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湘桂战役中，国军失败为何如此之惨？ 第1页

看了楼上的帖子，很多人要么给重庆和国军洗地，要么客观中立地分析失败的原因，可是你们都么有洗对或者喷对地方好么。

1，豫湘桂会战的失败，根本原因是国军统帅部对日军作战意图判定的失败，当日军在河南渡过黄河发动河南作战的时候，主管作战的军令部长徐永昌觉得日本是要在局部打击河南守军和抢粮食，随后日军打下郑州，徐又以为日军是要西进潼关打西安，当日军继续南下的时候，徐有些糊涂了，这时候国防部作战厅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了，猜测日军是要打通大陆交通线，徐表示我有些糊涂了，蒋介石说虽然很蹊跷但我们还是听徐永昌的吧，难后日军打下了长沙，徐表示——我明白了，日本人要打通大陆交通线，这个时候已经过去两个月了，日军的计划已经完成了一半......感兴趣的可以看看中研院出的《徐永昌日记》。

其实情报分析是一个跨层次的工作，最基本的是对具体的、多个渠道的情报信息的获取，第二个层面是对情报的分析以得出情报蕴含的信息，包括情报的判读、真伪的筛查，这是技术和战术层面的，最上层的是综合多个情报判读出敌军的战略目的，这是重庆军令部和参谋部的工作，最后要落到蒋介石和军委会四巨头——徐永昌、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的身上，这些人的战略水平简直是惨不忍睹，和毛泽东比起来完全就是5180点和2850点的区别。

其实早在日军开战之前，军队的调动、军事物资的储备和分拨、连续的试探性的攻击，已经表明日军要搞个大新闻了，然而很长的时间里，重庆都没有看出日军的真正用意，战场上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其了。

2，关于参战部队的多寡，日军到44年在大陆战场的师旅团多是针对治安战缩编过的乙等师团以下和独立旅团的编制，和开展初期的甲等师团相比，后者精简了包括压制火炮在内的重兵器和部分步兵部队，加强了后勤能力，适宜于扫荡-讨伐这样的大队/联队级别的独立作战，楼上有人说-------“根据上述材料能够知道日军在河南投入了5个师团（包括一支战车师团）以及其他独立混成旅团，这些部队总兵力超过15w，”......哪有这么多，要是真有这么多的人，汤恩伯能不能跑出来都是个问题。

3，关于制空权的问题——44年的时候，日军已经彻底丧失了制空权，尽管一号作战日本人抽调了一部分航空兵，但总体上第十四航空队和国军空军还是掌握了主动，以至于日本人不得不改变以前白天作战和赶路的习惯，改成了昼伏夜出，夜战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关于制空权的问题，可以去看《大东亚战争史》和《中国战线从军记》，这两本书都是日本人写的。

4，关于因为滇缅战场导致内地兵力空虚的问题，简直是胡扯——美械化的驻印军一直到44年才22和38两个师，难道你们还指望用两个师来逆转战局啊。另外，当时位于云南的远征军其实装备水平和豫湘桂战场国军相比，也差不离——毕竟四川的军工能力在哪儿摆着呢。44年豫湘桂战场开打后，蒋介石还从国内空运了3个师补充到了印度，老蒋也知道豫湘桂和滇缅战场不可偏废，也没有指望调驻印军到国内。史迪威打通滇缅公路也是无可指责的，没有这一通道，美国援助的武器不可能补充到国内，驼峰航线受限于优先保障美国战略轰炸机部队和飞机运输条件的问题，很难将装备几十万人的大件的重武器运送到国内。

当时国内有十个战区，远征军所在的云南只是其中一个战区，还要准备滇缅会战。

国内唯一的战略机动部队是胡宗南部，不过蒋介石觉得共产党比日本人可怕，哪怕是豫湘桂会战最危急的时候，也没有调动过胡部的主力，眼睁睁的看着兵败如山倒......

5，关于日军补给的问题——当时日军已经窘困到相当程度，吃的抢老百姓，枪支弹药抢国军，参考《中国战线从军记》。

6，关于河南百姓缴械国军的问题——一者是汤恩伯蒋鼎文部名声很臭，荼毒河南，这个不同说了，这是旧恨，二者，溃败的军队向来是地方上的大祸，这是历朝历代的传统了，缴械溃军，既是出于对溃兵残害地方的恐惧，也能借机获得武器弹药补充自己（大部分是当地的民团，还有一些事土匪）。白修德在《中国抗战秘闻》和《中国的惊雷》都写过，当时谢伟思在写给美国使馆和美国国内领导层的观察报告集《在中国失去的机会》中，都证实了这一事件的可靠性。

7，关于重火力的问题——国军和日军在装备方面最大的差别就是重炮的，日军装备了大量的75mm口径以上的压制火炮，这是当时国军最欠缺的，当时重庆的军工业提供不了一门75mm的身管火炮。反倒是上面很多人视之为大敌的日军坦克师团没那么可怕。然后——长衡会战的时候，日军缴获了60多门国军的重炮，包括10门重榴弹炮和50多门野山炮——相当一部分是采购自苏联的76.2mm山炮，这些火炮是当时军令部和战区直属炮兵，本来就不多，还一次就全给对方缴获了......

