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等地轨交安检有着怎样的意义与作用？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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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所有对国内地铁安检作用和意义的疑问，本质上反映的都是部分民众对现有安检机制的质疑和不解。

这个质疑和不解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1. 国内的地铁安检看起来很走形式，还很影响出行为什么不取消?

2. 为什么国外的大城市没有类似的安检机制？

确实，国内很多地铁安检看似很漫不经心，也就是检查下包，过个X光机，查一下随身携带的饮料。而与之相对的，欧美很多大城市的地铁，基本都没有设置X光机这样的安检流程。那中国的地铁安检又有什么意义呢？

想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就要先弄懂中国地铁安检究竟检的是什么。

也就是——

保护的是什么？防范的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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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危险品的严格管控，购买制造爆炸物，发动诸如布鲁塞尔，马德里和莫斯科地铁爆炸案这样的袭击，在国内并不容易。

• 马德里3·11地铁爆炸案与伦敦7·7地铁公交爆炸案，两次袭击共造成近250人死亡，逾千人受伤

爆炸品不好弄，但是购买汽油这类生活用可燃液体却是十分方便的。地铁是人群密集型的公共交通方式，一旦携带汽油登车，泼洒点燃势必会造成巨大的伤亡。

这里就要再说起一件很多人可能都忘记，但是永远不应该被忘记的悲剧：厦门“6·7”公交车纵火案

2013年6月7日下午6时22分，厦门一辆满载乘客的BRT公交车在行驶途中被携带汽油登车的陈水总纵火焚毁。这次无差别的纵火事件总共造成47人死亡，36人受伤，其中有8人是当日参加高考的考生。

• 厦门6·7公交车纵火案，此次无差别纵火共造成造成47人死亡，36人受伤

相比于公交，地铁空间更封闭，载员更多，施救更复杂，一旦有人纵火，造成的伤害将远比公交纵火大的多。因为汽油等易燃液体购买方便不受控制，所以，对可燃液体的检查才是国内地铁安检最主要的目的。

汽油虽然购买方便，但要带上车怎么都要是鼓鼓囊囊一大瓶，于是乎，我们在全干过各地的地铁安检里都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安检力度不大，对人身体的检查更是走过场，但是包一定要过X光机，瓶装水和液体更是检查的重中之重。轻则过个液体检测仪，更多的是要喝一口证明下。就是因为地铁安检的重点检测方向是防止人员携带大量可燃液体登车。

这是国内地铁安检的直接作用，而它最主要的意义，则是要形成对潜在犯罪行为的威慑。

犯罪学领域有个词叫做“犯罪成本”，它指的是潜在犯罪人员在实施犯罪时对行为成本的估计和自我考量。

犯罪成本与犯罪行为有负相关的关系，对于犯罪行为个体来说，犯罪成本越底，犯罪行为的发生率越高。只有当犯罪成本足够高时，才有可能遏制潜在的犯罪行为。法律对违法行为的判决和惩罚，本身就是提高犯罪成本的一种方式，以此来遏制潜在犯罪行为，维持社会稳定。

提高犯罪成本的方式有很多：

一方面可以提高安防系数，比如女性晚归，一直走在灯火通明的路上，对于潜在性犯罪者来说，这时实施犯罪成本比较高，容易失手，那就很容易打消对这位女性实施性犯罪的行为。

还有一方面是提高对犯罪行为的道德批判，当一种犯罪行为是千夫所指时，这对于普通罪犯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会促使他们放弃犯罪行为。在2004年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中，就有若干名恐怖分子在得知袭击目标为学校后，退出了袭击团伙。

但如果犯罪成本降低话，那么很多潜在的犯罪行为往往会群起发生。

典型的例子是2010年左右的一系列社会人员攻击学校学生事件。因为学校相对的不设防和舆论对于无差别攻击学生凶手罪行的宽宥，短时间内大量的潜在犯罪人员在自我考量犯罪成本后，都实施了犯罪行为。

在厦门公交纵火案后，部分舆论对罪犯陈水总的所谓“反思”，实际上是减轻了对类似犯罪行为的道德批判，进而又形成了一个类似模仿作案的风潮。

• 时至今日网上搜索陈水总，首页信息更多的是对其顾左右而言他地宽宥而非批判，这对于潜在模仿作案者来说是一种变相的鼓励

• 陈水总案后，在2014年4-7月，贵阳，广州，杭州等地连发生公交车纵火案，这些案件的凶犯或因聚赌输钱，或因家庭不睦，或因生活不顺就将上百名无辜者生命至于险境

扭转混乱的社会舆论是需要时间的，但是保护民众公共出行的安全确实迫在眉睫。

于是提升地铁安保系数，就成了唯一可行的方法，虽然国内地铁安检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是针对潜在可能携带大量可燃液体登车的犯罪人员。但是X光过包检和严格的液体检查，本身就提高了携带可燃液体登车的犯罪成本。这就促使一大帮意图“学习”陈水总的潜在犯罪人员打消这个念头。

国内地铁相对来说“漫不经心”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基于现实操作的考量。

越发严格的安检自然可以更好的提高地铁安全系数，但是同时会增加安检时长，限制人流。拥有地铁的城市多是人流众多的国内一二线城市，早晚高峰拥堵不堪，若实施全面的安检，势必带来巨大的拥堵，乃至阻碍交通。

