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普鲁士）的建立（是否）受到儒学多大影响？
要讨论德国（确切地说，是普鲁士）的建立是否受到儒学的影响，这需要我们深入审视那个时代的欧洲思想氛围，以及普鲁士王国独特的国家建设历程。简单地说，儒学对普鲁士建立过程的直接、系统性的影响，并非如某些文化输出那样显而易见，但 indirect 的、间接的渗透和借鉴，却是存在且值得探讨的。
首先，我们要明白，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欧洲对东方，尤其是中华帝国，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好奇与仰慕。传教士们带来的关于中国的信息，描绘了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强大中央集权、高效官僚体系以及注重伦理道德的社会。这些信息，尤其是关于中国政府的“理性”和“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那些对欧洲现有政治和社会秩序感到不满的思想家。
普鲁士，尤其是在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正是一个渴望建立一个强大、高效、有秩序的国家。腓特烈本人就对中国抱有极大的兴趣，他甚至被誉为“东方人民的国王”，并且对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想有所涉猎。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尤其欣赏其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威，同时又能以理性、审慎的态度来治理国家。这种对“开明君主”的理想化追求，与儒家思想中君主作为“天子”垂范万民的理念，存在着某种契合。
然而，这种契合更多是基于一种“选择性借鉴”和“平行发展”。普鲁士的崛起，其核心动力是军事力量的强化、官僚体系的效率提升以及国家对社会各方面的精细化管理。这些特征，与儒家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实践路径，以及“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治国方略，在结果上呈现出某些相似性。
例如，普鲁士对教育和纪律的重视，可以被看作是与儒家提倡的“教化”和“礼制”有相似的逻辑。通过普及教育，培养合格的官员，建立一套严格的行政程序，普鲁士希望能够塑造出忠诚、有能力的臣民和官僚。这种对“制度”和“规范”的强调，与儒家构建一个有序社会的思路有共通之处。
但我们必须警惕将这种相似性直接等同于“直接影响”。普鲁士的国家建设，其根源更多地在于欧洲自身的历史发展、宗教改革、理性主义思潮以及现实的政治军事需求。它的官僚体系，更多地是受到早期近代欧洲国家官僚化进程的影响，例如法国的集权模式，以及像哈布斯堡王朝那样对国家机器的理性化管理。
而且，儒家思想的核心，诸如“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范畴，以及“孝悌忠信”等伦理关系，在普鲁士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中，并没有像在中国那样作为社会基石而深入人心。普鲁士社会更强调的是服从、责任、勤勉和荣誉，这些价值的来源，更多地与新教伦理、军国主义传统以及民族主义思潮紧密相连。
总而言之，与其说儒学“塑造”了普鲁士的建立，不如说在普鲁士国家建设的过程中，部分具有开明思想的领导者，在对不同文明进行审视和借鉴时，可能从中华文明的某些方面，例如其高效的行政体系和对秩序的追求，获得了一些间接的启发或印证。这种影响是零散的、选择性的，并且是在欧洲自身理性化和国家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普鲁士的强大视为儒家思想的直接输出，而应该看到这是一个复杂历史进程中，不同文化元素在特定环境下相互作用的微妙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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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与其说儒学“塑造”了普鲁士的建立，不如说在普鲁士国家建设的过程中，部分具有开明思想的领导者，在对不同文明进行审视和借鉴时，可能从中华文明的某些方面，例如其高效的行政体系和对秩序的追求，获得了一些间接的启发或印证。这种影响是零散的、选择性的，并且是在欧洲自身理性化和国家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普鲁士的强大视为儒家思想的直接输出，而应该看到这是一个复杂历史进程中，不同文化元素在特定环境下相互作用的微妙结果。
网友意见
毫无关系。
最近读书也发现最早鼓吹儒教影响欧洲的主要就是一群日本学者。
其实这些欧洲思想家对儒教感兴趣的事例都只说了一半，往往对其后态度的转变隐而不宣。
没错，他们起初是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不了解，将其用作宣扬其政治理念的象征罢了，这种“乌托邦”式的儒学本质还是东方想象的一种，亦与真正的儒学无关，到很像现代一些宣传“普世价值”的政论写作者。
当年很多学者在深入研究了解儒学以后，反而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或视之为反面教材。
就比如经常被拿出来当典型的伏尔泰，对于中国的理解主要来自当年传教士们出版的百科全书，如同看百度百科学历史文化一样，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入的了解，他所讲的孔子只是为了衬托其宗教宽容的道具罢了。而对中国有着更深入了解的孟德斯鸠，青年时代认识了一个旅居欧洲的中国天主教徒宏安，因此掌握了许多直观直接的信息，而非经过传教士美化，或殖民者丑化过的情报。随着其对中国研究的深入，对中国的批判也就愈加地激烈，中国的制度成为了其政论中“专制政体”中最残暴与典型的例子，然而事实肯定也存在着偏差。
无论何种评价，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中国与儒学的形象基本都是失真的，即便现在也是如此，中国文化对于欧洲也更谈不上什么深层次的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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