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明朝于谦？ 第1页

谁是明朝最好的大臣？于谦当之无愧为其中最杰出的一个。土木堡之战打垮明军主力的瓦剌大军，被于谦带着一群新兵溃兵，在北京保卫战中打得大败而逃，令大明朝生生延命近二百年，其功劳之大，有明二百余年一众士大夫文臣，恐怕无人能及。

说到人品操守，于谦更是清廉如水，家无余财，纵是后来摄行皇权十载的救时宰相张居正，恐亦逊色三分。

大明没有北宋一样立国百年便被胡虏驱赶着南迁，力挽狂澜令金瓯无缺的中流砥柱便是于谦，他不止是大明王朝的社稷功臣，更是千秋不灭的华夏民族英雄。

力挽天倾卫华夏，粉骨碎身保大明：记于谦的两次关键抉择。 - 狐言论史 - 知乎专栏

北京保卫战，于谦力挽天倾。
土木堡之败，据当事大臣、后为三朝名相的李贤，在其相关日记写到，此战主战场20余万明军战死三分之一，伤者约一半，衣甲兵器辎重尽失，几近全军覆没；
再加上西宁侯宋瑛和武进伯朱冕所部大同军数万在阳和卫之战惨败阵亡；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都督王贵三人所统率四万兵被全歼；鹞儿岭之战成国公朱勇部五万军被全歼的损失；总计伤亡近30万，是大明开国以来从未有过之大败。

而随行文官武将阵没者，包括太师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数十人。
整个大明王朝文武中枢，几近一扫而空，京城门户亦已洞开，大明帝国最精锐、配备先进火器的京师三大营毁于一旦，此后虽经重建，再不复从前战力。
经历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鼎盛时期的帝国经此一败，竟到生死存亡关头。

【正统十四年八月癸亥：时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万，人心汹汹，群臣聚哭于朝，议战守，有欲南迁者。】——《明实录》

这时候，板荡见忠臣，于谦于少保挺身而出，在明军主力精锐尽丧时，收集一群败将溃兵，在四方支援下打赢了京师保卫战。这并非因为他如何用兵如神，而是他有足够的组织才能与意志力，让被一扫而空的明朝中枢能够迅速吸收新血重建，重新正常运转，类似于一时休克的大脑回复供血。

若无于谦力阻，则大明南迁之议便成定局，京师百姓，祖宗陵寝，俱都丢给了瓦剌人，就算日后得以收复，于国力、国威损失之大，亦皆难以估量。

彼时皇子朱见深尚在襁褓，而且并非正式册立的皇太子，一个婴儿根本没有办法去凝聚危城人心。
年轻的监国朱祁钰手足无措，孙太后病急乱投医，在国难时一片迎立贤王声音中，打算迎立“诸王中最长且贤，众望颇属”的皇叔、襄王朱瞻墡。襄王有多名成年子孙，他若得立，则帝系转移变成定局。
这样一来，英宗朱祁镇多半是不会被放回来了。 大概会学了宋徽宗，在沙漠放一辈子羊。

至于代宗朱祁钰其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干与魄力，原本亦无多大野心。只是在大臣的坚持推戴下，他亦无力抗拒。如非恰逢其会，皇位也根本落不到他头上。毕竟一个年轻皇帝刚闯下大祸当了俘虏，文武百官不可能对另一个更年轻且没有政务经验与魄力的人有信心。

于谦“立朱祁钰为帝，朱见深为太子”之议，既符合国难立长君的现实需求，又最大限度保证了宣宗一系的权益，使帝位不致落入旁支，对得起宣宗当年的君臣之遇。
岂料这亦令此时沦为瓦剌俘虏的朱祁镇怀恨在心，认定是于谦勾结朱祁钰谋夺了他的皇位，并最终导致了于谦的遇害。

其后也先以朱祁镇为人质，屡屡要挟明廷，于谦坚决主张社稷为重，严词拒绝一切寇虏妄求，才令也先手中人质失去利用价值。同时又是于谦苦口婆心劝说朱祁钰“天命已定”，打消其疑虑。朱祁镇因而得还，不用在漠北吃沙子到死。

【謙有再造功。上北狩，廷臣間主和，謙輒曰：「社稷為重，君為輕。」以故也先抱空質，上得還，然謙禍機亦萌此矣。】

「正如南宋初年，岳飞之所以干冒武臣涉政之忌，上书高宗赵构求尽快立储，正是针对金国欲立钦宗之太子赵谌的图谋。

赵谌虽是帝国正式册立的皇太子，本身也并无什么罪过，但经历“靖康之变”后，在包括岳飞在内的南宋文武重臣心里，他就只是个辱宗庙罪人之子，绝不当立，亦不承认他是帝国皇储，因此只以“丙午元子”称之。

【近谍报,虏酋以丙午元子入京阙,为朝廷计,莫若正资宗之名,则虏谋沮矣。】——张戒《默记》

甚至对宋钦宗，岳飞随着政治上的成熟，也从早年的“迎回二圣”，改口为“迎回天眷”，只认可他是现任皇帝的亲属，身陷虏庭是国家耻辱，理应救回，而绝不认可这种辱国罪人是值得尊敬的先帝。」

