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史记成书于汉武帝生前却包含“孝武本纪”,汉武帝的谥号是生前定的吗?

回答
《史记》成书于汉武帝生前,却收录了“孝武本纪”,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史学问题,也触及了古代史书编纂的一些特殊情况。至于汉武帝的谥号是否生前就已确定,这其中涉及到历史惯例和一些细节。咱们这就慢慢道来。

《史记》成书于汉武帝生前,却包含“孝武本纪”的复杂情况: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而司马迁的大部分写作生涯都在汉武帝时期。司马迁不仅亲身经历了汉武帝的统治,甚至经历过“巫蛊之祸”,被判处宫刑,然后继续完成《史记》这部鸿篇巨制。

那么,为什么一部大部分内容是在汉武帝在位时期写成的书,却有一个以汉武帝为主角的“本纪”呢?这背后有几个关键的解释:

1. “本纪”的性质与《史记》的框架: 在司马迁的构想中,《史记》是一个完整的历史体系,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大部分。
“本纪” 是《史记》的最高层级,专门记载帝王的言行事迹。按照这个框架,既然汉武帝是当时的在位皇帝,那么他自然会有一个“本纪”来记录他的统治。
《史记》的“未完”与“补遗”: 严格来说,《史记》在司马迁生前并未完全“写完”。司马迁在受宫刑后,主要精力放在了完成《史记》上。他完成的“本纪”包括了从黄帝到汉景帝的历代帝王。而“孝武本纪”之所以看起来像是“预言”或“未完成”,是因为司马迁在写到汉武帝的部分时,汉武帝还在位,而且还在不断地创造历史。所以,他可能按照“本纪”的体例,写了汉武帝即位后的部分,但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记》一样,这部分内容确实是不够完整的,甚至很多重要的事件,比如汉武帝晚年的“轮台罪己诏”等,都还没有发生。

2. 司马迁的史官责任与“春秋笔法”: 司马迁作为太史令(史官),他的职责就是记录当朝的史实。即使汉武帝在位,他也有责任按照历史的体例来记录这位君主的统治。你可以想象,司马迁可能是在汉武帝执政的某一个时期,开始着手记录汉武帝的重要事件,为未来的“孝武本纪”打下基础。
“春秋笔法”的运用: 即使是记录在位君主的言行,司马迁也极有可能运用了“春秋笔法”。这意味着他记录的事实是真实的,但叙述的方式、评价的角度,可能就已经在为后世的评价埋下伏笔。他可能记录了汉武帝的功绩,但也可能通过字里行间暗示了其政策的弊端或带来的影响。

3. “孝武本纪”的成书与传承: 尽管司马迁在汉武帝在位时就可能开始记录,但《史记》最终的定稿和流传,是在司马迁去世之后。那么,汉武帝的“本纪”是如何完整进入《史记》的呢?
司马迁的继承者: 司马迁的史业并非在他死后就终止了。他有很多学生和后继者,例如他的女儿司马英,或者其他愿意继承他未竟事业的人。这些继承者可能会根据司马迁的遗稿、笔记,以及后续发生的事实,来补充和完善《史记》。
汉武帝去世后的续写: 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司马迁可能只完成了“孝武本纪”的一个基础框架或部分内容,而“孝武本纪”的最终定稿,很可能是由司马迁的继承者,在他去世后,根据汉武帝在位期间发生的更多史实(尤其是在汉武帝去世前后),最终完成并将其纳入《史记》的完整体系中。这样一来,《史记》虽然是以司马迁为主笔,但其最后的作品,尤其是关于汉武帝的这部分,可能包含了后人的补充和修订。

汉武帝的谥号“孝武”是生前定的吗?

答案是:汉武帝的谥号“孝武”,并不是生前就已确定的。

古代帝王的谥号,通常是在他们去世后,由朝廷的大臣们根据其生前的功过、品德,参照特定的谥法,议定出来的。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过程,也是对君王一生功过的盖棺定论。

