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某些学者鼓吹全盘私有化的观点？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全盘私有化”的核心理念。简单来说，它主张将绝大多数由国家或集体拥有的企业、资产乃至部分公共服务，全部转交给私人部门经营和管理。支持者们通常会强调市场机制的效率、竞争带来的创新以及个人产权的激励作用。他们认为，私有企业为了追求利润，会更有效地配置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并且更能适应市场变化。在他们看来，国家干预过多，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往往会导致效率低下、腐败滋生和创新停滞。
从支持者的角度来看，全盘私有化可以带来一系列显而化的好处：
效率提升： 私人企业受到市场竞争和利润的驱动，会更加注重成本控制和效率提升。相比之下，国有企业往往存在“大锅饭”现象，员工激励不足，管理层可能更多地考虑政治因素而非经济效益。私有化可以将这些低效的国有资产交给更具活力的私营部门，从而提高整体经济效率。
促进创新和竞争： 私有企业为了在市场中脱颖而出，会积极投入研发，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竞争的环境也会迫使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从而惠及消费者。而国有企业在缺乏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往往创新动力不足。
减少政府负担和干预： 政府可以将经营企业的负担和风险转移给私人部门，从而集中精力处理更核心的公共事务，如国防、外交、法律和秩序等。同时，这也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避免出现政策扭曲和资源错配。
吸引投资和资本： 私有化过程本身可以吸引国内外私人投资，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资本。同时，私有化后的企业也更容易从资本市场获得融资，支持其进一步发展壮大。
强化产权意识和市场经济基础： 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石。全盘私有化有助于巩固和强化产权意识，为建立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坚实基础。
然而，我们也必须警惕“全盘私有化”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的公共领域：
公共服务领域的潜在问题： 教育、医疗、养老金等领域，其根本目的并非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福祉。如果将这些领域完全私有化，可能会导致服务价格的上涨，加剧社会不公。特别是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可能难以负担私有化后的高昂服务费用，从而形成“两个社会的阶层”——富人享受优质私有服务，穷人则只能获得最低限度的保障，甚至被排除在外。
垄断的风险： 在一些行业，例如自然垄断行业（如电力、供水、通信），如果完全私有化，可能导致新的私人垄断出现。私人垄断者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可能会肆意抬高价格，降低服务质量，损害消费者利益。虽然理论上可以通过政府监管来遏制垄断，但实际操作中，监管的有效性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社会公平和贫富差距： 全盘私有化过程中，资产的定价和分配方式至关重要。如果私有化过程中存在不公平的交易，或者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引发社会矛盾。例如，在一些转型经济体，就曾出现过“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即原本属于全体人民的财富被少数人低价攫取。
国家战略和公共利益的考量： 在一些涉及国家安全、战略发展或关键基础设施的领域，完全私有化可能存在隐患。例如，国防工业、重要的能源供应、通信网络等，如果被外国资本控制，可能会对国家主权和安全构成威胁。即使是国内私有化，也需要审慎考虑是否会损害国家长远发展的公共利益。
转型成本和社会震荡： 任何大规模的经济转型都会伴随阵痛。全盘私有化可能导致大量国有企业员工失业，影响社会稳定。企业改制、资产评估、产权界定等过程也可能非常复杂，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并可能引发各种法律纠纷。
因此，对于“全盘私有化”的观点，我们需要采取一种更加审慎和辩证的态度。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灵丹妙药，也不能完全否定其在特定领域和特定时期的积极作用。关键在于“度”和“方式”。
区分对待： 对于不同类型的国有资产和公共服务，需要进行细致的区分。商业性较强的、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可以考虑引入私人资本，进行股份制改造，甚至完全私有化。但对于涉及公共利益、战略安全或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领域，则需要更加谨慎，可以考虑公私合营、引入竞争性监管，或者保持公有性质，但通过市场化改革提升效率。