于谦对朱祁镇，只怕也有如岳飞对宋钦宗相类似的观感。西湖双忠皆是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为信念的华夏社稷之臣，他们真正忠心的从不是某家某姓皇帝，而是整个华夏文明和亿兆苍生。

夺门之变与于谦遇害

明英宗朱祁镇及其亲信发动“夺门之变”时，于谦同样已发现其中串联端倪，以他当时如日中天的威望、掌管军政的权柄，若登高一呼，扑灭此乱本是轻而易举。但如此一来，朱祁镇这个谋逆罪人或死，或废为庶人；
而包括朱见深在内的所有朱祁镇子孙，都同样将作为罪人之子，宣宗朱瞻基一脉将永远失去皇位继承权。而代宗朱祁钰已然不治垂死，迎立其他藩王，必致国势动荡。
为了大明社稷的稳定，为了回报当年宣宗的知遇之恩，于谦最终选择了牺牲自己，按兵不动。

当夜，血不曾冷，风孰与高……
【夺门之役，徐石密谋，左右悉知，而以报谦。时重兵在握，灭徐石如摧枯拉朽耳。……方徐石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为动，听英宗复辟。……公盖可以无死，而顾一死保全社稷也。】

于谦立身甚正，“两袖清风”这个成语就是由他而来，什么常例的冰敬炭敬灰色收入，从来与他绝缘。背难时家无余资，遇害时“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京郊妇孺，无不泣洒”。
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他们都知道，是于少保从瓦剌骑兵的铁蹄下，拯救了山西河北的几百万百姓的身家性命。
“天下冤之”的另一面就是“天下怨之”，百姓怨恨的对象正是那个复辟成功、高居九重的大明天子。
所以朱见深继位后，给于谦平反，恢复朱祁钰帝号，与其说他为人厚道，不如说他比其生父更明智。他明白不尽快于谦平反，就是让忠臣义士尽皆齿冷，让大明王朝统治合法性消失殆尽了。

朱见深生为人子，又不能在诏书中明白说自己父亲的不是，如何恩将仇报，如何冤杀忠良，所以才假称「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于谦之冤岂只朱祁镇父子知晓，天下人何人不知？若真以为这是“朱祁镇交待儿子替于谦平反”，恐怕不止是三观欠妥，甚至连智商也欠佳了。

于谦遇难后安葬于杭州西湖之畔，和三百年前的另一位同样含冤遇难的大英雄长相为伴，「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于谦死，大明朝再无社稷臣，帝国国势就此中衰，对士风臣心摧残不可估量。

终于在近二百年后，再一次神州天倾、胡骑肆虐之时，有士子提笔写下「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道出了他们的共同心声，无数个文武臣僚皆视君皇如陌路，坐视其自取灭亡，岂知却让东虏趁虚而入，导致衣冠沦丧、神州陆沉的历史大悲剧。

一直到南明的几十年，为何始终在强敌当前依旧众心不齐，为皇统之争内讧不止，无数品行高尚的忠臣志士皆不可免，错过或能力挽天倾的多次大好时机。

这一切的发端，都可说源于于谦的遇难。愿意和于谦这样为国家完全牺牲自己、看淡生死的人，很少、很少了……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不煽情了，理性地说一说于谦在土木之变中的作用。

土木之变的诱因很复杂，除了英宗和王振指挥失误外，更重要的是从宣德后期以来，明军的综合实力，宣德、正统两朝对于武将犯罪的宽容、英宗对于武人集团的宠幸、鞑靼残余势力基本消灭，导致了武将们恃宠而骄，贪污横行，军屯兼并和逃卒随处可见。即便是从具体战役上看打赢了的麓川之役，在大局上来看，也只能算是逼平，靠着割地才勉强换回了祸首，且流毒不止，而对方只是一个边境的土司。更不要说在北部边境上，杨洪这样牛逼哄哄的将领除了打打兀良哈外，对瓦剌，根本未曾有过交锋的经验，反倒是私底下来往馈赠不绝，这也导致了他在土木之变后采取坐视不救的策略。这样的将领，这样的士气，即便英宗不御驾亲征、不瞎指挥，要在短时期内赢过瓦剌，也是很困难的。

然而在这个阶段上，瓦剌对于明朝有的只是战术上的威胁，在整体战略上，其实是没有优势的。瓦剌三驾马车并驾齐驱，也先不过是其中之一，脱脱不花精明强干，控制着东蒙古势力，背着也先暗中经营女真和兀良哈。就算阿剌，也只是表面顺从也先，暗地里早有不服。对于也先来说，他暂时还没有能力吃掉明朝，他想要的，是先做上蒙古的大汗，即此阶段也先的对手其实是脱脱不花。但实际上脱脱不花并不弱，也先与之缠斗两年才将其消灭，期间还一度落败。就算灭了脱脱不花后，也先真的当了大汗，也无法真正收服脱脱不花代表的东蒙古势力，更不要说他最后是死在同样属于西蒙古的阿剌手下，由此可见，当时也先对于整个草原的控制力相当有限。