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

1. 谥号的由来与意义: “谥”是一种荣誉称号,是统治者死后,后继者根据其生前的德行和事迹给予的评价。比如“孝”代表慈爱,对亲族,“武”代表强大,有德,治军。
2. 生前定谥的惯例: 在中国古代,极少有皇帝在生前就为自己预定谥号的。这样做不仅不符合礼制,而且也显得有僭越之嫌。皇帝的功过评价,应当是留给后世来做的。
3. 汉武帝的生卒情况: 汉武帝刘彻在位60余年,是汉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于公元前87年去世,享年70岁。在他去世后,他的儿子汉昭帝刘弗陵即位,然后朝廷才开始议定汉武帝的谥号。
4. “孝武”谥号的由来: 史书记载,汉武帝去世后,霍光等人议定其谥号为“孝武”。“孝”字强调了他作为“孝子”的身份,他对父亲汉景帝的尊敬和传承。“武”字则概括了他一生中在军事、开拓疆土、加强中央集权等方面的成就。这个谥号是对他一生功过的概括和评价。
5. 《史记》的成书时间与汉武帝去世的关联: 司马迁大约在公元前90年左右被判宫刑,此后他致力于《史记》的写作,直到他去世(具体时间不详,但一般认为是在汉武帝晚年或稍早)。如前所述,《史记》关于汉武帝的部分,很可能在他生前只是一个未完成的雏形,或由后人续写。而汉武帝的谥号“孝武”,是在他去世后才确定的。

总结一下:

《史记》之所以在汉武帝生前(部分)就有了“孝武本纪”的框架,是因为司马迁作为史官,有责任记录在位君主的史事,并且《史记》的框架包含帝王本纪。更重要的是,“孝武本纪”的完整性可能是在司马迁去世后,由他的继承者根据汉武帝执政期间的史实最终完成的。
汉武帝的谥号“孝武”,绝对不是生前就已确定的。这是在他去世后,由朝廷根据他的功过表现,参照谥法议定的。

所以,当我们谈论《史记》的“孝武本纪”时,更多的是看到了司马迁作为一位史学家的严谨和远见,他按照历史的体例为当时最重要的君主预留了位置,即使这位君主还在位。而“孝武”这个谥号,则是后人对他历史地位的官方评价。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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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讲我对《史记》这部书本身和司马迁本人命运故事的理解。

今本《史记》本来就不全是司马迁或者司马迁父亲司马谈写的,这一点其实只要读过《史记》原著就会知道,是明摆着的,不用阴谋论也不用靠猜。

比如《秦始皇本纪》原文结尾: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周历已移,仁不代母...吾读秦纪,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

这是孝明皇帝,也就是东汉明帝时,班固的一段关于秦朝历史的评价。汉明帝与班固,是公开“乱入”到司马迁书里的。东汉以后的人,还在往《史记》里边加内容。

再如《龟策列传》:

褚先生曰:臣以通经术,受业博士,治春秋,以高第为郎,幸得宿,出入宫殿中十有馀年。窃好太史公传。太史公之传曰:“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闚其要,故作龟策列传。”臣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故之大卜官,问掌故文学长老习事者,写取龟策卜事,编于下方。

这都不是“太史公曰”了,而是“褚先生曰”。褚先生就是西汉晚期的名士褚少孙。凡是出现“褚先生曰”的传记,都是褚少孙补写的,而不是司马迁父子写的。人家也不是偷偷加料,就像人家这篇补写的《龟策列传》里,还专门说自己“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才替司马迁补写了这段已经亡佚的篇章。说起来,现在所有版本的《史记》,都只贯司马迁的名,却带着人家补写的篇章,从现代知识产权视角来看,似乎不那么合适啊。因此,司马迁原著,我认为叫《太史公书》更合适,是司马家两代太史公的作品。而后世叫《史记》更合适,因为夹杂了太多后世的东西。

还有《张丞相列传》,这篇原本是司马迁给张苍、周昌、任敖、申屠嘉四个丞相的合传,是完整的。可能还是褚少孙,但这篇没署名,也可能是别人,还是要强行续写,把丞相传记一直给续到汉元帝时期。而且结尾来个“太史公曰”打马虎眼,让司马迁“评价”了他死后几十年当丞相的韦玄成...这篇不太地道,感觉又不是褚少孙写的。如果“太史公书”这句不是故意造假,有可能是西汉后期的太史令也在续。

另外,《太史公书》还特别容易在流传的时候誊抄错误。原版正确的,也许从此就流传成错误的。同样是《秦始皇本纪》,正文还是: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

到了结尾,列出秦国世系,君王在位时间,与登基年龄时,就成了:

二世皇帝享国三年。葬宜春。赵高为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

秦二世元年是二十一岁,他是秦始皇三十七年继位,当时应该是二十。这里大概率就是西汉的时候传抄《太史公书》时,就抄错了,把“二十”抄成了“十二”,后世无法确认是原著的错误还是后世誊抄时的错误,就只能将错就错,一直流传下去。

