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谣》有必要禁播吗？ 第1页

如果《大漠谣》仅仅只是一部架空或者言情小说，想必也不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可是它的背景是西汉王朝，它的主角是霍去病。文中将大汉朝定位为侵略者，将匈奴定位为想安居乐业而不成的弱小被侵略民族；将霍去病，那个说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民族英雄，写成一个为了女子抛家去国，逍遥于大漠的情圣。

而它的作者理直气壮的明示暗示：“我写的是历史”。

史载自西周起，北方游牧民族开始威胁中原王朝。春秋战国时期，也有各国抗击匈奴的记录。最有名的，大概是赵国大将李牧大败匈奴的边境之战。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5年，命蒙恬率领30万秦军北击匈奴，将匈奴赶出河套平原地区。《过秦论》有言：“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秦末乱世之际，匈奴趁机崛起，重新南下。汉朝建立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只得与匈奴和亲互市，以求休养生息。直到汉武帝时期，经济、国力大大增强，有了反击匈奴的实力，于是对匈奴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派遣卫青，霍去病深入大漠，经过三次汉匈战争，暂时解除了匈奴对北部边境的威胁。而后又经过漫长的战争，汉朝逐步完全控制了西域。

两汉之际匈奴重新崛起，连年侵扰北方边塞。东汉时期，窦固，班超文武并用，大败匈奴，迫使其大规模西迁，西域重归平静。汉末三国时期，匈奴参与中原混战，败于曹操之手，从此匈奴终结了单于王朝。西晋末年，匈奴贵族刘渊建立汉赵，拉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这一时期，匈奴也逐渐融于各民族，退出了历史舞台。

纵观中国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原农耕民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抗争史。而持续了几百年的汉匈战争，也主要是汉民族反击匈奴南下掠夺的自卫战争——此为事实定性。

而小说内容篡改历史，颠倒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位置，诋毁民族精神，如此种种，不一而足。除此之外，文中原本雄心壮志的男主角最后为了爱情，假死隐居——爱情至上的价值观跃然纸上。这并不是个例，现在的流行小说，电视剧，里面的男女主角为了爱情，多数是可以放弃仇恨，放弃权势，甚至放弃家国。总而言之，爱情简直成了解决人世间所有问题的良药。

所以，我素来旗帜鲜明的反对《大漠谣》

当然，不论我个人如何反对，也改变不了它的播出与火爆。现在，改名为《风中奇缘》的《大漠谣》飘荡在汪峰梦里的微博头条上，它所传达的价值观取向，也深刻的影响着广大受众。

家国情怀被狗血的感情掩盖，民族大义被寥寥数语所抹消，那些历史深处的铮铮铁骨和血色功过，如果被轻易涂改，就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背叛。就算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有她本来的模样。

所以我不得不上纲上线一次——既然是价值观的问题，那么就是底线问题。底线之下，寸土不让。当然，很多人会说，这仅仅只是一部小说，一部电视剧，用不着这么上纲上线。持这种观点的人一定不够了解小说，或者电视作为大众传播的手段拥有的巨大影响力。

持续了千年的印刷时代里，书本、报纸是最主要的传播媒介，白纸黑字记录了几乎整个民族的的文明。而基于印刷技术的纸质传播，也塑造了人们的传播习惯和阅读习惯甚至思维习惯。

电视出现后，以惊人的速度进入千家万户，迅速成为大众传媒的主要形式之一，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尤其在70年代以后，电视几乎贯穿了一个人从小到大的成长。即使现在已经是网络时代，也并未动摇电视剧的荧屏霸主地位。

几十年之前，工业文明的巅峰期，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发明了“文化工业”一词，用来描述批量生产的文化事件和文化产品对社会的影响，抨击欧美社会文化被世俗化、均质化、商业化，人被异化的情况。“文化工业”尊奉的信念是：大众社会不需要文化，只需要娱乐。所以如果荒唐的故事可以取悦于人，就大量的生产它们吧。而今，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亦是如火如荼，荒唐的故事层出不穷。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两位批判主义先驱的论断，在当下的中国，依然适用。

我们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明成果，数不胜数的优秀历史人物和惊心动魄的故事。换言之，我们拥有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文化。而在工业文明时代，这种不可复制性越来越稀缺，技术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文明成果可以被大批量生产。而在商业社会，利润的驱使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日益媚俗低俗甚至恶俗，以娱乐化的形式争取大众的关注，迎合受众的猎奇心理。

电视剧，是当下最重要的文化产品之一，也是这是基于电视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大众传播媒介而言的。电视剧是电视传达传播内容的重要载体，其内容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观念和认知。日本学者林雄二郎在其著作《信息化社会：硬件社会向软件社会的转变 》中提出了“电视人”的概念，指的是伴随着电视的普及而诞生和成长的一代，他们在电视画面和音响的感官刺激环境中长大，他们的思维与行为模式深受电视内容的影响，甚至性格都受到影响。

