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崛起的经济基础是什么？
一、有效的财政管理和税收体系：
早期的国家集权和理性财政： 普鲁士的君主，特别是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和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认识到强大的国家机器需要充裕的财政支持。他们致力于加强国家对财政的控制，建立更为高效的税收征管体系。
固定税收来源： 普鲁士通过对领土内农业、手工业和贸易征收各种税收来获得稳定的收入。这包括土地税、人头税、消费税（如盐税、酒税）等。
国家垄断和专卖权： 国家对某些重要的商品和服务实行垄断经营，例如盐、烟草、火药等。这些专卖权为国家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并有助于控制重要资源的流通。
高效的税收征管： 普鲁士建立了一套相对精简高效的官僚体系来负责税收的征收和管理，减少了腐败和税款的流失，确保了税款能够及时有效地进入国库。
军费的支撑： 普鲁士是一个军事国家，其庞大的军队需要巨额的财政支出。有效的财政管理使得普鲁士能够持续地维持和发展其军事力量，而这支军队反过来又为普鲁士赢得了领土和资源，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量入为出和节俭的财政政策： 普鲁士君主们普遍推行节俭的财政政策，避免不必要的开支，将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关键领域，如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发展。
二、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和土地政策：
农业的稳固基石：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是普鲁士经济的绝对支柱。普鲁士大部分地区是农村，拥有广阔的耕地。
贵族庄园经济（Gutswirtschaft）： 普鲁士的土地大多集中在贵族手中，形成大规模的庄园。这些庄园通过雇佣农奴或自由雇工进行耕作，生产粮食、牲畜等产品。
农奴制的利用： 虽然农奴制在欧洲逐渐衰落，但在普鲁士，农奴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被保留和利用，为贵族庄园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这有助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产量。
改良农业技术和新品种推广： 普鲁士君主，特别是腓特烈大帝，积极推动农业技术的改进，例如推广马铃薯种植（有效应对饥荒）、改进耕作方法、引进新品种等，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产量。
土地私有制的巩固： 普鲁士的土地私有制得到了巩固，这鼓励了地主对土地进行投资和开发，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增长。
国家对农业的支持： 国家也通过修建水利设施、开垦荒地、提供种子和农具等方式，直接或间接支持农业发展。
三、重商主义政策下的工商业发展：
国家主导的工业化： 普鲁士奉行典型的重商主义政策，旨在通过国家干预来促进工商业发展，增加国家财富和实力。
扶持制造业： 国家大力扶持纺织业、金属加工业、武器制造等重要工业部门。
建立皇家工厂： 国家直接投资建立皇家工厂，生产高质量的商品，如武器、军服、家具等，满足军队和政府的需求，并为国家带来收入。
提供补贴和特许权： 国家向私营企业家提供补贴、税收优惠和特许经营权，鼓励他们投资兴办工商业。
吸引技术人才： 普鲁士积极引进外国技术人才和工匠，特别是来自法国的胡格诺派新教徒，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极大地促进了普鲁士的工业发展。
推动国内市场统一： 普鲁士早期存在许多关卡和地方壁垒，阻碍了商品流通。国家通过改革，逐步统一了国内市场，消除了内部关税，为工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
基础设施建设：
运河和道路的修建： 普鲁士积极修建运河、改善道路，为商品的运输和贸易的便利提供了保障。例如，连接波罗的海和中欧的水道网络对于贸易至关重要。
港口建设： 提升港口吞吐能力，促进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的促进：
出口导向： 普鲁士鼓励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品，以换取白银等贵金属，增加国家财富。
保护国内市场： 通过提高进口关税，保护国内工商业免受外国竞争。
四、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
高度重视教育和职业培训： 普鲁士强调国民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重要性。
普及初等教育： 普鲁士建立了普遍的初等教育体系，提高了国民的识字率和基本技能，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更广泛的人力基础。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除了普通教育，普鲁士还注重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合格的工匠、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满足工业发展的需求。
