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千本樱》中“光明磊落反战国家”这句歌词？ 第1页

纵观日本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期的近百年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经历了一个“大喜大悲”的历程。

所谓的“大喜”，是指日本从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国，成功跻身世界强国之林。日本成为了众多开明知识分子们的向往之地，亚洲各国也纷纷派遣学人赴日本进修与深造；

所谓的“大悲”，是指曾经专横跋扈的“大日本帝国”最终沦为了战后的一片瓦砾与废墟。数亿无辜的日本民众以及亚洲各国人民都不幸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牺牲品。

造成如此“大喜大悲”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当时所采取的军国主义扩张战略，即在政治上实施殖民侵略，在经济上采用霸占和掠夺，在文化思想上实行奴化。整部日本近代史似乎就是“大日本帝国”扩充军事实力，依靠武力不断向外扩张的历史，因此在研究日本近代史的时候，任何想要绕开这段历史避而不谈或是故意美化这段历史的做法都是令人无法容忍和难以实现的。

然而，研究历史的有趣之处不仅在于对某种客观历史事实或者决定历史进程的某种主流思想与决策进行详细地阐释，而且在于对游离于主流思想以外的某些亚流思想政策进行行之有效分析，从而勾勒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可能性。其实，除了对内压迫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乃至于发扬到之后彻底使得民主政治消失的日式法西斯主义，日本也存在民主转型或者避免走上法西斯道路的可能性。

随着明治天皇的驾崩 ，明治时代走向终结 ，日本长时间被压抑的国民精神也仿佛焕然一新。不得不承认新旧更替、改元换代这一时代的变化让长久以来备受压抑的日本国民对于民主的主张在进入大正时代后也变得愈发鲜明起来。可以说改元换代为民主的发展吹来新风。

1914 年 7 月 28 日，随着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即爆发。这是一场西方列强瓜分世界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最初，日本政府抱持中立态度。但 8 月 7 日，英国要求日本协助击退在中国海范围活动的德国巡洋舰，日本于是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并于次日宣布，将站在协约国一侧，参与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共历四年，最终于 1918 年 11 月结束。参与这次战争的国家接近 30，死伤者 6500 余万，可谓首次世界规模的全民战争。战争不再局限于职业军人范围，而是扩展到全体国民之中。对于当时的日本统治阶级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啻为“大正新时代的天佑”。所谓“外患之时，国内平稳”，从“举国一致”的立场出发，不仅可以抑制民众运动，还可以巩固内阁统治。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日本又伙同美、英、法等国于 1918 年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动战争，出兵西伯利亚，成为对苏干涉战争的作战主力。

1918 年，日本出兵干预俄国内战，并从国内大量采购粮食，以接济日本扶持的捷克军团。政府大批量的购米行为导致市场上米价腾贵，民众无法忍受，各种抢米行动开始爆发。从富山县开始，抢米行动很快演变成一场遍布全国的暴动，也称“米骚动”。

此次事件之后，一直被自由派人物攻击为不符合宪法的寺内内阁辞职，由原敬组建政党内阁。原敬内阁是日本政治史上第一个正式的、由政党组建的内阁，原敬本人也因为没有爵位，不是士族而被称为“平民宰相”。从1918 年原敬内阁成立，至 1932 年军部发动“五一五政变”，此期间日本出现了以政党内阁，普遍选举为标志的“大正民主”。

大正二年以“打倒藩阀”“拥护宪政”为口号的第一次护宪运动爆发 ，意在推翻藩阀元老政治 ，实行政党内阁制的这场政党与藩阀的斗争最终以代表藩阀政治的桂太郎内阁集体被迫辞职告终。这次运动标志着日本政党力量日渐壮大 ，经验日益丰富 ，并开始走上确立自己指导地位的政治道路。第一次护宪运动后组阁的山本权兵卫内阁在制度革新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囿于时代条件和自身发展所限 ，这些改革取得的成果虽然是有限的 ，但是改革过程中的革新精神和改革方向却孕育着日本近代民主的希望。新内阁的诞生绝不只是大正政变表面上的产物 ，它包含着国民思想上的巨大变动。后来运动逐渐扩大到以知识分子和学生为首的大规模全国性民众运动 ，当时的思想家们 ，以及万朝报、东京朝日新闻等后期成为民主思想宣传主阵地的主流媒体率先执言 ，支持运动 。

民意对政局影响的不断增大标志着大正民本主义的民众潮流正在形成。面对这一社会现象，进步人士随即指出：“自明治末年起，民众倾向便已开始勃兴；进入大正后，于政治上表现得更加鲜明。我们不应忽略这一点。”为使政治适应民众潮流，便应首先促成“民众政党”产生。这正是大正时代政治改革的基本方向。诚然，群众感情“未必皆以智识判断为基础”，但“支配今后天下之大势力乃国民大集团，无论如何厌恶政党，亦当明确此节”。与政党势力相呼应，民众运动的规模亦不断增大，这一社会力量必将取代少数元老及藩阀官僚势力，成为规定政治走向的基本要素。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便需对立宪政体进行改革，使之民众化。这也正是大正民本主义的最终目标。

