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鲁迅和公知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如果有，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态度不同在哪？

我国要完。

你国要完。

我们愚昧。

贵支愚昧。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幸灾乐祸，狂喜乱舞。

本质还是水平不同。

公知本身和传统知识分子也并非高度重合的人群。这有点儿像软卧和动卧的区别，听着有点儿关系，但是也分高下。

公知表面上是网络时代的产物，其实也并非如此。细究的话，这个群体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特点是知识水平较低，但是很能带节奏，很能蛊惑人心，因为公知来自普通人，天然知道如何煽动普通人，而且没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很多顾忌（或者说操守）。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在各种思潮中，成为早期的弄潮儿。当然也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作为启蒙者，他们是不够格的。向上的时代不能由盲目而又激进的群体来主导，那样迟早被带歪。

毛泽东说最初打仗得靠流氓，因为他们勇；早期城市工人运动依靠的码头工人为主体的人群，很多都有帮派背景。实际上，公知和城市流氓，完全是处在一样的生态位上。公知就是一群以流氓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开始思考社会不公，并愿意不择手段抗争的人。从这个角度说，称其为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力量也不为过，但是仍然非常盲目和具有破坏性，很容易被各种时髦思潮裹挟，而为之冲锋陷阵。从好的方面看，他们的语言很直接，不拽文，有鼓动力。放在古代，通常以童谣方式出现，比如苍天已死，比如始皇帝死而地分，比如石人一只眼，比如大楚兴陈胜王。有什么繁复的对“失德”的论证？没有，就是用最直白的方式告诉你什么是“天意”就可以了，其实这样的语言，最容易打动到同样心怀不忿的底层穷苦人民。

现在的公知群体，好像都看不起太平天国，实际上他们和还在各村分发小册子，宣扬天国理想的洪秀全非常相似，都是很容易被外部思潮引领，都是揣着糊涂装明白，而布道方式也很简洁，就是告诉你：信XX，得永生；告诉你，跟着他的道，那里有一个天上国，在那里所有社会矛盾迎刃而解。虽然这样的群体传播蒙昧，但是那份追求公正的热忱，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而鲁迅何止远离公知，他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也处在一骑绝尘的水平。他是那种寥寥数语能把事情讲透彻，讽刺到要害的人，他的武器库里有的是睿智和锋利（或者说刻薄），他不需要任何玄的虚的，酸文假醋的东西来帮助自己的论证显得更有深度，这让鲁迅其实超然于当时的其他传统知识分子（不拘左右），当然也就远高于，虽然有反抗自觉，但是又浑浑噩噩的流氓阶层了。

事实上传统知识分子低于鲁迅的部分在于，他们仍然还是很容易接受谣言作为武器，让自己的理论更似是而非，更像那么回事。

从根子上说，传统士大夫一直有一套通过天灾或者星象来批评时政，映射当局的，被称作谶纬的东西，其实还就是儒家非常传统的老手艺，至少在东西两汉独尊儒术的时代，这套无中生有的办法非常有用。我记得08年地震后，传统知识分子（比如写过《陈毅市长》的某剧作家）很快就从天灾到人祸上寻找突破口，可见老手艺并没有荒疏，但是这套玩意儿在蛊惑底层人心方面是很弱的，谁有功夫看那些论证“失德”的废话。而公知之所以在微博时代涌现出来，恰恰因为他们简短、直接、耸动而更具蛊惑力。他们直白地使用“童谣”，把东拉西扯的论证“失德”的部分省略了，直接告诉人们“天意”是什么，告诉人们，那里有一个太平天国。所以公知和传统知识分子虽然战力有高低，但是仍然在手法上一脉相承，功能上互为补充，总之就是脱不开那些玄虚的东西，比如诛心，比如阴谋论，比如未经证实的“传言”，没有这些东西也就无法形成结论，其论证能力上都远输鲁迅。

因为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没有微博啊

要是有微博，一个原配朱安的悲惨遭遇，一个亲弟弟周作人的汉奸事迹。早就把鲁迅批倒批臭了，一篇文章都留不下来

鲁迅的每句话，反手就拍到他自己脸上，打脸不？

保证题主百分之百会 "看他的文章却觉得恶臭扑鼻，让我按捺不住拔键而出"

所以啊，公知的名声和微博是成反比滴。

鲁迅：中国有问题，我认为国外就很好，就该这么办。

鲁迅：中国就是有问题，也不是好欺负的，国外就是再好，敢来找事就干他。

公知：中国就是有问题，我认为国外就很好，国外来欺负，就该这么办，你们早就该死了！

鲁迅的态度，是别人有好的经验可以学。

公知的态度，是你们就不该活着。

鲁迅的态度更加精细化，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不同的态度和策略。公知的态度比较极端化，针对不同的问题只会用一个套路到处搬。所以他分得清借鉴和投降，公知分不清。

鲁迅的特点是果决，针对问题能够准确采取坚决措施。公知的特点是愚昧，针对强者一味跪拜而又自以为作为强者的奴仆自己就可以获得强者的神力从而不经过任何努力就可以变得强大。

鲁迅突出的特点是独立思考的人。公知则具有较强的宗教性。如果是宗教里，鲁迅是神父牧师主教一类的指导者，公知是教徒一类工具人。如果是非宗教环境，鲁迅属于领导者，公知属于工具人。

这是人和奴的区别。

前几年最好笑的事情，就是一群公知自诩“当代鲁迅”。

可他们不学无术，连鲁迅先生的文章都没有好好读过，他们大概不知道，先生《故事新编》中有一篇《理水》，骂的正是“公知”这种人，《理水》讲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在辛辛苦苦治水，拯救人类，而一群“学者”站在干岸上指手画脚，说他的方法不对，还造谣中伤，污蔑大禹和他带领的人民。