鼓励移民和人口增长： 普鲁士积极鼓励外国人口迁入，特别是熟练工匠和农民。这些移民带来了新的技术、资本和劳动力，促进了经济发展。
高效的官僚体系： 普鲁士建立了一套严格选拔、训练有素、勤勉高效的官僚体系。这些官僚在国家管理、税收征管、法律执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五、军事经济的互动与循环：
军事需求的拉动： 普鲁士庞大的军队不仅是国家安全的保障，也是重要的经济引擎。军队对武器、军服、马匹、食物等物资的需求，直接刺激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军事扩张带来的资源获取： 普鲁士通过军事战争获得的领土，往往带来了新的耕地、矿产资源和人口，进一步壮大了其经济基础。例如，在西里西亚战争后获得了西里西亚的丰富矿产和农业资源，极大地增强了普鲁士的经济实力。
军事训练与职业技能的结合： 普鲁士的士兵在服役期间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退役后也能将一些技能运用到民用生产中，例如工程技术、组织管理等。
总结来说，普鲁士崛起的经济基础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最核心的是：
强大的国家能力和高效的财政管理： 这是普鲁士能够投入资源进行经济建设、军事扩张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
以农业为根基的稳定经济： 农业提供了基本的食物供应和原始积累，为其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国家主导和积极推动的工商业发展： 通过重商主义政策，普鲁士成功地发展了制造业，并改善了基础设施，促进了贸易。
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和有效的人口管理： 教育、技术培训和鼓励移民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关键的人力要素。
军事经济的良性循环： 军事需求带动经济发展，军事胜利又带来资源，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经济基础。
这些因素相互促进，共同构建了支撑普鲁士从一个二流小国崛起为欧洲强国的强大经济基础。
网友意见
普鲁士最大的资产是它那些听话而且有荣誉感的贵族，普鲁士王国和勃兰登堡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唯一宝贵的是历代选侯-公爵培养起来的普鲁士贵族阶级，他们为这个邦国提供了宝贵的军事传统和军官已经满足于不高的薪俸的官僚体系。
但是仅仅是一个廉价而有效率的军队和官僚组织还无法让普鲁士成为小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实际上1815年合约缔结以后普鲁士都还没有承担这个角色的舞台也没有这个自觉。使普鲁士走上德意志道路的是维也纳和约。和约给普鲁士一个陆地上不接壤的西部领土，在三次瓜分波兰中本来普鲁士获得了大片的波兰领土，其中包括华沙，但是拿破仑在战胜普鲁士之后把这些领土剥夺过去建立了华沙大公国，1815年拿破仑战败，但是沙皇并不打算归还这些被拿破仑剥夺的旧普鲁士领土，相反根据合约沙皇兼任了“条约波兰”的国王，只把波森地区和西普鲁士归还给普鲁士，作为弥补普鲁士希望兼并萨克森，但是遭到奥地利的坚决反对，于是普鲁士得到了一片在政治上完全不接壤的莱茵地区的领土来弥补他在东部的领土损失。还因此背负上防止法国再次破坏欧洲和平的前哨的使命。这一处置可算是普鲁士列强中的二等角色的形象的彻底暴露。腓特烈威廉三世在其政治遗嘱要求他的继任者一定要坚定的寻求与欧洲强国的合作，捍卫欧洲的和平，这与腓特烈大帝的政治遗嘱中要求继任者只要普鲁士无保护的政治疆域没有改变就不要放弃谋求扩张的态度成了鲜明对照。
原本普鲁士的这种被动处境，二流国家的形象，地理上的不接壤，战略上的无险可守的局面会让它成为神圣同盟保守政治的坚定拥护者，然后事情总是出乎人们的意料，这片不接壤无价值的飞地，很快被发现是德意志地区最大的煤矿，丰富的矿产和老德意志地区悠久的手工业技术积累和普鲁士政府的扶植，让这片土地的工业在合约缔结之后的几十年里飞速发展，把普鲁士从德意志的二号强国推到了统一的风口浪尖。
简单的说普鲁士的大臣们希望莱茵维斯特伐里亚的工业品可以不缴税至少是少缴税的通过北德意志各邦，那么同等的它至少也得在关税问题上对北德意志各邦做出相应的让步。当铁路被证明是商业和贸易的重要助理的时候，普鲁士政府当然希望能够用铁路把它不接壤的两部分联接在一起，但是这就意味着它要用铁路穿越北德意志各邦。
所以基于这些现实的目的从维也纳和约到王朝战争之间普鲁士王国的大臣们几乎持续不断的采取一种自由主义的政策，并鼓吹一个基于自由贸易的北德意志关税同盟。正如历史学家说的当一个不包括奥地利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和一个东西贯穿德意志的铁路系统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小德意志帝国的道路已经确定了。而俾斯麦只是用武力使这个既成事实被欧洲接受而已。