这还不包括后世历朝历代官方修书时,进行的改动。我们不能太低估古代传抄文字材料时的层层损耗率,也不能高估古人的文字版权意识。有些不知名的文人拿到绝版好作品时,进行一些改动再传播。有些人为了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刻意对原著改动后再传播,几百上千年下来,不说面目全非,细节上也与原版多有异同。托古书名气而按自己喜好对古文进行增改的事例太多了,其中很多修改的措辞,从技术上讲还更精妙。除非是考古发现原版,否则后人也分不清哪些是原著和原作者的用词用意。比如考古出土的敦煌版李白《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云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罇空对月。
天生吾徒有俊才,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
钟鼓玉帛岂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
古来圣贤皆死尽,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另一首诗词名作,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与中学语文课本中不同的,也有如元代“南阜草堂”刻本等众多差别不小的版本。唐宋这一千多年前,造纸术、印刷术已经日臻完善,短篇幅口口传唱的诗词尚且如此,何况还是竹木文简,刀铜为笔的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原著与今本的误差是更大的。

由于西汉还是用竹简的年代,识字学习、誊抄复刻,以及书本储藏的成本都非常高。不是经济条件十分优越的大家族,想要收藏一部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太史公书》,家里得几间房子用来存放?这些竹简的制作人工成本又高昂到什么价格?所以,两汉时期,还是“家学”时代。

所谓百家,实际上是一家一学。比如秦朝将门世家,冯家、王家、蒙家,甚至是司马迁祖上的司马错到司马靳,直到汉朝五大夫司马喜,为什么代代出将才?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家中富藏之书,是兵家之书。这由家学垄断学术的形态,其实就是后来魏晋门阀士族形成的源头。说起来,司马谈开始,司马家族由兵家转为史家,转向幅度也很大。这父子俩更像是家族的另类。

所以,原版的《太史公书》,和今本《史记》,有诸多偏差,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现在的《史记》和司马迁最初那版《太史公书》还是有不少差异的,多了很多后人的增改删修。

《孝武本纪》是司马迁写的吗?不是,非常明确的公论。《汉书》作者,东汉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列出了当时《太史公书》的全目录,以及《太史公自序》中,本纪部分,汉武帝朝叫做《今上本纪》,而不是《孝武本纪》。《今上本纪》已经佚散失传,现在的《孝武本纪》,是后人在《史记·封禅书》等篇章中,把汉武帝部分给抽出来拼凑在一起。据说也是褚少孙所作,但我实在不知道这样狗尾续貂,如此粗糙的一篇本纪意义何在。所以我初看《孝武本纪》的时候,觉得这就压根儿就是“汉武帝寻仙之路”的感觉。合着汉武帝几十年就干了一件求仙的事儿。

按照一些学者如王国维的推论,司马迁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征和三年左右,只比汉武帝早死两三年。所以,司马迁应该不知道汉武帝的谥号。因此,最后一篇才叫做《今上本纪》而不是《孝武本纪》。

《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卫宏《汉旧仪注》云: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按此说,司马迁最后是被汉武帝杀死的。

《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就透露出了这种“怨言”。汉武帝早先看景帝本纪,就对司马迁有过怒火,强行要求删掉。看来司马迁这耿直boy不是很避讳皇帝情绪。司马迁的《今上本纪》,是他被宫刑之后。其实司马迁被宫刑之后,汉武帝似乎对司马迁还有一些依赖和补偿,把他调入宫里,做了中书令。这个职位是皇帝的近臣,相当于皇帝大秘,朝位在丞相之上。只不过由于是在宫里奉职,汉武帝时期初设中书令,由被宫刑的司马迁担任,有点像宦官。司马迁又是在任中书令时,完成《今上本纪》。那么,司马迁的死因“怨言”,可能与《今上本纪》本身就有关系。《今上本纪》,因此最有可能是汉武帝本人所毁禁。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脩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按司马迁的说法,《太史公书》的记录时间是止于汉武帝捕获麒麟,但汉武帝有两次捕获麒麟。《今上本纪》中重点记载了改正朔易服色等时间,那应该是第二次,太始二年。这一年,按学界的推论,恰好是司马迁做了几年牢后,接受宫刑的年份...这原本是司马迁给自己拟定的《太史公书》结束时间。但司马迁实际上,写到了征和二年,多写了四年。而这四年的时间,汉武帝从袒护李广利,到李广利葬送汉军投降匈奴,恐怕《今上本纪》中,并不仅仅是汉制改革相关内容,还有汉武帝晚年的人事任用失败。

