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老的华夏文明在近现代会落后于欧洲文明？ 第1页

因为从宋朝开始，华夏文明的活力被僵化的上层建筑所抑制。

欧洲超过中国，有几个层面。第一是战略和外交层面，第二是文化和科技层面，第三是经济和民生层面。这几个层面，互相影响，层层递进。

欧洲对华夏地区的超越，也是在这几个层面先后超越的。

上古时期我国的领先

关于我国上古时期的历史，已经有很多答主描述过，笔者在此无须赘言，总之，在上古时期，我国并不落后于“西方世界”。关于罗马和汉朝的比较，知乎上和各种著作里也有过很多分析，笔者的观点是，汉朝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程度，还是武器装备质量，以及政治制度建设上，都领先于罗马帝国。

而中古时期，华夏更是站在了世界的巅峰。

中古时期华夏站在巅峰

在7世纪到11世纪，中国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水平有很大的发展，甚至跃升，并不是简单的”耕地多了“而已。

华夏历史上的各种新技术和新发明，在公元500年-1050年集中涌现。

天宝年之前的初唐和盛唐自不必说。唐朝一直在主动吸收外部的资源和材料来满足国内的需求，也经常引进外部的良种马改良本地的马匹，因此唐朝的骑兵质量非常之高。安史之乱以后，中晚唐的朝廷集权不力，有一个短暂的下降期，但从唐德宗开始，经济逐渐恢复，至少在9世纪初的元和年间，唐朝的经济水平就已经超过了安史前，后面更是有很大的进展，南方很多城市都开发起来了，而且又出现了很多新的发明。

火药和雕版印刷术都出现在中晚唐，指南针的前身水罗盘也在中晚唐出现，而且市场贸易，农耕器具，都在中晚唐有了很大的进步，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中晚唐发生了一个华夏历史版的“小型工业革命”，恰好在西方的工业革命前一千年。

随着土地兼并的加深，阶级矛盾恶化，唐朝覆亡。而五代时期，中原比较动荡，但江南和江淮的经济其实也在提升，反而超过了唐代的水平。宋初统一以后，借助全国市场，经济恢复的很快，基本在960年-1009年这50年间，中国的经济可以算作一个“高峰”了。当然，宋朝的保守体制，导致后面出现了问题。

宋朝开始的衰朽

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健康运转，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清晰，执行力强，有战略视野，会向外进行有效扩张的政府进行引导。否则就会混乱，会变质，会僵化，会倒退。

宋朝的问题是系统性的，根源性的，其守旧僵化的体制，最终层层传导，使得宋朝社会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变异和恶化，最终造成了靖康的恶果。

宋初的时候，由于赵匡胤和赵光义还比较靠谱，所以宋朝的武器制造水平相比五代有了提升。但宋真宗以后，处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状态，武器制造的管理日益混乱，上面的瞎指挥越来越多，而且由于久不经战场的磨炼，武器制造的目标和需求日渐模糊，验证和开发也越来越不按照实际情况来，造成宋仁宗时期，武器装备反而发生了退化。同时工匠的地位也越来越低下卑微了。

同样的，在建国初年，宋朝的服务业和消费市场还比较正常（因为政治还没有腐朽到很深的地步），但到了宋仁宗以后，由于政治上的腐朽和衰退，三冗问题加剧，服务业事实上变为了专为富人和权贵服务的产业，导致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地位越来越低下，反而不如之前的自耕农了。所以说，第三产业本身是和整个社会的生态高度相关的，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第三产业多就是好”。

有观点认为，“宋朝把很多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投入到第二三产业中，因此宋朝的进步是明显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且不说古代的第二第三产业和现在有很大不同，不能直接类比。就算是宋朝这种人口的流动和从业类型的变化，本身也很难体现出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好坏。因为从事“第二产业”的工匠，如果因为制度的原因受到压迫，那甚至不一定比自耕农活得更好。另外，服务业其实也分不同的类型，“第三产业”并不能一概而论。

