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可能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分析: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是说改革开放的时候,恰好是全球化持续发展、第二波产业转移兴起的时候。
世界经济格局越来越复杂,链条越来越长。低价值的环节开始向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之外转移。
没有这一波行情,改革开放不会那么顺利。
粟裕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打胜仗解决一切思想问题。”这是因为,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方向,大家都有各种想法。真的打胜了,就实证了思想的正确性,占据大多数的摇摆的人们才会主动靠拢过来。
改革开放中间有太多的思想交锋、路线交锋,如果不是获得了无可置疑的经济成功,保守的思想不会那么容易退居二线。天时,使得改革开放有了大胜的可能性。
但是天时,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天时,凭什么中国这么突出?
这就要说到地利。
————————————————————————————
地利,是说改革开放所基于的土壤,乃是一个已经初步拥有工业体系、处在全面工业化前夜的国度。
很多人把新中国前30年的发展历程当作是完全错误的路线,以为是后30年拨乱反正才使得经济起飞。
这就是类似于“吃到第六个包子吃饱了就觉得前五个包子没必要吃”的想法。
前30年自然是有它的错误,但它的基本思路是没问题的。
共产主义脱胎于几十年前最左翼的思想潮流,它充分吸收了人类技术和制度发展的成就。
这意味着,前三十年的发展路线,从一开始就拥抱了“工业化、全民教育、普惠医疗”等等发展思路。
也许在管理方法、激励机制、产权制度等等方面,前30年的思路不能够支撑高度复杂的经济体系的高速发展,但是前30年把整个经济体系的基础打得很扎实。
我们现在去看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教育、医疗、培训、工业体系,乃至社会文化,都仍然是处于农业社会水平。只有首都的一小批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人们,会有不同的认知。
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一个工业社会的骨架已经搭起来了。年轻一代的教育水平已经普遍达到了产业工人所需的水平。虽然封建残余仍然很多,但主流社会文化已经足够贴近工业社会的需要。
所以,即便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同一个天时之下,也并没有那么多国家相比于中国更有优势。
但是,想想看,在八九十年代的国际环境下,难道东欧、前苏联各国不是工业化水平更高的国家吗?凭什么是中国,而不是那些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所以还有最后一个因素,就是人和。
——————————————————————————
人和,就是相对现实的领导层。
很多人,包括一些做管理做到很高位置的人,也常常忘记一件事情:
有人以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是非常浅显的事情,以为“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胡扯,就是磨磨蹭蹭不想改,是有私心。常常有人批评说:“人家都有桥可走,你在水里摸石头摸个什么劲?”
其实新再回头看看,改革开放开始的那个时间节点,那些时局或好或坏的发展中国家同侪,又有谁“沿着桥一路狂奔”就到了“彼岸”的呢?
前苏联国家,觉得“休克疗法”特别逻辑自洽,前景一片光明,然后往前狂奔,就掉到了沟里。
菲律宾觉得废除死刑的逻辑特别自洽、美国的政治体制特别自洽,然后一路狂奔,现在在泥潭里还没挣扎出来。
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水平、社会文化、人员观念全都不一样。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完全相同的制度、策略,放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是天壤之别。
正所谓“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要学,要试探运用,就要摸着石头过河。要不停地试验、看反馈、看结果,不断理解现实,不断调整。
任何把某种自洽的逻辑/推理当做必然并全力向前冲的人,常常最后会发现,之前那种自洽的逻辑里面没有考虑到一个或者几个客观因素。而这一个或几个因素,就可能让这种自洽的逻辑完全崩溃。
越是复杂的问题,越是要摸着石头过河。不摸石头就往前冲,那是赌博,而不是改革。
幸而我国改革开放中占主导的是政治家,而不是赌徒。
人,不被人们看到的人,没有话语权的人,他们吃苦耐劳。
1、凌晨4点起来在城市盖大楼的人。
2、在农村耕种一生,也就勉强糊口的人。
3、在工厂每天12个小时,一个月一天两天假的人。为了祖国赚外汇的人。(伤残常有,留守儿童意外多)
4、在几十米高的基站上面做基站的人。(吃饭也在上面,一个馒头一瓶水)
5、真正为做科研为人类做贡献的人(这部分在哪都是少数,极少数。但我还是加上了,祝先生们千古)。
6、一群深信,勤劳致富,实业兴邦的人。(勤劳的人就能致富?实业兴邦(目前实业)?)
7、他们虽然是沉默的,不能发声的,也注定不会名留青史,但我希望作为当代年轻人给予他们尊重,他们可能学历不高,大字不识几个,不会长篇大论,但他们为此付出了身体能承受的极限(说句为国捐躯不过分吧)。
8、当有一个超级富豪出现的时候,注定会有一些极端贫困的人相对应,所以我觉得超级富豪拍什么世界前几 没什么好骄傲的。(作为国人,如果你割的是外国韭菜,我敬你是条汉子,可你不是。)
9、最后一句,如果你真的爱国,首先就要爱中国人,尤其是底层可爱的民众,他们真的没什么奢求,一袋米,一句话……(事实是都在爱国,不爱国人毕竟喊爱国口号没成本,低头看人民可能脖子疼)
改革开放是个必然,就算主席活着也一定会改革开放,这是中国经济结构和前三十年发展路线决定的。
建国后中国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模模仿国民党执政模式,甘当苏联或者美国买办,这种发展很快,但是没有根基,就像东南亚,一场经济危机就回到解放前了。另一条则是当了裤子搞工业化,将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这条路风险很大,但是是立国之本,是实打实的内力。
老一辈革命家受够了外来侵略,深刻知道没有现代工业的悲惨下场,于是坚决和国民党路线划清界限,选择了工业化。
而工业化需要代价,156个苏联援建项目是宝藏也是销金窟,工业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前期投入大,利润率有限,为了养活这些工业项目,中央只能选择剪刀差模式,用农业支援工业,用农村支援城市。可以说前三十年基本上是靠国家剥削农民才实现了工业化,养活了中国最初一批产业工人。
为了保护这个工业化火种,建国一代领导人承担了极大的压力,包括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wg等等,如果考虑经济因素,这些苦难都有很大的必然性。
一般人对前三十年历史的认知顶多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大家忽略了工业化的另一个中要特点,那就是产品市场。工业化产品必须能卖出去,才能实现正向循环,否则就是永远的大坑。
70年代中国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内部农业长期被压抑,人民公社根本消化不了工厂产品,所以中国只能把目光望向国外,所以最开始中国的工业品大量卖给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通过内部交换实现了初步产业循环,甚至一度中国生产的战斗机都能实现出口。
但是很快赫鲁晓夫上台,中苏矛盾尖锐化,其中主要缘起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导致中苏掀起长期舆论战,也产生了当时极为著名的九评系列文章。赫鲁晓夫治下苏联明显出现帝国主义色彩,对中国利益蚕食加剧,同时主席深刻认识到苏联已经出现修正主义,并且破天荒的预言了苏联要解体,要亡党亡国。当时的中国已经看出依靠苏联不是长远之计,所以在各种原因促使下和苏联分家。
也因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加紧打压中国,中国进一步工业品出口受到严重限制,中国工业发展前途发力。所以在72年毛主席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接受尼克松访华,主动缓和了中美关系,此后很快在75年引入一大批西方工业设备,实际上是为进一步开放做准备。
宏观上看,在6070年代的中国,制造业的确陷入困境,一方面国内市场被剪刀差破坏严重,无法形成内部循环。另一方面外部市场中社会主义阵营限制重重,西方世界还没有打开,所以也没有外部循环。这导致中国被迫只能用政治理由把钱都投入到军事工业之中,从而保住制造业,但是实际上这种模式无法长久,中国初生的工业正处在窒息的边缘,此时说是经济遭受严重危机并不过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想保住工业化成果,甚至进一步发展制造业,必然依靠外部循环,英美苏德等等著名工业国没有一个是依靠本国市场自己搞起工业化的,都是要在全世界攻城略地。可是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指望不上了,中国唯一能指望的只有西方市场,恰巧西方遭遇滞胀危机,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在中国处理完内部意识形态问题后迅速打成一片。
所以说改革开放是保住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必然选择,是我党立国以来工业兴国路线的必然结果,只是可能老同志们一开始都没想到最后会向西方开放而已。
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是根源就是这个经济逻辑,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是共产党一以贯之路线的结果。
答案是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做了最苦最累的活,帮助中国扫清了一切阻碍工业化发展的障碍,到了改开的时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中国的崛起本质上就是工业化的完成,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已经有260年了,但是真正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寥寥无几,美国、欧洲传统列强、俄罗斯、日韩、中国……两只手都能数过来,几乎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只有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才能称得上强国。
阿拉伯地区22个国家,4亿多人,为什么奈何不了人口只有900多万的以色列?就是因为以色列和美国的工业体系深度绑定,是非常先进的工业文明国家,而阿拉伯国家基本都还停留在农业文明时期,这种差距已经形成了降维打击,绝对不是靠人口优势就能弥补的。
▲以色列铁穹反导系统拦截导弹
中国清朝时4亿人的体量,被英国几千人的舰队戏耍,最后屈辱的签订了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英国是工业国,中国是农业国,所以从那以后,中国人做梦都想实现工业化,清末的“洋务运动”,民国“辛亥革命”后的“黄金十年”,都是中国人进行的工业化尝试,只是因为后面我要讲的种种原因,都失败了。
直到毛主席的出现,情况才出现转机……
现在网上有一些言论,认为毛主席不会抓经济,中国人能过上好日子全是因为改开,这实在是非常偏激的观点,误导了很多人,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真实的还原。
正如我前面说的,现代人类是处于工业文明时代,基本完成工业化是成为世界大国的必要条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例外,但是工业化可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它有着非常苛刻的要求。
01完成土地革命
工业化要有人去投资办厂,还要有人去当工人,这是最基本的两个前提,但是旧中国是什么情况?遍地都是地主,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靠着土地就能吃喝不愁,赚钱了还能继续兼并土地,所以压根就没有动力去办厂发展工业,这是阻碍工业化发展的一大因素。
其二,由于农民没有土地,城市里又没有足够多的工作机会,所以他们被地主深度绑定,只能一辈子给地主打工,离开了就活不了,这样就导致没有人口流入工业领域,自然也就发展不起来。
李鸿章和蒋介石他们压根就没看明白这个关键问题,拼命的从西方引进技术,花钱买设备,最后钱被西方赚了不少,国内还是没发展起来。
但是毛主席在湖南农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他发现中国有4亿多人,其中90%都是农民,只有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中国的社会革命和工业发展才有基本保障。
所以从20年代末期到红军时期,我党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建国之后还在持续地打击地主阶级,因为只有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老百姓才能不被地主剥削,才有多余的口粮去供给家里多余的劳动力进城打工,农民进城了,工业化发展就有了足够的劳动力。所以很容易就能发现,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基本是与城市化进程挂钩的。
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国,也遇到过没有工业劳动力的问题,为了让农民进城,英国人的方法非常粗暴,他们把农民统统赶走,在土地上种草放羊,最后把羊毛做成纺织品,农民没有了收入来源,只能去城里的纺织厂打工赚钱。
美国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北方想大力发展工业缺少人口,南方的种植园却圈住了大量的黑人劳动力,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最后爆发了南北内战,彻底消灭了奴隶制,那些黑人劳动力才能进入工业领域,最终美国经过30年的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任何一个国家,想要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都是在与当时的利益集团进行殊死搏斗,我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中最艰难最关键的一环,但是现在很多人还意识不到这件事的伟大,甚至还有一部分地主的后代四处诋毁和污蔑,实在是让人生气。
进行了土地革命之后,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中国的经济收入就超过了国民政府时期的巅峰值,那些说毛主席不懂经济的人,你确定你可以?