当然,和汉武帝直接相关的《孝景本纪》,按照史家说法,也是假的,不是司马迁原作。被汉武帝“怒而削去”了嘛。

三国时期魏国张晏:“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

景帝是汉武帝父亲,事关继位的来源。三王是武汉帝的三个儿子,事关传位的走向。《景纪》《武纪》《三王世家》三篇直接牵涉汉武帝本朝政治事件,敏感中的敏感。

《日者列传》《龟策列传》,与天命谶纬等不传之秘有关,这些推演天命的,就和地图不能让老百姓看一样,不能让民间学造反技术。

《礼书》《乐书》,则是一个两汉儒家经学斗争的意识形态交锋点。当时的儒学初为官学,掌握着入仕渠道,利益庞大。对儒家自己经典的解释权,也是儒家和官方同时在争夺的舆论高地。司马迁作为一个引领学问风潮的人物,他对儒学经典的解释,可能会动摇其他儒学大佬的学术地位,以及官方对儒学的解释。

傅宽与靳歙,是汉初十八侯之二,按说立传的资格是够的,但二人在刘邦创业过程中,与作为吕家外戚的前朝核心人物吕泽有不少交集,可能对吕氏功绩存在一些衬托作用。《汉兴以来将相年表》可能也存在过于直观展现汉初政治势力斗争轮替的作用...

这十篇,在我看来,多少都有是存在敏感理由的。“迁没之后”,这十篇就佚散了,可能不是巧合。原本就是汉武帝,或者昭宣两帝官方所为。因为汉武帝的继承人决策也饱受非议,昭帝与宣帝前期的政治,本身就是汉武帝时期卫系与李系,以及后汉武帝时期,卫系血统的霍光,与李系部将的上官桀,持续斗争的产物。这十篇的毁禁,大概是西汉官方所为。而这十篇以外,则是西汉官方可以接受的程度。

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司马迁死后,《太史公书》就已经开始流传。到了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正式发布此书。

《太史公书》在西汉时的流传方式,不是整部50多万字的足本一起流传,而是单篇的传记零星流传。这才有了前边褚少孙所说的,他往返长安,为寻求一篇《龟策列传》而不得。但很明显,他是读过他手上藏有的其他传记。在西汉的学者眼中,《太史公书》不是一部大部头的学术著作,而是单篇连载,最后每个卷本可能发行量不同,甚至有一些卷本已经绝版的已完结“系列漫画”。到了东汉,光武帝和明帝,还拿《太史公书》的单篇传记去赏赐臣属,可见,就算单篇都是稀罕物,很珍贵。两汉各种家学世家,想收藏一部完本的《太史公书》,那简直是收藏界之王。可见,《太史公书》在西汉不仅是一部系列史书,更是一个史学收藏品,集齐不容易。

班固家族,就是这样集齐除佚散十篇外,全本《太史公书》的家学大牛。

上器其(班博)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

班固祖上的叔祖班博就得到了汉成帝恩赐的秘书之副,《太史公书》的副本。所以,《太史公书》就是班氏家族祖传的家学。这个东西连东平王向皇帝求一套《太史公书》,都被以其中都是战国时期的纵横权谋之术,不能示人而拒绝。可见,整套《太史公书》的珍贵性。可以说,以班彪、班固、班昭为代表的班家,在东汉成为史学世家,而且出了班超这种富有经验的政治家,和这门家学不无关系。像班氏、褚氏这样,能凑够绝大部分为《太史公书》十分罕见。班固,其实就是司马迁的学生和传人,所以对司马迁也很有感情。正因为班家有国家赏赐《太史公书》副本和全目录,皇帝却少给了十篇。结合东汉传世的零星篇章,班彪、班固等才能最早明确提出,传世的《太史公书》,丢失了十篇。

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全套《太史公书》仍是稀罕物品,主要还是民间零星传播。正是由于这样起初单篇零星流传的方式,可能造成西汉官方在毁掉部分《太史公书》后,发现民间已经零星传开,彻底禁绝不易,成本很高。所以,只针对最敏感的十篇持续毁禁,保持市面上不再流通。汉宣帝开始,官方公开确认和发布的《太史公书》,就有了官方“正版”的名头,反而挤压了民间“盗版”私下的传播空间,算是承认了这部书。被禁部分如果出现,也更容易被发现。

那么,《史记》缺失的十篇,包括《今上本纪》,还有没有可能再出现呢?

