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的大顺军闯军主力有与满清八旗一战的实力吗？

本朝太祖有雄文数卷，其中专门批评过“单纯军事主义”的思维。

大顺的失败，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不要指望一两个名将，一两只劲旅，一两次决战就能定鼎中原。

争夺一省一市一个地区，单纯军事因素可能更重要，但中国这么大，就使得逐鹿中原之战不是百米冲刺，而是更考验耐力韧性的马拉松。

项羽军事才能足够好，非常擅长打决战，麾下部队也足够强，为何最后乌江自刎了？因为他不懂得跑马拉松的道理。

要知道，军队实力、战略、战术、战斗力等问题，是如何使用资源，以及使用效果的问题。

而大顺的问题在于如何获取资源？

要做到有效获取资源，大顺必须是一个经历了有效的内部整合，高效统一的组织，而由于其发展历史，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源源不断地提供人力物力资源到军事斗争中去。

资源如果不足，就谈不上战略战术等军事角度的下的使用方法问题。

所以本朝太祖才是大战略家，提出深入农村，发展根据地，控制动员占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所以，太祖为何高度重视根据地建设，为何要延安整风，明白其中深意了吧？

当然，我们不能指望李自成有二十世纪的思维水平，可能他不得不依赖地主阶级合作来获得资源。但也要看历史给没给他机会。

历史上他的同行，都有这样的时间机遇期来提供政策容错窗口，来完成组织发育和根据地建设。

刘邦有关中汉中，朱元璋深耕江南，李唐自己就是控制山西的贵族。而起家于中原的曹操朱温，处四战之地，时间窗口期就不太稳定，过程也更加反复曲折，才有了自己的成熟组织和根据地。

满清之所以成功，相对于大顺来说，主要优势在于它已经割据很多年，有自己健全组织体系和稳定根据地。他们对于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管理，人力物力的整合，都有实践经验。而不是单纯在于军事优势。因为军事优势不过是组织优势的结果。

兵没了可以再招，粮没了可以再征，部队损失了可以再训练，战术不好武器不好都可以有针对性地改进，在实战中逐步提高。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要有一套组织体系和自己的根据地，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资源。

而大顺政权发展历史过程中，长期流动作战，没有根据地，没有稳定健全的组织体系，内部没有完成高度统一的整合，更谈不上稳定地提供各种资源。

如果大顺能像朱元璋一样，有时间慢慢来，吞并一地区，就消化整合一地区的资源，逐步向外扩展。或者能像曹操一样，以曹氏夏侯氏作为组织骨干，内部组织度很高。也许会更好。

但大顺政权短期归附者太多，事态发展太快，既没有完成组织建设，又没有完成根据地建设。

那么表现在军事上，必然是虽然偶然会有胜利，但经不起长期斗争的考验。

单纯迷信军事斗争，可以速胜，但也会速败。不能把军事胜利转变为持久的政治统治，只有组织建设与根据地建设才是最终胜利的保障。

事实也是如此。李自成一战消灭孙传庭后，迅速在西安建国，很快又占了北京。随后在与满清的长期作战中总是陷于战略被动之中，最终失败。

如果大顺是一个有稳固根据地和完善组织的政权，哪怕出现领袖意外战死的偶然事件，也还是可以继续逐鹿中原。比如皇太极的死，就没有影响他们入关继续发展。

因而，从社会组织演变进化的角度看，大顺相比于满清，需要经历的事情还很多。历史没有给李自成太多时间机遇去做事。

因而，仅仅比较大顺军与满清八旗的战斗力，是一种没有抓住重点的单纯军事思维，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满清相对于大顺，大西以及其他反对势力，最大的优势在于，历史给了他机会，提前数十年发展，演变成为更完善的组织体，而军事优势不过是一个结果而已。

所以，大顺的失败，是一种历史的不幸。

——补充——

按照真实的历史线，在山海关面对吴三桂和八旗联手的大顺，可能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除非从北京退出后，能守住山西。

或者当初在西安建国后，不要急于进军北京，而是先占据山西和中原，然后就有可能把满清阻击在华北地区。

我提出的具体方案是：

首先祝大家新春快乐，新年第一答。

这个问题属于明末历史话题中比较有意思的一个， @小卒 的高票答案我认为已经十分优秀了，这里我也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以及引申开来的一些问题。

