中国在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尽管中国的核武库规模远小于苏联，但它具备了“二次打击”的能力，足以对苏联造成毁灭性的报复。中国明确表示，如果遭到核攻击，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
“同归于尽”的决心： 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表现出强烈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决心，不畏惧核战争，宁可损失中国百分之多少的人口，也要保卫国家主权。这种不惜代价的决心使得苏联的核打击会面临无法承受的代价。
“深挖洞，广积粮”： 中国为此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战备动员，建设了大量地下工事，疏散了城市人口，大大削弱了核武器的打击效果。
2. 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与苏联的国际地位：
全球谴责： 如果苏联率先对中国发动核战争，将面临来自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孤立。这将严重损害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领导者的形象，也与其倡导的“和平共处”口号背道而驰。
西方世界的反应： 美国及北约等西方国家虽然与中国关系不佳，但绝不希望看到一场大规模核战争爆发，更不会允许苏联通过核战争来扩大其势力范围。西方国家很可能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止这场战争，包括对苏联进行严厉的经济制裁，甚至可能卷入冲突。
苏联的国际战略目标： 苏联当时正在与美国进行全球冷战对抗，希望扩大其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与中国爆发战争，尤其是核战争，将彻底摧毁其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影响力，使其在与美国的对抗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3. 军事和战略上的不确定性与巨大风险：
战争的不可控性： 一旦核武器被使用，战争就可能迅速升级为全面核战争，这对任何一方都是毁灭性的。苏联的军事指挥和决策者清楚核战争一旦打响，后果不堪设想，很难控制其蔓延。
战争的成本： 即便不是核战争，大规模的陆地战争也将耗费苏联巨量的军事和经济资源，这在当时苏联本已不甚强健的经济状况下是难以承受的。
战略战线过长： 苏联与中国拥有漫长的边界线，一旦爆发战争，其军事部署将面临巨大的压力，需要投入大量兵力来维持战线和占领区，这与其“百万大军”的集结并不完全吻合全面占领的意图，更偏向于有限打击和威慑。
4. 苏联领导层的理性考量：
勃列日涅夫政权的性质： 尽管苏联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对立，并且政治上强硬，但勃列日涅夫政府并非完全不顾后果的冒险主义者。他们追求的是稳定和巩固苏联的全球地位。一场针对中国的核战争，其潜在的代价和风险远远超过了可能获得的任何收益。
对中国军事潜力的认识： 虽然中国当时在军事技术上不如苏联，但其庞大的人口和广阔的国土，以及中国人民顽强的抵抗意志，都是苏联必须认真考虑的因素。
总结来说，苏联当年之所以没有对中国下手，是因为中国拥有了能够对其造成不可承受报复的核武器，加上中国表现出的坚决抵抗决心，以及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核战争的立场，共同构成了对苏联的强大制约。对于苏联而言，发动一场对中国的核战争，带来的将是自我毁灭性的后果，远远弊大于利。因此，尽管口头威胁和军事集结是存在的，但最终理性的战略选择是避免直接的军事对抗，尤其是核战争。
网友意见
因为吃不下去，日本吃了十几年都没吃掉，中国太大了，你打常规战，可能占领几个重要城市，却无法占领全中国，战线太长了，时间也要用上十几年，中国没征服，自己恐怕都贫血了。用核武，除非把中国每一平方土地都辐射到，否则战争不会完，而且这么做，你能捞到什么便宜。战争无非就是利益，无利可图谁去打仗。而且世界需要一种平衡，不可能一家独大。
1968年苏联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勃列日涅夫宣称，如果其它共产主义国家被认为背弃社会主义事业，苏联有权干预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中苏边界冲突紧随着这些事态爆发，冲突引发了苏联进攻中国的不祥前景。事实上，莫斯科的一些较为大胆的军政首脑认真地建议，对中国的原子弹试验基地实施一场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并试探拉上美国一起干或至少让美国默许的可能性。先是苏联驻东京和坎培拉(Canberra)使馆的武官，后来又是更高级别的官员，向美国提出了联合打击中国的建议。但尼克逊(Nixon)总统下令对此作『激烈的、愤慨的反对』。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出席完胡志明的丧礼乘飞机回国，在飞抵伊尔库茨克附近上空时，接到指令返回北京，在那里，他与周恩来在机场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他们达成了以下谅解：应该在不使用武力的条件下签订一项协议，维持边境现状，防止军事冲突和摩擦，在有争议地区隔离军队，通过谈判解决所有边界问题，互不侵犯。在这次会晤后，边界纠纷平息了，并且于169年10月20日在北京恢复了高层谈判。然而，在1970年7月，苏联再次向美国建议，应达成共同协议，以对付中国或其它任何核国家的任何『挑衅行动』。这项建议不仅舒及到中国，还牵涉到北约同盟内的核国家，因此遭到了华府的拒绝。