司马迁被汉武帝削了景帝本纪后,大概也知道《太史公书》的敏感问题,所以做了两手准备,他的原版,分为正本和副本。一份留给官方,一份留在民间。

(司马迁:)仆诚已(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
(班固:)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言,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臧(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第七十,迁之自叙云尔。而十篇缺,有录无书。

按司马迁自己的说法:“我如果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把它收藏在名山之中,传给通都大邑中志同道合的人。”

按班固的说法:“(司马迁)把正本藏在名山,副本留在京师,以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观览。”

司马迁未提正副本,但说了藏名山和通都邑两个保存渠道。

班固,由于班家得到的是西汉皇帝赏赐的副本,所以做了正副本之区分。说正本藏名山,副本留京师。那班家这的这部,就是副本。当然,这个副本应该是誊抄司马原著副本的拷贝后的副本。皇帝应该还留着那套真正的副本。

京师、都邑,都很好理解。但就是这个名山,后世理解出现了分歧。

索隐言正本藏之书府,副本留京师也。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所谓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则此谓藏之名山是也。

史记索隐引郭璞的说法,“名山”就是“古帝王藏策之府”,大致就是宫廷档案馆。很多现代的解释也是这个。

但我认为这样解释有些牵强。司马迁写《报任安书》,至于非要用这么具有歧义性的措辞和典故吗?

京师就是天子之城。藏策之府原本就在京师。京师和皇宫,本身就有重叠的意思。正、副都在京师,司马迁说这话又有什么意思呢?

而且班固家的是副本,是皇帝赐予的。皇帝誊抄的那部如果是正本,那副本在京师就不是指宫廷,意思就是传给京城里的权贵世家。这本书又是有纵横之术,帝王之术的书,司马迁那不是教人谋反吗?要这么传播的话,汉武帝杀司马迁岂非顺利成章了?

那么多敏感内容,司马迁把正本副本都流向包括宫廷在内的京师,岂非求死?求死可以理解,但这么做,书不是也容易被一窝端给毁掉?司马迁两手准备,却都准备到一处,又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正本才是司马迁私藏本,而不是放在京师的那本。京师的那本,就是宫里的版本。

所以,我倾向于“名山”就是字面意思,是山。司马迁把正本藏在了某座知名的大山里,而不是用典故绕大弯来让人理解的皇家档案馆。

如果是山,哪座山最有可能?

司马家原本在关中东缘韩城一带,后来迁到京师边的陵邑茂陵中。也就是说,他居住范围基本上是关中。他晚年除了陪皇帝巡游,也很少有机会再四处游历了。那他离得比较近的名山,应该在关中。

关中最有名的名山,就是华山。华山,是在崤函古道出入关中到关东的必经之路,司马迁不止一次外出游历时,在这路旁看到的一朵如白色雪莲一样绽放花瓣的,平原要道旁边异常醒目的高山。我想司马迁选择这里,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如果,现在华山能够出土一部司马迁原版的《太史公书》,包括《今上本纪》的内容,那该是多么震惊世人的发现...

不过,这个可能性在西汉就降低了。

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前边说到,西汉官方承认和发布《太史公书》,受到官方认可。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正式献书。那么,献书之前,《太史公书》是被私藏在杨家...司马迁这个外孙是哪里人?丞相杨敞之子,弘农华阴人。华阴县是哪呢?华山...

所以,这段记载,就是在讲杨恽把司马迁藏在华山,藏在自己女婿弘农杨家的那部《太史公书》的正本给献出来了...而之前在京师单篇零星流传的,就是司马迁本人誊写的副本。而这个在京师的,或可能就是在宫廷内部,供人调阅。所以才零星传开。西汉官方发现外流后,开始绞杀敏感部分。杨家正本,可能是最后存有十篇敏感篇章的足本《太史公书》。最终,在杨氏献出《太史公书》正本后,正本也到了官方手里,包括《今上本纪》在内的十篇敏感篇章流传下去最后的希望,也彻底消失了...

