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满洲国军」的实力到底如何?是否参与过对华作战?

回答
关于“满洲国军”的实力以及其是否参与对华作战的问题,这是一个相当复杂且需要细致梳理的历史议题。要全面评价“满洲国军”的实力,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数字或几个描述来概括,而是需要从其建军背景、组织构成、训练水平、装备情况以及实际作战表现等多个维度来考量。同时,关于其是否参与“对华作战”,答案是肯定的,但其参与的性质和规模也需要详细说明。

一、 建军背景与组织构成:从傀儡到军队的演变

“满洲国军”的建立,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伪政权的直接产物。其最初的设想和构建,完全是为了服务于日本的战略目标,即维护其在东北的统治,并作为进攻中国其他地区的军事力量。

早期雏形:治安维持会与杂牌武装的整合
在“满洲国”成立之初,并没有一支统一的正规军队。东北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各种性质的武装力量,包括原东北军的残部、地方的土匪、抗日义勇军(后来被镇压)、以及日本扶持的各种地方势力。
日本殖民者首先着手的是整合和收编这些力量,并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最初的“治安部”和“警察部队”是军队的早期雏形,其主要职责是维持治安,镇压反抗力量。

正式建军与日军的掌控
随着“满洲国”政权的稳固(相对而言),日本开始着手组建一支“国家军队”,即“满洲国军”。其建军的指导思想和运作模式完全由日本关东军主导。
从高级军官的任命、军事训练的体系、到武器装备的供应,都由日本方面严格控制。日籍的“顾问团”遍布军队的各个层级,实际上扮演着指挥和监督的角色。
“满洲国军”的组织结构也效仿日军,设有陆军和空军。其兵员主要来自满洲族、汉族,也包括蒙古族和其他民族,但核心的指挥官和军事骨干大部分是日本人或受日本训练的“亲日派”。

陆军的规模与部队编制
“满洲国军”陆军的规模在不同时期有所波动,但总体上保持着一定的建制。据统计,到“满洲国”后期,其陆军规模一度达到十余万人,编有步兵旅、炮兵旅、骑兵旅等单位,以及独立的步兵团、炮兵团等。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十余万人的数字并非都是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大的士兵。其中包含大量的辅助人员、后勤部队,以及战斗力相对较弱的部队。
其部队的编制也很大程度上是模仿日军,例如以步兵旅为基础,下辖若干步兵团。但实际的装备和训练水平与日军差距悬殊。

空军的早期发展
“满洲国军”也组建了自己的空军,但规模非常小,且装备的飞机大多是日本提供或其国产化的。其主要作用是侦察、运输,以及在某些地区协助陆军作战。其飞行员和技术人员也大多接受日本的训练。

二、 实力评估:装备、训练与战斗力

要评价“满洲国军”的实力,必须将其置于当时的世界军事背景下,并与日军及中国正规军进行对比。

装备情况:日军的二手与低劣
“满洲国军”的武器装备绝大部分来自于日本。但是,这些装备通常是日军淘汰的旧式装备,或者是日本为了控制而故意提供的性能相对落后的武器。
步枪方面,主要装备日本明治三十八年式步枪(三八大盖)和九六式步枪等。机枪、火炮等重武器的配备也相对不足,且多为老旧型号。
与装备精良、技术先进的日军相比,“满洲国军”的装备存在显著差距。而且,即使是相同的武器型号,在弹药供应、维护保养方面也往往不如日军。

训练水平:表面化与受限
“满洲国军”的军事训练体系是由日本关东军制定的,但其训练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日军的训练注重基层士兵的服从性和基本技能,但对于高级指挥官的战略战术培养,以及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往往存在保留。
由于“满洲国军”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日本的统治和战争机器,其训练的最终目标并非使其成为一支能够独立作战的强大军队,而是作为日军的辅助力量,在特定区域执行任务。
在一些关键的技术兵种,如装甲兵、特种兵等方面,“满洲国军”基本没有独立的建制和发展。