另外，也有观点认为，宋朝是“去贵族化”的，因此宋朝是“平民社会”，所以“平民生活的就很好”。这种观点也值得深究。

表面去贵族化的同时，士人借助科举崛起，农民沦为佃户乃至奴隶制的人身依附关系。这就倒回去西周至春秋时代的国野之别，国人经常出城去，监督野人为他们种地，但国人至少还承担国家的军事义务。

士人有佃户给他们种地，却大多为了利益集团站队，去结党营私和争权夺利，却又不承担军事义务。而战国时代打破国野之别，全民都是国家的国人，各国都在改革提高国民的组织能力和军事能力，能动员出数十万的战士，而国民军事能力提升，又加强遭遇利益侵害时的自卫能力和整体的社会运转效率。由此观之，战国的改革，反而和近代的欧洲比较类似。

因此，华夏地区的经济水平，在12世纪以前（包括远古和中古时期），绝对可以说是“领先欧洲”的。但由于宋朝的根源性问题，僵化的上层结构已经愈发不适应日益变化的经济基础，也面临着逐渐陷入停滞的风险。

欧洲崛起的原点

罗马帝国覆灭后，经历了漫长的纷争和混战。在中世纪早期的几百年里，欧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总是被突如其来的战争和侵略打破，无法稳定积累。一直到1150年代，西北欧各地积累了一定的战略博弈经验，从而形成了较为均衡的局势。

因此，部分史学家认为，欧洲崛起的起点定在1150年代比较合适。因为在这一年，金雀花王朝，卡佩王朝，德意志各城邦，尼德兰地区和北欧，基本都稳定了下来，欧洲进入了中世纪的盛期。

12-14世纪算是中世纪盛期，欧洲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在13世纪就已经完成了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变，荷兰及欧陆部分地区基本也在同时期完成。这本身就体现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活跃程度的提升。

至13世纪末，欧洲的人口已超过1.1亿。1225—1226年、1243年、1258年和1270—1271年的大面积饥荒并没有明显地降低人口的总体增长。数字显示，英格兰1200年前后人口增长最快，年均增长率达到0.83%。这种增长一直持续到13世纪20年代，那时人口达到400万。之后增长较慢，平均每年0.25%左右，1290年人口达到峰值450万。

13世纪欧洲的市场化形成

13 世纪英格兰除了原有的300个市场，又有1400 个新市场得以形成。并不是所有新建市场都能扎根下来；实际上，大部分都散伙了。有345个在1600 年仍然活跃，占当时675 个市场的大半部分。

因此，13世纪是英格兰的转折点，从此英格兰变成了永久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同样的城市化进程也席卷着整个欧洲。比如在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1180年前只有6个城镇，而到1300年却增加到了138个。大致而言，欧洲的城镇从10世纪的100个左右（有一半在意大利）增加到1300年的5000个左右。在12世纪，欧洲的贵族们建立了修道院，用以饶益他们的灵魂，而在13世纪，他们则建立市场，来充满他们的钱包。

这些新市场不仅使富有的领主们更加富有，还产生更广泛的社会效益。到13世纪末，除了人烟稀少的地区，英格兰几乎所有地方七英里之内都有一个城镇。

13世纪的香槟集市，则成为了欧洲发展的亮点。

香槟郡的贸易集市并不是13世纪的发明，它们在12世纪末就牢固地建立起来了。但是，直到1200年后它们才发挥出最大的影响力。欧洲贸易这棵大树的主干扎根于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在香槟郡开始分杈，主要的大树枝伸展到伦敦、巴黎、布鲁日和吕贝克，支撑着1300年已伸展到英格兰北部、布列塔尼、诺曼底、佛兰德、丹麦、德意志和波兰等地的小树枝。这些小树枝又分出细枝，它们开花结果，衍生出许多小市场，大部分城镇每年至少都会举办一次自己的贸易集市。

大部分每周例行开放市场的城镇在夏季的几个月中至少有一次贸易集市，许多则不止一次。集市常常持续三天，哪怕对那些没什么商品需要交易的人来说，集市也是一个奇观。集市上有杂耍艺人和乐师的表演，人群聚在一处，熟络的生意人之间相互传递着消息。稀有商品在集市上销售，既有零售，也有批发。