大正时代日本的和平思想强调自由、民本，宣扬国际协调合作。同时，基督教和平思想及社会主义和平思想亦均继承发展了前一阶段的思想成果。然而，天皇制国体与新生现代国际体系间的矛盾日益扩大，和平思想仍缺乏与前近代家族国家观针锋相对的觉悟。大正时期的和平思想可谓近代日本和平思想史上最后的顶峰。

所谓大正民本主义，概括而言可说是近代日本的第二次民主主义运动。明治初期的自由民权运动将自由、平等、民权等一系列概念传入民间，促进了日本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贯穿明治时代，民权理念始终顽强地与藩阀势力进行着斗争。为稳定政局，藩阀官僚势力也逐渐改变最初的镇压方针。自中日战争后，便开始与民权派进行妥协。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明治元老更操纵民党组成内阁。伊藤所创建的政友会便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征，日式政党形态的雏形于焉产生。

大正民本主义运动期的政治继承了明治初期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理念，随明治藩阀、元老政治的衰退而迅速抬头。一战爆发后，日本经济得到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增长。西方世界反独裁、反军国主义的民本主义思潮亦于此时传入日本，促进了政治民主化进程。

伴随民本主义运动的高涨，日本于大正年间建立起政党政治，实现了普通选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进一步增大，军国主义势力有所衰弱，同时产生出与宪法精神紧密相关的民本主义思想。受民本主义思潮影响，这一时期的和平思想也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战争结束后，日本知识阶层并未从绝对反战和平主义的内面性道德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重新审视，并借此分清个人信仰和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反而直接联系外在政治权力，开始从对外强硬论立场排斥这种和平观。强调势力均衡、以“武装和平”为核心的欧美和平观成为反西欧膨胀主义的催化剂，沦为为日本特殊性正名的政治工具。前往巴黎和会前，近卫文磨便写道，

英美政治家口中的“人道主义”实际上乃是维护本国利益的“利己主义”，欧美论坛倡导的“和平”归根结底只是以人道为借口，企图维持现有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双方都拥有殖民地，极力维护本国的独占性利益，实际上乃是“以维持现状为利之国与以打破现状为利之国”间的争夺战。因此，英美等国所标榜的“和平”即是维护自己利益的现状维持政策。日本舆论不应为其所蒙蔽，寄希望于国际联盟。

应该说，这种论调的确揭露了一战中协约国为战争正名的虚伪性；但其批判方向却并非反战和平主义，而是为日本的膨胀政策寻找借口。日本统治阶级及军国主义势力鼓吹日本乃列强中的“无产阶级”，应打破没有领地的现状，建立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并宣称这才是“新的和平主义”。未经内向化吸收的近代思想作为传统国家观的对立面遭到打压，这种论调直接影响着昭和前期日本国内舆论发生变化，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方向。

由于近代和平思想是从西方传入日本，这就为日本国内的反和平主义势力提供了借口。他们鼓吹，理想主义的和平观完全是从西方借来的外来思想，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理应扩大军备、维护本国利益，将反和平主义的军事化政策当做理所当然之事。这一论调一方面指出了近代日本的和平论带有向外寻求普遍价值标准的倾向；另一方面却因此便将普遍价值本身都加以否定。从其理论逻辑中可以看到明治启蒙思想向国权主义倾斜的演化过程，也正是这种论调最终将日本拖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

在军国主义化与民主主义化关系的问题上，日本论坛大体分为四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从军国主义向民本主义转变乃世界之大潮流，是历史进化过程，日本自然会随之迈进，充满乐观情绪。