大家可以跟我来回忆一下这段：

“古貌林!”
“好杜有图!”
“古鲁几哩……”
“O. K!”
“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 ‘遗传’。所以，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也不会成功，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
“O. K!”一个不拿拄杖的学者说。
“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不过鲧却的确是有的，七年以前，我还亲眼看见他到昆仑山脚下去赏梅花的。”
“那么，他的名字弄错了，他大概不叫 ‘鲧’，他的名字应该叫 ‘人’！至于禹，那可一定是一条虫，我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他的乌有，叫大家来公评……”
于是他勇猛的站了起来，摸出削刀，刮去了五株大松树皮，用吃剩的面包末屑和水研成浆，调了碳粉，在树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写上抹杀阿禹的考据，足足化掉了三九廿七天工夫，但是凡有要看的人，得拿出十片嫩榆叶，如果住在木排上，就改给一贝壳鲜水苔。

国家养了这么一群“学者”，治国不会，治水不懂，不肯脚踏实地做事，每天就热衷于搞地摊文学，搞历史虚无主义，证明“大禹是一条虫”，为此还写了一大堆论文。

但是， 大禹不在乎，不在乎这些废物，在他看来，这些家伙都是“放他妈的狗屁”。

禹微微一笑：“我知道的。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说就是了。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他举手向两旁一指。白须发的，花须发的，小白脸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员们，跟着他的指头看过去，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

这群黑瘦的，乞丐似的，不动、不言、不笑、像乞丐一样，和脚底板满是老茧的大禹一样，属于真正的人民，属于历史的创造者。正是先生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有些人读了鲁迅先生一些讽刺小说，就自以为懂了先生，认为先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对“阿Q”、“祥林嫂”、“孔乙己”、“华老栓”......这些底层中国人都是讽刺的，认为他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是“绝望”的，于是他们惊喜地宣称，鲁迅和他们一样，是“公知”，是“恨国党”。

他们往往还会断章取义，摘出鲁迅先生的某些句子，讽刺国家和人民，说你看，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你国没有前途”，“你们都是阿Q”。

这群人最大的问题，是小学语文老师不行，没有教会他们阅读理解的能力，他们只知道嘲笑清末民国时候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华老栓”......却没有品味出鲁迅先生嘲讽之外的悲悯，是的，阿Q糊涂，祥林嫂麻木，孔乙己迂腐，华老栓愚昧.......但这能怪他们吗？你读完小说，就知道他们可笑吗？最可恨、最可笑的，难道不是那个时代高高在上的赵老太爷、鲁四老爷、丁举人......等所谓的地主阶级、“精英读书人”吗？

阿Q是未庄的一个无业游民，这个人欺软怕硬、自轻自贱，擅长“精神胜利法”，自己是社会底层人，偏偏要欺负同样是社会底层人的小D和尼姑，他随波逐流，并没有自己的主见，别人“姓赵”，他也要“姓赵”，别人“革命”，他也要“革命”，一生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最后在浑浑噩噩、麻木不仁中稀里糊涂上了断头台，送了性命。

很多人读鲁迅，只读出了对阿Q的嘲讽和鄙夷，攻击别人的时候，满口“阿Q”、“精神胜利法”和“你也配姓赵”？却忘了，阿Q也是旧中国被压迫、被欺凌、被侮辱的一个底层可怜人，他自轻自贱、他麻木不仁，都是那个时代那种文化那种制度的错，你嘲笑阿Q，其实就是在嘲笑你自己。那个时代最可恨的是阿Q吗？明明是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这些剥削者、压迫者，他们压迫人民，他们投机革命，他们反复骑墙，他们最终杀死了阿Q。你对真正无耻的统治阶级精英阶层没有一点愤怒，却对阿Q百般苛刻，你才是鲁迅笔下的“小丑”啊。

孔乙己是一个落魄的旧社会读书人，是“站着喝酒唯一穿长衫的人”，他穷困潦倒，却迂腐可笑，干啥啥不行，“窃书不为偷”，口中念念不忘的学问，居然是“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最终“发昏偷了丁举人家的书”，被打断了双腿，最后一次去咸亨酒店喝酒后，就永远消失了。

很多人读鲁迅，只读出了对孔乙己迂腐可笑的嘲讽，却读不出对孔乙己的悲悯和同情，他同样是旧时代的受害者，他在封建文化的教育下，虽然读书识字，却失去了一切生产谋生的能力，他是“被时代抛弃的一代人”，他穷酸迂腐盲目自尊死要面子.....他确实穷困潦倒，只能站着喝酒吃茴香豆，但“穷”可笑吗？反而孔乙己身上还有些不错的品质，他自己穷成这样，还会给孩子吃茴香豆，他还好为人师，要给伙计讲“茴字的四种写法”，伙计不肯学，他还“惋惜地叹了一声”，由此可见他本性是淳朴善良的。他之所以变成这样，都怪那个“吃人的旧社会”。

祥林嫂是一个受尽压榨的穷苦农家妇女。丈夫死后，狠心的婆婆要将她出卖。她逃到鲁镇鲁四老爷家做佣工，受尽鄙视、虐待。又被婆婆家抢走，然后卖到贺家成亲。贺老六因伤寒病复发而死，孩子阿毛又被狼吃掉。祥林嫂丧魂落魄，走投无路的她只能去再次投奔到鲁四老爷家。可是柳妈还说她改嫁“有罪”，要她捐门槛“赎罪”，不然到了“阴间”还要受苦。她千辛万苦积钱捐了门槛后，依然摆脱不了人们的歧视。最后，她沿街乞讨，在鲁镇一年一度的“祝福”的鞭炮声中，惨死在街头。但是，鲁镇没人同情她，反而骂她是“谬种”。

很多人读鲁迅，只读出了他冷峻的讽刺，却忘了他悲天悯人的情怀，很多人读书的时候都学过《祝福》，却把祥林嫂这个可怜的文学形象，作为平时骂人、攻击人的词汇，一口一个“祥林嫂”，这就是他们可怜的阅读理解能力，这就是他们可怜的“共情能力”。

世界上没有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越伟大的作家，往往越“左”，越同情底层的不幸者，越痛恨世道的不公，雨果如是、托尔斯泰如是，马克吐温如是，鲁迅先生亦如是。

当代的“公知”们，却没有一个是“左派”，没有一个愿意为底层人、穷苦人说话，他们往往高高在上，坐在私人别墅中互相唱和，和资本家权贵做朋友，享受着远超常人的生活水平，对世界上的劳动者、生产者一无所知，他们甚至鼓吹“穷人就是不努力”、“资本家都是英雄”。

