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鲁迅和秋瑾的关系怎么样?

回答
鲁迅和秋瑾,这两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光芒四射的名字,他们的交集,虽然不若挚友般频繁,却足以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深刻的印记。谈论他们二人的关系,更像是在翻阅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感受时代洪流中个体命运的激荡与回响。

首先得明确一点,鲁迅和秋瑾,他们并不是像我们寻常理解的那种朝夕相处的朋友。鲁迅比秋瑾小一些,秋瑾成名、革命的脚步也比鲁迅更早迈出。在那个信息传递还不甚发达的年代,他们更多的是在精神层面产生共鸣,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相互呼应。

秋瑾,这位“鉴湖女侠”,她的名字本身就带着一股风雷激荡的气息。她早年参加反清起义,创办《中国女报》,高举革命旗帜,喊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慷慨遗言。她的行动和牺牲,是那个时代女性突破传统束缚,投身救国救民事业的鲜明写照。鲁迅,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笔尖如同投枪,直刺旧社会的黑暗与腐朽,唤醒民众的麻木。他以杂文、小说深刻地剖析人性,揭示社会问题,其作品的影响力,至今仍在振聋发聩。

那么,他们之间具体的联系体现在哪里呢?

1. 思想上的同频共振:

尽管鲁迅和秋瑾的人生轨迹并不重叠,但他们都身处于一个民族危机四伏、变革呼之欲出的时代。他们都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深恶痛绝,都渴望着中国的独立与富强。秋瑾以实际行动投身革命,用鲜血和生命实践自己的信仰。而鲁迅,则用他犀利的笔,对封建礼教、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他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革命”,只不过他的战场在思想文化领域。

可以说,他们都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脉搏,都怀揣着对国家民族的深沉忧虑。秋瑾的革命精神,无疑是鲁迅所欣赏和尊重的。鲁迅虽然不直接参与武装革命,但他对革命者的支持,对反抗精神的赞扬,是贯穿他一生的主旨。

2. 鲁迅对秋瑾的评价和纪念:

鲁迅在自己的文章中,曾多次提到秋瑾,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将秋瑾视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女性革命家,是敢于挑战旧秩序的先驱。

例如,在《“大观园”的“政治”》一文中,鲁迅提到“凡是生在这‘中国’而又想做点学问的人,要想不被淘汰,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学到一点新的,能够自己做学问,不依傍旧章;一条是跟着旧式做一点修改的。……又如秋瑾,‘我等女子,本来就是人,又不是妖怪,为什么要她们戴笼头?’她也想做一点学问,而且想用做学问来革命。”

这段话就非常清晰地展现了鲁迅对秋瑾思想的理解和肯定。他看到了秋瑾不仅有革命的勇气,更有对女性解放、对新知识的追求。他将秋瑾的革命行动与她对知识的渴望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一种对旧制度的深刻挑战。

更直接的纪念,则体现在鲁迅对秋瑾事迹的关注和记录。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代,对于像秋瑾这样英勇牺牲的革命者,需要有人去记录、去传播他们的故事,以免被遗忘。鲁迅恰恰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3. 时代洪流下的个体价值:

秋瑾的牺牲,是那个时代无数革命者悲壮命运的一个缩影。她的牺牲并没有白费,而是点燃了更多人心中的火焰。鲁迅作为一名思想的传播者,他深知像秋瑾这样的先驱者的价值,他们的牺牲是为了唤醒更多的人,是为了推动历史前进。

鲁迅对秋瑾的肯定,不仅仅是对一个革命者的肯定,更是对那个时代所有敢于反抗、敢于追求进步的个体的肯定。他通过对秋瑾的提及,也在无形中鼓励着后来的中国人,不要屈服于压迫,要勇敢地为理想而奋斗。

4. 潜在的交往可能性(但证据不确凿):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鲁迅和秋瑾有过深入的个人交往,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尤其是在革命党人与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信息交流和思想碰撞的可能性。革命党人往往会结识和支持有识之士,而鲁迅当时也与许多进步人士有过联系。因此,不能完全排除他们之间有过短暂的相遇或书信往来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是推测,而非确凿的事实。