战斗力评估:参差不齐与作战意愿
“满洲国军”的战斗力可以说是参差不齐的。在日军的直接指挥和强大火力支援下,部分部队能在特定情况下执行任务,例如进行一些“扫荡”和“治安维持”行动。
然而,其官兵的军事素养普遍不高,尤其是基层士兵的训练和战斗意识相对薄弱。他们的作战意愿也受到很大的影响,许多士兵是被迫参军,或是出于生计考量,其对“满洲国”的忠诚度非常低,对日本也谈不上真正的忠诚。
在面对中国军队的正式攻击时,“满洲国军”的表现往往不尽如人意。虽然在一些局部战斗中可能出现抵抗,但整体上缺乏独立作战的能力和坚定的战斗意志。很多时候,他们更像是一支被裹挟的武装力量,其自身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日本的战争走向。

三、 参与对华作战:作为日军的“马前卒”

“满洲国军”毫无疑问地参与了对华作战,但其参与的性质和角色需要明确。

“治安维持”与镇压抗日力量
“满洲国军”最主要的“作战”任务是协助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治安维持”和镇压日益高涨的抗日力量。这包括对游击队、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抓捕抗日志士,以及执行一些军事管制任务。
在这些“治安作战”中,“满洲国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熟悉当地地形,可以作为日军的向导,并且其存在也试图为日本的统治披上一层“合法性”的外衣。
然而,这种“作战”往往是单方面的压迫,是对中国人民的残暴镇压,而非真正的军事对垒。

作为日军的辅助与配合作战
在一些日军发动的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满洲国军”也被用于执行辅助任务,如后勤保障、交通线守卫、警戒侦察等。
在某些特定战役中,他们也曾被编入日军的作战序列,与日军协同作战。例如,在1930年代末期和1940年代初,日军在华北、华中发动的一些战役中,就曾动用过“满洲国军”的部队。
例如,在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就有“满洲国军”的部队被调往华中地区参战,但其规模和作用都非常有限,更多的是作为日军的“配属部队”,承担一些次要任务。

缺乏独立作战能力与关键时刻的表现
“满洲国军”最显著的特点是其缺乏独立作战的能力。他们无法自主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更无法在脱离日军直接指挥和支援的情况下进行有效的作战。
在面对中国正规军的较量时,其表现往往是低劣的。例如,在一些国共合作抗日时期,中国军队在反攻阶段的行动中,也曾与“满洲国军”发生过战斗,但其结果往往是“满洲国军”迅速溃败或投降。
“满洲国军”的士兵素质和战斗意志不足,使得他们在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对抗中显得力不从心。他们更多的是在日军的庇护下活动,一旦失去日军的保护,其组织和战斗力便会迅速瓦解。

四、 历史评价:一个被利用的武装力量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满洲国军”不是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军队,而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服务于其侵略战争而强行建立和控制的一支武装力量。

其存在意义并非国家主权,而是日本的利益。
其战斗力受制于日本的装备、训练和战略部署。
其参与的“作战”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人民的镇压和作为日军的辅助力量。

总而言之,“满洲国军”的实力是有限的,其装备、训练和士气都无法与当时中国任何一支正规军事力量相提并论。它更多的是作为日本侵略机器的附属品,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执行一些辅助性或镇压性的任务,并且在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对抗中,其表现往往是疲软和不堪一击的。他们曾参与对华作战,但其角色更像是被驱使的“马前卒”,而非拥有独立意志和强大实力的作战单位。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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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装后伪满军队实力和国军比还是可以的。张海鹏在热河就打得他的老友们相当被动。七七之后李守信在绥察也让七路半、八路吃了不少苦头。

何梅协定后,日寇加强了冀东地区的控制,派伪满部队以“警防队”名义入驻。芦沟桥之后,日军进一步抽调伪满部队入关协助,尤其是华北各城占领后的守备任务。不过在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后,经过统一战线,不少伪满部队先后反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牺牲的最高级别指战员王溥。


王溥原名王彦东。1908年2月出生在辽宁省兴城县曹庄乡的一个地主家庭。1924年王溥以兴城中学二年级在校生的身份考入东北军郭松龄办的军官教导班。因学习成绩优异,尚未毕业就被分配到郭部任少尉排长。1925年,郭军反奉,王溥所在部队在锦西被打散,后张学良招集郭军残部,王溥也被找回,入东北讲武堂高研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少校教官。

九一八事变后,王溥同高研班同学逃出沈阳到北平晋见张学良,张派其到黑龙江从事抗日工作,一同前往的还有后来成为十四年抗战第一位殉国将领的韩家麟。王溥到齐齐哈尔后任马占山少校副官,随即参加了江桥抗战。江桥抗战失利后,1932年2月,马占山一度落水,日伪随即将马部人马调离黑龙江。王溥在对国事失望之余,任沈阳伪满军官学校中校教官,从此脱离抗日战线。

