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史记成书于汉武帝生前却包含“孝武本纪”，汉武帝的谥号是生前定的吗？

讲讲我对《史记》这部书本身和司马迁本人命运故事的理解。

今本《史记》本来就不全是司马迁或者司马迁父亲司马谈写的，这一点其实只要读过《史记》原著就会知道，是明摆着的，不用阴谋论也不用靠猜。

比如《秦始皇本纪》原文结尾：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周历已移，仁不代母...吾读秦纪，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

这是孝明皇帝，也就是东汉明帝时，班固的一段关于秦朝历史的评价。汉明帝与班固，是公开“乱入”到司马迁书里的。东汉以后的人，还在往《史记》里边加内容。

再如《龟策列传》：

褚先生曰：臣以通经术，受业博士，治春秋，以高第为郎，幸得宿，出入宫殿中十有馀年。窃好太史公传。太史公之传曰：“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闚其要，故作龟策列传。”臣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故之大卜官，问掌故文学长老习事者，写取龟策卜事，编于下方。

这都不是“太史公曰”了，而是“褚先生曰”。褚先生就是西汉晚期的名士褚少孙。凡是出现“褚先生曰”的传记，都是褚少孙补写的，而不是司马迁父子写的。人家也不是偷偷加料，就像人家这篇补写的《龟策列传》里，还专门说自己“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才替司马迁补写了这段已经亡佚的篇章。说起来，现在所有版本的《史记》，都只贯司马迁的名，却带着人家补写的篇章，从现代知识产权视角来看，似乎不那么合适啊。因此，司马迁原著，我认为叫《太史公书》更合适，是司马家两代太史公的作品。而后世叫《史记》更合适，因为夹杂了太多后世的东西。

还有《张丞相列传》，这篇原本是司马迁给张苍、周昌、任敖、申屠嘉四个丞相的合传，是完整的。可能还是褚少孙，但这篇没署名，也可能是别人，还是要强行续写，把丞相传记一直给续到汉元帝时期。而且结尾来个“太史公曰”打马虎眼，让司马迁“评价”了他死后几十年当丞相的韦玄成...这篇不太地道，感觉又不是褚少孙写的。如果“太史公书”这句不是故意造假，有可能是西汉后期的太史令也在续。

另外，《太史公书》还特别容易在流传的时候誊抄错误。原版正确的，也许从此就流传成错误的。同样是《秦始皇本纪》，正文还是：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

到了结尾，列出秦国世系，君王在位时间，与登基年龄时，就成了：

二世皇帝享国三年。葬宜春。赵高为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

秦二世元年是二十一岁，他是秦始皇三十七年继位，当时应该是二十。这里大概率就是西汉的时候传抄《太史公书》时，就抄错了，把“二十”抄成了“十二”，后世无法确认是原著的错误还是后世誊抄时的错误，就只能将错就错，一直流传下去。

这还不包括后世历朝历代官方修书时，进行的改动。我们不能太低估古代传抄文字材料时的层层损耗率，也不能高估古人的文字版权意识。有些不知名的文人拿到绝版好作品时，进行一些改动再传播。有些人为了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刻意对原著改动后再传播，几百上千年下来，不说面目全非，细节上也与原版多有异同。托古书名气而按自己喜好对古文进行增改的事例太多了，其中很多修改的措辞，从技术上讲还更精妙。除非是考古发现原版，否则后人也分不清哪些是原著和原作者的用词用意。比如考古出土的敦煌版李白《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云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罇空对月。
天生吾徒有俊才，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
钟鼓玉帛岂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
古来圣贤皆死尽，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另一首诗词名作，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与中学语文课本中不同的，也有如元代“南阜草堂”刻本等众多差别不小的版本。唐宋这一千多年前，造纸术、印刷术已经日臻完善，短篇幅口口传唱的诗词尚且如此，何况还是竹木文简，刀铜为笔的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原著与今本的误差是更大的。

由于西汉还是用竹简的年代，识字学习、誊抄复刻，以及书本储藏的成本都非常高。不是经济条件十分优越的大家族，想要收藏一部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太史公书》，家里得几间房子用来存放？这些竹简的制作人工成本又高昂到什么价格？所以，两汉时期，还是“家学”时代。