而且,估计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重大意义,可以这样说,中国一直到2021年,依然在享受土地革命的福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可能会遭遇经济危机,西方国家遇到经济危机百姓失业后怎么办?先是领救济,等到哪天救济也不能领了,就只能成为流浪汉或者去贫民窟,这样就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但是中国不一样,60年代的“上山下乡”、90年代的国企改革、2008年的金融危机、2020年的新冠疫情,好多找不到工作的人都可以回家种地,一定程度上抵御了经济风险,这就让中国的经济韧性非常强。
02进行社会革命
社会革命的目的是打破旧的社会格局,建立一个能充分调动资源的中央政府,只有这样,才能举全国之力在交通、能源、教育等领域进行长期的投入,这些都是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
现在很多人喜欢说人口红利,实际上,只有受过基本教育的人口才能称得上是红利,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有80%的人是文盲,毛主席说这可不行,大手一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10年之后,就有超过1.5亿人学会了识字,虽说文化水平不高,但进行基本的工业操作是可行了。
反观印度,全世界文盲7.5亿,印度一个国家独占1/3,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文盲破亿的“超级大国”,大字不识一个,你觉得印度的这一亿多人能进厂吗?
除了普及教育,还有进行交通建设,这又是一个非常烧钱的项目,全世界除了中国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践行五年计划,雷打不变,其他国家想修个路都是困难重重,拜登想要搞基建刺激美国经济,到现在两党还在争论,而我国,从建国那天起,修路就没有停止过,等到我国决定改开的时候,全国已经有了基本健全的公路铁路网,为我的工业建设和物资流动提供了基本保障。
之所以一定要进行社会革命,是因为有些国家的宗教和传统思想必须破除,不然会严重阻碍国家的发展。
比如说印度,女性受教育平均年限只有4.4年,且社会地位极低。还有阿富汗女性,全身蒙面,不准工作,不准娱乐。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作为社会组成的另一半,几乎不能参与到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去,这样的国家,如何才能快速发展?
毛主席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发现旧中国的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裹小脚、不让读书、童养媳现象层出不穷,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颁布的第一条法律就是《婚姻法》,明确规定:不准买卖婚姻!
然后毛主席又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在新中国的大地上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后,相当于占中国人口一半的人群可以投入到工业化建设之中。
印度这个国家之所以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没有经历一场社会革命,二战结束后,其宗教阶层体系依然没有被打破,导致底层人民和领导阶层的利益没办法统一,所以土地革命、妇女解放、教育普及、基建投入这类问题迟迟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至今依然还只能说是一个“半工业化国家”。
03资本原始积累
工业化的开端,建厂房、买设备、研发技术,这都需要海量的资金,没有钱,压根就玩不起来,所以每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都有一个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
欧美列强的资本原始积累是通过贩卖非洲黑人、掠夺拉美和印度的原材料、向中国倾销商品实现的,所以欧美国家的工业化血债累累。
苏联的工业化是通过全国范围的征粮,再加上承接西方淘汰的落后工业完成的。
日本的工业化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二战前的日本通过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积累了一部分资金,再加上在国内对农民的压榨,完成了国家的半工业化。第二个阶段,二战后,朝鲜战争期间,吃了美国大量的军事订单,再加上日本的进出口贸易积累,所以让日本在二战后快速完成了工业化。
▲60年代日本工厂女工
韩国的工业化,一方面也是对农民进行压榨,另一方面是靠美国的援助,1961年美援的最高峰时期,韩国军费的96%都是来自美国。
而中国的工业化,和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不太一样。
首先,是毛主席力排众议出兵朝鲜,一战扬国威,从苏联那里争取到了工业援助,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156工程”,这是中国工业体系的基础框架。
然后,在国内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保证最大限度的通过农业哺育工业。
这也就是很多人认为农民不容易的原因,因为中国的工业化,是建立在全体农民无私奉献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当时全国咬紧牙过日子的这段经历,中国的工业体系是很难搭建起来的。那些认为毛主席不会搞经济的人,无非就是觉得前几十年物质条件比较差,所以他们才得出这个简单的结论,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国家刚成立,需要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这个客观过程。再直接点说,即便现在中国每年援助非洲,非洲的工业能马上起飞吗?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毛主席的历史使命就是帮助中国扫清一切阻碍工业化发展的障碍,这是最艰难,也是最容易背负骂名的使命,因为他扫清的这些“障碍”,都是当时的既得利益者。
毛主席逝世后,我们的工业发展进入到了第二阶段。
因为在毛主席时期打下了基础,再加上扫盲储备了大量的劳动力人才,所以在1978年决定改开的时候,中国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随着外资的涌入、海量工厂的兴起,中国的主要资本原始积累方式变成了,通过廉价工业品赚外汇,然后用外汇买设备,买技术,当然,农民对工业建设的支持也在继续。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2008年左右,几乎是同时间,2006年,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意味着中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直到去年2020年,官方宣布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了一个工业化大国。
对于工农业颇有研究的温铁军教授认为:中国的前30年是工业化的积累过程,改开之后的30年是工业的调整阶段。
那些把我国崛起的功劳全部归因于改开的人,就是犯了一个非常著名的错误,一个人吃6个包子才能饱,那么他直接吃第6个包子能饱吗?显然不能。
我国之所以能够崛起,与毛主席时代的社会改造和休养生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担下了所有恶名,他挑战的是整个旧的秩序,根除的是这个国家几千年的恶疾,如果说秦始皇是农业文明时代中华民族的开创者,那么毛主席应该就是工业文明时代中华民族的缔造者。
再造华夏这个评价,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原文首发于我的公众号“枫冷慕诗”。
这是原文链接,大家喜欢可以关注下。
先问是不是,在问为什么。
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崛起的?说来有个怪事,一说2000年后中国发展如何快,都是各种数据糊脸。一说2000年前,就是春风糊脸,数据都消失了。
发展好坏要靠同行衬托,那么中国和印度历史上人均gdp的对比是怎么样的呢?
1970年,中国113美元,印度112美元。
1977年,中国185美元,印度186美元。
1978年,中国156美元,印度205美元。
1980年,中国194美元,印度266美元。
1990年,中国317美元,印度367美元。
2000年,中国959美元,印度443美元。
2010年,中国4550美元,印度1357美元。
中国的教育水平和世界其他国家比是什么水平呢?请看下图,红线是中国适龄儿童入学率,蓝线是世界平均水平。
所以你看,知乎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的好传统不能丢。
崛起,是值得商榷的。
全球有200个左右的国家(地区),在76年伟人去世的那一年,全球人均GDP中国倒数前10。也就是说,全球200个左右的国家(地区),是个地方就比中国强,包括我们援助的亚非拉,他们的生活水平是中国好几倍。
现在呢,中国排名80左右,6亿人月薪不到1000人民币,就是一百多美元。9亿人月薪不到2000,2亿人日收入不到1美元。中国13亿人,月薪超过5500块的不超过7000万人。中国现状是刚解决温饱,远谈不上崛起。
别说跟发达国家比,就是同属中国的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澳门地区,中国也差得很远。
给人感觉崛起了,是因为这几年发展快。而发展快,是因为欠账太多。是怎么欠下的呢?