对于这种人，鲁迅先生也早有定论，他把他们叫做“资本家的乏走狗”。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有人说，鲁迅先生喜欢批评国家和社会，说他“不爱国”，是的，先生生在一个民不聊生、腐朽黑暗的旧社会，看到的是给帝国主义做狗，剥削压榨人民的大清和民国，先生自然要讽刺批判！

这也是当时陈独秀、李大钊等觉醒者们都在做的事情，到了教员那一代人，不但有“批判的武器，还有武器的批判”。但你不能说鲁迅先生是“恨国党”，反而，正因为他深爱着我们的民族和文明，才会“爱之深，责之切”，才会字字带血，锥心刺骨说得那么透彻。

鲁迅先生对真正“崇洋媚外”、“恨国带路”的人是不屑一顾，并且深恶痛绝的。

先生说过：“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

先生在《上海漫谈》中和日本人野口米次郎有段对话：

野口米次郎：“如果当今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最终还是无法令人民安居乐业的话，能否像印度依附英国那样，把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交给日本管理呢？”
鲁迅：“事情如果发展到那种地步，就是感情的问题了。同样是丧失财产，比起被强盗抢了去，还是被败家子浪费的好；同样是被杀，我宁愿被同胞杀害也不向外国人低头。”

先生还在《友邦惊诧论》中嘲讽那些媚外者：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但这些事情，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说到底，先生以笔为枪写文章，是为了国家好，是为了国家解决问题，但“公知”阴阳怪气放酸屁，是为了制造问题，解决这个国家。先生是“民族魂”，他们只是“民族的渣滓”。

教员同志都是鲁迅先生的粉丝，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教员应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之邀，为陕北公学学生作了一篇《论鲁迅》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称鲁迅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教员还说：“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鲁迅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的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不辩经”吗？）

60年代的时候，教员还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鲁迅先生对权贵、资本家或许不屑一顾，但他对同志、对战友、特别是对青年，却是非常温和的，充满鼓励的。

《无声的中国》：“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北京通信》：“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只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热风·随感录四十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先生说得对，多年之后，真的出了太阳。

虽然说我本人对于很多以“公知”自诩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行事作风颇为不满，但我还是要说，无论学识水平还是思想境界亦或者是战斗意志均远胜当代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大先生倘若生活在今天，其尖锐的笔锋在舆论场上大概率仍不为相当一部分人所容。大先生的主要论敌梁实秋的作品《“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对于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是很有参考意义的。在此文中，梁实秋先是认为“不满于现状”者不仅要指出问题，还需要给出问题解决方法：

“不满于现状 ”的表示， 也有不同的程度 ：有的只能在茶余酒后高谈阔论 ，有的还可以笔之于书 ，有的则可以见诸实行 。能谈能写的人不一定就能实行 ，能实行的人也不一定能谈得好写得好 。只要表示 “不满于现状”， 总还算是有向上进步的意思。“ 不满于现状 ”者， 即是觉察出现状有毛病也。 有了毛病还不能觉察， 这固然蠢 ；有了毛病还要隐密，这固然险； 但是有了毛病， 发表之后， 声张之后， 不求医治之方， 这还是一样的蠢， 一样的险！ 所以现在有智慧的人 （尤其是夙来有 “前驱者”“权威” “先进” 的徽号的人）， 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 “不满于现状” 的杂感而已， 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 “现状” 的药方。

然后就对大先生进行含沙射影式的讽刺：

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副药太冷，那一副药太热，这一副药太猛，那一副药太慢。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
“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我们要的是积极的一个诊断，使得现状渐趋（或突变）于良善。现状如此之令人不满，有心的人恐怕不忍得再专事嘲骂，只图一时口快笔快了吧？你不满于别人的主张， 你自己的主张呢？ 自己也许没有能力指示改善现状的途径， 但是总该按捺住一时的暴躁，静心的等候着罢？

依我之见，如今对于“公知”的批判话术，也不过是拾梁实秋之牙慧。既然大先生在世时就被某个乏走狗如此批判，我又怎敢担保，倘若大先生活到今天，不会被相似的话术再批评一遍呢？

鲁迅：你们现在还不行，读书！自强！站起来！挺直腰杆子！

公知：你们现在还不行，快去找洋人磕头，当他们的狗就很好！

鲁迅骂的是一般人眼里的“旧中国”，不是“你我的中国”。

但话说回来，要是现在的中国能被一三流帝国主义国家重演二十一条和九一八，那季子越都能成当代鲁迅。

请认真阅读这篇文章——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

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

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赖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

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在写于1935年06月28日的书信中，鲁迅提及：

我实在有些不愿意出门。我本来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记得托尔斯泰的什么小说说过，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险的，但一看见大将面前防弹的铁板，却就也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帅以为生命价值，彼此不同，那我也无话可说，只好被打军棍。

（此信中提及的“元帅”，影射周扬）

　　在1935年09月12日写给胡风的信中提到：

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

（此信中的“工头”也是暗指周扬）

　　如果说前面这几封书信都没有直接指名道姓，到了1936年，因为“两个口号”的争论，1936年，鲁迅公开发表了一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其中点了“周起应”的名字（周扬，字起应），实际上把左联内部的矛盾公开化了。这篇文章的末尾说得很直白：

否则，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在《鲁迅纪念集》第1辑第68页，记录了鲁迅向李霁野复述了一段他跟冯雪峰的对话，时间是1936年4月。

鲁迅：你们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

冯雪峰则连忙摇头摆手应之：那弗会，那弗会！

要知道胡风案是49后第一冤案。

好个“友邦人士”! 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KMT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友邦惊诧”论》

公知能写出这种文字算我输。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现在那些喜欢推销各种“公共知识”的“意见领袖”们看到这段感觉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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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火了，再写一些吧。