所谓百家，实际上是一家一学。比如秦朝将门世家，冯家、王家、蒙家，甚至是司马迁祖上的司马错到司马靳，直到汉朝五大夫司马喜，为什么代代出将才？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家中富藏之书，是兵家之书。这由家学垄断学术的形态，其实就是后来魏晋门阀士族形成的源头。说起来，司马谈开始，司马家族由兵家转为史家，转向幅度也很大。这父子俩更像是家族的另类。

所以，原版的《太史公书》，和今本《史记》，有诸多偏差，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现在的《史记》和司马迁最初那版《太史公书》还是有不少差异的，多了很多后人的增改删修。

《孝武本纪》是司马迁写的吗？不是，非常明确的公论。《汉书》作者，东汉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列出了当时《太史公书》的全目录，以及《太史公自序》中，本纪部分，汉武帝朝叫做《今上本纪》，而不是《孝武本纪》。《今上本纪》已经佚散失传，现在的《孝武本纪》，是后人在《史记·封禅书》等篇章中，把汉武帝部分给抽出来拼凑在一起。据说也是褚少孙所作，但我实在不知道这样狗尾续貂，如此粗糙的一篇本纪意义何在。所以我初看《孝武本纪》的时候，觉得这就压根儿就是“汉武帝寻仙之路”的感觉。合着汉武帝几十年就干了一件求仙的事儿。

按照一些学者如王国维的推论，司马迁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征和三年左右，只比汉武帝早死两三年。所以，司马迁应该不知道汉武帝的谥号。因此，最后一篇才叫做《今上本纪》而不是《孝武本纪》。

《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卫宏《汉旧仪注》云：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按此说，司马迁最后是被汉武帝杀死的。

《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就透露出了这种“怨言”。汉武帝早先看景帝本纪，就对司马迁有过怒火，强行要求删掉。看来司马迁这耿直boy不是很避讳皇帝情绪。司马迁的《今上本纪》，是他被宫刑之后。其实司马迁被宫刑之后，汉武帝似乎对司马迁还有一些依赖和补偿，把他调入宫里，做了中书令。这个职位是皇帝的近臣，相当于皇帝大秘，朝位在丞相之上。只不过由于是在宫里奉职，汉武帝时期初设中书令，由被宫刑的司马迁担任，有点像宦官。司马迁又是在任中书令时，完成《今上本纪》。那么，司马迁的死因“怨言”，可能与《今上本纪》本身就有关系。《今上本纪》，因此最有可能是汉武帝本人所毁禁。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脩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按司马迁的说法，《太史公书》的记录时间是止于汉武帝捕获麒麟，但汉武帝有两次捕获麒麟。《今上本纪》中重点记载了改正朔易服色等时间，那应该是第二次，太始二年。这一年，按学界的推论，恰好是司马迁做了几年牢后，接受宫刑的年份...这原本是司马迁给自己拟定的《太史公书》结束时间。但司马迁实际上，写到了征和二年，多写了四年。而这四年的时间，汉武帝从袒护李广利，到李广利葬送汉军投降匈奴，恐怕《今上本纪》中，并不仅仅是汉制改革相关内容，还有汉武帝晚年的人事任用失败。

当然，和汉武帝直接相关的《孝景本纪》，按照史家说法，也是假的，不是司马迁原作。被汉武帝“怒而削去”了嘛。

三国时期魏国张晏：“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

景帝是汉武帝父亲，事关继位的来源。三王是武汉帝的三个儿子，事关传位的走向。《景纪》《武纪》《三王世家》三篇直接牵涉汉武帝本朝政治事件，敏感中的敏感。

《日者列传》《龟策列传》，与天命谶纬等不传之秘有关，这些推演天命的，就和地图不能让老百姓看一样，不能让民间学造反技术。

《礼书》《乐书》，则是一个两汉儒家经学斗争的意识形态交锋点。当时的儒学初为官学，掌握着入仕渠道，利益庞大。对儒家自己经典的解释权，也是儒家和官方同时在争夺的舆论高地。司马迁作为一个引领学问风潮的人物，他对儒学经典的解释，可能会动摇其他儒学大佬的学术地位，以及官方对儒学的解释。

傅宽与靳歙，是汉初十八侯之二，按说立传的资格是够的，但二人在刘邦创业过程中，与作为吕家外戚的前朝核心人物吕泽有不少交集，可能对吕氏功绩存在一些衬托作用。《汉兴以来将相年表》可能也存在过于直观展现汉初政治势力斗争轮替的作用...