个人认为甲申年大顺是有资格且唯一有资格与满清一战的，明朝中央军事力量已经在内外的历次战争中被消耗殆尽，剩余的南方势力不过是土鸡瓦狗，大西依然不成气候，要到张献忠死后孙可望主政后一系列反思重组后才能发挥出战斗力，郑家则由于郑芝龙胸无大志无意争雄天下。

空口无凭，还是借具体战例说说这个问题。首先山海关之战，虽然我之前拿松锦之战和一片石对比，略微有黑的意思，但老实说，顺军在先和关宁军血战一天几乎破城的情况下，第二天面对吴、清联军夹击依然给八旗造成13员将校的杀伤，一名副都统阵亡，这个战绩已经不差了（松锦清方那么大的伤亡其实是断断续续打了很久的原因），甚至是入关前几年各方势力对清军打出的最好战绩，吴军本部（不是动员起来的丁壮）至少伤亡1万以上，战后清军虽然虏获几千匹骡马，但是从顺军大将无人阵亡且从一片石全身而退来看，顺军和八旗相比在战斗力上略处下风但没有质上的差距，顺军最后败亡的结果其实和山海关之战关系并不大。

之后怀庆之战，顺军将八旗汉军金玉和部1700人打的全军覆没，清廷大为惊恐，急调原本打算进攻南明的多铎部西进，证明顺军战斗力至少是明显强于八旗汉军的，但问题是八旗汉军大举围攻山西时，顺军主力在陕西修整没有大规模支援山西战场，山西失守后，陕西其实已经无险可守，这导致之后的战略态势异常恶劣。之后顺军在潼关的表现确实就非常差劲了，由于面临被清军两路夹击的劣势，顺军不得不主动出击，结果就是顺军不得不冒着大雪进攻本来就适应冬天严寒的八旗军队，结果是己方损失很大，而清军损失很小，也证明顺军在不适合自己作战环境的条件下强行出击的效果很差。

不过即使如此，清军在有大炮支援的情况下依然未能攻下潼关，直到顺军主力退走并且守将诈降的情况下才拿下潼关。而延安方向李过指挥的防卫战也证明顺军如果处于准备充足的防御状态，是有一拼之力的，此战李过面对阿济格主力防守顽强，八旗将领战死5人，更重要的是一直将阿济格拖到年底，其实已经是超额完成了既定任务，只是李自成选择放弃后继续坚守已无意义才突围撤走，之后竟然转战千里重新与主力会师。

总得来说，顺军在八旗巅峰阶段正面对抗的结果在战术上并不差，问题出在战略上：1、两次决战山海关和潼关，顺军在战略对比上都处于劣势；2、因为1，顺军作为略弱的一方，反而无法选择防御这一有利于较弱一方的作战形态，反而要主动出击挑战清方。说实话这不是军事问题，而是大顺领导层战略决策的问题。

满清八旗军队在入关时的最大优势在于其中高层指挥官普遍参加过大凌河、松锦乃至历次入关在内的战争，比起1640年出商洛山重建的顺军嫡系主力相比，在战斗经验和军事传统上恐怕还是要更优秀一些，但它的弱点在于洪太时代遗留下来的军队是不可重建和复制的，积攒的家底损耗一个是一个，是无法和体量相当的势力打持久战的，而一旦放手利用汉军，很快就会引发满清上层建筑的失衡。因此即使顺军战斗力略弱，如果能在甲申年附近正确决策，并非没有一战之力，事实上顺军如果能坚持地越久（而不是像历史上那样贸然发起决战结果速败），胜利的天平就会越倾向大顺。

这也是我想说的另一点：有一战之力，不代表顺军在甲申年要的选择就正确，更不代表顺军在已有的条件下不能做的更好，我这里以1649年山西起义的过程作对比，阐述一下我对顺军甲申年行动的一些看法：

姜镶于1648年十二月初三日举旗反叛后，清廷最开始令英亲王阿济格前往镇压，认为很快事态就能平息下去，阿济格部所领兵力也确实极为强劲，包括多罗端重郡王博洛，多罗承泽郡王硕塞，固山贝子拜尹图，镇国公傅勒赫、岳乐，护军统领鳌拜等。博洛在平闽时自领一军，此时却只能给阿济格当副将。但建州贵族明显低估了山西人民反抗的决心和力量，起义风潮很快席卷全晋，朔州、宁武、代州、五台、忻州、泽州、平顺、韩城全部在短时间内减辫易帜，清军只能控制省会太原及附属的少数几个据点。