渐进式改革： “全盘”式的激进改革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更可行的方式是采取渐进式的改革路径，根据实际情况和社会承受能力，逐步推进私有化进程。
完善监管体系： 在推进私有化的同时，必须建立健全有效的政府监管体系。这包括反垄断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保护以及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监控等，以防止私人垄断的出现和权力滥用。
注重社会公平： 私有化过程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公平问题，通过合理的资产定价、职工安置和社会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减轻转型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影响，避免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透明度和法治： 私有化过程需要高度透明，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以确保公平公正，防止腐败和权力寻租。
总而言之，鼓吹“全盘私有化”的学者们，他们的出发点可能是希望通过市场化改革激发经济活力，提升效率。但任何脱离具体国情、不考虑社会后果、忽视公共利益的激进主张，都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风险。成功的改革往往在于找到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并且根据现实情况灵活调整策略。因此，我们应该欢迎关于经济改革的各种观点和讨论，但同时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审慎评估各种方案的可行性和潜在影响。
网友意见
鼓吹全盘私有化这不恰恰是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1]么？搞笑的是鼓吹这一观点的恐怕一直认为自己是哈耶克的忠实信徒，如果非要按照哈耶克这番言辞的标准来看，他们真的是一不小心自己就对着自己脑袋瓜开枪。
实际上就改开的“成功经验”而言，恐怕某种程度上恰恰得庆幸并没有那么着急把国企像俄罗斯那样通通私有化（这个结论是罗纳德.科斯他老人家说的）——当然讽刺的是这也是出于改开早期官方明面对于“Socialism”信条的一种执着，毕竟当时这还不是一个能够“不争论”的问题——这也导致经济改革策略的一大重点就是维持、巩固、拯救国营经济部门而非急急忙忙全盘私有化，同时官方也是出于修补体制以及补充国有经济部门不足的考虑默许“边缘革命”的发展，这种“边缘革命”的体现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乡镇企业的崛起、个体户经济的出现以及经济特区的设立，之所以说是“边缘革命”恰恰就是因为它们一开始的起始点是在边缘地区以及边缘的经济部门，并且都有一种“自下而上”、“地方包围中央”的特色（承包制的起始点来自于小岗村农民的自发行为，乡镇企业则是由前三十年的农村“社队企业”发展而来，个体户崛起则是一开始出于安置待业的“回城知青”的需要，其一开始的运作与壮大也类似于乡镇企业，而经济特区则是起始于指令经济运作不成功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地方），同时也利用了中国前30年因为诸多因素导致指令经济体制并没有完全把全国所有地区尤其是农村有效纳入一个中央计划部门统一集权指挥的国有经济体的“缝隙”（计划权力实际上不少被下放给了地方，形成不少小号的“中央计划经济委员会”，这也是张五常说的“地域竞争”的雏形，而“地域竞争”则是90年代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驱动力），这使得民间自己反而催生了一个虽然发展受到限制但是有生气的私营经济部门，农民、城市待业居民以及原指令经济体制下被边缘化的人反而成了经济转型的先锋（这种看法跟以往诸多国内外人士鼓吹中国经济成功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政策规划并不一样，实际上而言这种“边缘革命”是经济成功的主力军是比单纯自上而下政策规划促成经济成功更能站住脚，不然你不能解释80年代的经济改革“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这么一个结果）。另外，价格双轨制的实行促成国企开始模仿农村改革搞责任制，职工可以选择根据市场需要或者留在政府计划内提供商品以及服务，实际上导致部分国企员工也开始下海试试市场经济的水温（相比之下俄国则是直接取消计划部门定价直接迈向市场定价的），这其实跟我在俄罗斯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比中国企业更为激进，但效果却没有中国企业好，其主要原因是什么？这个答案里头说的波兰经济转型之所以如此成功的理由相似: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后期实质性的经济改革使得经济体制内部有了更多市场成分以及更强的民营经济，这也为波兰以及中国经济转型并没有出现类似于俄国那样过于剧烈的副作用打下了基础。转型后经济成功的奥秘同样不是急急忙忙把国企全盘私有化，而是大量民间新生企业的入场，私有经济部门的增长以及外资的大量进入。