到现在还在补欠账。
简单说,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融入美国为首的世界经济圈。
中国是工业化的落后国家,所以生产力水平,技术水平都低,表现是人民很勤劳,但是很穷。
因为,生产力低,你一个最勤劳的农民用牛耕,也无法与最懒惰的拖拉机工人比效率。
实际上,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已经在走向工业化,但是这个进程多灾多难。
到了50年代,才有一个不战乱的环境来发展工业化。
第一次工业化是苏联给的156个项目,从农业社会逐步进入工业社会,表现出来就是城市人生活水平提高,城市平民可以享受工业社会成果。
但是,资本原始积累,工业品销售的代价是农村负担的。
因为自我积累,要压制消费,高积累,城市人实际生活水平增长也是有限度的。
而且苏联的技术是大萧条期间从美国转移过去发展,也不能说是最先进的,效率有限,中国当时能复制已经很不容易,继续发展的能力有限。
所以,生产力提升到一定程度就有天花板。
但是,中国在这个阶段,解决了核武器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有毁灭能力,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自主,这对未来很重要。否则,你融入美国为首的世界经济体系,就没有经济主权了。而有核武器,是可以掀桌子不怕武装入侵的。经济主权在自己手里。
有了自主权以后,核心问题,就是怎么融入美国为首的世界经济圈,获取更新进的工业化技术,提升效率。
这个时候尼克松来了,一步步解除制裁。
解除制裁,可以买比苏联给的更先进的技术,生产力就可以进一步提升,这才解决穿衣吃饭问题。
另外,同时还有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了人口增长速度,这个成果到了80年代立竿见影。
70年代粮食增长率也很高,但是人口增长率高,人均增长还是不行。
80年代,粮食增长率高,人口增长率低,到了90年代,大家已经都可以吃饱了。
改革开放的基础,是美国取消制裁和自主权,取消制裁才有外资,外国市场。有自主权,可以保证经济政策自己说了算,可以犯错误,但是不会被殖民。
从1978到2001,其实还是有很多波折的,但是自主权一直在手,这就等到了2001年入世的翻盘局。
2001年美国911,中国有一个机遇期,加入世贸,真正进入国际大循环。等于解除了封印。
中国在前三十年,扫除了文盲,建设了大量基础设施,建立了低水平但是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准备了大量有文化,有纪律的极其廉价的工业劳动力。
2001年解除封印以后,在可以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全球没有那个国家能和中国比,资本来了,技术来了,中国开始飞速发展。
工业化水平大幅提升的结果,不仅是国际市场的问题,国内资源的利用效率也是几十倍的增长,现在农村平原地区已经普及了农机,化肥。所有行业用上现代科技,整体效率增长带来巨大财富。
这次增长是普惠的,农村在2001年后的增长中,真正获得了实惠。
这才有今天的好日子和综合国力。
工业化需要规模优势,中国有庞大的工业化人口,按照现在的势头发展下去。当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以后。中国会产生先的技术革命,引领世界。这个趋势很难阻挡。
中国的危险在于被解除的封印重新加上。
虽然中国很强,但是还没有取代世界老大,还是在美国为首的国际经济圈内混。中国还没有能力脱离美国,拉一帮小弟,自己搞一个中国经济圈。
如果这个经济圈,逐步对中国关闭,中国会回到封印前的状态,虽然技术进步后的中国不会像以前那么惨,但是经济发展会停滞,矛盾也会爆发。
所以,中国要努力保证自己在这个圈子里面,同时建自己的圈子。这是中国对外要解决的问题。
对内,改革开放后,也放开了贫富差距的封印。一开始还不太明显,但是在1998年颠覆国企体制后,这个差距开始急剧拉大。
这个问题会导致内乱,国家增长,少部分富豪权贵财富急剧增长,广大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也会出问题。
这是中国要对内解决的问题。
解决的好,再过几十年,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国泰民安,开始替代美国霸主地位。
解决的不好,经济停滞,内部矛盾激化,中等收入陷阱就来了。
互联网产业工作的人这几年应该经常听老板说一个词:试错
我国崛起其实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但这个试错和现在互联网企业的试错不一样:
互联网企业试错,是天马行空,是肆意妄为,是成功了会所嫩模失败了下海干活,是拍拍屁股走人也没有太大问题;
而我国改开试错,是小心翼翼,是克服万难,是一点失败就被外部无限放大内部怨声载道,是一点成功就全面推广高效执行。
互联网企业试错很多时候哪怕找了BATJT高人来复制“成功经验”,依然百无有一;
而现实国际社会试错,找寻国外“高人”来复制,最后很可能死无葬生之地,轻则国家破产、重则丧权辱国;
所以,我看到很多网上的人说,我国的改开是因为欧美社会吸纳了我们、加入wto助推了我们,我只能说:毕竟太年轻、还有点天真。
欧美社会成功,很大程度是因为先发优势,而不是什么“民主政体”;后发国家同期加入国际社会、加入wto的何止几十个国家,最后成功的,又有几个?
感谢国家这些年的所有人,感谢你,所有的你。
承包。责任到位。
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说起来像个万全之策,实际难度登天。
你以为的改革开放,是在全知全能的周密计划下,依靠先进的理论加上稳健的步伐,一步一块垫脚石顺利趟过河。
实际上的改开,是在完全不知道水流深浅、急缓,有时候连石头在哪都看不到,甚至一脚踏空呛了个半死的情况下,忍着流血的伤口,拖着锅碗瓢盆,一次次从水底爬起来,挣扎地游向对岸。
现在大多数人聊改革开放初期那些私营经济的故事,是都是一个个从鸡毛换糖做到世界龙头的光辉历史,但其中遭遇的混乱又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比如,1985年,私营经济最活跃的温州,爆发“抬会”集资乱象。由于对民间集资放开管制,各路抬会聚集了温州民间22亿多元资金,各村各镇都有人加入,庞氏骗局式的集资近乎疯狂。1986年,抬会资金断裂,崩盘迹象,温州陷入空前的混乱。
讨债者冲进会主的家。愤怒的人们用竹签刺入“人质”的手指尖,要他们交待会主的下落;没有来得及逃走的会主的妻子,被20多个债主在光天化日下凌辱;数百名债主把会主的漂亮楼房化成焦土;平阳县一个阴暗的仓库里,一个通过“抬会”捞了十几万元的人被严刑拷打,最后被愤怒的人放蛇活活咬死……在短短3个月里,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负债累累,倾家荡产。
温州抬会之乱是一个极端,反映的是,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力量退潮松动,市场无法自主调节还赶上官倒私倒泛滥,引爆了以恶性通货膨胀为主的全国性经济乱象,最终引发80年代末上层建筑的动荡。
放手大干的乱象如此,国家管制的领域呢?问题也一样头大。
比如80年代搞股市,顶层设计核心目的之一是聚拢民间资金给普遍亏损的国企托底,以资金激发国有制经济活力。但结果导致上市指标都抓在地方政府手里,纷纷把底下坏账烂账累累的国有企业资产包装卖给股民。
90年代的上市公司基本都是国企,造假成风,买壳卖壳、庄家横行、赌徒遍地,更严格监管措施因为说不清道不明的阻力迟迟无法落地。
资本市场太烂,投融资功能紊乱的影响是2000年前后阿里腾讯这样的优质互联网企业只能大批跑国外去融资、上市,留给国内的只有乐视这样的垃圾。行政力量既当裁判又当球员,最终种下苦涩至今的果实。
从一只脚踏进水里开始,关于自由市场与政府管制的争论就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改革,会吸纳某一派经济学观点,这也是经济学家影响政策的主要方式。但在当时的中国,却呈现出一种所有人一起上的局面:在整个八十年代,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政策来自整个经济学家群体,可谓八仙过海。
从底层到高层的辩论与斗争,从舆论到资本的撕逼与站队,路线之争的战火一直在熊熊燃烧。
两种相互冲突路线,各自带来的教训都是在太惨痛了。
如果那种左右逢源、“亦步亦趋的保守策略”是万能良药,就不会有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了。
国家战略不是对冲投资,选择一边倒要面临单边的风险,而选择两条相互矛盾路线并行,就必须扛住双倍风险的夹击,内部撕裂、外部颠覆,一个不小心便是身不由己、万劫不复。
所以,“摸着石头过河”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要付得起“试错成本“。
章家敦预测中国崩溃,有依据吗?有!
他写的那些问题别说外国人,哪怕有点现实经济思维的普通中国人都能看出来。下岗、房价、股市、p2p、地方债,哪个不是环环相扣的一团乱麻?
但是现实总是打脸,似乎那些依据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的预测在中国这里都失效了,就连很多中国人自己都想不清楚,因此成为了所谓的“公知”。
有一个老外,英国著名汉学家马丁雅克看明白了。
他在《了解中国崛起》的讲演里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却以国家的形式存在。换句话说,就是现代国际政治领域的bug。
现代国家是有形的机体,一处坏了,整个体系就容易陷入瘫痪。西方,文明与国家区别开,国家机构不断瘫痪、更换、破产,民众被彻底抛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里。
但在中国,有形的国家与无形的文明契合在一起,文明成为了修补现代社会运转体系的黏合剂,竭尽全力保住全民最大利益。
这次的新冠疫情,暴露出所有现代国家机器的短板。中国能率先取得决定性成功,本质上就是面对史无前例的疫情,疾控组织机制没发挥应有作用、医疗科技力量也来不及的时候,发动起了文明内核,对病毒来了一次“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的硬钢。
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经历了数次危机,是靠什么在一路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而不被各种危机击垮?