可以说，欧洲的文化，视野，都随着像香槟一样的大大小小的集市，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并且与12-14世纪欧洲各国各群体的纵横捭阖结合到一起，逐渐奠定了欧洲的法律，战略，外交的基本思路。

这个过程并不难想象，只需要看看我们今天的知乎，是何等的丰富活跃。多少人，多少种思潮，多少个故事在不断的碰撞，交融，博弈，从中又能生发出多少新奇有趣的想法和体验！

下面的变化则更加值得注意。

13世纪欧洲贵族的贫困化

12-13世纪的欧洲贵族日益贫困化，而商人，手工业者和自耕农群体，则越来越富裕。

“因为地租的增涨不是按照生活费用增涨的比例的，贵族越来越变为贫困化了。他们被迫抵押出他们的庄园；当他们未能付出利息的时候，抵押品的赎回权被取消而他们就丧失了土地。十二世纪的欧洲在不太尖锐的程度上已感受到世界从1918 年以来所感受到的；就是，那些依靠固定收入过活的人们的痛苦。商人、手艺工人或自由农民的进款，是有伸缩性的；如果他们克勤克俭，他们的进款会增加而不会减少。但那些依靠从长期租赁所得的固定地租而生活的地主，则不然。当生活费用上升的时候，他们一年比一年更加穷苦。”

注意，这与我们印象中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也是从12-13世纪开始），“地主愈富，农民愈贫”的现象是截然相反的。

中世纪欧洲贵族的衰落，和女真人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的贫困化是一回事，两者都属于只擅长军事斗争而对日常生活和经济层面知之甚少。

但两者的区别在于，促使中世纪欧洲贵族衰落的动力在农民和市民身上，一部分“更为聪明的”或者说“掌握经济和市场规律”的农民市民借助贵族衰落和王权复兴，从夹缝之中崛起，并且着重于满足自身的实际需求，还没有到“纯粹的资本积累”这一非常晚近的阶段。

而促使女真蒙古人贫困化的动力在农村地主阶级身上。宋代以后中国的农村地主和欧洲中世纪农民市民的区别在于，农村地主更注重于“纯粹的资本或土地积累”，这是一个中国版的“资本异化”现象。

历史上的“资本异化”现象

为何？因为僵化的上层建筑阻碍了基层群众的活力和探索。

作为一个政权，在军事上无法开疆扩土，面对辽和西夏，日削月割，就算有人想有所作为，最终都难逃失败的命运。

在贸易上损失大量的铜币和白银，但只能换回一些奢侈品，也得不到有价值的生产资料。

《宋史》志第一百三十三 记载：“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

也就是说，宋朝的贸易量越大，反而越赔本，这和近代欧洲列强的殖民贸易以及工商业资本主义是截然不同的。

同时，在徭役上无比沉重，使得没有人敢积累财富，因为一积累，就会被拉走服徭役，最后造成财产灰飞烟灭。

因此，宋式的体制，逐渐退变为一种纯粹的榨取体制，那么农民如果有了一点积累，必然愿意投入到土地上，因为投入到其他方面，则更加得不到保障，遑论收益了。

这种“为了保险而积累土地”的行为，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文化。真实的需求本身变得不再重要，守财奴心理开始驱动整个社会经济体系。进一步加剧了华夏地区社会结构的僵化和停滞，形成死循环

因此，女真蒙古人贫困化以后的财富依然大量堆积在农村地主阶级的手里，根本不可能充分进入流通环节，社会经济也就逐渐死气沉沉。

12-13世纪，是华夏大混战和欧洲发展的两百年，这两百年欧洲追赶的很快，但很多技术的传播较为缓慢，因此欧洲的科技水平和经济水平还是弱于华夏的。但此时，欧洲的民族国家逐渐成型，欧洲各国也有了较强的战略和外交博弈的经验，在这一点上来说，其战略水平已经逐渐赶超华夏了。

14-15世纪欧洲的变化

14-15世纪，因为连年战争，欧洲的经济和社会受到很大影响，但15世纪末期稳定下来以后，至少在英国荷兰，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逐渐赶超东亚了。