这十篇，在我看来，多少都有是存在敏感理由的。“迁没之后”，这十篇就佚散了，可能不是巧合。原本就是汉武帝，或者昭宣两帝官方所为。因为汉武帝的继承人决策也饱受非议，昭帝与宣帝前期的政治，本身就是汉武帝时期卫系与李系，以及后汉武帝时期，卫系血统的霍光，与李系部将的上官桀，持续斗争的产物。这十篇的毁禁，大概是西汉官方所为。而这十篇以外，则是西汉官方可以接受的程度。

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司马迁死后，《太史公书》就已经开始流传。到了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正式发布此书。

《太史公书》在西汉时的流传方式，不是整部50多万字的足本一起流传，而是单篇的传记零星流传。这才有了前边褚少孙所说的，他往返长安，为寻求一篇《龟策列传》而不得。但很明显，他是读过他手上藏有的其他传记。在西汉的学者眼中，《太史公书》不是一部大部头的学术著作，而是单篇连载，最后每个卷本可能发行量不同，甚至有一些卷本已经绝版的已完结“系列漫画”。到了东汉，光武帝和明帝，还拿《太史公书》的单篇传记去赏赐臣属，可见，就算单篇都是稀罕物，很珍贵。两汉各种家学世家，想收藏一部完本的《太史公书》，那简直是收藏界之王。可见，《太史公书》在西汉不仅是一部系列史书，更是一个史学收藏品，集齐不容易。

班固家族，就是这样集齐除佚散十篇外，全本《太史公书》的家学大牛。

上器其（班博）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

班固祖上的叔祖班博就得到了汉成帝恩赐的秘书之副，《太史公书》的副本。所以，《太史公书》就是班氏家族祖传的家学。这个东西连东平王向皇帝求一套《太史公书》，都被以其中都是战国时期的纵横权谋之术，不能示人而拒绝。可见，整套《太史公书》的珍贵性。可以说，以班彪、班固、班昭为代表的班家，在东汉成为史学世家，而且出了班超这种富有经验的政治家，和这门家学不无关系。像班氏、褚氏这样，能凑够绝大部分为《太史公书》十分罕见。班固，其实就是司马迁的学生和传人，所以对司马迁也很有感情。正因为班家有国家赏赐《太史公书》副本和全目录，皇帝却少给了十篇。结合东汉传世的零星篇章，班彪、班固等才能最早明确提出，传世的《太史公书》，丢失了十篇。

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全套《太史公书》仍是稀罕物品，主要还是民间零星传播。正是由于这样起初单篇零星流传的方式，可能造成西汉官方在毁掉部分《太史公书》后，发现民间已经零星传开，彻底禁绝不易，成本很高。所以，只针对最敏感的十篇持续毁禁，保持市面上不再流通。汉宣帝开始，官方公开确认和发布的《太史公书》，就有了官方“正版”的名头，反而挤压了民间“盗版”私下的传播空间，算是承认了这部书。被禁部分如果出现，也更容易被发现。

那么，《史记》缺失的十篇，包括《今上本纪》，还有没有可能再出现呢？

司马迁被汉武帝削了景帝本纪后，大概也知道《太史公书》的敏感问题，所以做了两手准备，他的原版，分为正本和副本。一份留给官方，一份留在民间。

（司马迁：）仆诚已(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
（班固：）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言，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臧(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第七十，迁之自叙云尔。而十篇缺，有录无书。

按司马迁自己的说法：“我如果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把它收藏在名山之中，传给通都大邑中志同道合的人。”

按班固的说法：“（司马迁）把正本藏在名山，副本留在京师，以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观览。”

司马迁未提正副本，但说了藏名山和通都邑两个保存渠道。

班固，由于班家得到的是西汉皇帝赏赐的副本，所以做了正副本之区分。说正本藏名山，副本留京师。那班家这的这部，就是副本。当然，这个副本应该是誊抄司马原著副本的拷贝后的副本。皇帝应该还留着那套真正的副本。

京师、都邑，都很好理解。但就是这个名山，后世理解出现了分歧。

索隐言正本藏之书府，副本留京师也。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所谓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则此谓藏之名山是也。

