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错的吗？为什么？ 第2页

我们村有个傻子乞丐，没有劳动能力，每天就靠乞讨为生。有一天我下班路上遇到他乞讨回来，正在路边一边挥手叨叨什么。我一看，他正在把一块钱一张一张往垃圾堆里扔。同时嘴里念念有词：

这些一块钱纸币，本来不值钱，还占据我钱包的空位，讨厌死了。就是因为我的钱包里都是你们这么不值钱的纸币，我才这么穷，我难道不应该优胜劣汰，把你们这些不值钱的纸币淘汰掉吗？这样我的兜里就只有五块的和十块的了，这样我也就更富有了。

他说的话好有道理的样子，我觉得我快要被传染了。怎么办呀，在线急等！

好了，上面是个笑话，我想，知道迷信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蠢在哪里的朋友一定是会心一笑。然而我说这类信徒比这个傻子乞丐还蠢你们信吗？傻子乞丐只是犯了一个错误，而这些信徒，光是大的错误就犯了四个呢！我这里主要针对能够对普通群众产生严重影响的“类社达”观点进行论述，咱慢慢讲：

1、这些信徒最蠢的一点，就是把人视为不能创造价值的动物，这显然是反动又错误的。

人绝不是牛羊虎狼这样的动物，对环境没有任何改造能力，只有依赖环境、消耗环境的能力。比如说这头牛不被老虎吃掉，那一定有一头比它跑得慢的牛被老虎吃掉，或者说一只老虎占据一个山头，就一定有一头老虎丧失领地甚至被打死。

社会中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面对人类社会都具备“正外部性”，就是说，除非少部分作乱的人，哪怕再无能的人，对这个社会依然是效益大于消耗的。就算是奴隶社会食不果腹的农奴，他所创造出的农产品，依然大于他的消耗，毕竟穷奢极欲的奴隶主就是由一个个贫穷的农奴养活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人就像钞票，只要是一个人，他的价值就是正的，就值得社会容纳和依赖。说一个人是弱者，要把一个人淘汰掉，这和因为一块钱、五块钱面值小，就要扔掉的傻子有什么区别？

2、社会达尔文主义严重夸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事实上，人与人之间非但不是金砖和铁币的差距，即使到了极限程度，人与人之间也顶多是一块钱和五块钱的差距。马克思说过类似的话：欧洲白人与非洲黑人之间的差距，绝对不会比德牧和二哈之间的差距更大。

事实上，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基因的差距并没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认为的那么大，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在社会阶层分化上的差距，很大程度上并不由一个人的基因决定。

就说拆二代有什么基因，能让他们凭空得到数百万的拆迁款和N套房子？没有任何科学研究表明拆二代是因为拥有更强大的，更不应该被淘汰的优势基因，因而获得了超额的补偿，超越其他劳动者的社会阶层的。

3、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懂究竟什么才是一个人的社会价值。他们总是认为得到的越多、占有的越多，在社会地位上越有优势的人，就是越成功的，也越应该留下基因的。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我们都知道，“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养活这些帝王将相的，拥有更强的生产能力的，恰恰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想要淘汰掉的农民们。这些农民社会地位低下，生存困难，但是绝非不重要，恰恰相反，他们是必要的。

就说近代以来，那些在科学、哲学上为人类创造出巨大财富的人，有多少没有得到善终，是数不过来的。拉瓦锡死于砍头，伽罗瓦死于决斗时不到二十岁，居里夫人死于白血病，列夫托尔斯泰放弃优越的生活，自我放逐死于街头。这些天才所作出的贡献，有多么伟大不消多说。难道他们都是应该被社会淘汰的弱者和渣滓吗？显然，这是可笑的！

4、人类社会，基因的挑选不具备累积的趋势，社会地位却有十分明显的累积趋势。

动物想要进化，基因突变的累积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人类社会并不具备积累突变基因的环境。所谓的“优秀”的人的子孙，意味着一定程度脱离筛选机制，必然导致基因水平的回归跌落，但是他所积累的社会地位，是不会与之一起衰退的。

当然，这类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只是蠢，而且还坏，还喜欢抵赖。

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这样的笑话：

极端种族主义者不断作恶制造屠杀；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声称种族主义者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不断有暴徒在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启发成为种族主义者。

我对高票有一点质疑啊...

社会本来就是按照自然选择的准概率游戏发展的，“道德”与“本能”一样带有生物体性状的共同特点...

