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为什么发生军事政变？
土耳其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曾经历过几次军事政变或未遂政变。最著名的一次是1980年的军事政变，以及最近的2016年未遂政变。这些事件的发生往往是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包括政治不稳定、社会经济问题、军队的政治角色、意识形态冲突以及外部影响等。
下面我将尽量详细地阐述土耳其军事政变的常见原因，并以1980年和2016年的事件为例进行说明：
土耳其军事政变发生的根本原因：
1. 军队在政治中的特殊角色（“凯末尔主义守护者”）:
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是坚定的世俗主义者。他创立了以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共和制、民粹主义、国家主义和改革主义为核心的“凯末尔主义”原则。
土耳其军队被视为“凯末尔主义的守护者”，肩负着维护世俗国家体制、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的责任。当军队认为政府的行为威胁到这些原则时，他们就有“干预”的传统。
这种观念使得军队在土耳其政治中拥有较高的合法性和影响力，也成为其进行干预的理论基础。
2. 政治两极分化和不稳定:
土耳其历史上长期存在着严重的政治两极分化，主要体现在左翼与右翼、世俗主义者与宗教保守派之间的对立。
当政治局势失控，政府无力维持秩序，社会动荡加剧时，军队就可能以恢复稳定为名进行干预。
3. 意识形态冲突:
土耳其的政治舞台上，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是两种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军队及其支持者通常倾向于世俗主义，而一些政党则试图在国家政治中增加伊斯兰教的影响力。
当政府被视为过度引入伊斯兰教义或挑战世俗原则时，军队可能会感到威胁并采取行动。
4. 社会经济问题:
经济衰退、高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等社会经济问题常常会加剧社会不满，为政变提供温床。当民众对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失去信心时，政治动荡就更容易发生。
5. 腐败和治理不善:
长期的腐败、低效的治理以及政治精英的滥用权力，也可能导致民众对现有政治体制的失望，为军事干预创造条件。
6. 外部影响（较少提及，但不可忽视）：
在冷战时期，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曾将土耳其视为北约的重要盟友，对土耳其的内部政治局势有一定的影响力。有时，外部势力可能通过支持或反对某些政治派别来间接影响政局。
以1980年军事政变为例：
198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被认为是该国现代史上最“彻底”的一次政变。其发生的背景尤为复杂：
政治极度混乱和暴力: 1970年代末的土耳其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动荡和暴力。左右翼政治派别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街头暴力、政治暗杀和恐怖袭击层出不穷。平均每天都有数十人死亡。
政府软弱无力: 当时的政府（由德米雷尔领导的民主党政府）被认为无法有效控制局势，也无法制止暴力。国家机器近乎瘫痪。
经济危机: 土耳其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包括高通胀、失业和能源短缺。
军队的担忧: 土耳其军方高层认为国家正走向混乱的边缘，如果任其发展，可能会导致国家分裂或被外部势力操纵。他们认为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恢复秩序。
政变过程: 1980年9月12日凌晨，土耳其总参谋长肯南·埃夫伦将军宣布接管政权。军队迅速逮捕了主要政治领导人，解散了议会和政党，实施了宵禁，并对政治活动进行了严格限制。
政变后的影响: 政变后，军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逮捕和审判了数以万计的政治活动家，许多人被判处死刑或长期监禁。宪法被废除，并起草了新宪法，该宪法赋予了军队更大的权力，并对政治自由进行了限制。1982年宪法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土耳其的政治体制。
以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为例：
2016年7月15日发生的未遂政变，是土耳其政治史上一次非常特殊的事件，其原因和过程与之前的政变有所不同：
“二元权力”和军队内部派系分裂: 尽管军队在理论上是“凯末尔主义的守护者”，但2016年的政变似乎是由军方内部的一个派系发起的，而非整个军队的集体行动。这个派系据称对埃尔多安政府的一些政策（尤其是对军队的改革和世俗主义的挑战）不满，或者出于其他政治目的。
指控葛兰运动是幕后黑手: 土耳其政府将此次未遂政变归咎于伊斯兰传教士费图拉·葛兰（Fethullah Gülen）及其追随者组成的“葛兰运动”（FETÖ）。政府认为葛兰运动试图渗透并控制国家机构，包括军队，以推翻世俗政府。葛兰本人否认参与政变。
总统埃尔多安的影响力: 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自2002年以来一直在土耳其政坛扮演核心角色。他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虽然有伊斯兰主义背景，但初期也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改革，赢得了广泛支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埃尔多安的执政风格变得更加集权，对异见的压制也日益增强。