史记索隐引郭璞的说法，“名山”就是“古帝王藏策之府”，大致就是宫廷档案馆。很多现代的解释也是这个。

但我认为这样解释有些牵强。司马迁写《报任安书》，至于非要用这么具有歧义性的措辞和典故吗？

京师就是天子之城。藏策之府原本就在京师。京师和皇宫，本身就有重叠的意思。正、副都在京师，司马迁说这话又有什么意思呢？

而且班固家的是副本，是皇帝赐予的。皇帝誊抄的那部如果是正本，那副本在京师就不是指宫廷，意思就是传给京城里的权贵世家。这本书又是有纵横之术，帝王之术的书，司马迁那不是教人谋反吗？要这么传播的话，汉武帝杀司马迁岂非顺利成章了？

那么多敏感内容，司马迁把正本副本都流向包括宫廷在内的京师，岂非求死？求死可以理解，但这么做，书不是也容易被一窝端给毁掉？司马迁两手准备，却都准备到一处，又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正本才是司马迁私藏本，而不是放在京师的那本。京师的那本，就是宫里的版本。

所以，我倾向于“名山”就是字面意思，是山。司马迁把正本藏在了某座知名的大山里，而不是用典故绕大弯来让人理解的皇家档案馆。

如果是山，哪座山最有可能？

司马家原本在关中东缘韩城一带，后来迁到京师边的陵邑茂陵中。也就是说，他居住范围基本上是关中。他晚年除了陪皇帝巡游，也很少有机会再四处游历了。那他离得比较近的名山，应该在关中。

关中最有名的名山，就是华山。华山，是在崤函古道出入关中到关东的必经之路，司马迁不止一次外出游历时，在这路旁看到的一朵如白色雪莲一样绽放花瓣的，平原要道旁边异常醒目的高山。我想司马迁选择这里，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如果，现在华山能够出土一部司马迁原版的《太史公书》，包括《今上本纪》的内容，那该是多么震惊世人的发现...

不过，这个可能性在西汉就降低了。

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前边说到，西汉官方承认和发布《太史公书》，受到官方认可。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正式献书。那么，献书之前，《太史公书》是被私藏在杨家...司马迁这个外孙是哪里人？丞相杨敞之子，弘农华阴人。华阴县是哪呢？华山...

所以，这段记载，就是在讲杨恽把司马迁藏在华山，藏在自己女婿弘农杨家的那部《太史公书》的正本给献出来了...而之前在京师单篇零星流传的，就是司马迁本人誊写的副本。而这个在京师的，或可能就是在宫廷内部，供人调阅。所以才零星传开。西汉官方发现外流后，开始绞杀敏感部分。杨家正本，可能是最后存有十篇敏感篇章的足本《太史公书》。最终，在杨氏献出《太史公书》正本后，正本也到了官方手里，包括《今上本纪》在内的十篇敏感篇章流传下去最后的希望，也彻底消失了...