总而言之,鲁迅和秋瑾的关系,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契合,是一种对民族命运共同的关切。秋瑾以她的生命践行了革命的理想,而鲁迅则用他的笔,将这份理想的光芒延绵下去,让更多的人看到,并且从中汲取力量。他们二人在各自的领域,都在为中国的进步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的名字,也因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独立精神和革命热情的象征。他们的关系,更多的是在历史的长卷中,作为两个闪耀的星辰,共同映照出那个时代的光与影。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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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发一个不才原创老帖,供题主参考。



题主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疑问,恐怕是看到了下面这个网络段子:

1904年,鲁迅在日本遇见秋瑾,从而走上反清革命道路,他多次在集会上慷慨陈辞,鼓动暗杀。不久,他接到暗杀任务,却临阵退缩,遭秋瑾唾骂。1905年,秋瑾以“投降满虏,卖友求荣”的罪名,宣判鲁迅死刑,并拔刀高喊“贼人吃我一刀”。1919年,鲁迅在他的著名小说《药》里,将秋瑾奚落、挖苦,终算报仇。t.hexun.com/21337404/33

在这个段子中,鲁迅“贪生怕死、睚眦必报”的面貌跃然纸上。


要是这个段子并非凭空捏造,其中部分内容出自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郭世佑的大作《秋瑾判鲁迅死刑,罪名:投降满虏卖友求荣》。对此,不仅新浪、搜狐、凤凰历史专题中有过记载,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就连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日报这样的TG官媒竟然也以《秋瑾为何大骂鲁迅“投降满虏,卖友求荣”》为题予以披露!


难道鲁迅真的曾经如此不堪?!

一、“鲁迅在日本遇见秋瑾,从而走上反清革命道路“?

鲁迅1902年赴日留学,1903年就参加了反清革命团体“浙学会”(“光复会”前身的秘密团体,光复会早期会员基本上都是浙江人即是缘于此)。其后(1904年底-1905年初之间),又经陶成章在东京参加了光复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之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


而秋瑾是1904年4、5月间才赴日学习的,1905年7月由徐锡麟在绍兴介绍参加“光复会”。

“(秋)瑾东渡之时,为甲辰三月。……乃复归沪,由沪旋绍,见锡麟于热诚小学校,锡麟即绍介瑾入光复会,是为乙巳六月间事”(《陶成章集》376页)

也就是说,鲁迅1903年就在日本加入了反清团体,在东京加入的“光复会”一年后,秋瑾才加入的“光复会”,怎么可能鲁迅受秋瑾影响“走上反清革命道路”?


知乎大V

@yolfilm

先生对在下看法提出了商榷意见:“在这件事上,鲁迅是无法洗清名誉的。”,为此介绍了光复会,以及鲁迅与光复会的关系。

“它的前身叫「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换言之,「光复会」从头到尾,就是「暗杀」组织……而「光复会」的发起人,是鲁迅。整个「光复会」,人数其实不多”

窃以为,有必要补充说明一下有关史实:

光复会是1904年11月在上海成立的,蔡元培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光复会的早期领导是蔡元培、章太炎,后期主要是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人。章太炎嗜于国学研究,蔡元培长于教育,他们与会党新军没有直接联系。

该会的会员最初为四、五十人。1905年初,徐锡麟加入,其后他和陶成章、秋瑾等通过创办的大通学堂,发展会党成员,使会员增至六、七百人(另有二百七十二人和五百六十余人两说)。

而鲁迅呢,是1904年底才在东京加入光复会的!(也有说法是1905年加入光复会的:陶成章是在光复会本部在上海成立以后的年底才离沪赴日,抵达东京成立光复会分部时已是1905年1月,故鲁迅加入光复会应在1905年而不是1904年。)

我不知道蔡元培、章太炎是如何组织这个“从头到尾,就是「暗杀」组织”的?也不知道在东京的鲁迅是如何“发起”上海组建的光复会的?

至于知乎大V

@yolfilm

先生称:

在秋瑾和鲁迅的历史关系上,鲁迅处於劣势一方。而他最可议的一件事,甚至是在秋瑾死后,还阴阳怪气地写了一篇小说(药)。

不才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讨论了。


二、“接到暗杀任务,却临阵退缩,遭秋瑾唾骂”?