很可能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 司马家祖上曾经出过周代的史官。司马谈做了太史公后,着手编著一部厘清历代历史的巨著。
  • 司马谈在汉武帝封禅时,遭到排斥,中途被踢出了封禅队伍,病重。已经掌握史家功底,游离四方多年的司马迁,赶到父亲病床前,受父亲临终遗命,决心替父亲完成这部旷世巨著。
  • 司马迁接替父亲的职位,成为太史公。司马迁此前就凭借渊博的历史知识,成为武帝身边的“百科全书”,行走的“百度”。
  • 司马迁写《孝景本纪》,放在了汉武帝可以看见的地方,比如石渠阁、天禄阁这些皇家档案馆。武帝读后,“怒而削去之”。但并没有追究司马迁。
  • 后来,司马迁因言获罪,接受宫刑,忍辱负重。武帝这次发泄了对司马迁的怨念,对司马迁下了狠手。
  • 但汉武帝依然重用司马迁,依赖这个最称职,最有才华积淀,可以对典故随问随答的行走的书架,并让他做了比丞相级别还高的內朝长官,中书令。
  • 朋友任安多次希望已经成为中书令的司马迁,继续像以前一样敢于直谏,但“阉人”司马迁不再多说话,只是默默得完成《太史公书》,没有再像从前那样仗义执言。
  • 司马迁完成了整部《太史公书》。副本放在京师,让相关人士调阅,被奉为圭臬,被摘抄并零星传开。正本悄悄藏到了名山华山,自己的女婿杨家。
  • 任安由于卫太子一案被牵连,即将下狱处死。完成了《太史公书》的司马迁,再无留恋,写下《报任安书》,将自己的志向、愤懑、委屈,以及对皇帝与时政的失望,一股脑儿的,全部以给死囚任安回信的方式讲了出来。
  • 皇帝得知司马迁给任安的回信内容后,勃然大怒,并且发现出现了全本《太史公书》,其中包括之前被删的《孝景本纪》,还有新出现的《今上本纪》在内的很多篇,存在让他难堪的说法。司马迁给刚发生不久的巫蛊之祸中,被牵连含冤的看门将领任安写绝笔信。这次汉武帝决定处死司马迁...而司马迁,大概也视死如归,主动求死...
  • 司马迁死后,《太史公书》已经开始单篇零星流传。晚年汉武帝与昭宣二帝没有彻底毁掉司马迁的整部《太史公书》,而是针对其中十篇最为敏感的部分收缴禁绝,也算是最大程度保留下为两代学术巨匠,耗费几十年精力完成的震铄古今的成果。在当时那个信息匮乏和史料浩劫后的混乱时代,毁掉所有的《太史公书》,任何决策者的良心都会疼。
  • 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把藏在华山杨家的《太史公书》正本公开献出后,西汉官方承认了《太史公书》的传世巨著价值,但最后存于其中的十篇敏感传记,也从此彻底消失于世上...之后阉割过的《太史公书》,仍然主要收藏于宫廷。民间是单篇零星传播。
  • 汉元帝、成帝时,褚少孙是一个《太史公书》的收藏迷。他最终至少有十篇收藏不齐,于是就自己提笔,为《太史公书》补写了少说四篇已经亡佚的传记。后人仍然借传世《太史公书》传播量有限,陆陆续续往其中添加自己的内容。
  • 汉成帝时,皇帝娶了才女班婕妤,并赏赐给班家的班博一部《太史公书》副本的誊抄本(或者就是原著副本)。从此,《太史公书》成了班家的家学之一,奠定了班家后代出现史家巨匠的基础。
  • 东汉时,班固著《汉书》,正式向世人点明,《太史公书》缺失了十篇,并为司马迁立传。但由于他的一贯态度是承认西汉,承认汉武帝的政策,这也是东汉官方所倡导的,所以他仅仅把《报任安书》放在了《司马迁传》中。为了维系汉武帝的形象,他并没有交代司马迁的结局。此后,仍然有人在《太史公书》中作改窜。但情况越来越少,更多发生在后世官方修书时对一些措辞的使用,而不是大篇幅添入新内容。东汉以后,这部书逐渐被称作《史记》。

司马迁比汉武帝小11岁。他23岁开始做郎中,是三十多岁的青年皇帝的近侍,陪在“老大哥”汉武帝左右。他当时就被汉武帝瞩定为下一任的太史公。到38岁,父亲病故,他以郎中将接替自己父亲,成为太史公。之后,他为汉武帝主持了改历等奠定汉制的改制工程。改历这样一件事,绝对是一个王朝重要的技术性工程。这段时期,跟着汉武帝身边,做了15年武帝近臣的司马迁,是帝党,大概自己也认为自己是武帝的亲信,是一个能够携手明君,建功立业的一代俊才。

李陵之祸,其实还是汉武帝主动问司马迁意见的,司马迁被动回答才说了自己的见解。这里其实显现出司马迁就是个行走的书架,行走的百度,皇帝遇到问题不时也要问问这个历史经验信手拈来的智囊...

“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

司马迁对自己这段话毫无意识,很自信很自然的“盛言”...然而就是汉武帝的随口这一问,司马迁的无心这一答,司马迁栽了,成了他命运和心态的转折点...

