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鲁迅活在现在，是否会被当成精日？
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得拆开来看看。
首先，鲁迅批判国民性的那一套，放到现在，那简直是“寻衅滋事”的典范。他那毫不留情的揭露，那股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劲儿，现在很多人可受不了。你想啊，咱们现在追求的是什么？是“正能量”，是“自信”，是“伟大复兴”。鲁迅当年写《阿Q正传》、《狂人日记》，不就是把中国人的缺点、弱点、劣根性扒得一干二净吗？什么精神胜利法，什么看客心态，什么麻木不仁，这些词现在听起来，多少有点刺耳。
要是鲁迅还在，他看到网络上那些奇奇怪怪的言论，看到某些为了“面子”可以不顾一切的人，看到那些明明存在的问题却被粉饰太平的现象，他能忍住不写吗？我觉得不能。他肯定又要开始他的“杂文”生涯了。那些杂文，现在谁敢写？谁敢发？一不小心就触碰了某些“敏感点”，被围攻那是肯定的。
而且，他那些对社会现象的犀利观察和尖锐批评，很容易被解读为“否定中国”、“崇洋媚外”。想想看，现在有多少人在讨论问题时，总喜欢把“你是不是不爱国”挂在嘴边？鲁迅要是批评某个社会现象，立刻就会有人跳出来说：“你看，他又在骂中国了，他这是在给境外势力递刀子！”
至于“精日”这个帽子，那就更顺理成章了。鲁迅早年留学日本，学医不成改学文，后来在日本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也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他身上有很强的“西学”背景，对外国的先进思想和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和学习。
在如今这个“站队”明确的舆论环境中，但凡你对外国的东西有过多的正面评价，或者对国内的问题有过深的批评，就很容易被扣上“精日”的帽子。鲁迅要是批评中国国民性，同时又引用西方哲学家的观点，或者赞扬某个外国作家的思想，那“精日”的帽子简直是量身定做的。
而且，鲁迅对日本侵华也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但他对日本文化中一些值得借鉴的东西，例如其民族的严谨性和对教育的重视，可能也会有所提及。在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下，这种“不彻底的仇恨”或者“夹杂着的赞扬”很容易被曲解成“亲日”。
更别提他那些“杂文”的风格了。那种阴阳怪气的讽刺，那种“不骂到人骨髓里不罢休”的劲头，现在的网络键盘侠们可擅长借用这种“风格”来攻击别人了。而当鲁迅本人这样写时，他的“敌人”们也会如法炮制，给他贴上“汉奸”“卖国贼”等等更不堪的标签，然后再加上“精日”，简直是全套组合拳。
想想看，鲁迅如果现在在微博上发一条微博，内容大概是：“我看到很多人在讨论……，他们争得面红耳赤，但似乎忽略了事物最本质的部分，也忘记了自己身上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弊病……”，估计不到一分钟，评论区就会炸开锅。有人会说他“装腔作势，自命不凡”，有人会说他“挑拨离间，煽动对立”，而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拥护者”，会直接给他送上一顶“精日”的帽子，然后质问他“你是不是日本人派来的？”“你是不是就喜欢日本人的那一套？”
甚至，他当年翻译的《呐喊》、《彷徨》，里面的很多作品，放在现在，其中的“呐喊”很容易被解读成“噪音”，“彷徨”会被说成是“精神内耗”。而那些被他“唤醒”的人，如果现在也只是在网络上敲敲键盘，发发牢骚，而没有真正的行动，鲁迅可能还会骂他们“麻木”。
当然，也会有一部分人，尤其是那些依然保持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会依然欣赏和尊敬鲁迅。但在这个信息爆炸、观点极化、情绪先行、容不得半点批评的时代，这种声音很容易被淹没。
所以，我觉得，鲁迅要是活在现在，虽然他可能依然会坚持自己的信念，但他的处境一定会比以前更加艰难。他会被误解，会被攻击，会被边缘化，甚至被扣上“精日”的帽子，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他可能会发现，当年他所批判的那些现象，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反而以更复杂、更隐蔽的方式存在着，并且，他的批判本身，也可能成为被攻击的理由。
这实在是让人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
网友意见
当年一说鲁迅粉丝，社会普遍印象就是这人是主张抗日的。比如戴笠这样写到：
有北宁路津站调度所负责人姜一之，系湖南人。……据云当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曾策动路工破坏日军用电话线及北宁路轨。……伊有一通讯机关在津租界寿德大楼同益公司内，接头人张圭颖先生。此人崇拜鲁迅，反日情绪甚激烈。
很难理解为啥在活在今日会被当成精日。
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鲁迅答文艺社记者问，1931年九月二十一日。
汉奸头衔，是早有人送过我的，大约七八年前，爱罗先珂君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那时上海报上就有一篇文章，说是他之宣传，受之于我，而我则因为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云云。这些手段，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十年以前，都是这一套。叭儿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又何尝想到民族，只要一吠有骨头吃，便吠影吠声了，其实，假使我真做了汉奸，则它们的主子就要来握手，它们还敢开口吗？——鲁迅致杨霁云的信，1934年五月十五日
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1936年六月九日
自汽车门跳将下来，宣布鲁迅三大罪状，通共，事贼，降俄——
“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
资产阶级欺骗大众，用他们的血划了界线，还继续在划着。
但是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先驱们，正用血把它洗去。
小林同志之死，就是一个实证。
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不会忘记。
我们坚定地沿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鲁迅：《闻小林同志之死》（1933）
证 据 确 凿
百 口 莫 辩
这很使我“糊涂”起来了，因为史太林（斯大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飘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
（托洛茨基）现在的流浪，当与革命前西伯利亚的当年风味不同，因为那时怕连送一片面包的人也没有；但心境又当不同，这却因了现在苏联的成功。
事实胜于雄辩，竟不料现在就来了如此无情面的讽刺的。
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
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托派）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
精 苏 黄 俄
不 忠 不 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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