不是西方那套经济学术语,而是靠一失去低薪低保障的工作就回到农村向黄天厚土挣命的几千万农民工;
靠国企改制工厂裁员后就在寒风中推着小车上街卖早点的下岗工人;
靠人均微薄的教育经费下父母们省吃俭用供养出来的世界最大规模的大学生群体;
靠广大三四五线城市居民大半辈子的辛苦积蓄吸收着资本泛滥对房价以及金融系统的冲击……
这是被西方思维侵染多年的章家敦无法理解的。
只有克服工业化与现代化之路上无可避免的危机,中国才能成为世界工厂、科技中心、产业链黑洞,否则委内瑞拉、阿根廷就是前车之鉴。
这里不是吹捧牺牲也不是批判,而是强调中国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少不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牺牲,少不了从文明内核爆发的驱动力。
没有这样的文明内核,无论顶层有多精英,都难以领导这五分之一的人类实现跨越式发展。
所以,如果问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崛起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不明白中国是以一个文明的形态崛起,无论什么回答都是以点概面。
近百年的屈辱中,中华文明的内核一度暗淡无光、破碎不堪,外壳被一次次撕开,完全暴露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丛林中,被不断敲骨吸髓。
从第一个流血断头的谭嗣同开始,对文明内核的修复工程就已经启动了,一直到建立新中国,朝鲜战争、两弹一星,整个文明的内外框架才再一次完整起来。
哪怕到了改革开放前夜,如果没有对越自卫反击战彻底打破越南在苏联支持下的独霸中南半岛野心,如果没有从民族(文明)高度实现美国干预下的两岸破冰,面对冷战政治军事高压,东南沿海的特区建设、对外招商引资也绝无可能成功。
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换句话就是,哪怕不知道深浅、不知道对岸是什么,也要全力以赴、纵身一跃,因为除了想方设法利用内外部资源,攀登文明科技树,没有别的路。
但是,如果没有1979年之前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无数牺牲来重建文明内核,给处于对内对外急剧转型中的国家托底,改革开放这种奋力一搏的结果,只会是人类历史上又一个悲壮的水花。
相关回答:
改革开放是毛主席后期的既定国策,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解除了北约对华的贸易禁令,形成开放。改革是华主席77年反复强调的,并且派出了大批的考察团去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
衣食条件改良是73年启动的四三方案,花费43亿美金引进了26套西方完整生产线,其中十余个大型化肥厂,四个大型化纤场,大型发电厂等等。77年华zx进一步扩大43方案投资力度至65亿美金,至82年全部投产,化肥代取农家肥,化纤代取棉花,是提高衣食供应的重要因素,75年杂交水稻实验成功开始推广也是重要原因。简而言之,开放环境是靠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打破美国军事封锁打出来的,改革则是毛zx在72年提出来的既定国策的全面扩大。
一九七三年,美国爆发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并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当时毛周敏锐地发现并抓住了对于新中国来说这一难得的大好机遇,利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在尼克松访华之后纷纷向新中国打开国门的有利时机,立即制定并开始了“四三方案”的实施,同时在国际市场上抛售美元,购买黄金,增加国家的黄金储备,以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所谓“四三方案”,就是我国抓住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北约)部分解除对我国封锁禁运的空隙,利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一九七三年发生经济危机的有利时机。于一九七四年开始正式实施的从美日英法西德意大利荷兰等国引进的总价值超过四十三亿美元的,包括四套大型化纤生产设备,十三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三套大型石化生产设备,一套大型烷基苯生产设备,一套一米七轧钢设备,一套钢铁生产设备,三套大型发电设备,四十三套综合采煤机组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生产设备在内的先进的工业生产设备。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二年,“四三方案”引进的项目全部陆续建成投产,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为改善人民的生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仅以根据“四三方案”中引进的四套大型化纤生产设备建立的天津石油化纤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四川维尼伦厂(位于四川省长寿县)和十三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以及同期国内自建的十九座年产十万吨的中型化肥厂为例。四套化纤生产设备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化纤二十四万吨,虽然只相当于五百万担棉花的纺织量,但是由于化纤织品的耐磨程度是棉织品的几倍,所以为解决中国人的穿衣问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人的穿衣问题。直到一九八一年,在这四套引进的化纤生产设备全部建成投产后不久,国家于一九八三年就取消了从一九五四年起开始实施的长达二十九年的发行布票,限量供应纺织品的制度。
“四三方案”引进的十三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和当时自建的十九座年产十万吨的化肥厂全部陆续建成投产后,使我国化肥的年产量增加了一千二百万吨,按农业部计算,化肥的施用量每增加一公斤,粮食产量可增加四至五公斤。单是这个期间自建和引进的化肥厂所生产的化肥,就使全国每年的粮食产量增加了五千万到六千万吨。从此,中国人不但彻底地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生活也开始了改善。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改k’正式启动之前,新中国的工业产量仅仅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就从一九四九年时连比利时那样的蕞尔小国都不如的状况,跃升至了世界第六位。
前三十年‘富’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是民国时期几乎没留下什么像样的基础建设,所以毛时代进行建设了大规模的基建,大的水利灌溉系统的普及和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基本都是在那个年代完成的。第二点,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内外战乱不断,国民党的残部匪患加上前后几次的对外作战,以及苏修的核威胁,导致我国必须长期的把精力,差不多的国家经费都放在国防工业和国防建设上来。两弹一星的成功加上越南战争上美军深陷泥潭改变了美国的国际战略,导致美政府选择联中制苏。73年开始东亚地区才真正进入到整体和平时期,国家工业也开始向轻工业转型改善民生。
那时我国的国防体系还没有建成,内忧外患未绝,北有苏联,南有美军在越南生事,那个年代全国都在搞军备,想显著的提高民生改善民生并不是时候,后现代化国家普遍特点就是工业化完成之前的日子都无比艰苦,在这一点上德国苏联新中国日本都是一样的。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做到的是许多国家一个世纪都做不到的事情,任何错误都不可能掩盖住那段辉煌伟大的现代化进程
因为曾经伟大的民族不会永远沉沦
我爸妈年轻的时候在家种地,大部分好粮食无偿上交国家。
农闲的时候到处挖河修路,驻堤建桥。自带干粮。同样无偿。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原来种地的收入不够支出了,孩子上学的学费都拿不出来了。
没办法,他们跟着村里的人,来到了南方,干工地。
早上四点多起床,早饭吃面条。六点开工。中饭晚饭也是自己做。住工棚或者毛坯房。夏天没有空调。晚上下工之后还要烧水洗澡,做饭,手洗衣服。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二十年。
就在今天,我爸去了一个新工地。这样的天气,依然没有空调,依然是早上六点开工。他是大工,工钱一天270块钱。他一个月的生活费支出不超过500块钱。
他们,一辈子没交过社保。现在每年自费交新农合几百块钱,听说60多岁以后,一个月最多可以拿100块钱。
我爸57岁了。他说,只要还能干的动,就继续干。不愿意在老家种地,他有慢性糖尿病,光种地的话,裹不住。
这是2021年8月。
有人在网上问,中国崛起的原因是什么。
外因是中国拥有大量富有的临近先发国家,可以低成本的获取技术、产业经验、资金甚至是贸易市场。例如通过进口日韩商品或者引进专家获取了先进技术和产业经验,而且日本可以提供大型的市场,通过投资渠道又获取了香港、台湾、日本等国的资金。
中国以及现在崛起的部分东南亚国家,本质上还是学习日本当初设计的经济发展模式。因为临近先发国家会通过贸易活动和经济交流,来传递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技术和产业经验等因素,而先发国的投资和产业转移也必然选择对位于本国的企业更有效的地区——往往是邻近国家,所以造成的结果是东亚、东南亚,以及最近的南亚的产业逐步变得趋同了。
内因方面就很复杂了,最直接的政策因素肯定是产业政策,也就是林毅夫的理论。基本上现在的东亚和东南亚的政府(除了香港地区),都是走日本战后大藏省经济管制促进发展的道路(稍微一变形就成了亚洲裙带资本主义)。
从政治激励和权力结构来看,官员锦标赛、经济联邦主义、不完全产权的政治竞争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也就是官员个人的利益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实现了激励机制。官员锦标赛理论是指的官僚制考核下,经济增长越高越有利于官员晋升,所以官员要大力发展经济(当然也可能有关系的官员才能去发展好的地方)。经济联邦主义指的是中国的财政体制实现了中国地方上的财源自主,而官员自身是有动机获取更多税收的,于是他们采取了招商引资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不完全产权的政治竞争指的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土地本身是没有完备产权的。而早期的商人有需要官员保证产权来进行稳定经营,这时候一大批边缘化的政治精英就向下和民间资本联合起来以进行竞争,于是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而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政策是自下而上而制定出来的的,基层存在的施行困难和潜在的激励机制,都在这种过程中被政府所发现了。所以,这种自下而上往往比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更有效,因为后者难以了解地方上的详细情况。而中国某段特殊时期内,政治局委员的中央-地方委员比例较低,则有利于通过更符合各地具体情况的改革;由于地域竞争的关系,也往往支持很多制度性突破。
这些政治因素加在一起,就导致中国形成了极其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这种资金释放的结果就是发展以制造业为核心、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
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东亚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教育。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来提供人力资本。而当时正好处于人口快速增长区,也就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产业工人,有利于快速提高人力资本。
而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其他东亚国家的改革主要是从自由市场经济开始,通过加强管制的方式来引导资源投入到经济增长。而中国是计划经济开始的,所以起点是放松管制,所以激励机制就是鼓励推行更加有效的自由化改革,也就是在各个领域减少资源错配。
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收入分配模式和历史带来的集权因素,我国经济发展还是和其他东亚国家不一样的。我国的储蓄-投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的东亚国家,而中国消费的比例也远远低于其他东亚国家,甚至中国的私人消费比低消费著称的韩国还低10%以上(37%和48%)。而消费增长率肯定不足以支撑高增长,而长期高投资率是无法保证持续性技术进步的,所以没有重大体制改革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经济下滑。
另一方面,在东亚构架下,资源错配是很普遍的现象。由于政府管制、干预和救市,必然会保留大量低效企业,进一步导致高效和低效企业之间生产率的分化。而东亚国家的最关键的产业实际上是银行业,通过政商关系分配资金必然会导致出现大量大而不倒的企业,表现为国企和财阀低效且难以出清,最终出现大量低效投资和泡沫。除了金融业的政商关系,我国还存在严重的金融管制,而严重金融管制往往会导致金融业偏向固定资产估值,所以损害了个人创新(年轻创业者往往没房)和快速增长的中小型企业(没有重资产抵押借贷),而偏向于重资产企业。
所以结果是,我国相比于其他的东亚国家,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要素配置效率更低,中国的先进企业和落后企业之间的生产效率差别更大(差距为5倍)。
当年的政治激励机制,在过度投资时代(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比例从1:5降低到1:1),反而起到负面作用。直接导致大量投资被用于回报率极低的领域,公共债务增速远超企业债。而我国自从特殊时期后基本没有做太多政治改革,反而在2003年后恢复了中央主导政治局的格局,所以必然要一直走官僚激励的道路,而目前也依旧没有发掘出新的激励机制。在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没有太多政治改革的另一个结果,是欠缺激励机制去推动大量关键民生相关的改革。例如我国的劳动法和城乡二元化问题,导致贫富差距急剧增大,收入占分配的比例目前仅为极低的44%,与国际社会平均水平低了16%以上,而当下推行的收入再分配调整仍然需要15年以上才能完成(假设收入增长超过经济增长速度1.8%),所以无法像其他东亚国家一样有效完成经济转型。
同时,我国的人力资源增长也极为缓慢。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大概是相当于日本的70年代和韩国的90年代。所以,我国的老龄化相比于日韩要提前了20年左右,无法依靠大量提供高素质劳动力来提升人力资本。近年来,由于高等教育劳动力增长几近于无,而较低素质劳动力提供大大减少,也就是出现了人力资本增长衰退。
林毅夫曾判断我国在次贷危机后还可以继续高速增长10年——应该可以维持到成为高收入国家,原因是他认为我国依旧可以通过调整错配资源和技术进步,实现高速增长。然而他没想到我国在2011年后情况恶化的那么快,直接结束了高速增长时代。虽然高速增长进入中速是常态,但是中国相对于其他东亚国家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和结束时经济水平,都有不如。
在1979-2011年之间,中国维持了长达33年的高速增长时间,结束时人均GDP约为5400美元。然而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则分别持续了28年(1946-1973年)、42年(1960-2002年)和48年(1950-1997),仅高于日本,而低于韩国和台湾。而高速增长时期结束时,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人均GDP分别为4000美元、12000美元和14000美元。由于当时美国的人均GDP也仅为6700美元左右,实际上日本在结束高速增长时已经成为了发达国家;而韩国和台湾则已经成为高收入国家;相比之下,中国甚至才仅仅成为中低收入国家。
笑,我看到了关于四三方案的东西。
2020了,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花点钱引进点西方生产线,就能崛起呢?看来其他国家都很蠢,居然不知道如此简单的办法就可以崛起。那印度花点钱,不就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么?