在德意志统一这个问题上其实更多的是基于现实利益的选择而不是爱国心，德意志各邦1848年就普鲁士献上皇冠但是遭到拒绝，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普鲁士是具备统一德意志能力的大邦里军队效率最高公务员体系最清廉，而且也是经济上最自由主义的，如果考虑到1848年以后联合邦议会和普鲁士内阁的短暂妥协期则普鲁士也是政治上最民主的。所以它才能成为德意志统一运动的赢家。
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军队和官僚应该感谢普鲁士贵族阶级的传统这些是应该追述到普鲁士历代选侯和国王的伟大遗产，而自由主义和工业则是维也纳和约给普鲁士带来的意外之福。其实和普鲁士传统没有太大关系。
你说的没错， 勃兰登堡-普鲁士的本质是内陆农业邦，在内陆中心甚至没有大型的商业城市，且没有良好的北方港口，而真正的内陆中心线也确实仅仅经过现德意志地区的南方。。不过农业邦也是能够做很多事情的。。
这个必须要上述到腓特烈一世时期（Friedrich Wilhelm von Hohenzollern）
腓特烈一世在普鲁士王国初期做过很多改革。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1，国有土地实行租佃制度。
这是腓特烈一世在1715年8月13日颁布敕令，宣布邦君的私人土地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国有土地，由国家在所有权问题上统一管理，但是下放完整的经营权。这样既保证国王对土地的处置权，以保证作为国家经济的产出（比如在某些农业土地上进行合并经营），经营权的下放一定程度又推动了个体经济的发展。
这使得普鲁士容克（Junker,）地主阶级发生比较大的变化，那就是从早期地主阶级转变为庄园主地主阶级，开始向资产阶级化转型，进入一个过渡时期。而此时腓特烈一世开始对于容克团体的旗下庄园开放完全自主的经营权，包括可以私人处置农户，并给予免税。
以上政策在斯泰因哈登堡改革，以及到19世纪初时期被当做普鲁士政治中的弊端，但是在腓特烈一世和二世时期，这个政策一定程度上重新整合了农业邦的最大生产力。
2，腓特烈二世时期的农业改革。
这个主要就是将马铃薯推广为主要经济作物，在中欧的土地上，开始作为主粮食经济，并且随着农业发展和城市化，开始进行人口聚集。任命事务官，对于新土地的开垦做统一规划，并且强制在普鲁士各地区进行恢复农业生产。这不仅仅产生了现有的效果，也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斯泰因哈登堡改革做了一些铺垫。
3，腓特烈一世的重商主义。
大选侯时代，实际上手工业已经开始慢慢成为财政来源之一了。而腓特烈一世，就更为重视这一件事情，并且在位时候的《征兵令》上面，就是明确不允许强制征收技术工人入伍（要知道腓特烈一世可是”士兵王“，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让步了），并以高税率实行经济封闭主义，保护国内脆弱的手工业，并给与税收优惠，和规划手工业集中区和商品市场。
在1722年腓特烈一世的政治遗嘱里面，就继续阐述了发展手工业和工场的商业构想，尤其是要求继承人腓特烈二世要注重现有工场成果的保持，要维护羊毛，麻布工场的继续规模扩大和手工业的继续发展。而这个政策的执行人就是冯马沙尔。
而在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来建设内地的商贸城市（这个时候的普鲁士地区商业中心城市已经开始形成了，随着公路建设连通了到南部法兰克尼亚，最后商品贸易流通汇入到莱茵河的内陆河贸易体系 ）。并且注重对外贸易，大选侯时代就已经有了和荷兰共办的”勃兰登堡-非洲“贸易公司，用于经营欧洲-非洲黄金海岸的贸易。
在腓特烈一世时期，甚至动用公共财政给经济主来贷款，资助大型矿山项目，港口建设，以及银行建设，并且取缔民间高利贷，公布法定利率，完善钱币体制，资助学校，铺设公路。
但是，以上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腓特烈一世对于民间的高税率之上，当然，高税率作为一个暂时性政策在普鲁士经济进入正轨之后，就开始慢慢回归政策。
而《波茨坦敕令》一定程度上，开放了普鲁士的移民政策，主要是由于法王（太阳王大爷）撤销了《南特赦令》，而不得不从法国逃亡德意志地区的Huguenot新教徒。而这些人大多都是从事港口，纺织业的工人和小商主。正好对应了腓特烈一世对于民间商贸和手工业发展的需求，起了不小的作用。
4，腓特烈二世(大帝）的以战养战。
腓特烈一世时期是个相当军事主义的社会，大帝时期也差不多，但是相对而言并不算穷兵黩武，他的每一次战争发动都是有目的性，而且规避了一些风险。比如奥地利刚结束对于土耳其的战争，普鲁士就找上它了，用较为小的成本就夺取了西里西亚，而在整个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中，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也充分展示了腓特烈一世时期积累下来的战争潜力。而西里西亚正好又是德意志地区的纺织业中心，而正好这时候普鲁士在规模化纺织业。。
所以不仅仅军事上是个天才，战略上腓特烈大帝是很有脑子的，所有战争都是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并且会评估风险与成本，最后还要与普鲁士内政情况结合。。这使得普鲁士从大帝开始，建立在王国早期的积累上，对外军事行动虽然有失败，但是总体上是得到了很多收获，包括领土，地缘态势和商贸利益。
以上就是普鲁士崛起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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