面对危局，清廷不得不先后派出梅勒章京俄罗塞臣前往大同支援阿济格，令多罗敬谨郡王尼堪同固山额真镇国公喀尔楚浑、辅国公穆尔祜前往太原稳定晋中局势，起用吴三桂、李国豪镇压陕北义军王永强部。由于京城兵力空虚，多尔衮下令谭泰和何洛会平定南昌后，即率领南下八旗回京，江西全部移交给绿营汉军。到了三月，入关后从未亲征过的多尔衮本人都坐不住了，亲自领兵前往山西，攻取浑源并血腥屠城后来到大同城下力图诱骗姜镶投降，结果姜镶不为所动。为了打破僵局，多尔衮不惜重赏，将此时坐镇山西的几员副将，郡王硕塞、博洛、尼堪全部提拔为亲王鼓舞士气。至此，除了多铎因为重病缠身没有出动、济尔哈朗在湖南牵制南明主力不便脱身外，1649年清廷在山西的军容和1644年底进攻大顺的阵容已经相差无几。

中途由于多铎病逝引发的一系列权利更迭，多尔衮不得不短暂返回北京处理政务，同时解除阿济格在山西的总指挥职务，但山西的清军总数进一步加码，固山贝子满达海（随后加封为亲王）、镇国公吞济喀、辅国公巴布泰率领援军进一步缩紧大同的包围圈。不到两个月后，多尔衮再次亲征山西，绝对的兵力优势下山西明军终于支撑不住了，朔州、宁武渐次失守。由于局势好转，同时考虑到两次离开京城带来的政治影响，多尔衮最终没有再次前往大同，而是在途中就分兵护军统领索洪、署护军统领希尔根增援山西，他本人在阿鲁席巴尔台和蒙古贵族狩猎后返回北京。回京后多尔衮依然不放心大同局势，再次命令阿济格带领固山贝子巩阿岱、内大臣鄂齐尔前往大同前线。

由于围城日久，外无援军（事实上山西各地的义军对大同组织过多次增援，但由于清军在大同前线的兵力过于雄厚无法突破），大同城内终于发生内变，总兵杨振威叛变，姜镶被刺，随后穷凶极恶的满洲贵族对大同百姓除杨振威所属亲信及家属600人外，其余投降的官吏兵民全部“尽行诛之”。大同失守后，清军进一步对攻克的运城、汾州等地屠戮一空，虽然山西、陕西剩余的义军依然在奋起抵抗，但是头面人物和各地士绅都已被清军的残暴吓破了胆，纷纷将义军领袖绑了投降，即使如此，有组织的大规模抵抗依然坚持到1649年底才告结束。

如果有上帝视角，那么1648-1649年山西、陕西的复明军事行动与大顺甲申年的行动有参考比较的价值。姜镶起兵后很快就被进入山西的清军主力孤立在大同一隅，起义实际上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核心，同时陕西王永年也被吴三桂击败，没有一个稳固的根据地提供后继支援。即使如此在清军四次增兵，几乎全部嫡系主力都投注在山西一省的情况下，起义依然给了山西清军重大杀伤，清军八旗将校在山西战场阵亡29人，为清军入关后、大西1651年大规模反攻前单次战役的最高伤亡。

伤亡尚在其次，旷日持久又进展缓慢的围城血战对清军的士气也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以下是山西之战后清廷内部对失罪人员的处理结果：

牛录章京朱亘生被敌夺门，章京席巴礼、朱查哈、博洛兑、德尔德、当敌兵填壕、坏城堞而出，不即迎击，又擅离汛地，俱拨斩；甲喇章京阿喇密、署护军统领，遇敌出不进击，拟革职，籍其家；牛录章京叟塞不迎敌进击，拟革职，鞭一百；章京阿布达礼、罗习藉口救援，潜避僻处，拟革章京，各鞭一百；章京博尔和兑、牛录章京勒弼，不前进救，援诈言往救，拟革博尔和兑职，解勒弼牛录章京任，各折赎；署护军统领格尔特本旗汛地被陷、不先驱救援，及后往救又诈言褚库未曾先往，反谓身败敌兵，拟鞭一百，折赎。