实际上四三方案当年是被批为洋跃进的。当然我并不会用如此负面的态度去评价它。但是不应该把四三方案之类的给无限制扩大化。
“洋跃进”规划的原型,最早可以追溯到 1974 年 1 月 12 日国 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的关于拟定长远计划的报告——《十年规划 纲要(草案)》。
那么后来为什么四三方案给终止呢?
“物资、财政、外汇都留了 相当大的缺口。燃料缺 1500 万吨;钢材在进口 750 万吨以后,数 量勉强够了,品种和到货时间还不能保证;水泥,在进口 200 万 吨、上调地方小水泥 200 万吨以后,还缺 100 万吨;木材,在进 口 100 立方米、上调国营林场伐材 100 立方米以后,还缺 75 万立方米。财政收入指标,有二十多亿元地方部门不接受,没有能分下去,有些必需的支出又没有打足。外汇支大于收 100 亿 美元”[1]
基本建设的战线太长;电力、运输是必须先行 的,非但不先行,反而落后;原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失调, 一般来说现在加工工业多于原料工业;钢铁工业内部比例失调; 各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最大的问题当然是农业与工业比例 失调”[2]
由于钢铁等重工业和基本建设发展过快,造成农轻重比 例、积累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调。1978 年,重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 增长 15.6%,而轻工业只增长 10.8%;积累率由 1977 年 32.3%提 高到 36.6%,积累资金比上一年增长 30%以上,而消费资金却只增长 8.4%。
基建方面,虽然投资总规模很大,但是投资的经济 效果却很差。1978 年的基建总规模达到 415 亿元,比 1977 年增 加 83 亿元,增长 25%,成为 50 年代“大跃进”之后增长最高的 年份。全部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只有 99 个,投产率仅为 5.8%。[3]
国家过大地引进大量成套设备项目,远远超越了当时国内配套能力和消化能力,对国民经济也造成很大的冲击。这些项目引进所需资金,大多都依赖外债,且外债规模远远超出当时国家的还债能力。此外,由于对引进项目的要求过急,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可行性论证,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四三方案”中有一批项目,由于事先不注重可行性研究,因而在引进后的一个不短时期内,或因生产任务无着落,或因原材料,动力供应不落实,生产极不景气,投资回收无望,造成的损失也达数十亿元之多。例如,“斯贝”飞机发动机项目,投资15亿元,而产品使用方案到1980年还未定下来。
“四三方案”期间,由于国内外技术水平上的差距,不仅在技术设备引进的调查、谈判.,验收,引进之后的安装调试、使用维修、改进提高等环节上, 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才。
以大化肥生产装置来说,设计定员100人,而中国大都在2000人以 上。超额部分的90%属于管理干部和辅助人员。尽管多出这么多人,能达到要求的生产管理人员却又不足。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就 是迫于数目庞大的待业人员的压力。
重复引进设备。由于没有引进设备的制造技术,相对落后的机械制造业难以生产出同类型的设备。待到引进设备老化了,只能是从外商那里一买再买。这样 就形成了“引进一一老化一- -引进”的不良循环。
再以大化肥厂为例, 1974年引进13套,1978年引进4套,1985、1986年又引进3套。 罗马尼亚引进大化肥厂设备在1973年。由于他们在引进成套装置的同时也引进了设备的制造技术和翻版权, 因而到1978年就可以自己免费翻版制造了,并居然开始对华出口。
国家包办国家引进技术设备之后再分配到各部门和各地方政府,在引进计划的制定和引进过程中,企业即没有参与,更没有决策权。引进的内容可能是企业需要的,也可能是企业不需要的。事实上,主管国家进口业务的外贸部门对某一领域里什么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哪些技术我国急需引进,哪些可以国内解决,哪些设备可以国内制造,心里并不十分清楚。因此,引进技术没备工作中出现盲目性。
引进项目(主要是成套项目)建设的投资几乎全部由国家承担,造成企业不注重节约投 资,不注重核算,并对回收投资漠不关心
各部门、各地方相互独立,各行其事,使得行业间难以实行有效的技术经济联合;相互割据与封锁,更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无端浪费。
科研、设计、制造、生产各部门分立门户,疏于往来,会使引进的技术设备的本土化旷日持久或根本无从做起。 经济立法司法上的不完善,会使拿国家宝贵财产“交学费”的人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 同样性质的错误一犯再犯,技术、贸易立法上的不完善,更会把挨“ 敲竹杠”变成家常便饭。
最后,对专家、专业人才不尊重、不重视,使我们做好技术没备引进工作失去了最根本的保证。专业人才不得重用,闲置一旁,门外汉当权。
-------------《对七十年代前期引进技术设备问题的反思》《经济科学》北大经济学院,孔繁敏
改革开放,何其复杂?一个区区的四三方案就能翻天?
后来为什么要进行复杂的企业改制,还要做双轨制来平衡?
知道后来去除双轨制有多艰难吗?
印度引用的俄罗斯生产线,俄罗斯的技术少吗?引用的西方技术少吗?怎么没上天?
对于八十年代的大规模改革,看来很多年轻人压根就没有任何认识。
我记得以前看审计报道的时候有个数据,工人断指数,07年左右珠三角一带每年的工人断指数一直维持在5万上下。
千万不要忽视了底层工人的牺牲,他们同样为经济的崛起,国家的进步奉献了自己,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而这一切本来其实可以避免的。
我不知道知乎上什么时候聚集了一批60-70年代的遗老遗少,
他们在各种相关话题下各种怀念大集体、各种diss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功绩。
那个年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其实他们问问父辈就明白;
对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评价,教科书上也早就写有;
但他们偏不问、偏不信,偏要找各种资料(实际上都是选择性地摘抄对自己有利的资料而无视不利的资料)来强词夺理。
至于题主的问题,我想已经有人做了权威回答:
我们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搞好国营大中小企业、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依法治国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外事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生态环境督察体制改革、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检监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扎实推进,各项便民、惠民、利民举措持续实施,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最后赠送一篇文章给那些遗老遗少:
是那些相信勤劳致富,然后把钱花在了香烟、劣酒和槟榔来施放压力上的中国人。
用他们种出来的粮食酿造的高度白酒,是他们好几个月的收入。
他们辛苦搭建的高楼,因为他们没有一件高档西装而拒绝他们进入。
在每天工作12甚至16个小时,老板也不会给他们匹配防护设备,并且宣布这是他们上辈子修来的福报。
只能给那些拥有世界最先进断指再生技术医院里,送上一面又一面妙手回春的锦旗。
而且因为医保额度又超了,买不到可以治疗的慢性职业病药物。
课本里写的清清楚楚: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你们就是不信,还在这里翻案。
(另外,《琅琊榜》里胡歌坚持不接受等老皇帝死了再翻案,非得让他亲口认错,现在知道多有必要了!)