回到在北京城下，想一下也先送驾的两个条件：一是英宗复位，二是恢复朝贡贸易。英宗一复位，必然对也先感恩戴德，也先就得到了英宗（也即明朝）的支持。（英宗一直对也先会送他回家深信不疑，认为他并无坏心。）而恢复朝贡贸易，则使得大明将在也先和脱脱不花的内斗中，成为也先愈加疯狂地攫取战略物资的大后方。那么，也许未来也先和脱脱不花的决战中，也先很有可能就会赢得更快、更彻底，比起现实历史中也先对于草原的控制力来，很有可能更强。在真实历史中，在也先当上大汗后不久（景泰四年），就试图发大军入侵明朝，这暴露了他一以贯之的野心。这场调兵遣将弄得明朝十分紧张，幸好也先被杀，才消弭了来日大战。如果真的设想也先送驾成功，那么他的实力将更加强，那么这一场更大的兵祸，很有可能避免不了。而明朝的军力在长期的萎靡不振之下，是否能挡得住，就很难说了。

所以说了那么多背景材料，终于可以说到于谦了。我以为他在土木之变中的作用，就是拒绝迎回英宗，坐视瓦剌内斗，防止出现也先在草原之上独大、并真正完成对东西蒙古各部落间的整合的情况。因此，也先的大汗没能当多久就被自己人干掉，也先死后瓦剌立刻被东蒙古（鞑靼）反攻倒算，草原各部分崩离析，50年内没有形成一个巩固的政治核心，其实都出于于谦对也先送驾的“拒绝”。而明朝，在成化间尚能组织起对蒙古的主动出击（红盐池、威宁海子两战），也不能不说，明军还保有对蒙古积极作战的活力，根源也在于土木之变后于谦成功的应对。

一句话，于谦的作用，不在于在土木之变后挽救了垂危的大明王朝（没那么严重），而是防止了也先真正统一草原，从而保证了明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对蒙作战中，保持战略上的优势。

当年明月是这么评价的，我觉得很好：

其实于谦并不需要皇帝的所谓嘉许，因为这些所谓的天子似乎并没有评价于谦的资格。明英宗之前有过无数的皇帝，在他之后还会有很多，而于谦是独一无二的。

　　人们不会忘记，正是这个人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保卫京城和大明的半壁江山，拯救了无数平民百姓的生命。

　　他从小满怀以身许国的志向，经历数十年的磨砺和考验，从一个孤灯下苦读的学子成长为国家的栋梁。

　　他身居高位，却清廉正直，在他几十年的官场生涯中没有贪过污、受过贿，虽然生活并不宽裕，却从未滥用手中的权力，在贫寒中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操守。

　　他不畏惧困难和风险，在国家最为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承担天下兴亡。

　　他是光明磊落地走完自己一生的。

　　在这个污浊的世界上，能够干干净净度过自己一生的人，是值得钦佩的。

　　而如果他还能做出一些成就，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人。

　　于谦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的伟大不需要任何人去肯定，也不需要任何证明，因为他的一生就如同他的那首诗一样，坦坦荡荡，堪与日月同辉。

石灰吟

　　千锤百炼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我曾往杭州一游，并专程去拜祭这位英雄人物，但我到于谦祠时，所见之景象实在让我大吃一惊，当时正值黄金周，杭城游人无数，可于谦祠却是游人寥寥，极为冷清，倒是遇到几位外国生正在向于谦像鞠躬，惊讶之余上前攀谈，这才得知他们是在大学读书时看到这段历史，对这位英雄十分仰慕，特意赶来瞻仰。

　　听完他们的话，我无言以对。

　　神台之上，于谦先生依然保持着他那从容的神态，想来他在临刑前也是如此吧。

　　五百多年过去了，于谦似乎从来都没有离去过，他始终站在这里，俯瞰着这片他曾用生命和热血浇灌过的土地，俯瞰着那些他曾拼死保卫的芸芸众生。

　　我释然了，不管这里是否门庭冷落，无人问津，也不管这里有没有仰慕者前来顶礼膜拜，都与这座祠堂的主人于谦无关。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即使再过五百年，无数浮华散去，于谦依然会站立在这里，依然会因他的正直无私、勇敢无畏被世代传诵。

　　因为他是一个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英雄，是真正的英雄。而真正的英雄是不会被人们忘却的。

　　我坚信这一点。

　　明代有很多厉害的人物，我曾给这些人物做过一个排行榜，而于谦在我看来，应该排在第二名，虽然明代有一些人物的丰功伟绩不下于甚至超过了于谦，但他们的排名也在于谦之后，这是因为评定的标准有两项：品行、才能。虽然某些人的才能确实胜过于谦，但他们的品行是有缺憾的。比如朱元璋同志的政治问题和张居正同志的经济问题。

　　而于谦不但才能过人，品德上也几乎无可挑剔，所谓德才兼备者，千古又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