1936年何梅协定后,王溥被派遣入关,任滦县伪军校督导长。七七事变后,国军在华北一溃千里,王溥被调到保定,任伪警防队三纵队第六区队上校区队长。可以说,王溥在敌伪官运不错。

然而随着八路军挺进敌后,王溥压抑在内心的爱国情感被激发了出来,最终在邓华、李钟奇等八路军将领的策动下,率部起义反正。时任一一五师骑兵团二连连长的范昌标在《回忆晋察冀军区骑兵团》记载:

1938年初,聂司令员指示我们,根据地开辟以后,要集中力量扫除根据地内的汉奸、地主武装,积极主动做好伪军工作,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并派李钟奇副营长带骑兵营配属一分区政委邓华指挥,在满城附近活动。驻守满城的伪军副指挥官王溥,同情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有争取的可能。李钟奇带部队靠近县城,相机与他接触。部队被守城伪军发现,李钟奇首先向城上伪军喊话:“我们是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专打日本鬼子。你们和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你们不为鬼子卖命,我们是欢迎的”。在喊话的时候,城上鸦雀无声,无一人开枪,只见一个伪军站在城墙上朝下喊:“听你讲话是东北人吧?”李钟奇【按:李钟奇九一八时为东北讲武堂学员,后也参加了江桥抗战】说:“是的,你也是东北人吗?”“是啊!我叫王溥,也是东北人,咱们谈谈好吗?”一听说是王溥,李钟奇答应他:“好啊!”于是,他们约定第二天夜里三点钟在城南关见面。邓华政委听到报告后指示一定要把王溥争取过来。
第二天夜里,李带了几个人按时接近到南关,王溥已经在关口等候。双方见面握手,王溥说:“恭候!恭候!”李钟奇说:“我们都是东北人,都是中国人,应该携起手来,打日本人。打回老家去。”王很激动地说:“我们伪军中大都不愿当汉奸,但吃着这碗饭,没办法”。李说:“办法是有的,可以率部反正,加入我们的队伍,也可以身在曹营心在汉,给我们做内应。总之,只要抗日,我们就欢迎。”他连连点头。从此以后,李钟奇与王溥多次来往,王向我们透露日军活动情况。后来军区派敌工部长康少逸继续做工作,王溥与他的上司石某一起率部起义,被改编为游击军,王溥任副司令(后因石某动摇不定,王溥接任游击军司令员),聂司令员多次接见他,勉励他好好干。王溥抗日之心很坚决,与日军作战中,指挥果断,英勇顽强,歼灭过大量敌人,最后为人民抗日事业壮烈牺牲在战场上。

王溥是乘该部日本顾问去北平开会之机起义的,1938年8月31日,该部被晋察冀军区正式命名为“晋察冀抗日游击军”。1939年1月6日,王溥被任命为游击军司令。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王溥率领的游击军破袭平汉线新乐站至望都方顺桥路段的铁路和桥梁,共炸毁4座50米以上的铁路桥梁,收割电线数千斤。日寇对王溥恨之入骨,曾多次派出特务侦察王溥的行踪,重金收买汉奸刺杀王溥,均告失败。《唐县志》记载了王溥在百团大战中指挥的田家庄反袭击战

1940年8月20日,晋察冀抗日游击军拔除定县北杨庄碉堡群,全歼日本侵略军一个分队后,返回田家庄宿营,同时,作好防偷袭准备。8月21日拂晓,下毛毛细雨,几十步外看不见人。驻唐县城之日军一百余人,伪军二百余人偷袭游击军,6时许,警卫发现日军,王溥司令员、李光辉政委认真分析情况,当机立断,决定诱敌深入围而歼之。一支队以积极动作引诱敌人全部向田家庄扑来,而后,退入村中占领高房正面迎敌。二支队和三分区游击一支队,在迫击炮、重机枪火力掩护下,由两翼向敌冲击。日军在三面夹击下,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纷纷倒地,在向后面撤退时,又遭三支队阻截。此役毙伤日、伪军100余人,缴军用物资一部,余敌逃回唐县城。