所以如果说人类出现之后各色群体一直在无意识的践行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没有错，因为任意的政策/群体共享的价值观都是一个人为的“选择压”。然而根据高票的说法，人为施加选择压是一种错误的理解...

这就十分尴尬了，我们定义不了什么是“自发”的选择，什么是“人为”的选择。广义上的来源于人类的选择压力一直存在，而狭义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这一点上并不会因为他们相信这一主义而对周围的个体/群体施加额外的选择压力...

一句话，在广义的“演化论”语境下，你无法证明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非自然的。

自然界的演化，是无所谓“论”的，也是无所谓“进化”或“退化”的，于是自然也是无所谓是非对错的。哪怕称得上是“进化”，也只是基于存在性，以及所谓“发展”。但存在本身的意义如何，又是个开放性的哲学问题。至于何谓“发展”，是种群数量更多，生存空间更大；还是生理机能更强大，中枢神经系统越复杂；还是，知晓、控制和改变物理客观存在的能力更优越？

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先不预设其是非对错，仅说逻辑自洽。其自洽的三大前提，首先，“存在性”，不但有意义，且是一切追求的前提；其次，“发展”有意义，且可明确定义；最后，我们对自身的特定属性，和其与“存在”和“发展”之间的相关性，有准确判断，于是有主动掌控的意义。

这三大自洽前提的合理程度，是相应递减的。

存在性，合理度最高，争议也最小。毕竟，存在性可以说是一切“有的没的”的大前提。当然，此处也并非无争议。如，一定会有不少人，持有类似的观点：“我们与其这样存在，不如干脆别存在”。当然，这又涉及另一个很明显的反驳，即，“你能有这种‘与其...不如...’的观念，本就依托于你的存在性。而当你以‘与其’的状态存在时，大概率上，你根本就不可能产生‘与其...不如...’的观念。”

发展的定义，争议性就略大了。长话短说，仅是举个很常见的例子：有些人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于是“更均”即发展；也有人，会被称为是典型的“工业党”或“科技党”，认同生产力和科技的提升，乃发展的首要标杆。同时，相对可以容忍“不均”，甚至是特定成规模群体的某种牺牲。谁正确？并没有明确标杆。

但截止于此，不论是在定性的自洽逻辑上，还是定量的合理性上，都很难去说，社达思维本身，有什么绝对的不合理之处，哪怕这并无法建立起它的合理性自洽。

社达最大的问题，在于其最后一条假设。即，我们对自身的特定属性，和其与“存在”和“发展”之间的相关性，有准确判断。此条假设的合理性，明显要低于前两条假设，而这也正是社达的核心不合理之处。

此处的“不合理”，倒也好理解。好比说，放人类物种诞生初期，与体力/生殖能力相关的自身属性，相比现在，与“存在”和“发展”的关系，显然更大。但到了今天，广义的“认知能力”，与“存在”和“发展”的相关性，相比体力等属性，显然就高得多了。如果我们在几万甚至几千年前，社达思想就深入人心，于是主动去按照与体力/生殖能力相关的属性，去对人群进行所谓“改良”，结果自然大概率会是，生产力不会爆发，而是在人口爆炸 -- 战争中无限循环，或者彻底收敛消亡。

放在今天也是类似。我们之所以不认可社达，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百分百的信心，去确定绝对“优”的特性，和绝对“劣”的特性。或许，我们认为“优”的特性，在高度集中之后，会出现我们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或者我们认为“劣”的特性，在面对特定的决定性问题时，恰恰是保证下一步的“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对遗传学的认知前沿，也远没有达到“基因到性状”的完整标定。定量远没有完整，其实连定性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基于某种“论”，而去主动地压抑甚至消灭成批的基因片段，风险是巨大的。

可话又说回来，我们也不能忽略以下的三个叙述：

（话已至此，请别再纠结“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社会学标签，到底是什么定义了。毕竟社会学层面的各种标签，仅是为了方便交流，而没有绝对客观存在的。如果本题竟然流于讨论斯宾塞怎么说，或某某社会学家给出什么定义，那也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1，相比千万年前，在今天，我们对“属性”和“生存”/“发展”之间的相关性认知，确实进步了许多。我们对“如何才能生存”，“怎样才叫发展”的确定性，也比过去高了许多。而随着基因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我们甚至可以预见到，或早或晚，我们将会拥有恢复消失掉的基因的能力，甚至是凭空创造基因的能力。而另一大领域，即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展望。我们第一次有了一种遥远的可能 -- 或许，我们可以把“我们”整体，主动地达尔文掉，主动设计走向超生物的进化。总之，不论远近，随着时间推移，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广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自洽可能，确实是在提升的。