另外一点，一直被国人诟病的“国有企业”，其国有制恐怕还并不是最为关键的致命问题，而是它背后的垄断，根据罗纳德.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垄断性国企只不过雇佣了中国8%的非农业劳动力，但是却享受着占全国55%的工资，实际上这同各国国有经济的两大初始的追求目标——分散财富以及促进普遍就业某种程度上是背道而驰的。这类垄断企业可以借助垄断的优势享受巨额的工资利润，如同日韩财阀一样，这类企业同时往往还可以利用政治联系与垄断利润来迫使私营企业撤离或者被对手收购，从而弱化了市场竞争，而这类企业往往仍然有更为凸显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想了解软预算约束含义的可以见俄罗斯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比中国企业更为激进，但效果却没有中国企业好，其主要原因是什么？里头对于这一概念的介绍），因为这类企业特殊的政治联系以及垄断地位，这就意味着它与一般企业不一样，它不需要对产品以及服务的销售以及质量负责（想想三星公司手机连炸对它们在韩国国内的市场份额有影响么？没有，那就继续生产炸弹手机喽），往往能够优先获取银行贷款以及政府的财政补贴和扶植，享受政府的税收优惠并且不用担心破产危险，这就埋下了一个雷，一个债务危机的雷，考虑到长期以来的“地区竞争”模式以及经济发展和软预算约束的因素，使得政府为了追求绩效以及因为预算约束不够“硬”的情况下往往倾向于举债发展经济，同样国企也会产生大量负债，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整个财政金融不稳定。当有外来波动或冲击时，就容易出现系统性危机（别忘了，当年苏东剧变的一大诱因就是经济上债台高筑，特别是苏联，1986年石油价格暴跌结果一波就在经济上给它判了死刑）。而促成这类企业预算硬化就不能单纯靠经济措施了——一个需要彻底改变高管机制的前提:企业高级管理层不应该由行政任命（国内很多声音说要学淡马锡，问题在于淡马锡的管理者基本是职业经理人，他们干不好淡马锡可以让他们卷铺盖滚蛋，本国国企的老总不少则是有着行政级别的干部，他们干不好的话国企的董事会与监事会能让他们走人么？），同时要打破以往的决策上的权力集中机制增强董事会以及监事会的独立性，另外一方面就是需要独立的并且拥有财政监督权的民意代表机构就位（某个企业经营不善就要政府拨款去救，这里头是不是窟窿还不知道，这个企业所在地的民意代表大概会同意，那其他人就愿意给你白送钱么？社会主义又不是慈善事业或者取款机）。全盘私有化能解决上述垄断国企的问题么？说的好像你全盘私有化之后预算约束问题以及垄断带来的问题就能解决似的:212期 | 崔之元：科尔奈教授90寿辰与次贷危机中的软预算约束，此外对于大型企业而言，私有制并不一定比国有制更有效率，因为大型企业都不是所有者来管理的，其内部几乎所有成员都不是所有者，这就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你全盘私有化之后激励机制问题以及创新能力问题能有效解决？我就不信。产权问题虽然一再被科斯强调，但是科斯在指望私有化明晰产权问题的时候他又假定不存在交易费用以及信息成本，毕竟如果存在完全信息以及无成本信息，那我为啥一定要走私有化途径？条条大路通罗马（提升经济效率）。
现下的国企除却要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还有就是它并没有有效的实现其所应该具备的社会服务功能，就像希腊原来著名的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自居的前总理安德鲁斯.帕潘德里欧（老帕潘德里欧，希腊债务危机时的总理小帕潘德里欧他爹）发现的那样，国有公司往往追求的是经营者以及其下属职员的利益，而并没有真正实现经济国有化所追求的生产与服务社会化的初始目标。考虑到现下中国的诸多经济以及社会问题，想要国企发挥有效的社会服务职能的话就要:
①国有资本全面划归社保，这样不仅更能直接发挥其社会服务职能，同时还有就是减轻日益增长的老龄化趋势带来的严重的税收以及财政压力，防止社保变成无底洞；
②国企并不应该再像2000年代那样盲目进行经济扩张尤其是海外扩张，而应该做为财务投资者去投资那些新兴的有充分经济增长以及创新能力潜能的企业。
参考
- ^ 所谓“致命的自负”，指哈耶克认为科学社会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一方面试图根除旧体制的影响一方面试图通过理性设计来重新设计社会体系，这样才能打造一个新社会，他将之称之为“致命的自负”。如果非要按照哈耶克的观点来批判的话，这些鼓吹全盘私有化的人实际上也是试图彻底斩断与原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联系，试图把Communism的痕迹从组织到信仰全部清除出去，同时试图用一种理性主义的设计来全盘打造一个新社会，而且这些人往往认为自己拥有充分的现代经济学知识从而一定能设计出一个全新的完美的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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