所谓“临阵退缩暗杀”,出自1977年《鲁迅研究资料2》中鲁迅学生增田涉的一篇文章——《鲁迅与光复会》。增田涉在文中写到鲁迅给他说的一段话:

“我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曾经被命令去暗杀。但是我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我问母亲怎么处置。他们说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鲁迅研究资料2》是文物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鲁迅研究文集汇编)。

鲁迅明知“可能会死”,仍明确表示“我可以去”,难道不是慷慨赴死?鲁迅不过是希望老母得到安置而已。凭什么说鲁迅“临阵退缩暗杀”?要知道,名留青史的刺客专诸、聂政,也都是先把老母安顿后才行“暗杀”之举的(“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有谁指责过他们两人“临阵退缩”?!


性命都托付给组织了,组织却连老娘如何处置都不敢做个承诺?鲁迅之所以有“母亲怎么处置”一问,鲁迅夫人许广平在《民元前的鲁迅先生》或许解释一二。文中说,鲁迅亲眼目睹一个反清团体的领导人,就在手下人进行军事袭击,随时可能遭难的时刻,坐在那里谈笑风生,仿佛毫不在意,不禁“惊佩不至”。之后,其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表达了对“暗杀”的看法:“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


然而,段子手似乎认为鲁迅应该像“黑社会”马仔一样,不管不顾的去搏命,否则就是孬种。因此,段子手们就要让秋瑾姑娘站出来唾骂鲁迅一番了!


三、 秋瑾“宣判鲁迅死刑”高喊“贼人吃我一刀”?

这个段子的出处是日本人永田圭介最新力作《秋瑾——竞雄女侠传》,据这位日本学者考证,留日学生陈天华因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蹈海自杀。留学生们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在留学生会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在会上秋瑾有过惊人举动:

  翌日(12月9日),留学生们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会上,她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鲁迅)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秋瑾为何大骂鲁迅“投降满虏,卖友求荣”

要搞清这个公案,首先需要补充一下秋瑾拔刀的背景。


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要求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主要目的无非是让留学生好好学习,约束和限制他们利用留学搞革命或者混文凭。这个规程其实有很多就是约束一下日本人滥开的什么“克莱登大学”、“西太平洋大学”等等野鸡大学,涉及留学生的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1条:清国学生需要清国公使馆的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第4条: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清国公使馆的同意;第9条:清国学生到校外租房子的,所在的学校需要加强监管;第10条:因品行不端被学校开除过的清国学生,其他学校不准录取。”。

然而,日本报纸跟现如今的媒体没什么两样,“标题党”们大肆炒作,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断章取义为《取缔规则》进行报道。留学生们跟现在的某些无脑网民也差不到哪里去,一听“取缔”二字,怒火中烧,立马抗议!


然而,在抗议大会上,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退学回国以示抗议,主要是自费生,秋瑾属于这一派,称呼为“激进派”。当有留学生质疑道:“我们连那个所谓《取缔规则》的原文都还没有读过,发什么怒呢?我们是否应该先调查、研究,搞清楚之后,再反对也不迟呀!”愤怒的留学生们当即这样回应他:“不用查了,还有什么好查的?!我们认为是这样,就是这样!”(黄尊三《三十年日记》)。不仅如此,“激进派”们还组成了“纠察队”,带上棍棒武器,满东京跑,看到清国留学生就威胁他们:“你回不回国?”说“不回国”的,立即群起围殴之。(张篁溪《1905年留日学生罢课运动始末》)


另一派不主张退学回国,主要是公派生和老生,有陈叔通、汪精卫、胡汉民、许寿裳、朱执信、鲁迅等。称之为“维持派”。孙中山则担心革命派的留日学生回国之后,会被清政府一网打尽。于是,孙中山让汪精卫在东京办了一个叫做“维持会”的组织,规劝留学生不要跟风回国、尽快回归课堂、恢复学业。(参亲历者吴玉章回忆《辛亥革命》)


对于中国留学生的争端,日本报纸则幸灾乐祸,说中国留学生是乌合之众,《朝日新闻》甚至评论,“此盖由于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性情所促成,惟其团结之力则颇为薄弱”。


当晚,悲愤万分的陈天华连夜写下《绝命辞》,第二天(12月8日)一早在大森海湾蹈海自尽。下面就是《绝命辞》部分内容:

惟留学而皆放纵卑劣,即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矣,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诸君而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惟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可以说,陈天华正是因为以秋瑾为代表的“激进派”造成的留学生之间相互争斗、“ 留学而皆放纵卑劣 ”才愤而自杀的!