11月中旬,日寇开始疯狂报复,15日,日寇“扫荡”武家湾村。王溥得知消息后决定集中力量消灭这股敌人。不料作战部署在电话中被敌人窃听,16日拂晓,当游击军各支队刚刚到达集合地点时,敌人已完成包围。王溥率领部队英勇抗击,最终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部队损失很大。关键时刻,王溥亲率一部分兵力阻击敌人,命令大部队突围。在战斗中,王溥不幸中弹重伤。最后时刻,王溥仍向敌军射击,并用最后一发子弹自杀殉国。

王溥牺牲后,晋察冀军区召开了王溥的追悼大会,晋察冀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王平发表祭文:

王溥在光芒万丈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不平凡的一页。……我们将用胜利的高歌慰悼他不朽的英灵。……王溥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活在晋察冀人民心中。

聂荣臻评价到:

英勇作战,光荣殉国的王溥,曾经受敌寇压迫,在冀东伪警防队饱经痛苦,阅尽敌寇黑暗野蛮的奴役宰割与谋害,亲见敌寇对我祖国同胞横加凌辱、淫掠和屠戮,愤而高举义旗,反戈抗日,回到祖国的战场上来,为保卫民族、保卫边区,而不断奋斗,终于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洒在他所热爱的祖国的山川上。

王溥的遗骸安葬于河北曲阳,新中国成立后被迁葬到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解放后,曾在保定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的作家李英儒创作了著名的文艺作品《野火春风斗古城》,小说中“关敬陶”的原型就是王溥。


抗战后期,随着末日来临,日寇不得不调集伪满部队入关围剿八路,最著名的当属“铁石部队”。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支伪军在抗日胜利后竟然被国府当作先遣部队(换了个牌子为东北保安第二纵队开入伪满“首都”长春“接收”。于祺元在《往事存真》(载《长春文史资料 第75辑》)中记载:

1944年,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不断失利时,我冀东人民的抗日气势日益高涨。日寇为了确保冀东地区的交通联络畅通,防止冀东人民抗日军不断进入伪满热河境内与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队联合进攻日伪军。因此必须加强扫荡冀东人民抗日军,警备铁路沿线和沿海地区,以确保日军后方安全和开滦矿区的正常生产。但华北日军兵力不足,要求日本关东军增援,日本关东军便决定从伪满军中抽调部分兵力编成一支特种部队开往冀东,协助侵华日军扫荡抗日游击区的军民。于是便有组建“铁石部队”入关之举。
1944年12月,日本关东军命伪满军事部大臣邢土廉下令,从伪满国军中抽调一批优秀士兵组成一支具有特殊性质的部队。部队名为“铁石”。此乃取自伪满军训中“铁石纪律”和“铁石训练”,利用“铁石”二字作为伪军进关部队的代号。铁石部队虽是伪满军事部派遣的部队,但受日本华北派遣军指挥。它的总兵力约有10000余人,相当于一个军。日本侵略者为对该部队进行严格控制,其各级部队长,多数由曾在伪满国军中任过职的日本军官来担任。铁石部队不设司令部,由联络部、铁心部队和铁血部队三个部分组成。
联络部部长是日本南博彦上校。在该部军官中,只有一名少校参谋,一名少校军需官和一名中尉副官是中国人(当时称满系)。联络部属于伪满军事部的幕僚(参谋)机构,负责与各作战部队的联络,协调和补给工作。它驻扎在唐山市。联络部内除设置参谋、副官、军械、军需、军法、情报和军医等处外,还直辖铁虎部队(装甲车队和汽车队)、铁轮部队(大车队)、铁波部队(通讯队)、宪兵队、兵器修理班和被服修理班。
铁心部队是一个步兵旅,旅长是日本人杰野重义少将,下辖第二十六步兵团(团长刘德溥,代号刘德部队,原驻佳木斯市)、第三十七团(团长日本人南清一,代号南清部队,原驻锦州市)和一支骑兵支队(由伪满骑兵第二十团和二十八团抽编)。这些士兵多数都是伪满第三、四、五期国兵。铁血部队是一个骑兵旅,旅长是日本人岩田薰少将,辖骑兵第四十七团(团长日本人)、第四十九团(团长郭文通,蒙古族)和一个步兵支队。骑兵团的官兵都是蒙古族,由伪满兴安军官学校和兴安骑兵旅抽调的师生和官兵组成。
铁石部队的官兵经抽调和组建后,奉伪满军事部的命令,从各驻地出发,开赴冀东唐山汇合,隶属日本华北派遣军宪兵司令官加滕勘三郎中将指挥。铁心部队在棒子镇、杨家店担任铁路以北地区的讨伐。铁血部队在城镇、滦州,担任铁路以南地区和沿海一带的讨伐。铁心、铁血两部队,除了遵照日军司令部对八路军“围剿”的命令采取军事行动外,各部队也自行制定计划,在本防区内进行“扫荡”活动。铁石部队自1945年1月至8月,在日本侵略军的指挥下,多次与八路军作战,充当了效忠日寇的急先锋。但铁石部队中的所谓“满系”官兵,也饱尝到被日军威逼背井离乡、充当炮灰之苦。因此在八路军抗日宣传的影响下,不断出现伪军官兵投诚反正的行动,在铁石部队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联络部决定将两支部队集中后撤回东北。但军心已涣散,铁血部队的蒙古族团长郭文通先率领两个骑兵团撒回通辽。其步兵支队全是朝鲜族官兵,也返回南朝鲜。剩下的铁心部队,……刘德溥和李雪松便对第二十六团、第二十七团和骑兵支队分头串连和做说服工作,最后一举将日本军官全部缴械。遂后将铁心部队剩余的官兵改编为榆关先遣混成第一旅,下属三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刘德溥自任旅长。……从此,铁石部队便自行瓦解。残余的伪军大部分都归到刘德溥部队。刘德溥部队整编后移住古冶,待机寻找出路。
……此时,东北行营已经组成,正急于招兵买马,并以收编伪军为重点。刘德溥通过各种关系和活动,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批准正式收编。1945年10月初,熊式辉派人到古冶驻地点编劳军,改编为东北保安第二总队,任命刘德溥为少将总队长兼长春城防司令部副司令,吴耀宗任副总队长,李雪松为参谋长。总队司令部设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军械处和直属队。统辖第四、第五、第六团,官兵总人数为4671人。
1946年1月,该部奉命由冀东开赴北平。1月5日该部作为国民党的先遣部队被空运到长春,同东北保安第四总队(由国民党东北行营收编日伪残余武装及土匪武装组成的)一道防守长春。司令部设在原红十字会楼内(现中国人民银行长春市分行址)。

