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和清朝入关本质是不是一样的？
普鲁士统一德意志：一个自下而上、基于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
普鲁士统一德意志，通常指的是19世纪下半叶，在普鲁士主导下，通过一系列战争和政治博弈，将原本分散的德意志各邦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
驱动因素：
民族主义的兴起： 19世纪欧洲普遍存在的民族主义浪潮是核心驱动力。德意志各邦的民众普遍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认同，对分裂的局面感到不满，渴望建立一个强大的德意志民族国家。
经济发展的需求： 德意志各邦在经济上需要统一的市场、统一的关税和统一的货币来促进贸易和工业化。普鲁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工业基础，使其自然成为整合的力量。
地缘政治的考量： 在欧洲列强环伺的环境下，分裂的德意志各邦容易被他国干涉和瓜分。统一的德意志不仅能增强抵御外敌的能力，也能提升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普鲁士的领导地位： 普鲁士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1866年的普奥战争胜利）、高效的行政体系、以及俾斯麦这样富有远见的政治家，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领导者角色。它并非纯粹的“外来征服者”，而是德意志世界内部一个最强大、最具整合能力的成员。
过程与特点：
“自上而下”的政治推动与“自下而上”的民族情感结合： 尽管俾斯麦的外交和军事手段是关键，但他也巧妙地利用了早已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将统一描绘成满足人民愿望的进程。
渐进性与阶段性： 统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铁血政策”下的三次王朝战争（对丹麦、奥地利、法国）逐步实现的。每一次战争都巩固了普鲁士的领导地位，并吸引了更多德意志邦国加入。
现代化国家的构建： 普鲁士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军事化、官僚化、理性化的现代化国家。它的统一过程，也是将这种模式推广到整个德意志的进程，注重法律、制度和经济的统一。
相对温和的整合： 虽然战争是必要的手段，但普鲁士在统一后，对其他德意志邦国采取了相对包容的政策，保留了部分地方自治权，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清洗”或强制性的文化同化（至少在初期是如此）。例如，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等邦在统一帝国后仍保留了一定的独特性。
清朝入关：一场由边缘地区民族发起的政治军事征服与帝国统治的重塑
清朝入关，是指17世纪中叶，满洲民族率领的清朝军队，通过武力征服明朝，最终在北京建立起统治，进而统一中国的过程。
驱动因素：
明朝自身的衰败：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如李自成起义），导致社会动荡，中央政权统治能力急剧下降。
满洲民族的崛起与扩张野心：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并逐渐强大。其子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并积极向南扩张，将汉族地区视为其征服的目标。他们看到了中原的财富和资源，以及明朝统治的真空。
军事优势和战略眼光： 清朝军队在八旗制度下组织严密、战斗力强，并且拥有骑兵优势。同时，他们采取了“招抚汉人、利用汉人”的策略，例如范文程等汉族官员的加入，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建议。
“关内”的复杂性： 当时所谓的“关内”，不仅仅是统一的政治实体，更是包含众多不同文化、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地区。清朝的入关，是对这个复杂体的征服和统治的重塑。
过程与特点：
赤裸裸的军事征服与政治统治： 清朝入关的核心是军事力量的强大和对政权的夺取。虽然他们也利用了明朝内部的矛盾（如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但其本质是外部力量对内部合法统治的颠覆。
民族主体性的转变： 清朝是以一个少数民族的身份，取代了主体民族（汉族）建立的统治。这带来了长期的民族矛盾和统治策略上的考量，如剃发易服、八旗制度、满汉分治等。
文化与制度的冲突与融合： 清朝统治者在巩固政权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统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的问题。他们采取了“以汉制汉”的策略，保留了明朝的部分制度和文化（如科举制度、儒家思想的官方地位），但同时也推行了带有满族特色的统治方式。
强制与融合并存： 相比于普鲁士的统一，清朝入关过程中伴随着更大规模的暴力和强制措施，例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屠杀事件，体现了征服者的残酷性。但同时，在漫长的统治过程中，也出现了满汉文化的融合，尤其是在后期。
两者本质差异的比较：
1. 主体与客体关系：
普鲁士统一德意志： 普鲁士是德意志世界内部最强大的成员，统一过程是德意志各邦在普鲁士主导下的联合与整合。它更像是一个“兄弟之间的整合”，虽然有强弱之分，但主体性和文化上的根源是一致的。
清朝入关： 清朝是来自德意志世界之外的“征服者”，它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秩序，建立了新的统治。它是一个“内外颠覆”的过程，是不同民族和政治体系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
2. 驱动力的性质：