8，说来说去，战场的失败，最根本上看得出蒋介石完全丧失了主动作战、好歹是积极防御的勇气，本着以拖待变的想法，等着摘美国人的桃子。地方部队的精气神和中央是共通的。

9，豫湘桂作战的失败，最大的恶果是让美国人看出了重庆政权已经是烂泥扶不上墙，之后就对重庆失去了信心，转而试探其他的路子。差不多史迪威就是这一时期对打通延安渠道、武装支援八路军突然热心起来的。更深远的影响是，雅尔塔协定上，罗斯福出于对蒋介石集团的不信任，做出了用中国的核心利益交换斯大林解决日本问题的决定，国内完全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我也真是闲的蛋疼。

看到楼上一堆回答我就笑死了。。。去读读岗村宁次的回忆录就知道，当时制空权完全在中美空军手里，日本指挥官上任都不敢全程直飞！衡阳会战更是天天炸个不停。。。现在大量果粉把锅都甩到史迪威身上，真是笑死人，什么兵力不足，给养不足，知不知道打到后面日本人完全是以战养战用缴获的国军物资？（据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真是没有枪没有炮蒋公给我们造啊！建议大家们好好读读《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史》之类的书再来

补充一下《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的评价吧，我觉得此贴以及楼上一大堆为国民党辩解的回答都可以终结了：

“日军为实施“1 号作战”，投入 50 余万兵力，历时 10 个多月，击退了中国第一、第六、

第四战区大量军队，占领了豫、湘、桂大片土地，摧毁了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

丹竹、南宁等 7 个中、美空军基地和 36 个飞机场，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就战役角度而言，

日军完全达到了预期目的，获得了战役的胜利。但就战略角度而言，交通线虽被打通，但铁

路无力修复利用， “南方军”交通被隔断的局面也未能改变；衡、桂、柳空军基地虽被破坏，

但四川等地尚有其他基地，日本本土仍在 B-29 飞机飞行半径之内，被轰炸的威胁并未解除，

两个战略企图一个也未实现；而且在这次作战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原来就已不足的兵

力更为不足和分散，战略态势更为不利。因此可以说日军在战略上失败了。对此，日本军方

也有较清醒的认识：“虽攻占了中国西南的桂、柳两大空军基地，以及比预期更早打通了法

属印度支那联络线，但在全盘战争指导上的意义和价值又如何？中国方面受到很大打击，是

无可争议的事实，但另一方面在策划‘1 号作战’当时所考虑的要摧毁向我本土的前进基地，

因敌在马里亚纳基地的完成而完全失去了意义， 并且不能指望利用南方陆上交通代替海上交

通。 中国派遣军本身的消耗也决非轻微， 如今明显暴露出由于我战场过于偏西， 而在美军（发

动）新的进攻时，处于极不利的态势。”[29]

对中国国民政府而言，这次作战无疑是惨痛失败，损失军队 50 余万，损失的武器装备

可用以装备 40 个师。仅长衡、湘桂作战就损失弹药万吨、武器数千吨，超过了国民
政府 1 个年度能够自力补充的数量。更由于大片国土的沦丧，兵源及粮源大为减少，不仅增

加了恢复军力的困难，而且增大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负担。仅以四川一省为例，1943 年

征兵 352680 人，征借粮 20930000 市石，而 1944 年征兵 391112 人，征借粮 24800000 市石。

[30]

台湾大量抗日战史著作将这次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把大量精锐部队使用于缅
北、滇西反攻作战，致使中原战场兵力薄弱。此说有一定道理，但决不是重要原因，更不是
主要原因。豫中、长衡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如前文简析所言，不是因军力薄弱造成的。至于
桂、柳作战，第四战区不论在兵力还是在战略态势上，确实都处于劣势和不利的地位。但即
使如此，失败的主要原因也不是由于兵力薄弱。日军是集中了中国战场上的主要作战部队，