另外，笔者反对“朱元璋视野狭隘，把中国变成小农经济”的说法，朱元璋其实是对宋元的“超经济剥削结构”的一次拨乱反正，如果继续维持宋元的体制，那么社会是绝对不可能承受的，因此，明初的“小农化”其实是一次恢复正常的过程。

这个过程，和罗马帝国在4世纪以后，逐渐封建化，以及回归农业，奴隶制崩溃，非常类似。

问题在于，后世的君主和领导群体并未在朱元璋的基础和底子上更进一步，而是在心态和思维模式上又陷入了宋元式的内卷和固化中，一步步沉沦下去，造成了后世更为危险的局面。

14-15世纪，华夏和欧洲都有相当程度的战争，但此时华夏逐渐趋于停滞，而欧洲在经历过大灾难之后，之前蓄积的能量逐渐爆发，在15世纪末期和16世纪初期，民族国家正式形成，在战略博弈，外交技巧，军事技术，仪器制造技术，机械技术上基本赶超了同时期的华夏。而此时欧洲也开始了大航海。

另外，欧洲搞大航海的人并不是完全被逼的没活路，更多是主动探索外部的，他们探索的目的是增加收益。同时期的我国，相比欧洲，更加缺银缺铜，然而并未出去寻找，这就使得我国长期处于缺乏硬通货的状态，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我国在15世纪的战略失误及后果

元明时期，我国被逼的没有活路的人也有很多，成化年间，荆襄流民就已经大量聚集，他们都算是被逼的没有活路的人了。然而他们并没有去航海的选择，只能窝在土地里内卷，地主压榨的程度加深。

在仁宣从东南亚收缩后，一方面，东南亚的原材料和资源无法被有效利用和交易，并逐渐沦为西葡两国的吸血池，最终落入英荷等国之手，使得东南亚群众遭受了更为严重的压榨。另一方面，我国的基层农民也被锁住，其强大的潜力无法释放，我国在东南亚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身后的支持少的可怜，因此长期处于弱势的地位，被西班牙人分化利用，最后反而被西方殖民势力和当地团伙勾结起来谋害，造成了马尼拉大屠杀和红溪惨案等惨绝人寰的悲剧。

16世纪欧洲的发展

而16世纪开始，则是欧洲的民族国家正式形成，开始大踏步发展和赶超世界其他地区的阶段。

同时，这一时期的欧洲，在思想和哲学上，也有了根本性的突破。

对于印刷术和欧洲的火炮发展，已经有多篇著作和知乎回答论述，笔者不需重复。在此，笔者以冶金的发展和天文学的变革为例，探究16世纪欧洲的思想和技术革新。

欧洲冶金的变革

在冶金方面，欧洲在16世纪初期，有阿格里科拉对冶金技术做了系统性的总结，出版了《矿冶全书》，这是欧洲冶金的开山之作。当然，欧洲的冶金技术在此前就已经有了很多的积累，16-17世纪，欧洲的冶金发展配合着武器装备的发展，一日千里。

下面，我们就从他的著作入手，揭示欧洲在16世纪初发生的巨变。（以下内容主要来自张卜天教授的《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及其对采矿反对者的回应》）

在《矿冶全书》的序言中，阿格里科拉说采矿技艺“是人类最古老、最必不可少也最有利可图的技艺之一” 。虽然农业是最古老的技艺，但金属技艺也同样古老，至少是与农业同时代，因为耕田和其他技艺都需要工具，而工具都需要使用金属。因此，对人类来说，金属最为必需。如果一门技艺缺少金属，它就不那么重要，因为制造任何东西都需要工具。

《矿冶全书》的第一卷列举了反对采矿的论点以及阿格里科拉对此的反驳; 第二卷讨论了矿工和发现矿脉; 第三卷讨论了岩脉、细脉和矿层; 第四卷解释了确定矿脉范围的方法，描述了矿业官员的职能; 第五卷描述了对矿石的采掘以及勘测者的技艺; 第六卷描述了矿工的工具和机器; 第七卷讨论的是对矿石的测定; 第八卷讨论的是如何焙烧、粉碎和洗涤矿石; 第九卷解释了冶炼矿石的方法; 第十卷讨论了如何从金中分离出银，以及从金或银中分离出铅; 第十一卷讨论了如何从铜中分离出银; 第十二卷讨论了如何制造出盐、碱、明矾、硫酸、硫磺、沥青和玻璃等非金属。