每次谈到近几年公知名声越来越差的问题，就有人喜欢用“污名化”这个词——说的好像有人成心联合起来抹黑公知一样。

但如果你稍微看过一些键政讨论，你就知道这种说法根本不靠谱。

现在骂公知的都是什么人呢？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原教旨马教徒

中特社支持者

社民派

民族资本拥趸

一般民族主义者

反动主义者

——可以说是涵盖政治光谱上各个波段了。

当然还有一些人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他们只是想维护自己吃狗肉之类的的权利。

公知能把这么多种不同的人全都得罪了也是本事。正常来讲以这些人之间的分歧，你要把他们放在一起，他们自己就能打个昏天黑地。

理智的人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考虑的肯定是能不能拉一波打一波。这就要求你在对话时强调共识而非分歧。比如你要吹某国平凡而伟大的民族性，你应该打出国际主义的牌，跟左壬联手怼民族主义者。要吹私有化的好处，你应该谈民族资本的贡献，跟民族主义者联手怼左壬。

但你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同时跟两头开战，而公知恰恰就是这么做的——只要跟他们观点不同的人，一律都扣上“粉红”之类的帽子。你说对面本来分歧很大自己就能打起来，现在你这帽子一扣，人家有了共同的身份，有了共同的对手，那可不就都联合起来怼你了吗？

战略上是没头苍蝇，战术上同样一塌糊涂。在知乎上混的比较久的各位可能都见过这种情况——大家正兴致勃勃的讨论中国建设的成就呢，结果突然有人yygq的来了一句：“在XXX的时候你们怎么都不出声了？”

讲真我不知道这种人是来宣扬观点的，还是纯粹就是来发泄他们的戾气的。

正常而言，如果你要宣扬观点，那你在发言之前应该考虑几个问题：你可能的听众是什么人，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要怎么说话他们才容易接受。

比如说你在b站上看星舰试验视频，你应该意识到，这些内容的观众首先应该是航天爱好者，其次才是美粉。

如果我是美黑，我会尽量避免在这种地方黑。不论马斯克人品如何，人家的技术是真没得黑，而航天爱好者们比你更懂这些。某观在这个问题上就翻车了。

如果我一定要在这种地方宣扬自己的观点，那我也会用尽量委婉的方式——“飞船确实厉害，但大家也别忘了马斯克工厂里那些顶着疫情加班加点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功臣。”这样不容易冒犯到人，别人也不好反驳。

如果我进去就直接来一句“你们怎么不谈谈美国新冠死了多少人”，那被人家直接骂出来有什么奇怪的吗？

现在的多数公知，我觉得他们在谈“公共知识”这种高级货之前，应该先补习一下什么是情商。

因为鲁迅先生尊重科学，不会贩卖“因信称义”之类的糟粕，搞出“给树绑草绳是花钱做无用的事情”之类的笑话。

因为鲁迅先生一篇《狂人日记》奠定百年现代文学基础，是教后人如何遣词造句写文章的白话文祖宗。

咱们对公知要求也不高，就不说科学修养了，但凡公知们的平均文学修养能达到高中毕业以上的水准，他们就算没给祖宗们丢脸了。

至于有人说“鲁迅先生在民国就是公知”，那也是奇谈一桩，合着民国时代“公知”一词就是鲁迅先生专用的？

咱们也不用说多，谁能举出哪怕一例先生在世时候，能凭借手中笔杆子和先生单挑而不落下风的民国文人？

毕竟鲁迅先生在世时就是泰山绝顶，你要说“鲁迅就是公知”，不知那些抱起团来还要被鲁迅先生吊打的胡适之流又算什么了呢？

以这等能力声望为公知标准，那么不好意思，近二三十年跳的欢的这些伪文人，大概就是郑屠之属了，连上阵的资格都没有。

而且还有个颇为讽刺之处就是，鲁迅先生在世时，真正意义上最类似先生的，是郭沫若和茅盾。

然而在讨论民国文人（公知）时，这二位就经常被忽略不计了。

说起来，鲁迅先生推动的新文化运动才是正儿八经“斩断文脉”的事情啊，就不知在陈丹青之流公知眼里，到底是如何定义“文脉”的了。

（手动微笑）

鲁迅批评当局，但他同时也是坚定的反帝者。

公知批评当局，是为了衬托他心爱的帝国主义。

谁是周树人，谁是周作人，人民群众心里是有杆秤的，不是说随便哪个批评当局的人，都能被人民群众看作是鲁迅的。

有些人觉得，只要我批评当局，我也应该被人民群众看作鲁迅，结果人民群众非但没有尊敬他，反而像鲁迅批判这些人一样批判他们，这就让他们不高兴了——这下可不仅是当局不行了，人民群众也不行了。

于是他们就开始掉书袋，从鲁迅先生的文章里扒拉出些段落，给这些段落扣上了不同的帽子，说，看啊，鲁迅在今天，也是要被当做公知的，又或者，更可笑地，说鲁迅先生也不过是个墙头草。他们说完这些话，就好像自己翻身成了鲁迅一样，飘飘然继续为了批判而批判了。

只是批判谁都会批判，而鲁迅之所以是鲁迅，是因为他的批判，永远是从中国出发的，从中国的无产阶级出发的。那些一边批判当局，一边又要宣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人，是永远不可能和鲁迅先生一样从中国和中国的无产阶级出发的——当他们选择信仰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他们就注定不可能和一切无产阶级站在一起了。

日本人拍了个话剧，叫《上海月亮》，是讲鲁迅的。作为正经的第二世界的人，他们并没有把鲁迅变成盲目的亲日派，也没有把鲁迅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刻画的鲁迅是现实的、有血有肉的，这个鲁迅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如寇仇，同时又与日本的人民友好相处。

这便是阶级斗士和帝国主义的笔杆子不同的地方——他们都在战斗，但是前者明确地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而后者却举着阶级的大旗，一边批判着当局，说，这是敌人，一边又指着帝国主义，说，这是朋友。

只是人民群众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

鲁迅主观上是为国家好，公知主观上是为了PUA国民。鲁迅说我们不能再堕落下去了，公知说你们再怎么努力也没有西方强。

鲁迅：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公知：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程墨：哦公知的意思是我们走的路是错的，照着洋人的路走就对了，打倒公知！