2，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感受，你给出的framing不同，你给出的具体倡议不同，情境不同，人们的反应也会截然不同。如果其可被泛泛形容为，“更优质的人，理应享用更多的福利”，那么，因“福利”对应的内容不同，人们的感受也会大不相同。

在过去，因为资源所限，因为文明未开，“福利”可能对应着“生存”，于是有了种族和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更多的社会灾难。但到后来，“福利”可能已经主要对应着“资源”或者“能源”了，于是会对应着类似“更发达的群体，理应享有更多的能源”这类说法。你我听着可能依然本能不爽，但反感程度也可能已经大大降低了。而到现在，“福利”常常对应着“教育机会”或“商业资源”，于是会对应着类似“考试分数高的群体，理应享有顶级的教育资源”。对此，大概不会有人觉得这竟然是“社达”，而是将其看作理所当然。“高考分数最高的上清北，次高的985，凑合的一本，再次的二本大专，大专都上不了的，基本就跟校园教育没关系了。”是不是听着很正当？

3，反对“社达”的具体操作，也可以泛泛分为三大类。其一，反对主动给优势群体各种福利倾斜；其二，不但反对主动给优势群体各种福利倾斜，而且支持主动给劣势群体各种福利倾斜；其三，反对对一切社会化人群标签的主动福利倾斜。

当“福利”等同于生存权的时候，我们自然支持第一种反对。但如2中所述，当“福利”等同于稀缺的优质教育或商业机会时，我们是否还必然支持第一种反对，就很成疑问了。事实上，当“福利”等同于稀缺的优质教育或商业机会时，相当多的人，不但不支持第一种反对，而且明确反对第二种操作，即，反对主动给劣势群体以各种福利倾斜。

而这种反对背后的思想，其实是什么？或许有不假思索的对所谓“过程公平”的追求，但其实呢，本质上，还是明白资源是稀缺的，明白将稀缺的资源匹配给“优质”的群体，该稀缺的资源，才更有可能得到充分利用，于是更有可能去保证我们未来的“生存”和“发展”；而稀缺的资源，若是匹配给了“劣质”的群体，在大概率上，会被浪费掉 -- 这可以说是很社达了。

总结来说，如果我们所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说的是很狭义的，“某族/某国更优秀，于是劣族劣国不配活”，或者，“种族主义”，甚至是“种族灭绝”，那么，它自然是绝对错误的 -- 可这种讨论，未免也太浅薄。

如果我们要讨论的是，类似斯宾塞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本题其实也就没什么意思了。我们毕竟不是要在这儿聊社会学史。

而如果我们说的是一个更大范畴的广义问题，即，

我们是否应该，追求“存在”，定义“发展”，并且为了“存在”和“发展”，“主动”地定义和区分“优秀”和“劣质”，然后“主动”地给具有优秀特性的群体，匹配以更稀缺和优质的资源；“主动”地限制具有劣质特性的群体，对稀缺资源的占有？

那么，起码在我看来，结论将会和大多数严肃讨论的结论一样正确而无趣：

不确定；

取决于具体情境；

取决于你我的定义；

且其一直在动态和有机地变化；

且我个人坚定地认为，此问题的答案，只有关观点和喜好，并不涉及绝对是非。

泻药。。。。

一句话总结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什么是错的：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既不懂社会，也不懂达尔文。

事实上使用“演化论”的模型进行人类社会研究其实是一件学界非常常见的事情。比如以下的两部著作都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具体地，在 Tomasello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史》中，Tomasello在“物种演化”模型的基础上，配合了大量的人猿之间的比较实验试图说明，我们人类以“公正”（Justice）和“慈悲”（Benevolence）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的产生背后的是具有演化上的优势的。正是因为人类拥有了道德观念，能做到互助互利，才使得我们在自然选择中脱颖而出。而道德的“基因”也随着人类的成功繁衍而流传了下来，塑造了现在的具有道德感的我们。

而唐教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则是聚焦在国际关系领域，不是把“人类”作为物种，而是以具体的人类社会或共同体作为演化的单位。分析历史上国家或者共同体所采取的外交政策背后所具有的演化论的根据。基于“演化论”的模型，唐教授认为，特定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会不约而同地选择相似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政策背后也是基于其政策的选择的优势的。而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不能及时调整政策的国家就会面临严重危机，从而导致消亡。