在第一卷中，阿格里科拉先是指出矿工需要了解许多技艺和科学: 首先是哲学，这样才能识别出地下之物的起源、原因和本性; 其次是医学，这样才能看护和照料其他矿工，治疗其它行业不容易患上的疾病; 第三是天文学，以了解诸天的划分，并由此判断矿脉的走向; 第四是测量学，以确定矿井应当挖多深; 第五是算术，以计算所使用机械和矿坑的费用; 第六是建筑学，以建造地下所需的各种机械和木材制品; 第七是绘图学，以为机械绘制设计图; 第八是法律，以声索自己的权利，不侵占他人财产，履行对他人的义务。

对矿冶的质疑和阿格里科拉的回应

当然，当时的欧洲，对于采矿行业，也有不少的反对声音和偏见，许多人不支持采矿行业的发展，并不是说欧洲从一开始就“什么都明白”的。

接着，阿格里科拉详细列举了他针对采矿反对者所作的种种回应。采矿反对者就矿业的功用( utility) 提出了两方面的问题:

一、矿业对于从事采矿的人是否有利可图。反对者声称，挖掘金属的人当中鲜有由此获利的; 矿工由于把自己的财富付托给了可疑的、不可靠的事情，从而变得更加贫穷，生活得更加悲惨。阿格里科拉

对此的反驳是，这些人没有觉察到有学识和有经验的矿工是不同于无知和技艺不精的矿工的。后者不经认真辨别就把矿石挖了出来，而前者则会对矿石做出分析鉴定，避免那些太窄、太硬、太宽、太软的矿脉。这就像耕耘肥沃土地的农夫肯定会比耕耘贫瘠土地的农夫收成更好一样。

同样，当时的欧洲，农业依然占据主流，矿业也受到了排挤，歧视和打压。又有一些人谴责矿业太不可靠，而对农业大加赞美。（当然，笔者认为农业是根本，但若因为农业而打压矿业，则会对社会经济产生严重的阻碍）

而阿格里科拉对此的反驳是，弗莱堡的银矿历经 400 年、哥斯拉( Goslar) 的铅矿、舍姆尼茨( Schemnitz) 和克莱姆尼茨( Cremnitz) 的金矿和银矿历经 600 年而仍然没有用竭。而且矿工并非只能依赖于一个矿，他还可以挖掘别的矿。

阿格里科拉承认矿业不如农业稳定，因为矿藏到一定时间的确会采尽，而农田则会每年产生出作物。然而，矿业虽然在可靠性方面略逊一筹，但却更有收益和富有成效。每年从金矿、银矿获得的收益显然要大大高于农业收益。当时的欧洲，已经在大量开采金矿和银矿，逐渐满足了内部的硬通货需求。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基层的农民，市民，手工业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经济活动和需求扩张的过程中，欧洲的硬通货再次短缺，这就刺激了欧洲向外获取硬通货和原材料的行动。

而这一过程最初从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那种认为“奥斯曼阻碍了传统的商路，才使得大航海开启”的看法，纯属无稽之谈，奥斯曼并未阻碍传统商路，而且葡萄牙对西非的探索和对航海技术的改进，远早于奥斯曼控制中东。大航海更多的是从西葡开始的需求扩张和对外殖民的过程。

还有一些人指责说，采矿非常危险，矿工有时会被有毒空气毒死、被岩石砸死、从梯子跌落矿井，而安全和生命所面临的危险是无法弥补的。阿格里科拉承认这些事情非常危险，如果频繁地降临到矿工身上，或者根本无法抵御，他会认为不应再挖掘金属。但他认为，这些事情其实很少发生，而且基本只发生在粗心大意的矿工身上，矿工们不应因此而不再从事这个行当，就像一个木工不应因为他的工友从高空失足丧命而不再从事木工行当一样。

