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参与过庆历新政的人到了晚年都站到王安石的对面去了？
我们得先理清几个关键点：
1. 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是两个不同阶段：庆历新政是宋仁宗时期以范仲淹为首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虽然也有革除弊政、富国强兵的目标，但其手段和核心内容与王安石后来推行的变法有着显著的区别。王安石变法是在宋神宗时期进行的，是更有系统性、更激进的改革。虽然两者都属于“改革”的范畴，但将参与庆历新政的人直接与王安石变法的立场划等号，是不太准确的。
2. “晚年”的时间跨度很长：庆历新政发生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而王安石变法则始于宋神宗熙宁年间（1069年），并持续了十多年。从庆历到神宗时期，中间隔了二十多年。在这段时间里，许多原先参与庆历新政的人物已经老去，甚至去世。而那些健在的，他们的政治立场也可能随着时代和个人经历发生变化。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看那些参与过庆历新政，并且活到王安石变法时期的主要人物的立场：
一、 坚定的反对者（或持保留意见）：
欧阳修：欧阳修是庆历新政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与范仲淹一同上书，积极倡导改革。然而，当王安石变法开始后，欧阳修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认为王安石的许多新法，如青苗法、募役法等，过于急进，脱离实际，且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副作用和弊端，给百姓带来了困扰。欧阳修认为这些新法在扰民方面比庆历新政时期要严重，更关键的是，他认为王安石的改革方式和对反对意见的处理方式过于“强硬”，缺少庆历新政时期那种温和协商的精神。因此，他多次上书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和反对，甚至主动请求外放，避开与变法的直接冲突。在后世看来，欧阳修可以说是庆历新政派转向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代表人物之一。
司马光：司马光同样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庆历新政的核心决策层，但他也认同改革的必要性，并与范仲淹等人有联系。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是持坚决反对态度的。他认为王安石的新法违背了儒家仁政的原则，加剧了社会矛盾，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司马光更倾向于温和、渐进的改革，他认为变法的根本在于“察民情，审时势”，而非强行推行一套理论。他以“是非”为原则，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并成为了宋代反对变法的核心人物之一。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庆历新政，但他的政治理念与庆历新政的某些精神内核有共通之处，而与王安石变法的激进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韩琦：韩琦是庆历新政的另一位重要支持者，与范仲淹并肩作战。在庆历新政期间，他积极配合范仲淹的改革措施。然而，到了王安石变法时期，韩琦的态度也逐渐转向保守。他认为王安石的一些具体措施过于激进，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他尤其担心新法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导致民怨沸腾。虽然他不像欧阳修和司马光那样激烈地反对，但他在与神宗皇帝的交流中，也表达了对新法推行方式的担忧和保留意见，并且在关键时刻，他的选择更倾向于维护旧有制度的稳定。
二、 倾向于支持或保持中立：
富弼：富弼也是庆历新政的重要人物，他与范仲淹一样，希望通过改革来富国强兵。在王安石变法初期，富弼对变法持一定的支持态度，认为变法有其必要性，能够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然而，随着变法的深入和矛盾的激化，富弼也逐渐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但他不像欧阳修那样完全否定，而是主张在改革中要更加审慎，注意倾听不同意见，避免过于激进。他更倾向于一种“折中”的改革方式，而不是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
文彦博：文彦博是宋代另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他虽然在庆历新政时期有参与，但其政治立场相对更加务实和温和。他更看重政局的稳定，对任何激进的改革都抱有审慎的态度。当王安石变法开始后，文彦博也表达了自己的顾虑，认为一些措施可能过于理想化，在执行中会遇到困难。但他更多的是以一种长者的姿态提出建议和保留意见，而不是像司马光那样旗帜鲜明地反对。在某些方面，他的态度更像是希望在变法中加入“稳健”的元素，而不是完全阻碍它。
三、 部分坚持或转变立场的人物：
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所有参与庆历新政的人都到了晚年就反对王安石。有些人可能一直都对任何形式的激进改革持保留态度，无论是在庆历时期还是在神宗时期。而有些人，可能因为个人经历、政治派系斗争或者对变法效果的不同看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
比如，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后不久就去世了，所以他无法直接评价王安石变法。但根据他一贯的改革精神，如果他还健在，他可能会如何看待王安石变法，这是一个历史学界一直讨论的问题。有人认为范仲淹会支持王安石的精神内核，但可能也会对具体的做法提出异议；也有人认为，范仲淹的改革更强调道德和制度建设，而王安石的改革更侧重于经济和技术手段，两者在路线上可能存在差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立场分化？
改革的“度”和“术”：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虽然都意在富国强兵，但改革的力度、方式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庆历新政更侧重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官员素质的提高和教育的普及，相对温和。而王安石变法则在经济、军事、教育等多个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新法，力度更大，触及利益更广，也更具争议性。一些参与过庆历新政的人，可能认同改革的初衷，但不认同王安石变法的激进手段和具体措施。