毫无疑问，改名为《风中奇缘》的《大漠谣》是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的产物。一昧的迎合市场，甚至不惜歪曲历史。这种对我们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消解是软性的，甚至可以说是悄无声息的。伴随着《大漠谣》的播出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的心里，霍去病的形象也许不会是那个心怀家国天下的大英雄，而变成了一个情圣。也许有人觉得荒谬，一部电视剧改变一个人的认知？试问现在的我们，一提到纪晓岚，多少人心里浮现的是那个铁齿铜牙的大烟鬼？电视剧或者小说都是长期的存在，甚至会在我们的生活里循环出现的东西，对个人尤其是处于认知培养期的青少年的影响，不容小觑。

我从不否认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亦认同娱乐化有其积极作用。但是，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催生过度的工业化和娱乐化，对于文化本身的发展，是不利的。文化的发展应该是独立的，我认同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文化的基本功能是“否定”和“幸福的承诺”，文化应该让人们看到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世界。

我们现在以《大漠谣》为代表的电视文化，这些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的产物，以大众消费为对象，以现代传播媒介为手段，一步步彻底沦为商品，在“文化”的包装下，将历史变为荒唐的故事，将那些历史人物变为可被售卖的对象，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精神麻醉剂。“文化的同化”，将最终导致“人的异化”。例如对历史的曲解和毫不在乎，对社会的淡漠，对某种感情的极端热衷导致对其他感情的漠视等等。这些，都不只是一个小问题。

我们现在对这些“文化工业产品”已经宽容到了去享受它们的地步了，甚至不会继续去追问它的真实性。电视里光怪陆离的繁华社会，衣着光鲜的俊男靓女，让我们以为世界的本原就是如此。但是真相永远不会改变，而且多半不会比电视剧里美丽。“在真实与痛苦之间，我们学会的就是忘却这一招。”但是，忘却相当于背叛，无异于自杀。当代社会真正的文化已经越发稀缺，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真实。

所以，你说它该不该禁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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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分割线。

这算是一篇旧文了，写的断断续续。提笔的时候《大漠谣》还叫做《大漠谣》，并没有改成播出时候的《风中奇缘》，那时候唐人还在为这部剧的无法播出而焦头烂额。完结的时候电视剧已经快要收尾，争论也逐渐平息。

最初那会儿是真的比较愤怒，霍将军虽然不是我的最爱，但也是我尊敬的对象。看了相关新闻觉得应该写点儿什么，恰好那个时候在读《单向度》，也细细看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观点，觉得深以为然。于是试着从传播学的角度做了一点陈述，基本出发点是影视文化作品对于大众思想观点甚至社会共识的影响，当时并没有考虑更多。

现在更理性的回看这篇文章，的确发现更多没有办法论证对错的问题。

从言论自由或者别的什么的的角度，的确不应该用行政力量干预文化的发展。公共领域就是一个所有人可以自由发言的场所，但是，从来也没有无限制的自由。而且，在任何时候，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是有联系的，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我们现在禁止宣传邪教思想，禁止宣传纳粹思想，就是因为这些观点可能造成的坏影响比直接杀害一两个人更大。

这部剧，或者说小说，错是错在对历史的歪曲和对历史人物的抹黑上。至于民族主义什么的，它没有进行过多的探讨，作者大概也知道这是敏感点所以不碰触好了。

举个不那么恰当的例子，日本的动漫和电影是采取分级制度的，有些东西不被允许给未成年人看到，而我国尚未有此规定。《大漠谣》的观众大多是青少年，思想观点处于培养期，社会有责任让他们看到三观俱正的影视作品。我们的现状是，广电总局的一纸行政命令往往代替了本来应该有的分级制度或者相关法律规定。

所以从权衡利弊的角度，我支持禁播。

看了一下诸多评论，有人说我政治立场不对，有人说我正确；有人说我愤青，有人说我五毛，观点各异。一度让我怀疑自己语言表达能力是否出现了问题，或者有些朋友根本也没有细看我的内容。

以及，桐华的小说我基本上都看过，不仔细看过，怎么会有批评或者表扬的权利？

而且我想我的观点足够明确，但是现在不得不用画出重点的方式来强调。《大漠谣》只是引子，只是个例子，我更多想探讨的是文化作品对于大众思想观点甚至社会共识的影响（再次强调）。

争议足够多也是好事，证明有人愿意去思考，去了解真相，虽然艰难。我认识的很多人因为这段纷争，专门去读了很多关于汉朝历史的书籍（这方面而言好像是好事儿）。当然，也许有人会说书上记载的不一定都是真实。但就如同我相信霍去病是英雄，我选择相信司马迁，相信班固。

如果什么都怀疑，那么，我们看问题的基础来自哪里？每个人的思维模式和观点都来源于从小到大看到的一切，所谓的“基模”，那些东西往往是你坚定不移去相信的。

总有些历史，是我们应该去坚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