在北京重新开始的边界谈判中，中国人并不要求全部归还割让给俄国的所有领土；但是，他们坚持要以旧的条约作为谈判基础，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另外坚持要苏联承认，沙俄的旧有条约是不平等和不合法的。中国人要求，超出沙俄旧条约之外苏联得到的所有领土应无条件还给中国，包括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七百个岛屿中的六百个，总计约400平方英里的陆地面积，另外还有在新疆帕米尔山区的12,000平方英里土地。为论证这些要求，北京援用了国际法中的『主航道』原则，即按照界河『主航道』的中心线划分边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属于这种情况，据此，中国将拥有这六百个岛屿，包括珍宝岛和八岔岛。至于帕米尔段边界，中国人宣称，它是由俄国军队破坏1884年边界议定书而非法占领的。苏联代表主张，由满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那些条约并非『不平等』，从法律和历史来说，中俄边界业已确定。虽然苏联人现在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来改变边界，但愿意为了表示他们的善意，在一些特殊的边境地区，也即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新疆和海参崴地区，做一些小的修正。至于帕米尔段边界和黑龙江、乌苏里江，苏联人则否认在帕米尔有任何非法占领的情况，同时还反对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按『主航道』原则划界，坚持那六百个岛屿属于苏联。谈判中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或可接受的妥协。
显然，双方都在利用谈判来拖延时间，以达成其它目标。到1973年年中，苏联已将他们在中苏边境的兵力增加到了一百多万人，而且配备有导弹和核武器，另外还在太平洋驻扎了至少150艘军舰。他们还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周围部署了约一百枚被称为『加洛什』(ABM)系统的反弹道导弹，以获取对中国的第一次打击优势。与此同时，他们努力寻求与西欧尤其是西德达成谅解，以求避免两线作战。中国也调集至少一百万人增援边境地区，并作出了巨大的外交政策转变，以求与美国、日本达成谅解,打破帝国主义包围圈，防止美苏可能勾结起来。避免两线战争是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同时，中国在最坏的可能性上看，在各大城市修建庞大的防空洞网络，配备有水、食物和医疗设备。坐落在新疆罗布泊的核设施悄悄地搬迁到了西藏腹地某些不知名的场所，而旧的基地则伪装成很逼真的原子弹设施。中国的短程导弹被部署来打击海参崴、伊尔库茨克和其它靠近边境的苏联城市，射程在1,200到2,300英里之间的中程导弹则用来打击西伯利亚和苏联中亚地区的目标。到1973年，射程达3,500英里、能够打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中程导弹投入了生产，1980年，中国又掌握了6,000英里射程的洲际导弹。中国迅速发展了第二次打击能力。从军事上来说，苏联不受惩罚地发动核袭击的时机早已过去了，而从外交上来说，国际社会也不会容忍这样一种核打击。据报道，尼克逊在1972年5月访问莫斯科时，『以最坦率的措辞』警告勃列日涅夫，苏联进攻中国将威胁世界和平，并将被看作是触犯美国的国家利益。勃列日涅夫直截了当地质问，美国是否有资格充当共产国家间事务的仲裁人。然而，苏联盼望获得美国的小麦、技术和谅解，这大体上阻止了莫斯科对美国的警告置若罔闻。一些强大的欧洲共产党，如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国的共产党，也强烈反对苏联进攻中国。此后，勃列日涅夫设想了一个『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试图通过加强苏联与印度、日本、北朝鲜和印度支那国家的联系来包围中国。但除了对印度和越南之外，这个计划没有产生甚么效果。
说到底，中国人正埋头于社主义改造、工业发展[1]等事务，它不想开战。苏联人也对中国问题头疼不已，不知道究竟怎么办。克里姆林宫似乎在恐吓与和解之间来回摇摆；1973年6月中旬，苏联提议签订一项互不侵犯协定，遭北京拒绝。随后，在1974年11月初，中国人出乎意料地建议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并提议根据1969年9月柯西金与周之间的谅解，使有争议边界地区的双方军队脱离接触。但勃列日涅夫又对此嗤之以鼻。中苏关系的状态反映在1980年中国拒绝续订三十年前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战争危险虽然降低了，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却延续了下去，这只能让三角关系中的另一个主角美国占便宜。真可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苏关系受到以下三个障碍的影响：(1)苏联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2)苏联入侵阿富汗，(3)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重兵。中国坚持，两国关系正常化应以消除这三个障碍为前提。在1987年苏联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庆典上，共产国家中只有中国未派正式的政党代表团出席。不过，中国密切关注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S．Gorbachev)的『公开化』和『政治改组』政策的进展，因为中苏两国都在作同样的努力以振兴国内经济。戈尔巴乔夫把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当作头等大事。1987年11月，他要求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会晤，但邓谢绝了这个提议，因为苏联还没有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然而，在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出军队之后，两国关系中的升温趋势清晰可见。1988年5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一项文化交流协议，据此，波尔索芭蕾舞团将赴北京作访问演出，列宁格勒的修道博物馆将与北京的故宫博物馆进行交流展出。1988年下半年，所有迹象都表明，戈尔巴乔夫将在1989年5月与邓小平作最高层次会晤，两国之间也将随即恢复正常关系。
文字来源：《中国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第二十七章 中苏分裂
作者 徐中约（Dr. Immanuel Chung-Yueh Hsü，1923年5月6日－2005年10月24日）
参考
- ^ 根据知乎要求，有删节，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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