实施远离后方基地、深入到西南腹地的远程进攻作战，而中国也并非只有一个第四战区的军

队在抗战，位于陕西的胡宗南部几十万精锐部队的当面仅潼关附近驻有一部日军，不存在日

军可能乘虚而入的危险，该部为什么不能转用于西南战场呢？日军主力南进之后，河南、安

徽、湖北、湖南日军的兵力相当薄弱，而且更为分散。日军“中国派遣军”和第 6 方面军在

制订作战计划、决定作战指导时，考虑最多、最关心和最担心的就是后方联络和供应问题，

害怕出现“因帕尔”的结局。而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等战区各握有十几万到几十万兵力
的军队，为什么不向当面的日军发动进攻呢？假如及时调动胡宗南部入援，各战区又向日军

积极发动进攻，切断第 11 军的后方联系，桂、柳会战当不是前述的结局。

再以桂、柳会战本身来看，失败之快，连日军也因感到出乎意料而惊讶：日军在中、美

空军不断袭击的条件下，不过二十几天就前进了 700 公里（从进攻桂林、柳州至占领独山），

平均每天前进 30 公里。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应当是很快的进攻速度了。如果守军都能像衡
阳防守作战， 或像西江反击作战那样阻击日军， 无论如何也不致失败得如此之快和如此之惨。
防守设有坚固国防工事的广西门户——全县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到达前就弃之而去； 柳州的守
军仅防守 1 天就仓皇逃离；贵州东南重要战略基地的独山储备有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顺便这些物资大部被国民党在自己撤退时烧掉、炸掉）而且援军第 97、第 98 军的 2 个师早已到达战场，竟也在日军第 104 师团 1 个联队攻击下稍加抵抗就匆匆退走。国民党《扫荡报》记者南宫博记述当时的情况说：“独山的失守，表现了军方的无能，守军不战而退，大炮、辎重完全抛弃，敌军尚在数十华里之外，我军已仓皇逃走。”[31]由此不难看出，豫、湘、桂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作战指导的失误，决定性的因素是国民政府最高决策集团的消极抗战、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用于战后对付中国共产党。日军侵占武汉以后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

四军及华南抗日武装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国民党顽固势力不愿看到共产党的强

大，加强了反共摩擦，先后封锁与进攻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八路军，制造皖南事变，进攻与企

图消灭华中的新四军。而国民政府军队许多高级将领腐败，军队战斗力下降，失去了人民群

众、各阶层爱国人士与爱国侨胞的支持和拥护。

湘、桂作战的失败在国内引起各阶层人民的普遍不满。他们进一步认清了国民政府的腐

败和错误政策的危害，从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兴起了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同时，这次失败使中

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产生不利影响， 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等也产生了严重而

深远的影响。

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是“使中国打下去”，“以牵制大部日军和作为对日本发动进攻的

基地” 。 但在中国战场上采用何种战略才能达到上述目的， 美国统治集团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是以史迪威为代表的陆军的观点，即帮助中国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陆军部队，用以抗击

日军并协同美军实施反攻；一种是以陈纳德为代表的空军的观点，即以中国为基地，“采取

大规模空军攻势”，轰炸日军运输线和日本本土。罗斯福采取了空中攻势的主张，从 1943

年 7 月首次援华的 7000 吨军用物资中拨给陈纳德 4700 吨，仅以 2000 吨用于陆军部队，而

其余的 300 吨仍然给了空军。1943 年至 1944 年夏，中、美空军联合作战，不仅逐渐夺回了

制空权，而且对日军海上运输线和日本本土构成严重威胁。但是豫、湘、桂作战失败，美国

空军第 14 航空队的作战基地几乎全部被毁。在侵华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中美空军又完全掌

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国民党军竟发生如此惨重的失败，以致美军中一些人对国民党军的抗战

能力产生怀疑，从而对中国抗战产生错误判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罗斯福报告说：“如
果日军继续西进，陈纳德的第 14 航空队将失去战斗力，我军超长距离轰炸机在成都的机场
将会丢掉，中国必然垮。”认为“中国所处的严重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军方处置不当
和玩忽而造成的。除非中国的一切力量，包括正在对付中共军队在内，都用来对日作战，中

国在战争结束前是不可能起什么作用的。 ”[32]甚至不正确地估计日军很可能长期占领中国，

这样“即使日本在本土战败以后仍可继续在中国与盟军作战。这样可能把战争延长好几年方

能把日本打败”。[33]1945 年 1 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罗斯福要求“俄国在它能力

范围内尽早参加进攻（日本）”，以减轻美国的负担，[34]于是在 2 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为