可见大量参领、佐领一级的中级军官已经出现了畏战不前、望风而逃、转进如风、嘴炮救援等一系列问题，为了整肃军纪，满清高层不得不处理了几个极为恶劣的对象来维持武德不坠。此外，大同孤城被围困将近一年依然没有被当时装备大量火炮的清军攻下，最后还是内部生变才被攻克，证明虽然火炮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明末清初的战场形态，但更多的只是对守军心理上的巨大冲击，并未达到如某些人所说火炮到位就能快速破城的效果上，事实上之前之后的不少战例都证明面对意志坚定的守军，火炮并不能在攻城战中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1649年山西起义的过程说明了以下几个事实：1、如果广大民众能够被充分动员和组织起来，即使军事素养有限，也能在守城战中发挥巨大作用，这一点在之前的江阴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2、山西地区在中国北方地缘中具有具足轻重的地位，尤其以大同为核心的晋北更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经略得当足以抵抗敌军很久；3、即使入关前几年军心、士气、纪律全在顶点的八旗军队，他们也会动摇、会恐惧、会逃跑。

而反观历史上甲申年大顺撤退到山西后的行动，由于之前没有大规模整顿山西降军，带来了一系列恶果。姜镶凭借200人突袭张天琳固然有偶然因素，但他仅凭200人就控制了大同的局势足以证明原明军队的组织体系和从属关系并未被打乱，随后唐通叛乱又导致陕北防线又出现了危机。不仅如此，顺军一味着眼于退回陕西修整，在太原并未留下亲信和嫡系军队坐镇全局，陈永福手上可能只有1万人，实在是独木难支。根据清军将领叶臣的奏报，清军围攻太原用火炮破城后，周边五州就纷纷投降（固山额真叶臣等自军中奏报臣等出固关进平三晋所至迎降有伪伯陈有福窃据太原我军以红衣炮攻击之克其城安抚居民五州二十县皆降下部知之）。结果就是由于既没有一支精锐军队坐镇，缺乏统治根基不能充分组织和发动民众，根据地陕西也未派出足够援军的山西被清军轻易攻取，使得之后的战略形式极端不利于顺军，我认为这也是明明总体实力处于弱势的顺军却被迫在潼关主动发起进攻力图改变局势的根本原因。

因此如果大顺甲申年攻取山西后，不是立刻向京城前进，而是留下来整顿明军降军，同时委派忠于大顺的官吏设置起稳定的统治机构，将山西经营成一个稳定的前线基地，凭借山西对华北平原的天然优势据险而守（满清不可能放任大顺在山西建立起对华北的地缘优势），通过守城逐步消耗清军的士气和兵力，同时派遣大将从汉中下四川将川、襄、陕统治区联成一片，建立传统中国西部对东部的地缘优势，等清军师老兵疲后，主力再伺机发起反攻，胜算无疑比在山海关孤注一掷要强得多。就历史发展来看，满洲本身核心人口的稀少和浓厚的异族色彩，决定了洪太遗留下来的那支百战强军必然是昙花一现，因此顺军与清廷的较量利在持久不在速战！不仅如此，就多尔衮的个人性格以及八旗贵族的整体利益需求来看，清廷发布剃发令是迟早的事，时间拖得越久，在政治和民心上对顺军就越有利。反之，倘若贸然与清军决战，正如历史的发展一样，一旦失败在政治和军心上的影响对当时的大顺来说我认为是不可接受的。

归根结底，大顺的错误还是在于对自己集团的发展情况判断失误，甲申年虽然距大顺襄阳建政已有两年，但是依然处于转型阶段，战略重心还是应该放在稳固自身的统治机构以及扩大己方地盘在地缘上的优势为主。历史上大顺在攻取山西后没有审时夺势而是急于夺取天下其实和当年要“组建百万红军攻打大城市”一样，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左倾冒进”。一个常被人忽视的点在于，直到甲申前一年，李自成火并罗汝才后，才建立起了在明末义军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因此甲申年面对手下各群体的利益诉求，很难说永昌天子有绝对的控制力，这背后可能就是甲申年大顺战略盲动的深层原因。而强力收编罗汝才过程中出现的罗部叛逃行为，可能也导致了李自成之后面对投降明军过于“宽仁”。