第二种观点认为，军国化与民本化无法并存，两者势必相互对立，较第一观点来说相对悲观。

第三种观点主张，民本化可通过军国化得以实现。通过举国一致的国家总动员构建起全民总体战体制。

第四种观点则指出，民本主义与军国主义的确有并存的可能；若利用大众的排外心理，将之“民本化”，的确容易达到“举国一致”的目的。

日本自幕末以来，便形成本国特有的反和平思想的传统；这种排外思想若形成大众化现象，便极可能将传统排外主义与大众排外主义结合起来，是非常危险的。

然而，大正时期知识界的主流观点仍是乐观主义的文化主义和教养主义，此时的和平思想也多受西方影响，带有乐观主义的观念化倾向。在现实层面上，大正民本主义和平思想缺乏与国家权力的抗衡意识，对以主权国家为前提的“武装和平”也少见批判态度。乐观的和平观蔓延论坛上下，只为人们勾画出一座形而上的空中楼阁；与此同时，军国化却以大众的排外情绪为基础，一步步形成自己的社会基盘，并迅速蔓延至国民教育层面中，这本身便反映出“武装和平”的局限性。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确立后，围绕缩小军备问题，日本与欧美等国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使日本国内民众产生了一种幻灭情绪。军备论争并未能促使日本走上绝对反战的和平主义道路，反而使大众开始漠视和平、甚至对这一理念抱持冷笑旁观的态度。这也对昭和前期的日本舆论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进入大正时代，天皇制国体已在日本国内全面确立起来。人民大众的政治力量虽有明显增长，但政党组织却始终难以摆脱元老、藩阀等守旧势力的影响。大正民本主义运动所宣扬的民本主义从根本上看，是与天皇制意识形态相互对立的。缺乏独立人格的国民意识无法与天皇制正面交锋，只能一再妥协退让。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以胜利者的姿态正式成为西方列强所主导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构成一员。自 1905 年到 1930 年，日本未爆发伴随大量伤亡的重大战争。其间，日本虽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并未前往主战场，亦几乎没有作战伤亡。这与欧洲诸国有着本质不同。 然而，伴随日本帝国主义的确立与发展，日本国内的民众力量也在增长。1905 年 9 月 5日，因不满政府与沙俄签订的讲和条约，东京爆发了日比谷烧打事件。对于民众而言，自己积极参与到战争中去，流血流汗换来的结果却因政府谈判的失败于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赢得战争的喜悦至此化为失望。而对政府来说，日俄战争的胜利全因“国民精神”。

战争期间现役军人明显不足，这一缺口则由普通民众来弥补。可战后国民却开始反对政府，这预示着今后已很难再指望依靠“国民精神”打赢战争。这一现象集中反映出明治末年日本社会的重大变化。及至大正初期，民众力量的增长变得更为显著。然而，这股国民力量并未伴随独立人格的觉醒及确立，因此也无法引导日本社会走向理性化。相反，盲目的民众势力为昭和初期日本社会的法西斯化埋下了隐患。

日本的立宪政治却以天皇制国体论为基础，是一种自上而下强权性质的宪政论。天皇制国体就根本而言，是与立宪政治相互矛盾的。政府一方将高涨的民众运动视为社会危机，认为传统的社会美德遭到了“反抗性打击”，并深恐“忠君爱国之大义由此变为一纸空文”，造成日本全国“精神之瓦解”。对统治阶层而言，如果反抗风潮继续蔓延，便会造成帝国主义国民基础的松动；国民对政界的不满会使主导帝国主义发展的藩阀官僚势力支配体制发生动摇。由此可见，天皇制国体从根本上来说，是与立宪政治截然对立的。统治阶级所鼓吹的日本精神实际上就是前近代家族国家观。为了维护巩固这种意识形态，就必须防止国民大众树立近代国民观念，使民众的认识始终停留在奉天皇为绝对价值准则的阶段上。

为防止政党势力成为宪政中心，日本政府拼命鼓吹天皇在帝国宪法中的神圣不可侵性，并以此为基础，宣称超然的强力内阁与强权国民统合缺一不可，在内政外交两方面完全仰赖“力量福音”。同时大力强调皇室中心主义的国体论和国民道德论，将之美化为日本异于他国的独特之处。按照这一理论，为实现完美的君主立宪政治，一方面需“培养君德”，另一方面还要重视“民意的修养”。这实际上是企图重新将国体观念置于国民精神的核心，以此弥补“忠君爱国大义”的空洞化。通过超然强力内阁与强权国民统合论的结合，再次召唤国民对既有权利体系表示服从。统治阶层仍固守天皇制意识形态，并企图以此继续控制国民思想。此时的立宪政治已站到了民众潮流的对立面上。日本政府所选择的道路并非顺应民意，对现有政体进行改革；相反，为了建立举国一致的政治体制，统治阶层不断鼓吹军事对外膨胀论，欲将国内的注意焦点引向国外。

大正民主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政党内阁无力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农民中的苦难生活，刺激了军队中大批同情农民的青年军官，他们视政党内阁为仇敌，欲废之而后快。大正民主期间，政党内阁一直未能掌控国家中最重要部门———军队。这个缺陷带来的结果是政党内阁权威的缺失，也导致了大正时期日本外交政策的不一致。

元老政治期间，军队虽然独立于行政权之外，由于元老和军队的天然联系，军队始终都是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的，它还不具有独立的地位。到了大正民主时期，对军队的压制主要是来自于政党政治的元老，它并不牢靠。当元老们相继逝去之后，军队就如同脱缰的野马，不是政党内阁所能驾驭的了。

大正时代的政治家，在民主政治期间，既没有削减军队权力，以文官对军队加以控制，也没有在经济上加以调整，发展中产阶级，壮大政党支持者力量。大正时期的政党领袖们如果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是可以完成民主政治的巩固与发展，弥补明治时期政体设计的不足。但是他们却未能完成这个任务，最后民主政治失败，军部势力上台，日本进入了军部独裁统治时期，为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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