在李陵为匈奴练兵假消息传回汉武帝这里之前,其实汉武帝也没对李陵有极大怨气,群臣都弹劾李陵的时候,汉武帝故意让司马迁发言,说不定不止是想听听历史经验,想让司马迁给点判断依据,甚至可能就是想听到点为李陵说话的声音...

但是汉武帝真正被触怒的,不是司马迁为李陵说好话,而是司马迁对军事责任的划分。

“初,上遣贰师大军出,财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

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是把责任往李广利身上推...李广利在汉武帝后期,是朝堂上作为制衡卫氏集团一方魁首的作用,这是汉武帝的一个人事布局的局眼所在。他的必须崛起是汉武帝个人意志的体现。司马迁触动到这里,才是汉武帝的禁区。对汉武帝而言,大概司马迁为李陵求情可以,但拿汉武帝当下最信任和扶持的人垫背,这点让汉武帝十分恼怒。

其实汉初皇帝身边一直围着一群像司马迁一样的郎官,作为帝党嫡系培养池,也不是每个人都是冲着拜将封侯去的。汉武帝给司马迁的定位就是一个技术型官僚的角色定位,以及行走的书架,没事问一问典故。可他对司马迁这主动一问,却对回答不仅不满意,还止不住怒气,为了一句个人见解,就下了狠手。若如此,谁还敢说真心话,谁还敢说李广利的不是?

担任太史公11年后,他因对李陵事件的无心直言,触怒了汉武帝,被下狱多年,处以腐刑,成了一个自己都鄙视自己的残缺之人。于是,他终于明白,那位他侍候了近30年的老大哥刘彻,不再是当初那个拉着他的手,带着他们这些小老弟一起缔造盛世的贤君、明君...尤其是在李陵事件,最终调查结果是在被灭族前,起初并未真的反汉,而汉武帝回护的李广利,最终却是抗旨损尽汉军精锐,真的叛汉的那个...司马迁失望了,他的自尊心,自信心,对曾经自己奉为明主的大汉雄主刘彻,对这个穷兵黩武,民生凋敝的大汉王朝,失望了...他曾经追随老大哥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梦想,终于不过是暴君一个喜怒转念之间,就不顾近30年的情感和功劳苦劳,一句话就将小老弟变作阉人的笑话...

西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俳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我的祖先没有剖符丹书的功劳,是职掌文献史料、天文历法工作的官员,地位接近于算卦、赞礼的人,本是皇上所戏弄并当作倡优来畜养的人,是世俗所轻视的。”

司马迁终于明白,他这个当了几十年跟班的小弟,只是一个倡优,伶优一般的,被皇帝畜养,给皇帝逗闷子的人...如果司马迁能为自己列传,我想他大概会把自己列入《滑稽列传》...

其实汉武帝可能还是后悔了,觉得自己对这个学识渊博,对其知识见解比较依赖,性子比较质朴直接,但是由于自己一时恼怒,又下了狠手的小老弟,多少有些亏欠。所以汉武帝反而专设了中书令这样一个高官给这个小老弟,让他继续常伴自己身边。这个小老弟果然也不抱怨,也不再说那些刺激自己的话,默默的工作...直到卫太子巫蛊事件彻底爆发...这个小老弟完成了他写书的志向后,把所有的牢骚都一次性公开抱怨出来,而且是写在一个自己钦定的罪犯的回信中...

小老弟爆炸了,老大哥也爆炸了。这次,他处死了这个陪在自己身边三十多年的小老弟。

李陵之祸中,司马迁是因为发表不利于李广利的言行,而被下狱处刑。巫蛊之祸中,任安是受卫太子牵连,司马迁的绝笔信写给了这个将死之人。而冲击卫太子最大嫌疑人是李广利,最后得利的也是李广利家族。其实,司马迁两次都是输给了李广利...

在《匈奴列传》中,司马迁写下《史记》最后一个事件记录:

贰师闻其家以巫蛊族灭,因并众降匈奴,得来还千人一两人耳。游击说无所得。因杅敖与左贤王战,不利,引归。是岁汉兵之出击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诏捕太医令随但,言贰师将军家室族灭,使广利得降匈奴。

司马迁最后一句写到“使广利得降匈奴”时,《太史公书》记载完结了。司马迁最终赢了,被汉武帝不断袒护而对司马迁施加伤害的李广利,到底是个什么人,终于真相大白...司马迁沉冤得雪了!但汉武帝杀了司马迁,杀了那个似乎在洋洋得意,嘲讽和控诉自己的司马迁本人...杀了这个早就告诉他,他是错的人...司马迁大概只活到了征和二年,看到李广利叛汉投匈,没能看到李广利第二年在匈奴被杀,更没看到汉武帝下罪己诏,向他们认错...