不过话又说回来，笔者作为已经知晓了历史发展的后人，提出的批评未免有过苛之嫌。需要注意的是，明末和汉末、唐末的局势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在万历以后明朝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退，但和汉唐晚期种种事件导致中央权威旁落地方势力逐步离心最后国家走向解体的过程不同，明末局势的崩溃反而更接近秦、隋那种国家机器透支后的突然崩溃，即所谓“土崩”和“瓦解”的区别。靠着“十面六隅”这种极度透支民心和政府信用的行为，明中央政府居然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有一支相对来讲十分强悍的治安军，请注意，是中央政府拥有一支强悍的治安军，这和汉唐乃至元清末期主要依靠团练或者地方贵族武装镇压起义有显著不同。明末义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在地方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这和中央虚弱、军阀纷争下能悠哉种田的朱元璋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而再出商洛山后义军的发展又过于顺风顺水，连续消灭明军重兵集团，此时产生“天命在我，速取天下”的判断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毕竟从时间上讲大规模起义已经持续了差不多二十年，此时如果告诉大顺领导层你们才刚刚踏出万里长征第二步，恐怕没几个人愿意接受这个结论。即使采用我们这些事后诸葛亮的意见，也未必能保证局势一定按预见的发展，比如满清也可能采取置山西顺军于不顾，倾全力打垮明南都残余政府，再利用江南财力和大顺决战的策略（但我觉得即使如此局势也比历史上强得多）。

PS1: 这里再强调一下，十面六隅破产和松锦之战没有因果关系，松锦之战尚未开始，就已经是李自成破洛阳、张献忠破襄阳的局面了，倒不如说是因为十面六隅破产，反而驱使崇祯下令洪承畴和清军决战找回场子。即使不打松锦之战，十面六隅那个加税的搞法也是吃枣药丸的

PS2：虽然我现在对袁的看法已经有部分改观，但我认为因为广渠门有很多老一代后金贝勒参战所以就吹上天的说法也是不对的，否则按这个逻辑，姜镶面对满清多尔衮、阿济格在内6大亲王率领的清军主力围攻还能支撑将近一年，什么李定国、郑成功弱爆了，他才是真正的明末战神，233

有，如果仅仅是大顺军主力与清军主力之间的战斗，鹿死谁手还不能盖棺定论。

可是，明帝国自己才是整个东亚最强大的军事集团，清军能够征服整个中国，靠的也是大批明军降军，大顺农民起义军就是在明帝国和清帝国两个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剿杀下失败的。

明帝国亡的太快了，农民起义军还没有成长为能够击败内外一切敌人的存在，就被明朝降军和饥民挟裹进了北京城。

没有在陕西稳定后方，建立完整的政权，对于前明官员又不杀又不抚，只是夹棍夹出钱粮。

不杀的人头滚滚，不抚的秋毫无犯，如何让这些卖了崇祯，来换荣华富贵的“正人君子”有敬畏之心？

一不畏威，二不敬德，我大明的“正人君子”再次卖了大顺朝，借女直鞑虏之兵，为大明“报君父之仇”，把自己的娇妻美妾，金银财宝，雕花阁楼抢回来，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上天唯一没有给他的就是足够的时间和一个合适的对手，他的敌人要么强大到一口能把他吞下，把他辛苦经营的势力彻底消灭，只剩下十八骑逃亡，要么不堪一击，争先恐后的向他投降，让他的部队中充满了这些意志不坚定的份子，让他没能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体系，就终结了明帝国，取得了整个中原的控制权。

所有人都想当下一个朱元璋，在他们眼中，李自成就是刘福通，是韩林儿，这些朱姓藩王，明朝军阀都不想当陈友谅，投降满清又算的了，什么等清军和农民军都死光了，天下下就是自己的，朱元璋都给元庭送过降表，只要自己最后赢了，一切都是正确的。

如果吴三桂没有倒戈，投降清军，即使是清军胜利也会伤筋动骨，那么是非常有可能彻底终结清军入关的决心的。

——不才，写了一篇李自成胜利的架空

《顺史稿·顺太祖李自成本纪》

明季

朱明无道，皇图板荡，民不聊生，海內生怨。

熹宗亲恶远善，万民犹如草木，炀帝横行无忌，肉食无非宗亲。

百官荒淫奢靡，民哀不绝于耳，军阀荼毒百姓，杀良以为军功。

崇祯初年，三饷继立，民变迭起，无饷则军畔，加税而民反，反势斯成，时，高迎祥号闯王而起事，太祖附之，与群雄各据一方，互为呼应，伐无道，诛暴明。

及后，高迎祥薨，太祖趁时应运，尽揽其部，救万民于水火，豪杰景从，天下归心。

太祖克潼关，入长安，承天命，元永昌，国号大顺。

太祖入京师，炀帝于景山自缢，太祖将其葬于田贵妃墓中。

时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愚忠前明，于山海关使抗太祖，东虏狡诈，心窥神器，暗与三桂合，许三桂封王，开关而寇中原。