但是早晚高峰对于以地铁为目标的犯罪分子来说又是最好的目标，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提高安检级别和规模，降低犯罪行为发生率，就会提高普通民众的出行成本；而降低安检级别和规模，方便民众出行，也就降低了犯罪分子的犯罪成本，容易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

于是综合多方面考量，国内地铁实施了一套较为“弹性”的安检机制。即以X光过包检为主，视情况搭配其他安检手段。

也就是X光过包检在哪都不放松，因为最低限度查的也是携带大量可燃液体的人。对于日常情况或者早晚高峰时，放松对行人的身体检查，尽量提高通过率，降低民众出行等待时间。

但是对于特殊时期，比如两会/国庆/春节，或者其他敏感高危时期，则在X光过包检的基础上增加了身份证查验/身体检查等其他安检手段。确保除携带大量易燃液体登车的危险行为以外，其他危险行为，譬如携带管制刀具等，都无法威胁地铁乘客安全。

• G20期间杭州就提升了地铁安检等级，出了X光过包检，身份证查验，安检门和手检也成为必检内容，但得益于G20期间杭州重要企事业单位放假，鼓励市民出市旅游，严格的安检流程并未对市区出行造成巨大影响

说完关于国内地铁安检不严格又影响出行但还是不取消的原因后，可能还会有人怀疑。既然这种地铁安检那么好，为何国外大部分地铁没有类似的安检机制呢？

其实相对于国内相对安全的环境，欧美国家地铁一直是安防重灾区，从马德里3·11爆炸案，伦敦地铁7·7爆炸案，到布鲁塞尔地铁爆炸案，再到时不时炸一会的俄罗斯地铁。欧美国家何尝不想提高地铁的安防系数。然而一些现实因素限制了地铁安检的推广。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空间环境的限制。

欧美国家地铁大多铺设较早，纽约地铁始建于20世纪初，伦敦地铁更是在19世纪中叶投入运营。现阶段伦敦核心地段的地铁站大多是二战后修建的。当时修建过程中完全没有考虑到日后安防设备投入的可能，所以大部分地铁站从入口到进站闸机之间的空间非常狭窄。

以伦敦地铁站为例，伦敦市区核心地段的Leicester Square 地铁站，南接大本钟，出去就是唐人街。更是三条主干线的交汇站，但是进站楼梯是像管道一样的狭窄双人楼梯，从进站楼梯道入站闸口之间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还包含了人工/自动收买票窗口，指示牌，闸机等一堆设施。

伦敦的Euston station 地铁站，是伦敦重要火车站 Euston 车站的地铁站，每天承接着从英国中部大量客运人流，就这样一个铁路交通枢纽地铁站只有一个进出口，人工/自动售票闸机，进出入闸机也是挤在一起。

• 图为EUSTON地铁站入站口，从左至右分别是售票机/入站闸机和出站闸机，作为一个火车枢纽站的地铁站，整个EUSTON地铁站只有这么一个出入口

这样的空间里，别说安排一个X光安检机，就算是维持治安警察，也只能贴着墙站着。

虽然伦敦一些后建地铁站空间比较大了，但是众多位于核心区域最容易被攻击的老地铁站都没法进行安检，那些位于偏远区域的新站，也就更没必要花人力财力安置安检仪器了。

当然，除此之外，人力财力成本等因素，也是造成欧美各国的地铁站无法像国内一样全面铺开安检机制，做到人人查包的地步，

虽然没有类似国内的安检机制，但是欧美国家依旧花了大量精力用在地铁安防上。

比如将地铁所有的垃圾桶都弄成透明塑料装，这样是为了一目了然看清里面有什么东西，防止有人把爆炸物投放在垃圾桶里。核心区域地铁站有大量持枪警察，欧美国家的警察权力要远大于国内，在遇到突发情况时会毫不犹豫开枪处理。

• 重装特警成为欧美国家公共交通安防的重要一环，这些重金打造的特警一定程度上也起到威慑犯罪的作用。图为今年3月22日发生在英国国会大厦附近，造成6人死亡的无差别汽车冲撞袭击中快读部署到现场的伦敦CTSFO

在看不见的地方，欧美主要国家，尤其是美英这样的情报大国，更是有类似于“棱镜计划”这样覆盖全国的安防监控网络，除了独狼类的恐怖袭击，大部分针对公共交通的团伙作案往往可以被早早的监听/侦察/破获。

从这些角度看，也同样是以提高潜在犯罪分子犯罪成本的方式，来遏制针对公共交通的袭击的办法。

当然，如果从安防角度看，他们都不如国内这样安检方式保险。

说到底，随着恐怖主义袭击的风险越来越大，反社会犯罪行为的可能也越来越高，针对公共交通设施的安防是所有国家都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安防问题上“只有更严格没有最严格”，因为公共交通的特殊性，考虑到便民和安全两个相矛盾的特质，各国都在按照自己的国情，制定最优化同时也是最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

国内现行的地铁案件机制，在便民上也许不是最优，在安防上也不是最优，但却是现有条件下最平衡的解决方案。

对于地铁安检质疑的人，一些是埋怨对出行的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安全不是无代价的。但其他的一些人动机如何，就值得商榷了，为了反对而反对？还是其他的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比起反对的声音，民众的安全要重千百倍。

最后做个总结，如果有人问你中国地铁安检的意义是是什么，你要只要回一句话：

“每个人都可以去批评地铁安检的无用，但是没有人可以去承担取消安检后引发大规模事故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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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英国考文垂大学心理学硕士 @茅小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