政变过程和民众反抗: 在2016年7月15日晚，一部分军队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采取行动，占领了关键地点，试图控制国家。然而，出乎政变者意料的是，总统埃尔多安通过电视讲话号召民众走上街头反抗政变。大量民众响应号召，走上街头与政变士兵对峙，并最终挫败了政变。
政变后的影响: 未遂政变后，土耳其政府以叛国罪为由，在军队、司法系统、媒体和教育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逮捕和解雇了数万人。埃尔多安政府因此次事件获得了进一步巩固权力的理由，并开始推动修宪，增加了总统的权力，进一步削弱了军队的政治影响力，同时也导致了土耳其民主自由的进一步收紧。
总结：
土耳其的军事政变是其特定历史、政治和社会结构下的产物。军队作为“国家守护者”的传统观念、政治两极分化、意识形态的长期对立，以及社会经济的动荡，都是导致政变发生的重要因素。尽管2016年的未遂政变显示了民众对民主的支持和军队内部的派系分裂，但土耳其的政治格局仍然充满挑战，军队的政治角色及其潜在的干预可能性仍然是观察土耳其政治时需要关注的关键点。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时间推移，总统集权化和对军队的改造，正在改变着军队在政治中的传统地位。
下面我将尽量详细地阐述土耳其军事政变的常见原因，并以1980年和2016年的事件为例进行说明：
土耳其军事政变发生的根本原因：
1. 军队在政治中的特殊角色（“凯末尔主义守护者”）:
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是坚定的世俗主义者。他创立了以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共和制、民粹主义、国家主义和改革主义为核心的“凯末尔主义”原则。
土耳其军队被视为“凯末尔主义的守护者”，肩负着维护世俗国家体制、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的责任。当军队认为政府的行为威胁到这些原则时，他们就有“干预”的传统。
这种观念使得军队在土耳其政治中拥有较高的合法性和影响力，也成为其进行干预的理论基础。
2. 政治两极分化和不稳定:
土耳其历史上长期存在着严重的政治两极分化，主要体现在左翼与右翼、世俗主义者与宗教保守派之间的对立。
当政治局势失控，政府无力维持秩序，社会动荡加剧时，军队就可能以恢复稳定为名进行干预。
3. 意识形态冲突:
土耳其的政治舞台上，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是两种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军队及其支持者通常倾向于世俗主义，而一些政党则试图在国家政治中增加伊斯兰教的影响力。
当政府被视为过度引入伊斯兰教义或挑战世俗原则时，军队可能会感到威胁并采取行动。
4. 社会经济问题:
经济衰退、高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等社会经济问题常常会加剧社会不满，为政变提供温床。当民众对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失去信心时，政治动荡就更容易发生。
5. 腐败和治理不善:
长期的腐败、低效的治理以及政治精英的滥用权力，也可能导致民众对现有政治体制的失望，为军事干预创造条件。
6. 外部影响（较少提及，但不可忽视）：
在冷战时期，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曾将土耳其视为北约的重要盟友，对土耳其的内部政治局势有一定的影响力。有时，外部势力可能通过支持或反对某些政治派别来间接影响政局。
以1980年军事政变为例：
198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被认为是该国现代史上最“彻底”的一次政变。其发生的背景尤为复杂：
政治极度混乱和暴力: 1970年代末的土耳其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动荡和暴力。左右翼政治派别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街头暴力、政治暗杀和恐怖袭击层出不穷。平均每天都有数十人死亡。
政府软弱无力: 当时的政府（由德米雷尔领导的民主党政府）被认为无法有效控制局势，也无法制止暴力。国家机器近乎瘫痪。
经济危机: 土耳其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包括高通胀、失业和能源短缺。
军队的担忧: 土耳其军方高层认为国家正走向混乱的边缘，如果任其发展，可能会导致国家分裂或被外部势力操纵。他们认为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恢复秩序。
政变过程: 1980年9月12日凌晨，土耳其总参谋长肯南·埃夫伦将军宣布接管政权。军队迅速逮捕了主要政治领导人，解散了议会和政党，实施了宵禁，并对政治活动进行了严格限制。
政变后的影响: 政变后，军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逮捕和审判了数以万计的政治活动家，许多人被判处死刑或长期监禁。宪法被废除，并起草了新宪法，该宪法赋予了军队更大的权力，并对政治自由进行了限制。1982年宪法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土耳其的政治体制。
以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为例：