二、矿业对于其余的人是否有用。

反对者声称，宝石、金属和其他矿物产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因此采矿对于其余的人没有用处。他们论证说，大地并不隐藏那些对人类有用和必需的东西，而是像一个仁慈的母亲，慷慨地馈赠给我们植物、蔬菜、谷物、水果和树木，而她却将矿物深深地埋在地下，因此不应寻求它们。另一则论证是，金属对人没有好处，因此不应寻求它们。因为虽然人由灵魂和身体所构成，但两者都不需要矿物。灵魂最甜美的食物是对自然的沉思，高贵的思想和知识就能使之满足，而不需要渴求其他东西。大地的果实和各种各样的动物为人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饮料，身体可以从中得到很好的滋养和加强，寿命也得以延长。亚麻、羊毛和许多动物的毛皮提供了大量价格低廉的衣服，所以身体已经完全不需要隐藏在地球深处且价格昂贵的金属。

还有一些人论证说，由于采矿业的操作，农田遭到了破坏。而且由于机器和金属冶炼需要大量木材，森林和树林遭到砍伐，飞禽走兽因此灭绝，而这些飞禽走兽中有许多能给人提供可口的食物。此外，当矿石被洗过后，所使用的水会污染小溪和河流，从而毒死或赶走鱼群。这些地区的居民因田地、树林、小溪和河流遭到毁灭而很难获得生活必需品，因木材被毁而不得不在建筑上花费更大的费用。因此采矿的危害大于所获金属的价值对此。

阿格里科拉指出: 首先，那些说金属坏话、拒绝使用金属的人并没有看到，他们是在指控和谴责造物主本身也同样地恶，因为他们断言，造物主徒劳且无缘无故地创造了某些东西，从而是恶的创造者，这种观点当然是虔敬而明智的人所不认同的;

其次，地球把金属埋藏在她的深处，并不是因为她不希望人把它们挖出来，而是因为睿智的、有远见的大自然已经为每一种东西指定了它的位置，她在岩脉、细脉和矿层中产生它们，就好像在特殊的容器中产生这种材料。金属不能在其它元素中产生，因为那里缺乏形成它们的材料。如果金属是在气中产生的，它们就无法找到一个坚实的安息之地，而会凭借自己的力量和重量落在地上。金属在地球内部才有其固有的永久位置。

又有人说，虽然金属存在于地球内部，都封闭而看不见地处于自己起源的固有位置上，但正因如此才不应将其取出来。对此阿格里科拉以鱼为例进行反驳，说虽然鱼也隐藏在水中甚至海中，但我们依然可以捕捉它们。事实上，人作为陆地动物，若是搜寻海的内部而不是地球内部，那是非常奇怪的。正如鸟儿天生就可以在空中自由飞翔，鱼儿天生就可以在水中游动，大自然把土赐予了其它生物，使之可以在其中生活，特别是使人可以耕耘它，从其洞穴中取出金属和其它矿物产品。

这些人还说，我们吃鱼可以充饥，但矿物却无法驱散饥饿和干渴，对遮身蔽体也没有用处。但阿格里科拉指出，人要想蔽体果腹，就必须有金属。因为虽然土地可以出产大量食物以滋养我们的身体，但任何劳动都必须通过工具来完成，而无论是犁地、耙地、打谷、锄草、修剪、嫁接、建房、放牧、烹饪、打猎、钓鱼、制造容器，还是剪羊毛、梳理羊毛、纺线、织布、缝衣服、制鞋，无论是为了获取食物还是制作衣物，几乎任何工具都必须有金属。因此，如果没有金属，就没有任何办法来维护健康、保全生命，人就会可怕而悲惨地与野兽同群，靠在森林中徒手采摘水果、浆果、植物根茎为生，晚上挖洞睡下，白天像野兽一样在树林和平原上漫游。此外，由于矿工们几乎只在荒山幽谷挖掘，所以田地很少或根本不会受到损害。在森林遭到砍伐的地方，待树木根部被清除后仍然可以种上谷物。这些新的田地很快就会长出庄稼，使居民因木材成本增加而遭受的损失得到弥补。此外，凭借从矿石中熔炼得到的金属，可以从别处买到大量飞禽、可食用的动物和鱼，并带到这些山区。

