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士生冯军旗的论文《中县干部》是否有悖学术伦理？ 第1页

这件事在本系经常被谈论。首先需要明确田野调查中的研究伦理是什么，这件事情中的伦理首先是匿名化处理，亦即研究对象（受访者、被研究者）的姓名和地名都要用化名，不能让人在现实中一一对应出来；第二是研究对象应该明确知道访谈的目的，知道冯是来写论文的，知道论文的主题是什么，是为“知情原则”。第二条如果做不到，比如卧底进去的，或者像冯一样论文的主题不方便直接说，那么至少应该论文保密。毕业论文可以申请保密制度，我系的论文保密期限是三年，这三年内论文不会在图书馆论文阅览室公开呈阅，也不会上传到网上论文库，直到三年后解密。

冯的论文确实存在研究伦理问题，问题不是不该写，而是不该在短时间内公开。根据系里老师的评论，他的论文应该没有申请保密，这可能是因为十几年前论文保密制度不太完善。在这件事上，只要他申请了保密，哪怕三年解密后掀起轩然大波，他本人在研究伦理上也无可指摘。但是事实上他没有进行这一步，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伦理确实有缺陷。

他的论文面临着一个悖论，因为他本人的经历是可查的，挂职的经历都要写到简历上，这篇论文只要公开发表，“中县”是哪个县、文里的化名都是哪个人很容易一一对应上，他的论文不可能做到完全匿名。即使他本人严格按照研究伦理操持，论文一公开发表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这是这篇论文的主题决定的。

据我所知他这篇论文还是对后面的博士生造成了一些影响，大新闻一出，他的师弟师妹们去挂职写论文时地方政府的官员再不可能像冯军旗那时一样实诚、什么都往外说了。冯本人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据说他很多年过年都没回河南老家了。

最后讲一下挂职这回事。博士生挂职是大学的党委和地方政府党委对接，让博士生去基层当个半年或者一年的小官，社科院系比如社会学系博士生挂职都是为了做调查、写论文。但是挂职这回事在地方政府那里常常被认知是来指导工作的。北大本科生暑假组队出去做暑期实践都经常被基层政府当成是上级来指导工作的。地方政府还是挺尊重人才的，毕竟活着的北大学生平时不太容易见到，尤其还是北大的博士。在冯这个调查里，我认为地方政府官员大概率把他当参谋、顾问了，对他要写论文、而且论文主题还是他们这帮人这个事实没有什么认知。我的调研感受是大部分地方官员对学术研究都没什么概念，在他们的认知里，你作为天之骄子（这个词是他们惯常用来描述北大学生的）来我们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就是上级来指导工作，我们希望你能给我们提点建议。如果你性格很好平易近人，真混得熟了没准会把县里面不太方便公开说的人事关系透露一些给你，以示把你当自己人了。然后冯军旗扭头就把这些事通告全国了，嗯，怎么看就见仁见智了。

冯军旗的《中县干部》，毫无疑问，当然是一本意义重大、留名青史的好作品。但由此所引发的学术伦理问题也同样得学界同人深思。然而，事实上，这么多年过去了，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仍然远远不够。甚至说，我们至今还未形成一次具有学术意义的有效讨论。尤其是在实际的田野调查中，在关于研究者到底该如何把握伦理与成果之间的界限问题上，依旧是各显神通、讳莫如深。因此，我想借《中县干部》一事所引发的学术伦理现象，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抛砖引玉地谈一点不成熟的感想与坦言。

一、社会学家应该实践“殉道”吗？

在我上一篇回答发布后，评论区出现了很多称赞“殉道精神”的人。他们要么骂中县干部活该、夸赞作者干得漂亮；要么把矛头指向大环境，批判世风日下、批判那些执着于研究伦理的持议者。当然，作为一名社会学人，我也支持道德规约与正义裁决，支持对不法违纪现象的惩处，但我希望各位首先弄明白一个问题：社会学家也是人，他们跟普通人一样，也有妻儿老小，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国度与氛围里。我就想很好奇地问一句：你让社会学家去殉道了，那你在干嘛，你在知乎上打字吗？ @kooma @馄饨云吞 @夜风 @南冠君子朔风前 @于小默