司马迁是对的,任安是对的,太子是对的,汉武帝是错的,李广利是小人,无能之辈,不忠之辈。没多久,汉武帝便建思子台,下罪己诏,向世人表示自己的过错和悔恨...司马迁死后,汉武帝也已是风烛残年的孤独老人了...而他的身边,经历巫蛊之祸,已经没有多少其他老人了...

被宫刑,被杀死,两次都是因为李广利...我想,在汉武帝反思巫蛊之祸的诸多悔恨之中,多少应该也有这个陪伴他三十三年的小老弟司马迁的一席之地。也许,这才是他放过《太史公书》大部分内容的原因。如果两次他都耐心听听这个博古通今,只是性情直率了点的小老弟所讲的历史经验,大概他也不会走到巫蛊之祸后,孤家寡人,举目无亲的那般田地...

司马迁最后记载李广利投降匈奴的后边,是他写《史记》之绝笔,是最后一个“太史公曰”。这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是:“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司马迁连叹两句,他大概想起了二十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汉武帝,也想起了当初那个满怀崇敬之心,追随汉武帝立法改制的自己,以及他们共兴圣统的志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司马迁大概是抱着赴死之心,含着泪,写下了“唯在择任将相哉”这句背后的终极一问:“皇上,您现在用的、信的,都是些什么人啊?”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并不是一句口号。当一个帝王拥有了史无前例的生杀予夺之大权时,他最大的敌人就不是那些阴谋家,而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的欲望,他自己的喜恶,他自己的偏见,是他自己能否克制随时可以实现的发泄,以及对别人随时可以轻而易举的伤害...在自己内心的茧房里,说顺耳话的人总是那么可爱,而讲逆耳话的人总是那么扫兴。权力,可以让人闭嘴,但代价是自己听不到更多的真话。权力,只可以伤害别人的身体,但永远留不住别人的诚心。透支权力,得到的,依然会是权力架构背后,作为行使权力者,领袖信誉的崩塌...众叛亲离的最坏结果,依然会不期而至。

留下一个还愿意替别人说好话,对人保持起码信任感的率性文人司马迁,留下一个允许说真心话的人,就不会沦入那悲剧的,互相揭发、举报、造谣、欺瞒和攻击,亲者痛仇者快的巫蛊之祸。

司马迁临死前认为自己只是皇帝的一个倡优,不准确。汉武帝对他还是有一定感情和依赖的。否则不会让一个被自己坑惨的人,做贴身的中书令。几十年了,汉武帝对司马迁的为人十分了解,他相信司马迁不是因为恨就会去害他的人。基本的信任还在。毕竟这老年暴君,也曾是意气风发,信人而奋士,激发司马迁无限憧憬的青年天子。但那晚年的汉武帝,熬死了所有的前辈政治家,成为绝对的权威,自己又垂垂老矣。他忍不住自己的疑心和愤怒,克制不住对他人那可以轻而易举实现的报复欲...他变了,这是人性。

汉武帝错了。司马迁没有放下羞恨。司马迁蛰伏在他身边的报复,不是用刀,而是用笔。即使《今上本纪》能删,司马迁那柔仁爱民的思想却留下了。他是腐儒也好,他是怀恨也罢,有些君王大志他不解也好,有时他的思想落得下风也罢,终究,这隐在字里行间中的思想,才是令汉武帝以及后世所有权力主人,放松懈怠克己意志时,如坐针毡的报复凶器...也许,就是汉武帝的不克制,才塑造了这样的司马迁,造就了这样被奉为万世楷模的《史记》,催生出这样贯穿中国历史两千年的主流历史观。汉武帝虽然没有写《史记》,但他在写“历史”,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间接形成《史记》。他可曾想到,他也是《史记》的“作者”?试想,如果是那个始终意气风发,没有接受宫刑,始终认为自己是皇帝亲信的司马迁,会写出这样的《史记》吗?

司马迁也错了,他并不被流俗所轻。他的死,或轻于鸿毛,但他活着时,就已为世人留下了泰山之重。他书写了青史,青史,也留下他永恒的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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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只有《今上本纪》。

2、原本的《今上本纪》已经遗失,现在的是根据封禅书后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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