鲁迅：凡事总需研究，才会明白。
公知：凡事总需研究，才会明白。

程墨：你凭什么代表人民，你要的东西为什么就要满足你？打倒公知！

鲁迅：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
公知：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

程墨：你直接说都听你的不就行了！打倒公知！

鲁迅：伟大的心胸，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
公知：伟大的心胸，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

程墨：你的笑脸就是嬉笑怒骂阴阳怪气不怀好意，键盘的勇气也算勇气？用否定其他人的伟大来显得自己伟大，打倒公知！

鲁迅：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的粉碎。
公知：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的粉碎。

程墨：就你也配谈事实？打倒公知！

鲁迅：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的难。
公知：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的难。

程墨：你改造你自己了吗？玩什么双标？打倒公知！

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公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程墨：横眉冷对公知指，公知都去蹲牛棚。

鲁迅：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真有进步。
公知：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真有进步。

程墨：公知口中的民族魂就是学习西方、摧毁中国人的劣根性，其心可诛，打倒公知！

鲁迅：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公知：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程墨：做什么？学西方？改革没有一帆风顺，你的意思是中国路走错了？打倒公知！

鲁迅：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
公知：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

程墨：你说不必听就不必听了？说到底我们还是得听你的？打倒公知！

鲁迅和公知给你的感觉完全不同的原因是，你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

接着来：

鲁迅：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无声的中国》1927
公知：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程墨：到中国这就是调和折中了，到西方那就是善于妥协了，西方什么都香是吧？打倒公知！

鲁迅：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论睁了眼看》1925
公知：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程墨：对，你美爹什么都好，美国不敢正视疫情，隐瞒疫情严重程度欺骗公众的时候你不说话了。打倒公知！

鲁迅：中国人的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但我却替他们发现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不会再犯；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缺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北京通讯》1925
公知：中国人的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但我却替他们发现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不会再犯；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缺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程墨：滚回美国要你的自由，和heshanshuo躺在一起可自由了是不是？打倒公知！

鲁迅：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碰壁之后》1925
公知：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

程墨：说的好像你美爹没有壁一样。打倒公知！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即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答有恒先生》一九二七年
公知：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即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

程墨：对，你美爹家群众比中国的好，不当看客，直接动手暴乱打砸抢。打倒公知！

鲁迅：我总觉得洋鬼子比中国人文明，货只管排，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这种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中国人就很少。——《两地书之廿九》一九二五年
公知：我总觉得洋鬼子比中国人文明，货只管排，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这种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中国人就很少。

程墨：恨国公知永远都是觉得国外月亮比中国圆，把自己黑自己国家舔别的国家说的冠冕堂皇，去认你洋鬼子爹去吧！打倒公知！

程墨这种人鸡贼啊，鸡贼就鸡贼在把鲁迅那些不涉及批评国民性、民族性的话给你摘出来，告诉你，鲁迅是高尚的，再亲手炮制一个所谓公知的刻板印象，告诉你公知与鲁迅相比高下立判，厉害！

实际上呢？鲁迅要是活到今天，把它那些金句用更通俗的话讲出来，那在知乎能被程墨骂疯了。

毕竟清平盛世，怎容得下尔等刨根论劣的恨国公知在这yykf？

鲁迅先生钱来路正，不看人脸色。

他的钱归根结底，来自于他决定“俯首为牛”的读者们的支持，屁股和脑子是统一的。

但凡屁股和脑子统一，反动派也只是讨厌而已，也不恶心。比如陈布雷。

悄悄地拿利益，戴着面具装风骨的那些才恶心。

以上皆为主观判断，请对号入座。

谢谢 @长春太堵了 的邀请。

鲁迅乃是巍巍泰山，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至于公知，让人在鄙视之外很难再产生其他的情绪，把他们比做什么就是对什么的侮辱。

以下是笔者写的两篇文章（前一篇写于2009年，后一篇写于去年），笔者对二者的态度尽现于其中。

1936年10月19日，一代文学巨擘、思想大家鲁迅先生在上海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应该说，他的背影并没有远逝——毕竟他离开我们还不足四分之三个世纪。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主将，作为一名坚忍、无畏的文坛猛士，他曾以手中的如椽巨笔为中华文化开拓出一片全新的天地，并因之而升华为民族之魂，赢得了几代国人的讴歌、仰慕和崇敬。可是，近期他却不断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质疑，乃至于他的作品都要淡出中学语文教材了——今后的中学生在长达六七年的学习生活中大概只能接触到他的区区三篇文章。

也许，是因为先生的文章有些晦涩，难于理解。的确，不少人都说过：看不懂鲁迅的文章。也许，是因为先生的思想过于深邃，不易于领悟。据说，校园内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也许，在我们这个时代，根本就不需要鲁迅。有人就曾一口咬定：鲁迅已经过时了。作别鲁迅，似乎不难找到充分的理由。

是的，他曾经宣称，他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断中国人的——这里的中国人是指所有的中国人。是的，他曾经宣称，要不遗余力地“痛打落水狗”——直到临终前他还不饶恕任何一个敌人。是的，他曾经宣称，中国自古以来仅有“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两个阶段——他认为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人”的地位。“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是的，他竟然借“狂人”之口如此评价中国史。从文章的字里行间，有些人不仅读出了言辞的犀利，也读出了先生内心的阴冷、秉性的刻毒。而这些，似乎是应该作别鲁迅的更为充分的理由。

无论如何，鲁迅先生被下达了“逐客令”。如今，他已然淡出中学教材；今后，他也许会悄无声息地从世人的视野中消失。看来，鲁迅先生的遗愿——“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即将成为事实。

那么，鲁迅其人其文究竟如何呢，我们不妨探究一番。

首先要问一声：自三闾大夫之后，有几位文人如鲁迅先生一般富于济世情怀呢？

鸦片战争以降，战乱不休，列强频犯，国祚衰颓，哀鸿遍野。此时此刻，众多志士仁人都为民族的启蒙和解放事业付出了自己的毕生经历。而在进步的文学家队伍里，鲁迅先生应该算是一位佼佼者。