很可能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 司马家祖上曾经出过周代的史官。司马谈做了太史公后，着手编著一部厘清历代历史的巨著。
• 司马谈在汉武帝封禅时，遭到排斥，中途被踢出了封禅队伍，病重。已经掌握史家功底，游离四方多年的司马迁，赶到父亲病床前，受父亲临终遗命，决心替父亲完成这部旷世巨著。
• 司马迁接替父亲的职位，成为太史公。司马迁此前就凭借渊博的历史知识，成为武帝身边的“百科全书”，行走的“百度”。
• 司马迁写《孝景本纪》，放在了汉武帝可以看见的地方，比如石渠阁、天禄阁这些皇家档案馆。武帝读后，“怒而削去之”。但并没有追究司马迁。
• 后来，司马迁因言获罪，接受宫刑，忍辱负重。武帝这次发泄了对司马迁的怨念，对司马迁下了狠手。
• 但汉武帝依然重用司马迁，依赖这个最称职，最有才华积淀，可以对典故随问随答的行走的书架，并让他做了比丞相级别还高的內朝长官，中书令。
• 朋友任安多次希望已经成为中书令的司马迁，继续像以前一样敢于直谏，但“阉人”司马迁不再多说话，只是默默得完成《太史公书》，没有再像从前那样仗义执言。
• 司马迁完成了整部《太史公书》。副本放在京师，让相关人士调阅，被奉为圭臬，被摘抄并零星传开。正本悄悄藏到了名山华山，自己的女婿杨家。
• 任安由于卫太子一案被牵连，即将下狱处死。完成了《太史公书》的司马迁，再无留恋，写下《报任安书》，将自己的志向、愤懑、委屈，以及对皇帝与时政的失望，一股脑儿的，全部以给死囚任安回信的方式讲了出来。
• 皇帝得知司马迁给任安的回信内容后，勃然大怒，并且发现出现了全本《太史公书》，其中包括之前被删的《孝景本纪》，还有新出现的《今上本纪》在内的很多篇，存在让他难堪的说法。司马迁给刚发生不久的巫蛊之祸中，被牵连含冤的看门将领任安写绝笔信。这次汉武帝决定处死司马迁...而司马迁，大概也视死如归，主动求死...
• 司马迁死后，《太史公书》已经开始单篇零星流传。晚年汉武帝与昭宣二帝没有彻底毁掉司马迁的整部《太史公书》，而是针对其中十篇最为敏感的部分收缴禁绝，也算是最大程度保留下为两代学术巨匠，耗费几十年精力完成的震铄古今的成果。在当时那个信息匮乏和史料浩劫后的混乱时代，毁掉所有的《太史公书》，任何决策者的良心都会疼。
• 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把藏在华山杨家的《太史公书》正本公开献出后，西汉官方承认了《太史公书》的传世巨著价值，但最后存于其中的十篇敏感传记，也从此彻底消失于世上...之后阉割过的《太史公书》，仍然主要收藏于宫廷。民间是单篇零星传播。
• 汉元帝、成帝时，褚少孙是一个《太史公书》的收藏迷。他最终至少有十篇收藏不齐，于是就自己提笔，为《太史公书》补写了少说四篇已经亡佚的传记。后人仍然借传世《太史公书》传播量有限，陆陆续续往其中添加自己的内容。
• 汉成帝时，皇帝娶了才女班婕妤，并赏赐给班家的班博一部《太史公书》副本的誊抄本（或者就是原著副本）。从此，《太史公书》成了班家的家学之一，奠定了班家后代出现史家巨匠的基础。
• 东汉时，班固著《汉书》，正式向世人点明，《太史公书》缺失了十篇，并为司马迁立传。但由于他的一贯态度是承认西汉，承认汉武帝的政策，这也是东汉官方所倡导的，所以他仅仅把《报任安书》放在了《司马迁传》中。为了维系汉武帝的形象，他并没有交代司马迁的结局。此后，仍然有人在《太史公书》中作改窜。但情况越来越少，更多发生在后世官方修书时对一些措辞的使用，而不是大篇幅添入新内容。东汉以后，这部书逐渐被称作《史记》。

司马迁比汉武帝小11岁。他23岁开始做郎中，是三十多岁的青年皇帝的近侍，陪在“老大哥”汉武帝左右。他当时就被汉武帝瞩定为下一任的太史公。到38岁，父亲病故，他以郎中将接替自己父亲，成为太史公。之后，他为汉武帝主持了改历等奠定汉制的改制工程。改历这样一件事，绝对是一个王朝重要的技术性工程。这段时期，跟着汉武帝身边，做了15年武帝近臣的司马迁，是帝党，大概自己也认为自己是武帝的亲信，是一个能够携手明君，建功立业的一代俊才。

李陵之祸，其实还是汉武帝主动问司马迁意见的，司马迁被动回答才说了自己的见解。这里其实显现出司马迁就是个行走的书架，行走的百度，皇帝遇到问题不时也要问问这个历史经验信手拈来的智囊...

“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

司马迁对自己这段话毫无意识，很自信很自然的“盛言”...然而就是汉武帝的随口这一问，司马迁的无心这一答，司马迁栽了，成了他命运和心态的转折点...

在李陵为匈奴练兵假消息传回汉武帝这里之前，其实汉武帝也没对李陵有极大怨气，群臣都弹劾李陵的时候，汉武帝故意让司马迁发言，说不定不止是想听听历史经验，想让司马迁给点判断依据，甚至可能就是想听到点为李陵说话的声音...