个人政治理念和经历：每个人的政治理念和人生经历都不同。欧阳修、司马光等人更看重儒家传统的价值和社会的稳定，他们认为王安石变法虽然目标远大，但其执行过程和对社会造成的冲击，超出了他们能够接受的范围。
政治派系的形成与斗争：宋代政治派系林立，新旧党之争是北宋中后期政治的主线。王安石变法开启了新旧党争的序幕，许多原本在庆历新政时期没有明显站队的人物，在王安石变法时期，由于党派的划分和利益的冲突，不得不选择自己的立场。庆历新政时期的一些改革派人物，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因为与王安石在具体改革策略上的分歧，逐渐被划入“旧党”的行列。
对变法实际效果的观察：随着变法的推行，其带来的正面和负面效果也逐渐显现。一些参与过庆历新政的人，在晚年看到了王安石变法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例如贪污腐败、官僚化、民怨四起等，这使得他们对变法的信心动摇，进而转为反对。
总结来说，并非所有参与过庆历新政的人到了晚年都站到了王安石的对面。 这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欧阳修、韩琦、富弼等人确实表现出对王安石变法的保留或反对态度，但他们反对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因为改革的激进，有的是因为执行中的弊端。而司马光虽然不是庆历新政的直接参与者，但他代表了另一类对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态度的人物。同时，也可能存在一些人对王安石变法持支持或相对中立的态度。
理解这一点，关键在于区分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异同，以及认识到个人政治立场会随着时代、经历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而调整。这恰恰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它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叙事，而是充满了人性的复杂和历史的变迁。
网友意见
庆历新政是农业方式解决问题，王安石变法是经济金融方式解决问题。
庆历新政其实不新鲜，很多朝代都有类似情况。就是当国家治理出现问题时候，强调休养生息、轻徭薄赋、澄清吏治这些。属于农业社会下常规的改革，这种改革当然也会得罪很多既得利益者，但更多属于庙堂斗争，基层影响不大。新政的这些人属于传统社会推崇的正直士大夫，历史上描述这类问题时候，一般就是以“忠臣”和“奸臣”的斗争来描述。
王安石变法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的一次经济领域的革命。王安石变法中取士强兵之类方法倒不新鲜，但是作为变法核心的富国政策，几乎全是从未有过的创新方式，包括政府提供低利率贷款（青苗法）、政府购买服务（募役法）、PPP模式和地方配套模式搞基建（农田水利法）、政府作为物资调节库保证市场物资均衡（市易法）、利用政府购买和卖出平抑物价（均输法）等等。
这些手段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可谓绝无仅有。有人说王安石是大号桑弘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桑弘羊的政策最多沾个经济的边，更多还是行政手段保证专卖等方式来扩充税源，依然属于农业社会中的常规手段，其余从杨炎到张居正，同样如此，最多沾个经济的边，本质依然是农业社会下政府对地税户税的调节和掌握。
而王安石不同，他的政策是划时代的，是真正用经济金融模式来增加货币流动，从而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站在现代人角度，王安石政策是比较好理解的，他的各类政策思想在今天都被普遍应用着。
但站在当时来说，超前于时代同样是一种悲剧。大家无法理解，客观条件也无法与其思想配套。今天我们能完成这些政策，因为我们有央行、有统计局、有各类政策和商业银行、有投资平台、有各类重要物资储备，而这些东西，大宋都没有，也压根不可能有。大宋政府和官员压根不具备做好变法的客观条件，在农业社会的土壤上开不出工业社会的花。
所以，王安石的变法既不可能行得通，也不会被当时人理解。宋神宗这种想象力丰富的人支持一时已经很不容易了，庆历新政那帮农业社会下传统士大夫们，怎么可能不站在王安石对面？
差不多吧
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是两种不同的思路。
庆历新政的支持者认为，朝廷财用不足，是因为国家开销太大，苛捐杂税太多，以至伤了民力。所以朝廷应该减少支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到韭菜长茂盛了，再割也不迟。
而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认为，朝廷财用不足，就是我们增加收入的手段不够多，只要多多创收，解决了辽夏两国的问题之后，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
其实庆历新政的思路，在宋朝建国之初就有，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正确。真宗年间的江南转运陈靖就曾上奏说，朝廷保留的五代杂税太多，以至百姓困顿，要求朝廷免除。
但是北方战火不断，国用军需所费极多，朝廷没有能力进行改革。庆历年间，随着宋夏的战争告一段落，朝廷终于腾出手来改革，改革大致分为两个方向：
1.改革吏治，即减少荫庇入仕的人数，改革科举考试的规则，从入口处限制冗官；加大对在任官员的考核力度，坚决罢黜不称职的官员；
2.恢复经济，即把恢复农桑作为官员考核的主要项目，同时减少徭役杂税，豁免百姓积欠的赋税，与民休息，最大程度上恢复经济；
庆历新政其实是解决问题的正道，历朝历代进入盛世之前，都会花一段时间休养生息。但这次改革动的利益太多了，一次性把士人、官僚、贵族全得罪了；再加上宋仁宗本身以“仁慈”著称，魄力比后来的神宗、哲宗差太多了，所以新政施行不久就失败了。
庆历新政失败后，宋朝的财政就在加税的路上一去不返了，很快就陷入了加税-破坏税基-再加税的死循环。到蔡京时期，朝廷理财之法用尽，朝廷财用依然不足。收复燕云后，常胜军的开销直接压垮了北宋财政，这也是导致靖康之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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