普鲁士统一德意志： 主要驱动力是新兴的民族主义，渴望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以及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它是一种“愿望的实现”。
清朝入关： 主要驱动力是满洲民族的扩张野心、军事力量的优势，以及对明朝统治真空的利用。它是一种“权力的攫取”。
3. 过程的性质：
普鲁士统一德意志： 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战争和外交手段，在国际承认和国内民族主义支持下完成，具有较强的政治合理性和现代化建设色彩。
清朝入关： 更多地是通过军事武力直接征服，伴随着大规模的暴力、屠杀以及统治者民族身份的特殊性。它的合法性更多依赖于武力和后来的“君权神授”以及对中国传统统治合法性的继承。
4. 对被征服者的态度与影响：
普鲁士统一德意志： 在整合后，相对重视经济和制度的统一，对被整合的邦国虽有主导，但保留了一定的地方特色，更侧重于构建一个现代化的联邦国家。
清朝入关： 带来了深刻的民族身份认同危机和政治结构的变化。满族作为统治民族，与汉族之间存在长期的紧张关系。统治者既要维护其民族的特殊性，又要统治庞大的汉族社会，这种双重性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走向。
结论：
将普鲁士统一德意志与清朝入关等同起来，忽略了两者在驱动因素、主体客体关系、过程性质以及最终影响上的根本性差异。
普鲁士统一德意志，更像是一个在民族主义浪潮下，一个强大的内部成员整合分散政治实体的过程，强调的是“从分散到统一的民族国家构建”。
清朝入关，则是一场由边缘民族发起的，以军事征服为主要手段，改变了政治结构和统治民族的“外来征服与新政权建立”。
前者是内部力量的整合，后者是外部力量的入侵与统治的更换。尽管两者都以“统一”或“新秩序的建立”为结果，但其实现方式、内在逻辑和历史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说，这两者之间不存在“本质上的相同”。
网友意见
1359年
红巾军杀到鸭绿江边。
1360年
红巾军被高丽击败
被高丽击败后的红巾军留在了东北地区。建立了红巾军政权
1368年
明朝建立
红巾军与明朝皇帝朱元璋达成协议，获得东北境内的所有特权。红巾军最高长官称为红巾军指挥使。
1369年
红巾军控制东北全境，迫使当地各民族学习、使用汉文化。
1466年
红巾军政权被鞑靼部击败，臣服并成为鞑靼部附庸
1518年
靖江王朱经扶之子朱邦莘（化名）被红巾军推举为红巾军指挥使。
1522年
红巾军指挥使朱邦莘宣布废除程朱理学，改心学为主流学派。
同年，朱邦莘改红巾军领地为清地，定都沈阳，自任清国公并臣服鞑靼部。
1525年
明成祖朱棣后代，平乡王朱见洸的孙子—未来的平乡王朱厚燝娶了朱邦莘的爱女朱姬（化名）
1533年
朱厚燝成为平乡王。同年，朱邦莘去世，因为其无子，所以朱厚燝也将同时担任清国公统领清地。
1534年
朱厚燝宣布建立平乡-清地，其子孙后代同时兼有大明平乡王与清国公头衔。
1560年
经过了一系列的战争与外交手段后，平乡-清地脱离了鞑靼部附庸的地位。
1595年
时任明朝皇帝的朱翊钧为了拉拢时任清国公的朱厚燝后代朱翊锡（化名），将朱翊锡统治下的平乡-清地升级为清国，并将其头衔由平乡王兼清国公改为清王，并继承原平乡王在明朝的所有特权与政治地位。
1644年
李自成攻入北京，南明建立。北方李自成、张献忠等纷纷称帝建国。
1683年
为了能够彻底一统中国，解决分裂状况。时任清王朱由森与首辅李麦联合南明势力通过两次大规模战争后终于消灭了盘踞在北方的分裂势力。
1684年
由于当时的南明势力自认正统且不愿意与清王朱由森共同统治中国，于是清军发起了第二次统一战争，后南明战败
1686年
为了能够彻底收复领土，实现国家统一。首辅李麦发兵进攻一直干涉沿海地区的境外势力日本。后在京都城内，清王朱由森宣布正式建立清朝并在此加冕为第一任清朝皇帝。
看来题主很明白鞑清的法西斯本质
勃兰登堡公爵是1356年《金玺诏书》法定的帝国七大选帝候之一，霍亨索伦家早在12世纪就给腓特烈大帝当城堡伯爵守纽伦堡
论资历可不比你哈布斯堡家浅，如果普鲁士是八旗，那你哈布斯堡奥地利怕不是瑞士来的野人
如此荒唐的问题的存在，是对德国人的极大侮辱。
把别人比喻成入关时的清军，就和比喻成纳粹一样。
不要侮辱德意志了。
是不是在某些人眼里，凡是存在军功贵族的国家就都是清朝？
要对比也顶多是奥斯曼占领拜占庭。
普鲁士统一德意志是一堆分裂的诸侯国完成统一，最接近就是秦灭六国、隋结束南北朝分裂实现统一等等。
纳粹占领东欧国家倒是像极了满清入关，连占领后搞屠杀和被占领民族当二等人（或者不当人）都一毛一样。
这个问题很有迷惑性，咋一看八旗的族群来源并不只有满洲，同样容克的成份虽然以德意志人为主，但也有波兰或斯堪第纳维亚裔的。而汉军旗的地位始终低于满洲的事实也可以想当然的被清前期汉军数量大于满洲否认。从而把这个观点衍生到其他的本土统治集团上，这其实忽略了统治集团与统治主体族群差异和统治形式的民族性。
旗人对行政权力的垄断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满清设计的分缺制下，其中就算去掉汉军旗，满洲旗人也依然是从数量上，垄断了朝廷的权力。
而且清代很少将汉军称为汉人，从语言，文化等族群属性还是自身认同上也不能简单的将其归为汉人。
而征服者精英在清代逐渐演变为一个在法律上与被征服的汉族相隔离的集团。它在大清的统治中，特别是(但不仅仅是)在新并入帝国的东北和内亚地区的管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八旗贵族虽然也出任文职官员，但更主要的是把持内廷要职，以此为皇帝出谋划策。他们的职权既与掌控外朝的汉族文士有重叠，又是对后者的一种补充。 这种来源于征服的二元政治结构是大清帝国强权统治的另一个方面。 《清代宫廷社会史》
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有两点
统治民族阶级化和统治集团民族化
前者的具体表现除了满洲人控制政权后，统治中原为旗人内部提供的官僚岗位，还有征服战争中掠夺来的牲畜，土地等生产资料，法律制度规定的经济和司法特权，后者在族群属性本不属于统治集团中的主体民族，在社会权力以及文化政策下被统治集团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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