但是汉武帝真正被触怒的，不是司马迁为李陵说好话，而是司马迁对军事责任的划分。

“初，上遣贰师大军出，财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

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是把责任往李广利身上推...李广利在汉武帝后期，是朝堂上作为制衡卫氏集团一方魁首的作用，这是汉武帝的一个人事布局的局眼所在。他的必须崛起是汉武帝个人意志的体现。司马迁触动到这里，才是汉武帝的禁区。对汉武帝而言，大概司马迁为李陵求情可以，但拿汉武帝当下最信任和扶持的人垫背，这点让汉武帝十分恼怒。

其实汉初皇帝身边一直围着一群像司马迁一样的郎官，作为帝党嫡系培养池，也不是每个人都是冲着拜将封侯去的。汉武帝给司马迁的定位就是一个技术型官僚的角色定位，以及行走的书架，没事问一问典故。可他对司马迁这主动一问，却对回答不仅不满意，还止不住怒气，为了一句个人见解，就下了狠手。若如此，谁还敢说真心话，谁还敢说李广利的不是？

担任太史公11年后，他因对李陵事件的无心直言，触怒了汉武帝，被下狱多年，处以腐刑，成了一个自己都鄙视自己的残缺之人。于是，他终于明白，那位他侍候了近30年的老大哥刘彻，不再是当初那个拉着他的手，带着他们这些小老弟一起缔造盛世的贤君、明君...尤其是在李陵事件，最终调查结果是在被灭族前，起初并未真的反汉，而汉武帝回护的李广利，最终却是抗旨损尽汉军精锐，真的叛汉的那个...司马迁失望了，他的自尊心，自信心，对曾经自己奉为明主的大汉雄主刘彻，对这个穷兵黩武，民生凋敝的大汉王朝，失望了...他曾经追随老大哥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梦想，终于不过是暴君一个喜怒转念之间，就不顾近30年的情感和功劳苦劳，一句话就将小老弟变作阉人的笑话...

西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俳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我的祖先没有剖符丹书的功劳，是职掌文献史料、天文历法工作的官员，地位接近于算卦、赞礼的人，本是皇上所戏弄并当作倡优来畜养的人，是世俗所轻视的。”

司马迁终于明白，他这个当了几十年跟班的小弟，只是一个倡优，伶优一般的，被皇帝畜养，给皇帝逗闷子的人...如果司马迁能为自己列传，我想他大概会把自己列入《滑稽列传》...

其实汉武帝可能还是后悔了，觉得自己对这个学识渊博，对其知识见解比较依赖，性子比较质朴直接，但是由于自己一时恼怒，又下了狠手的小老弟，多少有些亏欠。所以汉武帝反而专设了中书令这样一个高官给这个小老弟，让他继续常伴自己身边。这个小老弟果然也不抱怨，也不再说那些刺激自己的话，默默的工作...直到卫太子巫蛊事件彻底爆发...这个小老弟完成了他写书的志向后，把所有的牢骚都一次性公开抱怨出来，而且是写在一个自己钦定的罪犯的回信中...

小老弟爆炸了，老大哥也爆炸了。这次，他处死了这个陪在自己身边三十多年的小老弟。

李陵之祸中，司马迁是因为发表不利于李广利的言行，而被下狱处刑。巫蛊之祸中，任安是受卫太子牵连，司马迁的绝笔信写给了这个将死之人。而冲击卫太子最大嫌疑人是李广利，最后得利的也是李广利家族。其实，司马迁两次都是输给了李广利...

在《匈奴列传》中，司马迁写下《史记》最后一个事件记录：

贰师闻其家以巫蛊族灭，因并众降匈奴，得来还千人一两人耳。游击说无所得。因杅敖与左贤王战，不利，引归。是岁汉兵之出击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诏捕太医令随但，言贰师将军家室族灭，使广利得降匈奴。

司马迁最后一句写到“使广利得降匈奴”时，《太史公书》记载完结了。司马迁最终赢了，被汉武帝不断袒护而对司马迁施加伤害的李广利，到底是个什么人，终于真相大白...司马迁沉冤得雪了！但汉武帝杀了司马迁，杀了那个似乎在洋洋得意，嘲讽和控诉自己的司马迁本人...杀了这个早就告诉他，他是错的人...司马迁大概只活到了征和二年，看到李广利叛汉投匈，没能看到李广利第二年在匈奴被杀，更没看到汉武帝下罪己诏，向他们认错...