他无论是学洋务，还是学医，抑或是从事文学创作，都始终心忧黎庶，始终心系故国，始终心怀天下。他曾屡次遭逢人生的困厄，曾深味人间的寂寞、凄凉，也曾在革命征途之中困惑、彷徨过。可是，他却没有消沉过——从来没有。他没有像吕纬甫一样，在抗争一番之后终向命运低头，再回到故纸堆中消磨自己的余生。他也没有像魏连殳一样，在大彻大悟之后又备感孤独，在潦倒之余又向旧势力寻求妥协。他更没有像高尔础一样，在人生的航途中迷失了自己，终日沉湎于麻雀之中玩物丧志。他是一位呐喊者，是一位冲锋者，是一位无畏的战士。

如同女娲、大禹一样，鲁迅先生是一个埋头苦干的人。他自弃医从文以后，笔耕不已，逝世前两天还在撰文，留下了近七百万字的作品和译著。如同眉间尺、宴之敖者一样，鲁迅先生是一个拼命硬干的人。为支持学生们的正义之举，他曾被北洋当局免官；在“忍看朋辈成新鬼”之际，他还是“怒向刀丛觅小诗”；因为工作辛苦积劳成疾，他在年仅五十六岁的时候就过早地因病去世了。如同墨子、禽滑离一样，鲁迅先生是一个为民请命的人。无论何时，他总会站在为国为民的立场上大声疾呼；读一读《祝福》，读一读《药》，满腹赤肠毕现其间。如同夏瑜及其战友一样，鲁迅先生是一个舍身求法的人。早年他到日本留学，并没有在东京与那些纨绔子弟为伍寻欢作乐，而是到偏远的仙台在艰苦的环境下求学；至于回国以后，他更是为探求真理而忘我工作。“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句诗实在是鲁迅先生的真实写照。

鲁迅1909年回国，自从踏上华夏土地以后，他从来没有离开故园半步。

在近代文学家中，还有谁能像鲁迅先生一般富于济世情怀呢？是胡适、梁实秋，还是林语堂、徐志摩，抑或是周作人、张爱玲？其实，在三千年文学史中，如先生这样的文人也是异常罕见的。从他的身上，从他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出屈原，可以读出陆游，可以读出辛弃疾。

再问一声：自嵇中散以来，有几位文人如鲁迅先生一般刚肠嫉恶呢？

无原则，软骨头，随波逐流，缺乏应有的气节——这大概就是一般中国文人留给世人的印象。而鲁迅呢？他从来不在大是大非面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从来都是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应该说，他是一位真正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猛士”。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把屠刀指向为抗议帝国主义而请愿的爱国群众，在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当局的走狗文人纷纷跳出来，污蔑请愿群众是“暴徒”，是“自蹈死地” ，千方百计为其主子开脱罪责。鲁迅闻言，怒不可遏，当晚就写成《无花的蔷薇之二》的第四至九则。随后，在半月以内，他又悲愤地写下了《死地》《可惨与可笑》和《纪念刘和珍君》。

在这些文章中，鲁迅先生无情地控诉了反动派的暴行，热情地讴歌了为正义事业献身的革命烈士。出离愤怒的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他又警告杀人者：“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而对于逝者刘和珍诸人，他则表达了发自内心的敬意：“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辗转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得时候，这是怎样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鲁迅先生因此举而获罪于当局，被教育部免去了官职。

“九一八”事变以后，因为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地区很快沦陷；而南京政府又全无收复失地的决心，只是一厢情愿地哀求国联来主持公道。山河破碎、国将不国之际，爱国学生们纷纷行动起来，相继奔赴南京请愿，力图推动抗日救亡事业。然而，抗御外侮无方的国民政府却爱国给学生治下莫须有的罪名，严厉加以镇压。同时，那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客——所谓的友邦人士——也蹿出来污蔑爱国学生。面对凶残、邪恶、草菅人命的日本帝国主义者，面对腐朽、堕落、内残外忍的国民政府，面对冷漠、伪善、“莫名惊诧”的“友邦人士”，义愤满腔的鲁迅先生不能自已，写下了力透纸背的《友邦惊诧论》。

在文中，鲁迅先生无情地揭露了日军的兽行：强占东北，炮轰机关；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击人民，甚至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在文中，鲁迅先生猛烈地抨击了国民政府的暴政：不恤灾民，专心内战；杀戮志士，特务横行；一意媚外，残民以逞，连可怜至极的学生都被施以毒手。在文中，鲁迅先生毫不留情面地摹画了帝国主义政客的真实嘴脸：标榜文明，却以监狱来维持秩序；纵容日寇，却以中国民众、学生为敌；包藏祸心，名为友邦却伺机瓜分华夏。此文不过千把字，可是笔力劲健，一石三鸟，使得恶势力无处遁形。

作为一名磊落的战士，鲁迅先生绝少在文章当中掩饰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他以“活该”二字来评价作恶多端而又下场可耻的法海和尚。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他多方论证，要毫不留情地“痛打”那些已经或可能伤害到善良人的“落水狗”。而在《药》中，作者又活灵活现地刻画了那些麻木看客的尊容：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面对那些草菅人命的屠夫，面对那些为虎作伥的走狗，面对那些愚昧无良的庸人，鲁迅先生总是能够挺身而出，毅然决然地向他们投出明镜，投出标枪，投出匕首。“横眉冷对千夫指”，鲁迅非常准确、生动地描摹了自己的形象。

在中国文学史上，富于骨气的文人并不多见，嫉恶如仇且勇于与恶势力做殊死搏斗的文人更属凤毛麟角。在三千年中，可以面无愧色地与鲁迅先生同列一伍的，大概只有嵇康、谢枋得、李贽等寥寥数人而已。

再问一声：自杜工部以来，有几位文人如鲁迅先生一般心念苍生、体恤万民呢？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鲁迅是一位面容清癯、神色凝重、头发根根直立、手中握有如椽之笔的战士；他神情严肃，不食人间烟火，只从事战斗，似乎没有常人的情感。因为他曾毫不留情地批判过国人的劣根性，甚至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他是冷酷、尖酸、刻薄、阴毒的代名词。而事实上呢？笔者以为他是继杜甫以后又一位横空出世的“情圣”：他不但心系九州，而且对人民、对青年、对亲友也都满怀深情——虽然他绝少表白这一切。