太祖晓之以情，汉家天下怎可尽于满洲也，三桂遂奔太祖。

太祖以其忠义，拜为辽东节度使，果毅将军，委以军事，从太祖破东虏，虏酋去帝号，降为满洲国主，入朝鲜再收其，功拜制将军。

朱明余孽残存江南，据长江而守天险，求偏安而存明祀，然诸镇不和，党争相斗，以致无力，左良玉挥军东畔，天险虚设，前明诸将遂奔太祖。

左梦庚等新降，太祖疑之，并以三桂击之，大破明军，并斩黄得功，南都群臣为太祖所慑，再不复于天兵抗衡，开南都而降顺。

天下大势已定，残明诸将不合，虽有伪帝跳梁，前明终以野亡。

永昌五年，太祖领兵入川，献忠震怖，使其子可望拒之，太祖进兵讨之，献忠降，拜制将军，安西伯。

永昌七年，俘明桂王，云南平定。

携万民而兴天兵，破传庭而入幽燕，诛炀帝而幸京师，入齐鲁而定中原。

收三桂而破东虏，剑九边而入辽东，讨满洲而脱鲜缰，临南都而渡江南。

天运循环，华夏一统。

帝起自微末，爱民如子，宦官为之大减，使宦者不及千人。

永昌六年，制大顺律，有前明鉴，力崇武位，文官俱受一品权将军节。

立六政府、六谏议，开科取仕，以安士绅，又置理藩院，掌诸夷之政，复行改土归流。

永昌八年，太子入西域，故土新归，立新疆。

永昌九年，高皇后薨，平章事宋献策案。

永昌十年，朝鲜、满洲、蒙古、乌斯藏、琉球、安南、南掌、暹罗、缅甸、廓尔喀、哲孟雄、不丹、哈萨克、布鲁特、浩罕、布哈拉、爱乌罕、巴达克山、乾竺特、拉达克等，皆内附。

永昌十二年，诏天下通祀孔子。

永昌十四年，许泰西传教士，阐明真教，自由市可，并许于广州立定商馆。

永昌十七年，罗刹寇满洲，满洲国主乞王师。

永昌十八年，王师北拒罗刹，太祖舟师使西洋诸国。

永昌二十五年七月，太子征东宁海寇，次年九月，郑克臧降顺。

永昌二十六年三月，帝体不豫，令太子回京，旋崩，年六十有五，谥太祖高皇帝。

大顺最大的失误，不在于在一片石的战败，而在于赢的太顺利了。李自成击败孙传庭，攻克西安，收编三边明军，从流寇成功转变成割据一方的军阀。只相当于李自成刚走到当年朱元璋占领南京的一步。此时，明朝内地精锐尽溃败，朝廷确实没有什么可用之兵了，所以李自成才能一路势如破竹的拿下北京。但是，闯军确实还没有做好统一天下的准备。

1、李自成虽然是农民军的领袖，但还无法做到对大顺军各部的令行禁止。对骄兵悍将不得不有所纵容和妥协。比如刘宗敏霸占陈圆圆，影响了对吴三桂的招降计划，李自成居然还默认了，确实权将军刘宗敏的地位很高，但还是李自成自身的原因。如果是徐达，他敢这样吗？蓝玉抢了个北元贵妃作为战利品还被老朱恨恨骂了一顿。顺军在进京后起初还能约束军纪，后来烧杀抢掠李自成也没有砍一批人头来杀鸡骇猴。其实当年朱元璋刚进南京时，部下也经常与民争利，但很快就令行禁止，砍了一批人头。做不到令行禁止就在一片石战场上闯军一不顺就溃败，根本没法控制。