2016年7月15日发生的未遂政变，是土耳其政治史上一次非常特殊的事件，其原因和过程与之前的政变有所不同：
“二元权力”和军队内部派系分裂: 尽管军队在理论上是“凯末尔主义的守护者”，但2016年的政变似乎是由军方内部的一个派系发起的，而非整个军队的集体行动。这个派系据称对埃尔多安政府的一些政策（尤其是对军队的改革和世俗主义的挑战）不满，或者出于其他政治目的。
指控葛兰运动是幕后黑手: 土耳其政府将此次未遂政变归咎于伊斯兰传教士费图拉·葛兰（Fethullah Gülen）及其追随者组成的“葛兰运动”（FETÖ）。政府认为葛兰运动试图渗透并控制国家机构，包括军队，以推翻世俗政府。葛兰本人否认参与政变。
总统埃尔多安的影响力: 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自2002年以来一直在土耳其政坛扮演核心角色。他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虽然有伊斯兰主义背景，但初期也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改革，赢得了广泛支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埃尔多安的执政风格变得更加集权，对异见的压制也日益增强。
政变过程和民众反抗: 在2016年7月15日晚，一部分军队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采取行动，占领了关键地点，试图控制国家。然而，出乎政变者意料的是，总统埃尔多安通过电视讲话号召民众走上街头反抗政变。大量民众响应号召，走上街头与政变士兵对峙，并最终挫败了政变。
政变后的影响: 未遂政变后，土耳其政府以叛国罪为由，在军队、司法系统、媒体和教育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逮捕和解雇了数万人。埃尔多安政府因此次事件获得了进一步巩固权力的理由，并开始推动修宪，增加了总统的权力，进一步削弱了军队的政治影响力，同时也导致了土耳其民主自由的进一步收紧。
总结：
土耳其的军事政变是其特定历史、政治和社会结构下的产物。军队作为“国家守护者”的传统观念、政治两极分化、意识形态的长期对立，以及社会经济的动荡，都是导致政变发生的重要因素。尽管2016年的未遂政变显示了民众对民主的支持和军队内部的派系分裂，但土耳其的政治格局仍然充满挑战，军队的政治角色及其潜在的干预可能性仍然是观察土耳其政治时需要关注的关键点。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时间推移，总统集权化和对军队的改造，正在改变着军队在政治中的传统地位。
网友意见
在叛变的是军队世俗派还是被宗教领袖蛊惑的极端穆斯林都众说纷纭的时候...我觉得所有回答都是在凭空猜测
还有，一有点什么事，非要穿凿附会靠上什么奶什么预言的，有意思么？
如果真是事先作了预言也就算了，扒出人家不知道什么时候说的可做各种解读的话来说...你们除了刷梗不会别的了么
为什么法国恐怖袭击之后，土耳其一定会大乱
尼斯的恐怖袭击，已经是一年内的第三次重大恐怖袭击了，法国还是那个法国，恐怖分子还是那些恐怖分子，唯独不一样的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人们都已经对这些新闻麻木了。
回想去年巴黎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一群人盛大地点蜡烛，亮彩灯，又是谴责又是默哀，再看今天的媒体，谁他妈还care尼斯那辆大卡车。在这个资讯膨胀的年代，连恐怖分子造成的影响都在不断地边际递减。
但是当众人都逐渐麻木的时候，一些新的趋势和苗头，开始慢慢萌发。
在去年的巴黎恐怖袭击时，很多人还会假惺惺或者真惺惺地来上那么一场自由平等博爱谅解的表演，而现在，他们都已经麻木了，那么再往后，他们很可能会由麻木，变成恐惧，变成愤怒。当主流的民意开始转变的时候，能够给他们带来安全感而不是所谓的与恐怖分子平等博爱的政党，自然就会顺其自然地走向政治前台。
如果法国自身不能解决境内的难民问题，那么就像一年前我对巴黎恐怖袭击时评论的那样“这是第一次，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次”，尼斯，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我不知道下一次会发生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会发生在什么时候，我唯一知道的是，恐怖袭击一定还会发生。如果法国人不想再继续生活在这样的阴影下，极右翼“国民阵线”的上台，完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一旦法国的右翼上台，势必在政策上会抗拒难民的涌入，而一旦法国在难民问题上态度变得强硬，德国能独善其身吗？不，德国的右翼也一定会走上前台，减少，甚至驱逐来自中东动乱地区的难民。而一旦右翼政党在德法都开始执政，整个欧洲的政治风向一定会变。
如果两个最有钱的国家的国家都不再接收难民，那些东欧南欧的小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就更不可能向难民打开国门了。
最坏的情况是，整个欧洲在全面转向右翼之后，开始驱逐难民，而从这些难民的迁徙路线回溯，当他们被赶出欧洲而又不想回到自己动乱的国家，那么处在欧洲和中东之间的土耳其，会变成他们唯一能停留的地方。
今天的土耳其政变，只是一个开端。
在往后的日子里，这个地处欧亚的国家，在外部将会承受来自欧洲和中东的双重压力，而其自身的内部也会被世俗化和伊斯兰化这两股力量不断撕扯。稍有不慎，叙利亚的今天，就是土耳其的明天。
世界已经进入乱纪元，而大部分人，还在茫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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