我们无法否认，鲁迅先生对中国人民一直是满怀深情的。

鲁迅早年学医，其目的除了报国以外，还有救死扶伤、大济苍生的因素在内，这是不容忽视的。而在文学作品中，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他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关怀。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礼教是吃人的，甚至整部中国历史都是一部吃人的历史。那么，哪些人被吃掉了呢？很显然，首先是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民众。千百年来，无涯过客们对此熟视无睹，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把这些卑微的人当人看。而鲁迅先生能为这些贫贱者大声呐喊，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在《故乡》中，鲁迅多方面为我们刻画了中年闰土的形象：脸色灰黄，皱纹堆垒；着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说话吞吞吐吐，迟钝而麻木；对“我”恭恭敬敬，直称呼“我”为老爷；寄希望于神灵，悲哀而又痛苦地承受着生活的重担。在鲁迅的笔下，我们可以通过闰土这一典型人物了解到军阀混战时期中国农民的悲惨境遇，也可以窥测到先生对旧中国农民无穷苦难的深切同情和对旧中国农民凄凉命运的高度关注。尤其不容忽视的是，鲁迅还能发掘出底层民众的可贵品质。在《一件小事》中，他在无情地解剖了“我”的因自私自利而显得渺小的灵魂之时，还不忘歌颂人力车夫光明磊落、勇于担当、关心他人的高大形象。在鲁迅笔下，质朴、善良、正直无私的普通劳动者已经成为值得知识分子学习的光辉榜样。阅读鲁迅先生的文章时，底层民众经常闯入我们的视野。虽然出场时有时还带有那么一丝麻木、愚昧的色彩，但是鲁迅始终在关注着他们——作为一名现实主义文学巨匠，他继承了中国经典作家关心民生、体恤民情的优良文化传统。

我们还应注意到，鲁迅尤其关注当时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妇女的命运。在鲁迅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妇女都经常以主角或配角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

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鲁迅先生在奋力鞭挞恶势力的代表法海和尚之时，对白娘子的际遇则深表同情，并为古塔倒掉、白娘子翻身解放而感到欢欣鼓舞。当然，旧中国的绝大多数被压迫妇女并没有白娘子的好运，她们一直被锁在暗无天日的铁屋子里，备受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摧残和毒害。如《明天》中的寡妇单四嫂子，她在痛失独子以后饱尝了尘世间的无情和冷漠。如《药》中的华大妈和夏四奶奶，因为她们的孩子全部死于非命，她们在坟场相遇了——前者的丈夫虽然从刽子手那里买到了据说疗效奇佳的人血馒头，年幼的儿子还是因为痨病而过早离世；后者的儿子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英勇坚贞的革命烈士，他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族人告发，并被反动当局残忍地杀害。

在鲁迅先生所塑造的诸多妇女形象中，最典型而又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大概就是《祝福》中的祥林嫂了。她本是一位善良、质朴、勤劳的农村妇女，却终生与厄运相伴：新寡之后逃到鲁镇不久，即被婆婆设计绑架回去，在全部工钱被盘剥之余又被卖给住在深山的贺老六；因夫死子亡，数年后再至鲁镇，受尽了身边人的嘲笑、奚落和厌弃，到处都是鄙夷的目光；后来虽然拿出几乎一年的积蓄到庙里捐了一个门槛，还是赎不清莫名其妙的“罪孽”， 还是没有得到众人的“原谅”，还是不能碰鲁四老爷家的祭器；于是被视为“不祥之物”的祥林嫂变得麻木，无法再集中精力做活，直到被逐出鲁家，沦为乞丐；最终，在除夕之夜，在漫天风雪之中，在众人的齐声祝福声里，她走完了不到四十年的凄苦的生命历程。在小说中，作者在着力刻画祥林嫂这位“生命中没有春天”的苦命女子的同时，更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封建礼教、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既哀婉动人，又引人深思。

鲁迅先生不仅在小说中关心广大劳动人民和妇女的命运，而且也在现实生活中关怀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是的，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文人像他那样乐于与青年才俊交往，还没有哪一个文人像他那样体贴、关爱年轻人，还没有哪一个文人像他那样热衷于扶植后进。

某大学生曾写有一部改编自《红楼梦》的话剧剧本，向鲁迅求助。鲁迅阅后非常喜欢，立刻写了一封信将剧本推荐给一家上海的出版社。曾有一位化名“颜黎民”的青年给鲁迅写信，向他求教。暮年的鲁迅便在卧病之余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先后给他回了两封信，认真地从多方面指导了他。鲁迅还经常为年轻人校稿，据说他甚至曾为此而吐血。

来自东北的女青年萧红曾与鲁迅先生过从甚密。萧红早年经历坎坷，而又富于才情。当她把精心创作的小说《生死场》推荐给鲁迅以后，鲁迅便为之写下热情洋溢的序言，大力加以推荐。鲁迅在文学方面不断指导、扶助萧红，对她寄予厚望，也在生活中对她施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她经常到鲁迅家做客，有时一日两次，而鲁迅总是热情地招待她，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萧红难忘恩师教诲，在鲁迅逝世以后，她曾写有《回忆鲁迅先生》，真实而又鲜活地再现了鲁迅的晚年生活。

鲁迅深爱着自己的独子海婴，还曾为此写过一首看似自我解嘲的小诗《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是的，鲁迅就如同那兴风狂啸而又舐犊情深的猛虎一样，密切关注着孩子的顺利，也时刻关怀着进步青年的健康成长。萧军、柔石、韦素园、巴金等数不胜数的青年都曾受教于鲁迅，获益匪浅。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对青年人而言，鲁迅先生是平易可亲的思想导师。“俯首甘为孺子牛”，也确实是鲁迅先生的真实写照。

无论是对待生活困苦的广大底层民众，还是对待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众多妇女，抑或是对待如饥似渴地追求真理的青年学子，鲁迅先生都是饱含着深情。他也如杜工部一样，以清癯而又矍铄的老者形象永存于世人的记忆之中。