司马迁是对的，任安是对的，太子是对的，汉武帝是错的，李广利是小人，无能之辈，不忠之辈。没多久，汉武帝便建思子台，下罪己诏，向世人表示自己的过错和悔恨...司马迁死后，汉武帝也已是风烛残年的孤独老人了...而他的身边，经历巫蛊之祸，已经没有多少其他老人了...

被宫刑，被杀死，两次都是因为李广利...我想，在汉武帝反思巫蛊之祸的诸多悔恨之中，多少应该也有这个陪伴他三十三年的小老弟司马迁的一席之地。也许，这才是他放过《太史公书》大部分内容的原因。如果两次他都耐心听听这个博古通今，只是性情直率了点的小老弟所讲的历史经验，大概他也不会走到巫蛊之祸后，孤家寡人，举目无亲的那般田地...

司马迁最后记载李广利投降匈奴的后边，是他写《史记》之绝笔，是最后一个“太史公曰”。这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是：“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司马迁连叹两句，他大概想起了二十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汉武帝，也想起了当初那个满怀崇敬之心，追随汉武帝立法改制的自己，以及他们共兴圣统的志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司马迁大概是抱着赴死之心，含着泪，写下了“唯在择任将相哉”这句背后的终极一问：“皇上，您现在用的、信的，都是些什么人啊？”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并不是一句口号。当一个帝王拥有了史无前例的生杀予夺之大权时，他最大的敌人就不是那些阴谋家，而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的欲望，他自己的喜恶，他自己的偏见，是他自己能否克制随时可以实现的发泄，以及对别人随时可以轻而易举的伤害...在自己内心的茧房里，说顺耳话的人总是那么可爱，而讲逆耳话的人总是那么扫兴。权力，可以让人闭嘴，但代价是自己听不到更多的真话。权力，只可以伤害别人的身体，但永远留不住别人的诚心。透支权力，得到的，依然会是权力架构背后，作为行使权力者，领袖信誉的崩塌...众叛亲离的最坏结果，依然会不期而至。

留下一个还愿意替别人说好话，对人保持起码信任感的率性文人司马迁，留下一个允许说真心话的人，就不会沦入那悲剧的，互相揭发、举报、造谣、欺瞒和攻击，亲者痛仇者快的巫蛊之祸。

司马迁临死前认为自己只是皇帝的一个倡优，不准确。汉武帝对他还是有一定感情和依赖的。否则不会让一个被自己坑惨的人，做贴身的中书令。几十年了，汉武帝对司马迁的为人十分了解，他相信司马迁不是因为恨就会去害他的人。基本的信任还在。毕竟这老年暴君，也曾是意气风发，信人而奋士，激发司马迁无限憧憬的青年天子。但那晚年的汉武帝，熬死了所有的前辈政治家，成为绝对的权威，自己又垂垂老矣。他忍不住自己的疑心和愤怒，克制不住对他人那可以轻而易举实现的报复欲...他变了，这是人性。

汉武帝错了。司马迁没有放下羞恨。司马迁蛰伏在他身边的报复，不是用刀，而是用笔。即使《今上本纪》能删，司马迁那柔仁爱民的思想却留下了。他是腐儒也好，他是怀恨也罢，有些君王大志他不解也好，有时他的思想落得下风也罢，终究，这隐在字里行间中的思想，才是令汉武帝以及后世所有权力主人，放松懈怠克己意志时，如坐针毡的报复凶器...也许，就是汉武帝的不克制，才塑造了这样的司马迁，造就了这样被奉为万世楷模的《史记》，催生出这样贯穿中国历史两千年的主流历史观。汉武帝虽然没有写《史记》，但他在写“历史”，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间接形成《史记》。他可曾想到，他也是《史记》的“作者”？试想，如果是那个始终意气风发，没有接受宫刑，始终认为自己是皇帝亲信的司马迁，会写出这样的《史记》吗？

司马迁也错了，他并不被流俗所轻。他的死，或轻于鸿毛，但他活着时，就已为世人留下了泰山之重。他书写了青史，青史，也留下他永恒的名姓...

1、史记只有《今上本纪》。

2、原本的《今上本纪》已经遗失，现在的是根据封禅书后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