对于国府竟用汉奸部队接收长春,苏军和长春百姓均大为不满。1月19日,蒋经国致电 蒋公报告:

空运抵长之部队,全为伪满二十六师原有之官兵。对于此事,苏方及民众皆表不满。

而这支刚刚自新空运长春的部队,是否抓住这一机会改善各界观感,让人耳目一新呢?可惜部队军纪让人大失所望。

2月12日,王叔铭致电蒋经国,转报金恩心的报告,驻长部队军纪不佳:

现空运在长国军军纪欠佳,一般舆论均载三五成群闲游于市,乘坐马车、电车有不付款者。服装不整且有随意出入民宅情事。东北甫经收复,人民望治心切,军纪稍差即易有损政府威严,似应予以改正。

这样的部队,这样的形象,自然苏军一撤退就被共军端了,于祺元在《往事存真》中记载:

4月14日,苏军撤出长春之后,东北民主联军吉辽军区、北满主力部队七师、三师八旅,按照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大会战部署》,发起长春争夺战,激战四昼夜,东北保安第二、第四总队被东北民主联军歼灭其大部分,变成国民党在东北发动内战的首批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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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涉及到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的节点,也是对中国古代和近代军事实力差异的鲜明对比。1633年明军能击败荷兰殖民者,而到了19世纪中叶,满清百万大军却在英军面前溃不成军,这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历史原因,绝不仅仅是军队数量的简单对比。咱们得把时间线捋一捋,先说1633年的那场仗。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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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城破,江山易,几十万降卒为何成了挡不住的清军?李自成轰轰烈烈地攻下了大明最后的都城北京,那场景,何其壮观!崇祯皇帝在煤山上自缢,大明朝的龙椅易主,似乎天下唾手可得。然而,就在这看似风光无限的时刻,一群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草原狼——满清铁骑,却趁虚而入,以一种近乎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了整个中原。最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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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世纪,明朝(13681644)在面对满清(16361644)时的失败,是多重历史、军事和政治因素交织的结果。以下从多个维度详细分析其原因: 一、军事体制与组织的差异1. 八旗军的组织优势 八旗制度:满清建立八旗制度后,军队由“旗”(家族军事单位)组成,每个旗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和训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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