那么，作为一位富于济世情怀、刚肠嫉恶、心念苍生的大文豪，我们是否应该忘记他呢？

鲁迅先生去世前曾在遗言中向世人提出一个要求：“不要作任何纪念的事情，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先生此言，可谓用心良苦。也许在他看来，他毕生都在批判国人的劣根性，如果国人都脱胎换骨了，就不再需要他了，就会自然而然地忘却他了。然而，如今我们真的就不需要鲁迅了吗？或者说，现在真的到了应该忘记鲁迅的时候了吗？

鲁迅说：“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上围观甚或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如今，这种曾令先生痛心疾首的不良现象是否已经完全消失于神州大地？

鲁迅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先生平生最鄙视那些麻木的看客，如今，形形色色的看客是否已经逃离了我们的视野？

鲁迅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于是他创作了《阿Q正传》，生动地刻画了阿Q这样亟待疗救的灵魂。如今，曾被小尼姑咒骂为“断子绝孙”的阿Q真的断子绝孙了吗？

其实，先生的诸多指教在当今中国仍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也许，他说的话有些刺耳，但“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我们绝不能因此而拒绝先生，拒绝先生的文章，拒绝先生的教诲。况且，他对国人抱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是爱之深才责之切的。

然而，还是有人执意要忘却鲁迅先生。

也许，在这“娱乐至死”的现实中，文学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也许，在这“躲避崇高”的年代里，思想是毫无半点分量的。

也许，在这“告别革命”的新世纪，革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身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似乎也就真的再也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被人们纪念了。

鲁迅先生确实要被世人忘却了。淡出教科书而外，连他的足迹都要抹去——据说他在北京的故居也面临着被拆迁的厄运，他曾在那里创作过《阿Q正传》。

如果是法国人，鲁迅先生会被请入先贤祠，与卢梭、雨果、居里夫人一起接受国人的朝拜。如果是英国人，鲁迅先生会被葬入西敏寺墓地，与牛顿、狄更斯、哈代一同分享贤哲的荣光。可是，身为中国人，鲁迅先生恐怕就只能在逝世以后被国人渐渐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然而，即便如此，笔者还是深信：作为民族之魂，他必将是播于众口而不朽的，也将是铭于人心而不灭的，更将是列于尊位不替的。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是的，一个真正才高德劭的人，一个真正造福于社会的人，一个真正有益于民众的人，必将永远活在世人的记忆中——即便一些人力图刻意遗忘他，怕也只能是徒劳的。

七十多年前，为悼念亡友，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念》；如今，为缅怀鲁迅先生，我们不妨也写一篇《为了忘却的纪念》。

十年前公知太盛行了（其实使用“盛行”一词很不恰当，应该使用“嚣张” 一词），过来人应该都有深刻的印象。那时候，社会上最时髦的就是狠吹一拨米国，然后再声嘶力竭地咒骂中华民族，一吹一贬越夸张越有人喊好（公知及其徒子徒孙基本都是铁杆的逆向民族主义者）。他们逢中必骂、逢美必舔。他们咒骂中国的土地，咒骂中国的人种，咒骂中国的历史，咒骂中国的英雄，咒骂中国的一切，甚至叫嚣神马殖民三百年，恨不得马上披一张白皮给自己换种。“下辈子米利坚”“米国空气分外甜”“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都是他们的洗脑奇谈。当时，某知名人物就曾一口咬定：中华民族是pig一样的民族（当初洒家一听这话就火冒三丈，与之结仇至今。众所周知，西方著名的人类学学者普遍认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亚黄种人是高智商人群）。

公知崛起的大背景，应该是西方国家的强势和国内左翼势力的走弱。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2016年这三十多年绝对是公知的黄金时代。以何觞系为班底，一大批三观相近的人凑到了一起，组成了“公知”这一群体。那时候他们已经完全掌控了中国的学术界、媒体界等很多重要部门，绝对是可以呼风唤雨的。当然，他们没有阶级基础，没有物质基础，没有理论基础，看似无比威风，其实是没什么内涵的。

奇怪的是，他们明显反智却经常能身居高位，在各行各业成为领军人物。客观地说，这些公知本质上就是一帮篾片（虽然他们动不动就要为国民“启蒙”，俨然一副高深莫测、极有学养、颇富爱心的样子），当个帮闲还可以，除此之外干啥啥不行。换句话说：他们看似身姿魁梧，但只适宜被宠养起来，根本就不是冲锋陷阵的料。当初，他们已经控制了国内的几大门户网站（纸质媒体更是早已经成了他们的天下），能与他们尖锐对立的左翼网仅有“乌有之乡”等寥寥数家，可谓势单力弱。但即使这样，他们也经常在论战中节节败退，丢尽了颜面。

客观地说，公知最大的问题就是脱离民众。“为民请命”是公知最爱打的招牌之一，其实他们在骨子里是瞧不起普罗大众的，典型的如那个历史发明家。他说：“这个结晶牛胰岛素，是咱们中国唯一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结果诺贝尔奖委员会给咱们发来邀请函，让咱们往上报，你有几个人能够获奖啊，应该有几个啊，报几个啊。单项奖，至多三个，我们报了二百多人，我们把研究所扫地的，做饭的，刷厕所的全报上去了。我们是社会主义，我们只有集体主义，没有个人主义，没有工人给你扫地，做饭，刷厕所，你臭知识分子你结晶什么牛啊你，结晶耗子去吧，就报上去了。那报上去了，那你想人家能批准吗？瑞典国王跟扫地的刷厕所的握手？你侮辱的是瑞典民族！对吧！那咱这事就吹了。”其藐视劳动人民之态度溢于言表，丝毫不加以掩饰。

其实直到2016年，公知还是很强势的（至少表面上如此）。但奇怪的是，Trump一上台，他们马上就走向式微了。Trump只是表态表示不支持中俄两国的公知（时间大约在2017年年初），没几个月活跃多年的诸多风云人物就悉数退出历史舞台了。归根到底，还在于他们在水平有限（经常发表反智言论）的同时严重不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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