从这些正经的基于演化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例子中，我们其实就能看出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什么既不懂社会，也不懂达尔文了。首先不懂达尔文的地方在于演化论不是简单粗暴的“优胜劣汰”，自然选择是以“适应不适应”为前提的。而特定物种或者集体的某类特性P是否具有适应性上的优势，其实是基于当时的给定环境E的。而E的变化会直接引起特性P在适应与否的问题上发生相应的变化。与此同时，对于同样的E，不同群体可以有P1，2，3，4......等等不同的方式来进行适应，不存在唯一的一个最优的特性。比如当地球再次面临小行星撞击之类的特大灾难的时候，高度依赖现代社会的我们不一定就比原始部落里的人们更能适应到时的末世环境。因此在这一点上，社达主义者并不懂达尔文。

其次，社达不懂社会的地方在于犯了“自然主义谬误”，未加证明地直接把演化论这个研究“是”的理论应用到了社会这个“应该”的领域。我们其实可以从上述的两本著作中看出，无论是Tomasello研究人类道德，还是唐教授研究国际关系，他们做的工作都是对于其研究的对象进行了一种自然意义上的还原。Tomasello会说，我们智人这个物种会因为拥有道德感获得哪些自然选择上的优势，于是我们现在有道德感。唐教授会说，一个国家当时采取的外交政策获得了哪些自然选择上的优势，于是这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生存了下来。但是从头到尾他们不会主张说，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道德观念，或者我们国家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或者什么样的道德观念和国际关系是最好的，最优秀的。因为他们关于社会的描述是纯事实的，不带有任何价值。而从事实之中，我们是不能直接推出价值上的好坏的。比如社达主义者经常用来说明种族存在优劣之别的例子，中国自古农业技术发达，而非洲至今的许多社会形态依然是原始的游猎形式，于是得出了中国人比黑人更勤劳勇敢，“进化程度”更高级的决断。然而一个真正负责任的达尔文主义者会认识到，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发展和非洲原始部落长期存在都是各自适应各自的自然环境的结果。从演化的角度上二者都是“优胜者”，没有高低之分。而具体地，关于社会制度或者基本结构应该怎么被安排，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价值理论这一点，是演化论无法告诉我们的。因为演化论能够解释事实，分析为什么现在会是这样子的。但它不能解释价值，提出我们应该去追求什么。在这一点上，社达主义者并不懂社会。

综上，我个人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犯了起码两个错误，一是生物学的谬误，即他们没有真正懂得演化论。二是自然主义的谬误，即他们没有真正懂得社会是规范性的实体，而不是事实的实体。

所有说社会达尔文是错的人，

你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6个人，5把椅子，第六个人坐哪儿？

我们通常希望世界美好，是希望这个世界椅子比人多。

我们说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好，是因为我们希望看到椅子比人多。

但这不代表“这个世界上，椅子比人多”是真命题。

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好不要出现，

也不代表“这个世界上，人比椅子多”是假命题。

还是自己开一个答案吧，这个答案是与高票答主 姬煜 的商榷。

首先感谢他的回答，但是我认为他似乎把这个问题完全理解反了。

提出r/K策略理论的重要人物，也就是威尔逊，自己恰恰经常被别人批评为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虽然他的那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完全不同于通常理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r策略强调提高种群的内禀增长率，就是能生，多生，反正都是炮灰不怕死。比方说鱼每次甩籽甩一万个，死了9900个，还剩100个后代存活了下来，这波稳了。

而K(Kapazitätsgrenze)策略则是在贴近环境承载力极限的情况下维持较少的但竞争能力较强的个体。比如大象怀胎两年，生下的每一只小象都要尽心尽力养着，要是不小心死了，母象会很伤心的。

所以简单地说，r策略走“量”，K策略重“质”。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优生学等被认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恰恰是更加符合K策略而不是r策略的。

专注于扩大基因库的是谁？是r呀！

基因库较小但是尽量确保每个个体都有高竞争力的是谁？是K啊！

所以无论如何，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反而是继续向K发展。

相比r策略，K策略的贯彻者更加“保守”，在环境的重大变化中受到的损害也更大。不过答主也正确地指出了“环境重大改变时，基因多样性的种群才更容易生存下来”，这恰恰是r策略的优势。