2、李自成对地主士大夫的政策还比较极端。地主士大夫还有明朝的文官武将和没有活路的农民不同，他们人丁兴旺、家财万贯，过惯了纸醉金迷的生活，夺他们钱财就是杀他们父母，对这些人讲礼义廉耻忠孝仁义就是对牛弹琴。所以只要李自成能转变打家劫舍的套路，能够和地主士大夫们约法三章，地主们支持闯军打天下，闯军不侵犯他们的利益但也约束他们对农民的剥削。李自成已经控制了陕西河南完全可以在这里做实验，转变打家劫舍游击作战的战术。不能团结地主士大夫，他们就会毫无廉耻的投靠满清。而清军兵少，如果不能让地主旧官僚为自己所用，即便战斗力再强，闯军战斗力再弱，闯军也能耗死满清。

3、李自成和他的部下都需要时间成长。毛主席从西柏坡进京时，就告诫全党，我们绝不做李自成!其实给李自成足够的时间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帝王，而不是只学当好一个将军或军阀，李自成未必不如朱元璋。刚说了，李自成只是刚刚有了一块稳定的根据地而已，只是走到了朱元璋占领南京那一阶段。李自成顶多是个军阀的治理水平，战术上还保留了流寇的战术，经济上还是打土豪分田地，而不会创造GDP。对起义团队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还需要提高，对基层政权的管理还需要加强，对闯军还需要强化训练和提高装备水平。还需要时间来转变对地主旧官僚的态度。对于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李岩等大顺军骨干而言也是如此，他们的军事能力还是治理水平还是谋略都需要时间来锻炼。为什么萧何不抢金银珠宝而是抢秦朝的档案资料，因为他深知自己的业务水平还不够，当时的萧何顶多就能管一个郡，通过历练才知道怎么管一个国。无论是刘邦的沛县死党还是朱元璋的淮西二十四将，他们都是因为得到了锻炼才能从泥腿子成为王侯。

4、李自成的地缘环境并不乐观。即便是拿下京城，杀出一条血路，大顺依然要面对满清蒙古、南明、大西的南北夹击。南北两线都要应付。而北方常年自然灾害频繁，战乱不息，百姓十不存一。难保百姓因为活不下去再次造反，重新步崇祯帝的后尘。而如果不急于进攻北京，或者是和明朝议和休战，无论是大顺还是大明都有喘息机会，大顺可以消化胜利成果，大明可以全力阻止清军入关，崇祯不死，吴三桂没有理由谋反。而孙传庭兵败后，崇祯也无力再围剿农民军，虽然东林党人会阻止议和，但只要约束部下不和明军交战，明军也无力进攻闯军，事实上也是休战状态。

我认为最好是趁张献忠立足四川未稳又大肆屠杀的机会，讨伐张献忠，收四川民心。得到四川后闯军就有了稳定的后勤基地，得四川就可以威胁湖广和江南，另外建议大顺趁云南沙定洲叛乱事件进入云南，一举控制云南，这样整个西北西南都是大顺的地盘，这和当年秦灭六国、北周隋朝统一天下的经验吻合。

最后就是大明、大顺和大清之间人力财力的大比拼了。大明虽然有江南理论上最有优势，但考虑到江南士大夫的强势和糟糕的中央财政体系，大明很快会被pass掉。大顺朝成事后不少文人士大夫会主动投诚李自成，李自成的文官体系会很快壮大，这样一能更好的治理地方完善政权机构，二是能对武将功勋形成一定的制衡，更有利于李自成对权力的掌控。

在中央财政的较量上，只要大顺有几个省的地盘，大顺的收税能力完爆大明和大清。因为大清土地贫瘠主要靠抢不太会收税，大明则是会收税但收不上来。因为农民把土地都投献给了官员和读书人，因为他们不收税，农民只需要给官员相对较低的私税，相当于财政税收都打了折进了官员的腰包，就这样很多地方各级官员还中饱私囊的不少，而崇祯帝还管不了了。而大顺军是泥腿子出身，他们才不管士大夫的体面，不交税真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地主富商们敢欠税吗？而且大顺初期还没有这么复杂繁冗的官僚体系，中途贪污腐败的银子就少的多。所以，即便李自成可以把税征高点，因为大顺没有那么多蛀虫来侵吞民脂民膏，反而最后算下来老百姓比明朝时期还掏的更少。李自成能解决财政问题，即便军队战斗力不如八旗兵，在财力的比拼中满清也会和大顺差距越来越大，最后直到大顺军战斗力赶上八旗兵，到时不仅能硬钢八旗兵，还能顺便消灭注定灭亡的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