我或许能部分理解那些让别人去“殉道”的网友的心情，可能他们内心也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但无处彰显，或者，更多的情况是——不敢彰显，因而把这份职责架构到了社会学家、记者等一线观察者身上。然而，是否选择实践“殉道”并不应该被绑架，这完全是社会学家自己的理想抉择。他们不应该成为别人眼中“就该殉道”的寄托。

你让别人去前线送命，结果自己在后方边喝茶刷剧边写《呐喊》？？说白了，提出道德永远都比践行道德要轻松得多。

我认为，在任何时代，社会学家能在现实压力下做到不沉沦就已经不易了。“不沉沦”至少意味着“虽然没有成为殉道者，但至少我们没有妥协”，而“殉道”意味着献身价值理想。真正能撬动系统性难题的方法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方法，以及健全的市民社会。但是，你懂的。

二、社会学家是缉毒警察吗？

我看到这样一条类比，真是哭笑不得。把社会学家比作缉毒警察？这背后的合理性在哪儿？ @篷舟

要知道，冯想进入中县这样一个研究场域，是需要付出巨大关系成本的。如果冯不是北大的、如果他没有借助熟人的关系，是绝对不可能接触到这么多观园、获得这么多信任的。冯在论文中多次提及晋升、送礼和家族问题，调查数据极为详实，人物轨迹极为清晰。我想请问各位，你会在不信任他人的前提下向陌生人交代这么多细节吗？为什么事件出来后，冯会遭受这么大的良心谴责，原因就在于，文章不仅直接伤害了被访者，还伤害了各方牵线人。如果冯也向网友那样坚定地认为论文所带来的意外后果是天经地义的，那么他事后还会觉得良心过意不去挨个道歉吗？话说回来，缉毒警察会在缴获犯罪分子之后遭受良心谴责吗？？？哈哈，真是荒谬的类比！

很多人在看到我上一篇回答后，直观地认为我在批判冯。其实恰恰相反，我更多的是站在社会学同人的角度钦佩并同情他。所有人都在歌颂他的伟大，但有几人了解他的辛酸？我不想让同行被公共道德绑架，遭受超出其身份使命之外的牺牲。

这就涉及到“社会学家应该如何在保护自己与受访人的前提下做研究”的问题了。对此，我的看法是：第一，在身份透明的时代里，有的课题就是不能做的，或者说，即便你做了，也不能发表。比如冯的文章，就是一个很有价值但是不能发表的文章。你可以私下传阅，但不能做成博士论文，也不能公开发表。因为只要发表了，它就会带来麻烦。首先带来麻烦的，就是被访者；其次，是研究者本人；再次，是学界的田野入场生态。第二，不要对“作者匿名”抱有任何幻想。我看到有人说，作者应该隐去挂职经历。我认为这是没有用的。任凭你隐姓埋名，只要是当代人想知道的事儿，就一定能知道。所以，请不要以为做到了“作者匿名”、“受访者匿名”，就能研究“不能做的课题”了。第三，在选材问题上，不要涉猎未解决、正在解决的实地案例，而应该选择“已解决”的实地案例，这样才符合评审。而且，在“已解决”的实地案例中，照样能窥探到你想讨论的学术问题。当然，在很多细节甚至是重要议题上，它的价值会有所打折。但这也是安全之举。

以上三点，仅作为不得不妥协之举。

三、社会学家可以“出卖”被访者吗？

我在这里为“出卖”打上了引号，因为冯的本意就不是要出卖被访者。所以，每当我看到那些“干得漂亮”的留言，就深深为此蒙羞。

社会学家是一定不能主观故意地去出卖被访者的。不论是性工作者，还是其它“半合法”群体，都不能以价值判断的立场去“揭发”他们。社会学家的职责不是卧底，而是研究。

但如何才能不出卖被访者？这是非常难处理的问题。因为很多田野现象就是在边界上徘徊的，因此，呈现田野本身往往就意味着“出卖”。尽管这种“出卖”并不是主观故意的。我想大家也注意到人们对《在逃》的伦理反思。戈夫曼对田野的呈现，被很多人视为一种“出卖”。这是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难以妥善安置的两难问题。我在此也无法提出一个具有普遍规约力的伦理法则（任何人都做不到这点）。像学界通行的“接触前征求同意”、“事后再征求同意”、“匿名”、“保护隐私”等伦理原则都无法有效杜绝“出卖”现象的被动产生。

学术伦理受限于时代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