ps,我不知道很多答案是不是所谓的“工业党”,不过他们的观点特别像课本里说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为什么失败,课本里也说清楚了,你们还是不信。
我现在相信都是些高中没毕业的人了。
解放生产力,不折腾,搞好国家间关系,集中精力办大事。
刚刚改开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国知识界沉浸在一片“拨乱反正”的思绪之中,觉得建国之后我们一直在走弯路,只有改革开放之后才走上正途。有这样思想的人通常只能看到GDP数字,以及短期的人们生活水平,不懂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崛起需要什么。
第一,必须要有“镇国利器”。没有利剑保护自己,经济成果就是待宰的肥羊,随时被人收割。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必须要有核武器。而只要你做这个,而不是做沙特这样的乖孩子,西方肯定是要制裁你的,你的经济就不可能好。两弹一星搞起来有多难,什么叫集中力量办大事。没有邓稼先、钱学森这一辈人不计回报的付出,直接去搞市场经济挣钱,那你不过如拉美一般的附庸国,事事不得自主。什么叫独立自主路线?独立自主,不被别人用金融、用政治颠覆、用军事入侵收割的前提,是你手里有“镇国之神器”。一辈子只能干一辈子的事儿,前一辈人把脏活累活都干了,你不能再指着人家鼻子说人家不会好好过日子,争生存权的时代,发展权是排在后面的。
第二,必须要有立国之战。在发展经济之前把该打的仗都打完。我们现在中国人眼中,越南就是个天天做纸箱子和代工厂的小国;朝鲜和韩国分裂着还挺可怜;印度是个扒火车、叠罗汉阅兵的“可爱多”。但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越南打算着统一中南半岛成为中国南部的大国;朝鲜如果被全灭,你看现在韩国那个仆从国德行,美国就是把国境线直接怼到了鸭绿江边;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领袖,想着成为美苏之后的第三力量。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几仗打下来,打碎了越南的大国梦,如今的世界工厂中国就独一份了,支离破碎的东南亚再也上不了台面;打碎了印度的盟主梦,才轮到中国入常掰手腕。
第三,必须要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抗美援朝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牺牲,改善了自己的地缘环境,也是面向列强的立国之战,这些都对。但还有一个成果,没有抗美援朝,也就没有苏联援助中国一百多个项目的落地。在信息革命之前,所有国家玩儿的都是煤铁石油机器加工这一套,一个大国向另一个大国“传功”,给他一整套工业体系的伟业,人类历史上有且只有一次。没有抗美援朝中国主动挑大梁,苏联老大哥凭什么给你这么多家底?!
第四,必须要有海量的工业人口。光有人口并不足以成为大国,不服请看满清和民国,几千万城市人口+数亿一盘散沙的农业人口,就连日本都可以随便欺负你。工业人口才是力量所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就走群众路线,这个群众路线和“百姓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时代完全不同,让广大民众上学,扫盲,进入现代社会,具备了初步的工业人口素质。我奶奶就是在夜校扫的盲,认了字之后进入当时的“大集体”,从事工业生产。我奶奶如果活到现在也有90岁了,那个年代能重新扫盲进入工业体系,可见社会动员程度之深。一个中年家庭妇女如此,大量青年更是进入了工业知识的储备。
这一点是如此的难得,我们和今天的印度去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在我们如今知乎er的世界里,中国差不多人均985、211,但在那个年代,能上小学就有了进工厂的基础,能读个初中就有好职业,高中毕业简直就是知识分子了。但正是这些小学初中高中学历的工业人口,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制胜的法宝。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把上层送入欧美的大学,有一个光鲜亮丽的上流社会,但他的人数一定是低的。只有中国能拿出几个亿的具备初步文化水平的工业人口,这才是中国必将成为世界工厂的根本。而如果你没有完蒸的工业体系,就只能被镶嵌在别人的战车上,吃一点别人的残羹剩饭。
第五,改革开放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在世界已经发生了新时代的科技革命的情况下,再固守原有的落后工业体系,不和世界交流就是自寻死路了。这个时候确实要感谢邓公,一个耄耋老人,还要替国家“睁开眼睛看世界”,恢复外交,去日本学习工业,打破运行了几十年的政治经济体系,重新开启中国的下一个阶段。没有他的力排众议,改革开放会晚很多,慢很多。而一旦中国人下定决心拥抱世界,忽然发现,我们有巨量的工业人口,人民普遍受过教育,国企和集体企业的工厂里有大量的技术工人,统一的国家提供了巨大的统一市场,强劲有力的基层政府以竞争的姿态扶持乡镇企业开始了“星火燎原”,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自然得来的,也不是所有国家都有的。
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并非没有挑战,台海危机、南海撞机、炸大使馆,之所以斗而不破,斗而不败,都是有前辈积累的历史积累和镇国利器硬件撑腰。别做“嘴一抹就功劳都是自己的,前辈们都是走弯路”的不肖子孙。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炎黄子孙的国运有高有低,但我们从不忘记。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为新中国打下了深深的地基。当中国这栋高楼越盖越高的时候,不得不感叹毛主席的远见和苦心,不得不感谢那整整两代人的无私付出,如果地基不牢,楼盖到一定程度是一定会出问题的。
你吃了第三个馒头(改革开放)以后终于吃饱了。别人就开始研究,你吃的第三个馒头是用什么面粉做的?为什么吃了这个馒头就饱了呢?他们没有看到你前面还吃了两个馒头,这两个馒头就是:
越南战争打完,美国撤军,毛主席和美国讲和以后,有了安全的环境,可以全力搞经济建设了。
建国后一直到1972年,我们其实都是在解决安全问题。
我个人观点:
之前太穷了,所以为了脱贫(不奢望致富)可以“穷凶极恶”,可以不一切代价。
1978年,全国2亿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超过2角,有2.716亿人每天挣1.64角,有1.9亿人每天挣约0.14角,有1.2亿人每人每天挣0.11角,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挣6分钱。
正因为我们太穷了,所以任何可以改善民众生活的举措都能得到老百姓最热烈的反馈。
换言之,已经在谷底了,怎么走也是往上走。
这一点和前苏联以及社会主义东欧是截然不同的。
以1965年(-1)匈牙利卡达尔改革为例,与其说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卡达尔改革惊人相似,不如直接说我们可能就是照抄卡达尔改革方案。
为什么卡达尔改革失败了?
最重要原因是卡达尔改革时,匈牙利农民不但有免费医疗,而且和普通工人一样,有退休年龄以及退休工资,换句话说,匈牙利的农民其实是农业工人。
卡达尔改革初衷就是这些“农业工人”对国家负担太重,想要削减福利轻装前进,结果就是遭到普遍反对,最终失败。
事实上不止匈牙利,东欧国家迄今依然保留着全民免费医疗体系(实际是复合型为医疗保险体系,但个人不缴费),这也是许多东欧国家迄今经济没有太大起色的重要原因:因为福利原因,国家很难积累财富进行基础建设。
我一个发小在罗马尼亚开餐厅,他也娶了罗马尼亚姑娘,在罗马尼亚落地生根,他岳母住院确实是费用全免,当然,社会主义阵营通病,他媳妇为了手术顺利,给医生和护士包了一个一千欧元的大红包。
但是除了一千欧元大红包,他岳母住院手术没有出一分钱。(我大概咨询了一下,同样手术在国内即使有医保,自费也需要一万二、三。)
另外就是我们巧妙的运用了“发展时期差异化”这个大杀器。
我们现在在经济上的成功大家都说和人民勤劳工作分不开,换句话说就是普遍996呗。
如果我们现在严格执行《劳动法》,坚决阻止“无偿加班”,那么我们经济发展会不会降速?
再参照最近网文界龙头阅文集团的魔鬼新合同事件,这样的合同换一个国家,阅文集团会不会被告破产?