了使苏联尽早出兵打击中国大陆上的日军，罗斯福、丘吉尔竟背着中国与斯大林达成一项损

害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秘密协定：允许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外蒙古）在苏联保护下独立，

恢复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取得的殖民特权，如租借旅顺口军港、中苏共有东北铁路主权以及

在东北“优先利益”等等。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根本原因，固然是由于美、英等国的大国强

权政治，但直接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军湘、桂作战的失败。”

料敌从窄，底线操作。

国民党这些新军阀，最大的特点是严以律人、宽以待己。所以才会出现沙发打了补丁就被怀疑是共谍的现象。

现实中比这还魔幻。我们看鸿门宴，项羽不杀刘邦，很多庸俗观点就说这是妇人之仁。然后这些军阀头目们经常干的事情之一，就是借鉴这个历史，设下鸿门宴杀人。彭德怀在回忆录里写过，他原本追随过一个团长，相对开明，深得军心。于是上面的师长就设下鸿门宴请这位团长吃饭，在团长回去的路上，设下伏兵杀了他——后来彭德怀也当了团长，也深得军心，就起义了。

项羽不杀刘邦，别看文学作品写得像是妇人之仁，实际情况多半是形势不允许。所以才会发生类似于鲁子敬单刀赴会、关云长偃旗息鼓的事情。但是民国时代这些北洋军阀、南方军阀、国民党新军阀，你敢单刀赴会，他们真敢下黑手。

豫湘桂战役不过是这一思想的又一体现罢了。

1943年夏秋之际，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已经展现出了胜利姿态，战争形势已经开始发生转折。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国民党新军阀的代表人物蒋介石，无疑也看到了胜利已经可期的光明前途。

于是，蒋介石开始着手调整内部关系。

比如说，屡战屡胜的抗战名将、国民党优秀将领李宗仁，于1943年9月调离第五战区，“升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汉中行营主任，挂名负责一、五、十这三个战区，失去了军事指挥权。

比如说，薛岳曾经一度被很多果粉吹捧，但是薛岳就混得很好吗？他在长沙会战中打了胜仗，结局是战区缩小、兵力减少。战区内仅剩的部队，连师长他都管不了，而是第六战区的陈诚越界任命。于是薛岳也是越打越没劲。

这样一来，失败的形势已经正式成形。

内讧优先，无所不用其极。稍有一点空暇，就要以全部精力投入到内讧中去，这样的做法，焉能不败。

因为本来就该这么惨。

抗战中期正面战场有其特殊性，以致于中期国军战斗力被高估，而豫湘桂国军战斗力则被低估。

首先，中期正面战场日军的战略，是以11军轮流打击削弱周边各战区国军，避免国军对武汉形成总攻威胁，主观上并不追求攻城略地（但如果国军某战输的太惨的话，日军很有可能独走）。

其次，中期日军在战法上仍然是老一套为主（除了南昌之战），国军已经有较为丰富的应对经验，加之武汉周边各战区地形相对复杂，亦有利于国军在较窄正面形成较为擅长的绞肉（国军绞起肉来，日军和解放军也要掉三层皮的，东南亚渣渣更是一触即溃），也有利于部分精锐部队的机动作战。

中期国军主要贡献，是通过较为有力的抵抗，避免了11军在极有利态势下的独走。要说含金量嘛，其实中期大部分会战跟早期反扫荡含金量差不了多少，礼送出境尔。

而豫湘桂则完全不同于中期正面战场。

第一，豫湘桂的几场主要战役，在兵力对比上较为接近，日军又以攻城略地为目标，可以说本来就打不赢，只是输的好看或难看的区别而已。

第二，日军战法改良，以机动战为主，重视装甲部队的使用。除衡阳一战外，国军较为擅长的正面绞肉无从发挥，而运动起来后战斗力骤减的老毛病再次充分暴露。

其三，44年膏腴尽失已六年，外援断绝已三年，仅有的外援被用于滇西，军械粮秣之缺乏已达极点。而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竭泽而渔式动员下，比之早中期，并未出现大幅度的军械短缺，在装甲力量上还得到了相当增强。

至于腐败，哪一天不腐败?

反共?哪一天不反共?

准备躺赢?哪一天不准备躺赢?

这些真算不得什么大问题。。。。。

豫湘桂在诸多不利形势下，丧师失地速度不比淞沪/徐州/武汉/太原快，其实是体现了一定的战斗力进步的。放到军械补给尚可，态势没崩的37年，恐怕真能堂堂正正打一场卫国战争。

还是那句话，不要过分苛求早已战略态势总崩盘，没有任何主动权，只能被动挨打的正面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