可是,尽管蹈海赴死的陈天华千叮咛、万嘱咐“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激进派”的留学生还是纷纷退学回国。到了12月底,秋瑾也决定退学回国,浙江留学生同乡会为她召开送行会。就在这个会上,秋瑾慷慨陈词,并拔刀誓言。秋瑾的学生徐双韵在《记秋瑾》一文里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秋瑾发言,力主回国,词意激昂,随手从靴筒取出倭刀,插在讲台上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徐双韵:《记秋瑾》,《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首先,秋瑾女士的做法虽有慷慨激昂之风令人感动,却与陈天华的“坚忍奉公,力学爱国”原意违背,也是属于陈天华所担忧的“意外之举动”的。而且,此举未必就是唯一可选之道啊。


其次,秋瑾说的非常清楚:“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哪里会糊涂到不主张回国就判处对方死刑的地步?


这里补充一下 @Pats Chen 网友的评论:

现在通称的日本刀多指长刀,而文中的倭刀应该是腰刀一类的东西,因为能够插在靴筒里面。刚看到秋瑾随身携带日本刀一时间看傻了……

然而,到了堂堂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郭世佑这样的精英公知妙笔之下,秋瑾这刀就劈向了在日本学习的鲁迅头上了!


四、“鲁迅在他的著名小说《药》里,将秋瑾奚落、挖苦”?

我不知道造这个谣该需要多大勇气?要知道,只要具备初中文化程度的网友肯定都看过《药》这篇文章,里面的内容大家都非常清楚,怎么竟然敢如此胡说八道?


《药》文中对“夏瑜”(暗喻“秋瑾”)是通过那个刽子手康大叔来介绍的:“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

这明明是通过刽子手的描述来反衬出革命者大义凛然的形象,不知道哪一位精英脑子抽筋了,竟然从中能够看出“奚落、挖苦”秋瑾来?

不仅如此,还小说的结尾,鲁迅还专门写到:“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难道鲁迅就是这样“奚落、挖苦”秋瑾?


1907年7月秋瑾女侠壮烈牺牲于绍兴的轩亭口,7月18日,鲁迅出席了留学生浙江同乡会举行的追悼大会。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秋瑾逐渐为人遗忘,可鲁迅却一直没有忘记她,并写过许多文章追念她,缅怀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1925年,鲁迅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其中这样写到:“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


1926年,鲁迅所写的《范爱农》一文中,又提到秋瑾:“不久,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


甚至到了1934年末,晚年染病的鲁迅还在《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等文中再次提到秋瑾:“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批评了人们对于压迫、奴役、屠戮的健忘。


许钦文在文章中曾引用过鲁迅对他谈过的一段话:“秋瑾姑娘很能干,有话当面说,语气很坚决,不转弯抹角,所以有不少人怕她。她爱唱歌,好合群,性格爽朗,而且善豪饮,讲话精辟,热心公益,所以很多人喜欢和她接近。虽然秋瑾姑娘生的秀气,但人品很高。”(《鲁迅生活中的女性》)


有人说鲁迅刻薄,然而,对于秋瑾的评价,鲁迅是豁达的,光明磊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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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与秋瑾,两人的性格是不同的。

鲁迅曾在《两地书》里,和许广平谈过自己的性格:

希望我做一点什么事的人,也颇有几个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 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同样,还是在《两地书》中,鲁迅谈过自己对革命的态度:

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迫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其实,鲁迅依然在《两地书》中,谈论过自己对“组织”的看法:

所云团体,我还未打听,但我想,大概总就是前日所说的一个。 其实也无须打听,这种团体,一定有范围,尚服从公决的。所以只要自己决定,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只有“安那其”(指无政府主义者)是没有规则的,但在中国却有首领,实在希奇。

秋瑾的言行事迹在此不多赘述,在这三点上,鲁迅和秋瑾得价值观是相反的,这也决定了二者的行为大异其趣。在这一层面上,二者是悖离的。

2.鲁迅和秋瑾虽然算是同乡,但是在家乡却并未相识,二人的交集还是在日本。关于日本时期二者的交往,尤其是“秋瑾拔刀”时间。 @书生 的答案阐述得相当全面,故不赘述。秋瑾选择是回国革命,组织起义,不成而牺牲。鲁迅在仙台领悟出“学医救不了中国人”,选择通过改造思想来救亡,后来也回到了中国,绍兴光复之际,鲁迅组织学生游行,革命军不发一枪即占领绍兴。

3.秋瑾死后,鲁迅作为生者,曾几度提及秋瑾。

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 “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枢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而已集》·与北新书店老板李小峰的通信

这一段实际上是在评论众人对秋瑾的态度,鲁迅反对牺牲,更反对鼓吹别人牺牲而自己活着的人,故有此段。

20年代以来,鲁迅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反思,认为辛亥革命趋于变质,于是写了一系列文章。也曾几次提到秋瑾:

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 ——《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所谓“辛亥革命”竟是如此,后来连革命先贤都忘却了。鲁迅当年离开绍兴,认为“越地棘不可居”,和王金发这种态度密切相关。——鲁迅是主张审判告密的人为秋瑾报仇的。

直到近代,谭嗣同在临刑之前就做一绝“闭门投辖思张俭”,秋瑾女士也有一句“秋雨秋风愁杀人”,然而还雅得不够格,所以各种诗选里都不载,也不能卖钱。 ——《病后杂谈》

《病后杂谈》表面上是批判传统士大夫“雅”崇拜的,批判他们只关心字句文章而不关心社会。这一段指这种雅崇拜抛弃了对革命牺牲的审美,其实是迂腐的。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掉。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言行一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现在之所谓文学家里,也还有人以这一点自豪,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 ——《病后杂谈之余》

鲁迅对为革命的牺牲向来是十分痛心的,刘和珍、毕磊、左联烈士的牺牲都对鲁迅有锥心之痛,这段话也是鲁迅这种价值观念的体现,“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一句,尤为经典。

4.鲁迅在和朋友交流中,也提到过秋瑾:

谈到辛亥革命前夜死了的同乡秋瑾女士的时候,他与社会上的评论不同,却是批判的,认为那是天真的做法。——增田涉·《鲁迅印象》

增田涉没有具体提及对话发生的场景,但是这个观点和鲁迅的价值观是契合的。鲁迅认为,“现在中国幼稚的青年们,一点都不怕死,而且好像还希望死,但我说这是不好的。容易想到死的人,是不能搞真正的运动的。” (出处同上)

5.最后,要回到《药》上。我想经过以上的梳理,“人血馒头”是什么就该越来越明晰了,学生死了,革命成功了,新的政客登台亮相,却又回到旧社会去。我想鲁迅想到为革命死了的秋瑾,又看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才会写下这篇《药》吧。鲁迅对秋瑾的态度,也可以在《药》的最后一章体现出一二。

6.我认为,鲁迅对秋瑾的态度是复杂的,他肯定并景仰秋瑾的革命行为,但是认为秋瑾的牺牲“天真”。鲁迅也是革命者,但是鲁迅对革命的认知和秋瑾不同,所以对秋瑾这么评价,我觉得是符合人性的,简单一元论的评价方式并不可取。

至于有人以秋瑾的牺牲来嘲讽鲁迅的生存,我觉得这也是大错特错的。若真指鲁迅为“革命的逃兵”,则一切存活到革命成功之后的革命者,如毛润之、蒋中正,均是“逃兵”,这显然是荒谬的。牺牲并非不可以批判,没有批判不必要牺牲所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就纠正不了“左倾盲动主义”。把 「秋瑾错了?」「鲁迅乱世保命,才是对的?」 对立起来,这样的人,恐怕也是搞不了革命而只能敲敲键盘的,然而又自己把“敲敲键盘”的革命性给否定了。