不过，答主自己似乎在这里立场偷偷摸摸地变了：此时强调的是种群的存续，而不再是每个个体的存续，毕竟这种种群的存续是以绝大部分不适应者的死亡为代价的，所以这时候的观点反而怎么看怎么也不像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评者了。

所以，觉得原答主对于两种不同策略差异的理解有些混乱，尤其是对于自己更认可哪种策略，看重哪种策略的优点理解不太清楚。

稍微总结一下：任何策略都不是一个僵化静止的东西，我们要去理解不同选择策略的特征，更要在动态的背景下去理解这些特征及其生成过程。K策略不仅仅意味着应当尽量避免个体死亡，也意味着它是在漫长的自然选择中通过淘汰那些容易死掉的个体而最终筛选出了不太容易死的那些个体——不死是结果，死却是手段。

更何况，提出r/K选择理论的威尔逊等人可没有对任何一种特定的策略更加偏爱，他们提出的是这个理论本身，也正是因为这个理论本身而被斥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

所以说，用这个理论批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不是该算作背靠社达反“社达”呢？

最后，一点补充：社会达尔文主义到底是什么，好像很难说。通常的理解是法西斯那种做派，但是显然这并非沿着达尔文路线走下来并将其运用于解释社会现象的那些学者们所认同的。事实上，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以用来解释人的互惠互助、利他行为乃至道德的产生，这是后话了。

所以，批评或者主张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不是要首先界定清楚，自己要说的那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究竟是描述性的还是规范性的？

我觉得从问题到答案都错的有够离谱！无不体现着左的幼稚和虚伪。

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谈谈达尔文的进化论，或者说演化论，天演论。

它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它讲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多样和复杂的生物/生态，是怎么来的？所以它是对现有现象产生原因的一种假说，对既有事实的分析和归纳。而不是指导思想或是方法论。

所以，进化论说的是，生物会进化，原因是什么。而不是生物要进化，否则会怎样。

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被认为是错的，但是本质原因并不是提问者所臆想的，演化论不能用于解释人类社会。恰恰相反，私以为演化论当然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一个文明强盛了，她就可以同化其他文明，征服和消灭其他文明，使得文明的种子被传递下去。直到被更适合生产力和环境发展的文明所代替。政治制度，风俗习惯，无不如此。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根本性问题在于它可以轻易的被极端种族主义所利用，一个种族之所以在当今社会中取得优异的成果，是因为这个种族更加先进和适应当前的环境，所以其他的种族就应该在竞争中被淘汰，这为种族灭绝提供了理论基础。

也就是说，当社会达尔文成为主义，成为一种方法论的时候。也即：人类需要进化，并且需要透过淘汰劣势群体来完成进化，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非常邪恶和血腥的工具，这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

然而，根本上来讲，社会达尔文只是提出，人类社会中同样存在生物界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现象。而这一现象是可以从人类历史中发现的，也就是不论你是否承认，这一现象本质上是存在的。

更要命的一件事情是，有很多在我们看来极其伟光正的观点，其本质上依然来自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普世价值观。

当然，我个人肯定不反对自由和民主，然则某种政治制度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所拥有的，所以其他的政治制度都是落后和需要淘汰的这种思路……

细思，恐极……

人类发明出文明的意义就是让人类摆脱进化论的限制。所以人类成为唯一一个不受制于进化论的物种。全球这么多人，99.999%的人类一旦完全脱离现代文明和任何工具，赤身裸体地进入原始森林谋生，肯定是死路一条。所以这种歪曲理解进化论，并强行把自然科学照搬到社会科学里的行为十分脑残。

如果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现在还处于原始社会，且永远处于原始社会。

另一个方面，进化的单位是种群。进化论应该去衡量一个种群，但社会达尔文主义猪却拿这个针对一个群体或一个个人。进化论中，多生多死适者生存方可进化，跟个人努力没什么关系；但社会达尔文主义猪往往以“穷人不努力活该穷”，“胖子不努力减肥就该杀”作为宣传辞令，这压根是传销式励志学；进化论中“强者”、“适者”的定义就是适应环境，是一个范围概念，只要能适应环境不仅不同物种可以使用不同的办法，同一物种可以存在多个适应环境的性状，内部也允许有一些差异；但社会达尔文主义猪会认为强者标准亘古不变为一个具体的绝对值且一定包含他自己。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