另外就是深圳GDP总量已经超过台湾的一半,但是深圳财政收入超过整个台湾。(7900亿vs5740亿)但是医疗福利、社会保障还是逊色于台湾。
最后,再说一个外国的例子,天天被记者骂的特朗普肯定很羡慕沙特王储。
因为沙特王储真的会把骂他的记者肢解,并且还能让记者的父亲在电视上感谢沙特王储。
当然,以上我所说的都是内因,外因就是我们搭上全球化的顺风车,我们和美国应该是全球化最大的两个受益国。
总结来说,四个因素:
1、市场化。改革的本质就是由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格局逐步向非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化经济格局转变的过程。这里要说的是,虽然我们一贯口头上说是公有制为主体,但是现实情况,无论是从纳税还是就业还是对社会的影响,非公有制都是大头。而我们一旦在某个领域真正做到公有制为主体,这个领域基本上就是低效腐败的代名词,例如能源、通讯、金融等等领域。
2、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如果把人口也看成某种资源的话,那就是资源红利了。简单说,就是不顾后果的使用资源,透支未来。现在的未富先老,996工作制,环保攻坚,就是这个现象的后续了。
3、文化普及和基础教育。这个工作扫除了文盲,为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提供了充足的,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劳动力,这也是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因之一。
4、国际社会冷战结束到经济全球化,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国际贸易空间,让中国有机会通过大量出口实现经济的增长。试想,如果还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而是大家都关起门来自己玩,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就不会这么好了。
参考这个答案:中国是如何走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
朗读版:
其实这件事很容易解释,前半程靠外资,后半程靠基建。
外资又分为两段。前半段是洋跃进,借钱去买国外的生产线。
后半段是洋跃进的债务要崩了,政府大量负债投资能力下降,于是大阔步开放外资直接办厂。
说到改开,必定要提洋跃进,因为这就是一切问题的源头。
其实洋跃进初衷是好的,毛主席小球转大球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尼克松来中国之前就说“我要给毛泽东带一份大礼。”
而这份礼物,就是解除对中国的封锁禁运。
随后毛周抓住机会,搞了一个四三方案,也就是用三到五年的时间,花43亿美元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引进成套的技术设备,目的是“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
四三方案的计划和实施是非常稳健的,而且目的性明确,基本方向就是化肥、化纤、石油化工,用来解决老百姓穿衣吃饭问题。
经济建设不怕花钱,但怕的是花钱激进、计划混乱。
而洋跃进,就是后者。
那玩意儿有一次谈话时说到:“同外国做生意搞大一点,搞他500亿!”。
1978年12月9日,王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发言:“***讲用外国贷款由五百亿增到八百亿。”
而事实上,仅仅1978年,就从美日德引进了78亿美元的设备生产线,另外还有50亿美元的意向。作为对比,1978年全国的税收大约是500亿人民币。
雪上加霜的是后面有打了一场“不计预算的仗”,到1980年,财政赤字已经超过300亿,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洋跃进的时代,GDP数字确实是比较好看的,毕竟你从国外银行借钱,然后全世界买买买再回来建设,GDP增速不快才不正常。
其实当年想的很理想,先借钱,我们生产线建起来后产品卖出去就能还了。
然而现实很骨感,西方卖的都是淘汰甚至二次淘汰的生产线,你只要投产就是落后的,国际市场根本没人买。
比如1983年上海大众将帕萨特B2引入中国并组装成功并更名为桑塔纳,但这条生产线其实是德国先卖给巴西,然后我们又从巴西搞来的三手货,在国际市场毫无竞争力,只能让国内有钱人买来显摆。
随着洋跃进造成的政府严重赤字,国家的投资能力就严重下滑,于是就不断地开放了外国资本直接来中国办厂。
所以其实外资办厂在严重赤字之下又救了一次中国GDP数据,因为外资同样是在你这里搞建设搞生产,而且不用你花一分钱,你只需要提供土地和廉价劳动力就行。
然而外资看起来很美好,实际上却是双刃剑,因为你过度依赖外资的时候,外资就有可能决定你的生死。
比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几乎东欧剧变同时发生了美国带头撤资制裁中国,当场就差点把债务危机还没挺过去的中国经济逼到了崩溃边缘。
然后又有了课本上那玩意儿的“功劳”。
因为美国撤资了,中国进入了严重的资本短缺,马上就要爆发经济危机大失业。于是开始更激进的引进美国以外的外资,那就是当年亚洲四小龙四小虎。
有了四小龙四小虎的外资续命,当然也就保住了GDP继续增长的趋势。
GDP数据好看归好看,但背后是存在代价的。
《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所以不要怪现在我们自己的实体产业多么不景气,中国没有掌控多少先进技术。不是中国人不行,是你产业崛起的黄金时期被汹涌的外资冲垮了。
当然,代价不只这么点。
外资跟国企、民企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盈利是用来向外输出的。
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被跨国公司掌握,虽然有工业而且规模还不算小,但永远无法形成自己的原始积累。
表现在中国经济上就是国家的财政收入问题越来越畸形。
1979年的时候,国家财政占生产总值比重是28.4%,到1995年已经跌到了10.7%。
所以那时候开始玩命的压榨国企,于是玩出了“利税改”和“拨改贷”。
所谓“利税改”即凡有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其利润按55%的比例税率缴纳所得税。
“拨改贷”则是国企原本由国家拨款发展,改为自行从银行贷款。
国企本身高税率不是问题,但带着“拨改贷”一起玩,那绝对是把企业往破产逼。当时的私企外企税率只有17%-33%,还能享受各种减免政策。
所以国企慢慢的就变得资金紧张、设备陈旧,在和私企、外企竞争中劣势越来越大,最后一句“国企效率低下”,大下岗就来了。
后来转型到基建拉动经济是什么契机呢?
还是被逼的,这次是被东亚金融风暴逼得。
因为你那时候的经济是被外资拉起来的,但外资追求的是向全世界出口获取最多的财富。其客观结果就是本国人民和政府收入都不怎么样。
国际市场稳定的时候,这个游戏还能玩下去,但国外市场一波动肯定要出乱子。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一来,中国突然面对了生产过剩大危机。
生产了很多东西,中国人自己没钱卖不起,外国人口袋突然紧张也买不起了,很多企业面对着破产倒闭往海里倒牛奶的困局。
这时候怎么办?
改开最后一块石头用上了,那就是“罗斯福新政”。
抛弃原本的自由市场理念,用国家强权拉动经济建设,具体手段就是用过剩的生产力投入到基本建设。
所以在2000年初的时候,我们先后提出了“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等等战略,不计成本不计后果的往里面砸钱。
经历过那些年的人肯定还记得,(删除)
(删除)能继续为人民做贡献。
比如国家电网在全国投入的海量沉没成本,不仅维持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持续提高,还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拉动效益。
还有修路的、修网的、修铁路的,其实都是公有制企业在背后承担了巨大的社会责任。
这个模式虽然也有问题,比如经济拉动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负债。但相对来说,远比曾经的外资依赖要靠谱的多。
这两年又提出乡村振兴,其实也是同一战略的延续。将过剩的资本和生产力投入到乡村,中国现在还有及其广阔的农村空间,投资拉动经济的空间还有很大,这个模式还能玩很多年。
总之GDP增长其实就是这点事,没有什么神话,也没有什么救世主。
改革开放为什么成功?
是因为我们拥有了一个对我们敞开怀抱的国际市场。
国际市场为什么为我们敞开怀抱?
1972年之前中国面对国际局势,美国带头的北约国家,苏联带头的华约国家都对中国关上。
那中国是怎么赢得美国的敞开怀抱?
1949年的中国什么国际形象,东亚二流弱国,在美国眼里,中国能打赢抗日战争,完全是美国武力一流,中国跟风占便宜。
美国根本看不上中国,这时候(毛)爷本欲亲近美国,但是那时美国第一次治理世界,内部误判,禁止司徒雷登接近北京,于是爷倒向苏联。
然后中国在朝鲜战场战略打赢美国,中国赢得东亚第一武力强国地位,以及苏联和美国的尊重,苏联的尊重是通过工业全面转移,来支持中国自己武装自己。
1953年美国的尊重就是全面封锁中国,资本主义国家市场对中国彻底关闭,那时想改革开放根本没有用,就没人搭理中国,中国默默消化苏联的156项援助。
爷通过第一次工业转移,奠定中国工业基础后,1957年趁赫鲁晓夫需要中国帮助自己稳定国际共产老大哥地位,爷要来了原子弹图纸与第二次对华援助,赫鲁晓夫被迫给中国拿来了原子弹图纸与生产线,还有102项重点项目,中国完成第二次工业升级,距离上次才五年。
同时1959年北越胡志明想要进入南方,学一次金家大胖,但是需要的是中国全力支持,爷做出了影响1972年的决定,支持胡志明进入南越。
于是胡进入南越开打,美国开始慢慢出兵南越,一打就是十多年。爷全力支持胡的北越,北越死了将近上百万人后,而美国被越战拖的疲惫不堪。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迅速从一个东亚强国,变成一个站在世界舞台的强国,但是与之而来的是赫鲁晓夫因此被党内元老赶下台,中苏对抗,苏联对中国关上大门。
中国面对的是有史以来最险恶的环境,爷积极参与第三世界建设,影响世界格局。
这时候中国想改革开放更是没人搭理,连背后支持都没有了。
时间来到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基辛格通过分析发现结束越战的关键在中国。
于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答应结束越战,回到17度线。尼克松答应了中国所有要求,中国赢得了美国代表的北约敞开怀抱,改革开放的基础被打了下来。
但是爷日趋老迈,决定开始中国第三次工业升级,
于是1973年越南战争结束,越南觉得自己被出卖,他被拿了当筹码换得了美国对中国的敞开怀抱。
自此中国改革开放最需要的国际市场,对中国打开怀抱,这时候的中国还不敢全面开放,所以这一次就是四三计划,以引进先进的26个大型工业项目为主。钢铁、石化、发电等项目为主。
是爷一手奠定改革开放所需要一流国际地位,国际对中国开放市场。
邓)公上台后,得到的是已经落好的牌局,但是略有瑕疵的是,北越1975年用了几天时间就全境占领南越,让不明情况的美国意外中国可能欺骗了美国。
那么邓就要全面得到美国信任,因为越已经全面倒向苏联,两面都不讨好,又全都得罪,不如一次换美的全部信任,对越一战,换来的是美全面支持中国。
中国想要什么武器,北约倾力提供,因为他们市场已经全面对中国打开。
中国要投资就有投资,要国际市场就有国际市场,我们西方因为要利用我们友好的情况下,提前积累了大量经验,与政治关系重建。
所以政治永远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助力,而毛的26年国际布局堪称神妙,局部虽有瑕疵,但是整体来看,却是前无古人的。
他通过越南拿到了西方国家的开放市场,同时提早与西方接触,而不是1991被迫与西方接轨,那时候的环境,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十分不利和被动的。
下面是中越关系和中苏简单介绍
全程手打,不爱校对
强答
一、1949-1976年的几次对外战争的胜利和国防工业的巨大成就为改开奠定了坚实的安全基础,80、90年代在国防开支较低的情况下能集中精力和资源进行经济建设。
二、1949-1976年间的工业化积累了数以亿计的技术熟练、纪律性强、任劳任怨的产业工人,这些工人可以无缝对接到改开的工业生产。
三、1949-1976年间的基础教育、生育、医疗成就为改开提供了庞大的人口红利,这数以亿计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改开的最坚实的基础。
四、D的威望和强势领导(四项基本原则),是改开的根本保证。
五、中国人民真的是世界上最优秀、最勤奋、最努力、最忍耐的人民,如果不信,穿越回80、90年代的农村和珠三角、长三角。有这样的人民,改开焉有不成功之理?
六、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从未动摇过。
七、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争议和不满,但不可否认,改开让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受益,工农的支持和稳定是改开的压舱石,反过来说,如果无法取悦工农,改开肯定进行不下去。
。。。
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和东欧各国都进行过经济上的改革,但是为何只有中国的改革开放能成功?