此外,联想到某团前几日批判现当代艺术,我觉得人们还是要对自己不理解的事情多宽容——鲁迅虽然没有牺牲,但是鲁迅一生对革命的贡献却是实实在在的,革命有不同的路线,革命者要在血与火的过程中进行选择;和平时期对不同的意见,也要三思其道理和根源,对建设(和平状态的“革命”)道路的选择,恐怕也不能搞成敌我矛盾——这可能才是民主政治的前提,把鲁迅和秋瑾对立起来,恐怕也搞不成民主,或者只能搞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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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lfilm

纠正你的错误。

1.

光复会成员来源并不是单纯由暗杀团组成,还有浙学会。

见05年鄂州大学学报 黎霞的《辛亥时期暗杀活动与光复会的关系》,1903年抗俄义勇队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这个组织有三个机构分为“鼓吹、暗杀、起兵”,所以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只是军国民教育会的下辖分支。

且,见99年鲁迅研究月刊中扬州大学顾农教授的《鲁迅与光复会关系通考》,光复会前身不仅有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还有“浙学会”,究其原因,光复会具有很强的浙江地方色彩。

2.

鲁迅是以浙学会成员身份加入光复会,与暗杀团无关,亦无暗杀意愿,且长期游离于组织活动之外。

仍见顾农文章,鲁迅不是以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成员身份加入光复会,而是受光复会成员沈瓞民和许寿裳邀请参加了光复会前身“浙学会”1903年10月的活动。在蔡元培成立光复会后,1904年陶成章前往东京组织光复会东京分部时,“浙学会”并入光复会,捎带鲁迅成为第一批光复会东京分部成员。

鲁迅加入光复会,根本不是主观强烈意愿,而是受同乡邀请参加,自然也不是抱着暗杀的本意而来,实际上,因为长期旅居仙台,只有假期来东京,光复会的活动并没有怎么参加,说白了,他自始至终就是光复会的游离成员。

3.

鲁迅与光复会关系极好。

你大概不知道吧,光复会东京分部负责人陶成章与鲁迅私交甚好。

见92年鲁迅研究月刊上,晨朵的《徐锡麟、秋瑾就义后鲁迅在日本的态度》中,1907年夏徐、秋武装起义殉难后,这年秋受此牵连逃亡东京的陶成章与光复会成员龚宝铨在鲁迅处计划组织军事力量攻打南京,并把为“革命协会”起草的“联合会党章程”交由鲁迅保管,可见其对鲁迅信任。事后鲁迅还正式加入了“革命协会”和“南洋光复会”,以及“后期光复会”(见顾农文)。

这样一个全程参与光复会及其后期重建,冒险保存光复会重要文件,还与光复会首领私交甚好的鲁迅,你是怎么得出光复会成员对其懦弱而恶言相向的?

4.

鲁迅与秋瑾无直接强烈的冲突,或者说,结下显而易见的梁子。

秋瑾喊叫鲁迅该杀这种事,你是从哪个史料看到的?

86年渤海学刊上王德林的《鲁迅与秋瑾》一文中,引徐双韵《记秋瑾》描述秋瑾的话“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愤慨之情确实显而易见,但指名道姓地指责鲁迅,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还喊叫该杀。

5.个人观点或有不同,但历史解读请以事实为准绳,从我为你更正的4点错误,正常人逻辑上根本推不出“秋瑾与鲁迅有强烈矛盾”,亦没有历史文献直接记载“鲁迅与秋瑾有矛盾和争吵”,秋瑾审判鲁迅以及两人恩怨更是无稽之谈。

最后,不要给一堆百度学术或者贴吧的搜索,不看内容的说这是公论,抱歉我还真就较真地看了内容,还更较真地去知网看了几篇相关的专业文献。

你所坚持的观点,学界没有类似文章论证支持。我不能武断地下结论,但很大可能,你就是——在意淫,说好听点,“创造历史”。

(手机码字太辛苦,文章段落引用我就不认真排了,各位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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