按理来说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工业化程度更高,改革更容易成功才对,可他们的经济改革直接或者间接导致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实际上是十分失败的经济改革。与中国的成功崛起相比,苏联模式下的经济改革令人唏嘘。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经济上来看毫无疑问是一项成功的政策,但我认为中苏经济改革结果的区别,无法简单地认为原因在于中国实行的政策内容优于苏联或者东欧各国。
从改革基础方面的对比可以看到中国并没有优于苏联的地方,无论是经济政策的制定者还是下到基层经济政策的落实者,同苏联比我们并没有什么优势,甚至还有劣势,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个人认为两者改革上迥异的结果主要在乎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的差异,这里我认为《通三统》里有关“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内在逻辑”的论述十分有参考意义。
原文主要是讲了中国同苏联乃至东欧各国经济改革上结果的不同在于中国与苏联在经济结构上存在的差异,也就是中国模式和苏联模式的差异。
苏联是完全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即一切经济活动绝大部分都必须在中央的计划下进行。中国在建国初期一段时间里也是想通过苏联模式快速建立工业化,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很好的例子。可是后面发生了某项运动,破坏了本来要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变成了各地方政府主导经济的运行。这样一项被后人视为错误的运动直接导致了那样一套苏联模式从来没有真正地在中国的大地上建立。
直到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仍然是构成国家经济计划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从20世纪末的分税制改革可以看出来,此前地方的财政权力还是相当大的。
简单地概括就是苏联是“政治集权、行政集权”,他们既在政治上一党专政,行政上也是直接由中央发布命令。中国则是“政治集权、行政分权”。
苏联同中国虽然同为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苏联的公有制经济里国有经济的成分占绝对主导地位,中国则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皆有之,并且国有经济并不算绝对主导,集体经济占公有制经济的相当一部分。
苏联模式下占大头的国有企业注定其改革难度系数远高于中国,国企改革牵扯到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利益,还有很多不可言说的方面,即便是中国现在,国企改革仍然谈不上多么理想。当时苏联改革所需要的政治手腕和经济手段远不是一个戈尔巴乔夫所具有的,再加之内外压力巨大,苏联颓势积重难返,历史并没有给苏联掉头的机会。
中国模式里很重要的一环便是集体经济,集体经济同国有经济的最大不同便是中央不会对其下达具体的经济指令,使其在运营上会有一定的自主性。所以众多乡镇企业充当了改革开放的先锋,华西村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相比起私人经济和集体经济的突飞猛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则相对迟缓,到目前为止也并不能拿出来令人满意的答案。
具体的例子有很多,在这里就不一一指出。但是有一点不喻自明,那就是国企改革绝对是一个关乎全局的东西,利益涉及错综复杂,我们之前的对外开放造成的经济繁荣为国有企业改革争取到了许多时间,因为我们的经济环境并不如苏联那般依赖国有经济。
但是苏联就没有这么好的形势,他们当时的国有经济非改不可,但是又没有其他的经济成分可以形成新的增长极,这种情况下苏共改革国有企业的试错机会十分有限,再加之碰上了戈尔巴乔夫这类的政治庸才,才造就了二十世纪末的那场悲剧。
若当时中国如东欧各国一样,复制苏联模式的话,恐怕经济改革的下场也不会比他们好到哪里去。
由于很多朋友对这本甘阳先生所著的《通三统》比较感兴趣,之前也私聊分享给了一些朋友,但是由于知乎的机制,过多的进行此类分享会导致账号被封(刚刚就被封了)。
(以上为分割线)
马上就500赞了,没想到这么受各位知友欢迎。那就再给大家推荐一本(一系列)主编也是甘阳的、国内国际相关的好书吧,系列名《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单本书名《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作者汪晖先深入探寻西方对西藏的认识、西方殖民“宗主国”的形式化所导致的主权争议,之后又提及中国的中央对西藏管辖的历史脉络。最后,由于近代民族解放浪潮与殖民体系的扩张,导致了西藏问题的复杂化。这本书鞭辟入里的论证过程很有创见,尤其对藏族民族解放史、后革命时代的社会变迁与文化危机的深入挖掘,展现了一个崭新且深入的分析框架。总而言之,西藏的民族问题根植于:市场化改革与后革命时代的社会分化,以及创造普遍身份认同的政治让位于以宗教为核心的认同政治。有兴趣的也可以去公众号“学衡青年”里回复“西藏”关键词就行。
中国能崛起的根本原因,我个人认为其实在于中国可以应对危机。
当初的中国崩溃论其实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中国在整个经济转型中应对了无数的困难,而外部的环境又始终没有真正好过,崛起真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可以应对危机的第一点基础在于,中国拥有真正的独立主权;这一点全世界没几个国家可以拥有。真正独立的主权才能给予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才能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做调整。一些缺乏独立主权导致的失败的案例:比如日本,崛起了也能给按回去,还有韩国,被迫卖身。甚至欧盟,因为主权的复杂性,也可能是它发展不足预期的一个原因。
第二点基础其实是由前三十年打下来的,比如大量的国防建设,基础工业建设,改善文盲率。如果是新中国刚建国的时候,文盲率高达80%,即使不考虑一切外部风险,都没有真正的发展基础,引入工业都根本没有可能性组织足够的工人。只有有了一定的底子了,才能在发展的洪流里分一杯羹。为什么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失败之后还可以迅速崛起?难道跟他们国家之前的整体基础和人才储备没有关系吗?
第三点基础在于,中国的人口众多,并且可以形成某种程度的共识,换句话说,就是可以组织起来。规模效应是真正有巨大力量的,巨大的规模可以形成市场,就有了谈判权了。巨大的规模和复杂的形式就是战略上的纵深,可以给出很多决策上的灵活性。巨大的人口可以是一种劣势,但也可以转化为某种程度上的优势,关键是看是否可以建立共识。
第四点基础在于,中国没有走入教条主义,战略方案一直在随实际的情况而改变,走最适合自己最适合当前形式的道路。这一点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全世界能做到的国家寥寥无几。
放权!
1950年, 瑞典、丹麦、瑞士、芬兰同中国政府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芬兰于1952年同中国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追随美国实行“禁运”政策,同中国中断了直接贸易关系。
1957年4月25日,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办(“广交会”)。到1978年与中国发展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140多个,2007年改称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1957年5月,英国宣布放宽对华贸易管制,参加“巴统”的大部分西方国家在一个月内陆续表态,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在这种压力下,美国政府不得不于1958年9月宣布在战略物资的国际货单方面再作一些放宽。
1964年1月27日,中国同法国建交。
到1966年,我国先后与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等国家的厂商签订石油、化工、冶金、矿山、塑料、汽车、液压元件、电子、精密仪器等技术设备引进合同84项,总成交额为2.8亿美元。其中成套设备合同56项,用汇2.6亿美元,占全部引进的90%以上。引进的这些设备范围广泛,从生产资料设备到消费品生产设备均有,但最主要的还是重型工业项目和重大技术装备,其中钢铁工业占31.7%,化学工业占28.1%。
1971年4月14日,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会见应邀来访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发表重要讲话,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来访,这一举措大大推动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历史进程。
1972年2月5日,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决定从国外进口四套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两套化肥设备。随后,国家计委组织考察组赴西欧、日本进行考察。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1972年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
1972年3月14日,中英建交。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在武汉钢铁公司建设从联邦德国、日本进口的一米七轧机,随后各部委纷纷派团出国考察,开展引进工作,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先后批准了几十批考察团出国。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引进项目之一,具有70年代先进水平。工程从1975年6月正式施工,到1978年12月基本建成。
1972年9月29日,中日建交。
1972年11月7日,国家计委报送《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涉及23套化工设备约需6亿美元。毛泽东批示要求计划委员会采取一个一体化的更大规模的进口方案。到1973年1月5日, 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 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 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引进项目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这个方案被称为“四三方案”。在此方案基础上, 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 到1977年我国与西方国家谈成222个进口项目, 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四三方案”中用于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化肥、化纤和烷基苯项目,占全部引进项目26个中的18个,大量的涤纶、腈纶等合成纤维纺织品和塑料制品解决了中国的服装、鞋帽供应问题,到1984年中国取消了布票。“四三方案”之外,同期还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技术有:从美国康宁公司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从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西方等购买新旧船舶,扩建远洋船队;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从苏联进口伊尔-62远程宽体客机、米-6、米-8直升机,进口火电机组建成当时亚洲最大的火电厂辽宁清河电厂等。
1973年3月20日,部分企业和县社试办出口工业品专厂、专车间、出口农副土特产生产基地。
1973年5月4日,中国日本共同投资施工建设中日海底电缆。
1973年,西方国家成为主要贸易合作伙伴。1973年5月5日,陈云听取外贸部周化民等汇报时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外贸,对苏联、东欧这些国家占了75%,对资本主义国家只占25%。现在正好是倒了一个个儿。
1973年6月29日,毛泽东接见美国银行家洛克菲勒时说:通过两国银行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
1973年12月,一机部和铁道部共同组织轴承考察组,赴日本精工和光洋轴承公司考察铁路轴承。
1973年12月20日,中国航空线已开辟到80多条,连接全国70多个城市,与100多个外国航空公司建立业务往来。
1973年12月26日,同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150多个,其中50多个国家同中国签订了贸易协议。
1974年9月12日,国家计委提出增加石油、棉花、部分钢材、化肥进口。
1975年8月,一机部决定引进斯贝发动机轴承制造技术,生产基地建在海红轴承厂,试验基地建在洛阳轴承研究所。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逝世。
1976年,马来西亚华侨上海中华造船厂订购一艘3700吨货轮,成为新中国首个出口船订单。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百科问答小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