还有人针对矿产发起了攻击。他们说，黄金白银给人带来了祸害，因为它们使其所有者遭到了破坏和毁灭。但阿格里科拉说，这样说来，我们所拥有的任何东西，不论是马、衣服，还是别的什么，都可以被称为祸害，因为无论是骑着骏马还是穿着华丽地旅行，都可能招来强盗，从而导致杀身之祸。难道因为强盗为了偷一匹马而犯过谋杀罪，我们就不能骑马而要徒步旅行吗? 拥有金银也是类似。我们只有提高警惕、防备强盗，万一有失，则要依靠治安官来抓住恶人。此外，矿产本身并不是战争的起因。例如，当一个暴君因为迷恋某个绝代佳人而与她所在城市的居民开战时，错误在于这位暴君肆无忌惮的欲望，而不在于这个女人的美丽。同样，当一个人被黄金和白银的激情所蒙蔽，从而对一个富有的民族发动战争时，我们不应责怪金属，而应责备贪婪。因为疯狂和可耻的行为乃是源于我们自身的恶。财富本身无善恶，关键要看如何使用。

最后，阿格里科拉总结了金属的优点:

首先，金属对医生有用，因为它们提供了药物的各种成分，从而使创伤和溃疡甚至瘟疫得到痊愈;

其次，金属对画家有用，因为它们能产生某些较少受潮湿影响的颜料;

第三，采矿对建筑师有用，因为这样可以发现大理石，不仅适用于加固大型建筑物，而且可以用于装饰;

第四，采矿对那些追求不朽荣耀的人有帮助，因为采矿所产生的金属可以用来制作硬币、雕像和其他纪念物，给人以某种意义上的不朽;

第五，金属对商人有用，因为用金属制成的货币远比旧的商品交换制度更方便。

事实上，即使是优雅的、装饰的、精致的、有用的艺术品，也是艺术家用金、银、铜、铅、铁等金属制造的。很少有艺术家不使用金属就能制造出任何完美的东西。除非采矿学和冶金学被发现，然后传承给我们，否则就根本就不会有这些东西。总之，人不能离开采矿业，神意也不会这样安排。

《矿冶全书》第一卷的内容尤其值得重视，因为正是在这一卷中，阿格里科拉针对采矿反对者的种种意见，为矿业的正当性和价值做出了强有力的辩护。

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的采矿业发展，与其水力机械的发展相伴而生。

到10世纪之后，水力机械在欧洲取得了较大发展，水磨坊的数量稳步增长。公元1086年，威廉一世时期编写的《舆地志》列出当时的英国有5000座水磨坊，整个英国人口中，平均约400人就有一座这样的水磨坊。在法国奥布，11世纪时有14座磨坊，到12世纪发展到60座，而到13世纪早期接近200座。在中世纪的欧洲，这样的粮食加工业对于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一些地方甚至属于支柱产业。这一时期，水力机械也在漂染布料、冶炼鼓风和锯木等方面得到应用。

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自10世纪开始的两三百年间,是欧洲水力机械发展迅速、在生产劳动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时期。

宋元时期被科学史研究者认为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中国古代水力机械同样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许多辉煌成就，但遗憾的是，这些成就没能延续下去。蕴含了古代中国人杰出智慧的水运仪象台、水转大纺车等伟大的水力机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静静地消失了，只留下历史文献中的一些记载。而停滞的原因，在上文中已有提及。

与之不同的是，中世纪欧洲水力机械的广泛应用和普及，带动了欧洲其他类型机械的发展,产生了被称为“现代意义的机械师”的机械修理工匠和专业行会。

同样地，伴随着矿冶业被重视，欧洲的硬通货问题，建筑材料问题，商业流通问题，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决，并且矿冶的大发展间接地助力了欧洲的绘画和艺术事业，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原材料，并且又刺激欧洲不断向外开拓扩张。

在工业文明刚刚兴起的这个过渡时期，许多问题更容易看清楚。书中的许多讨论都非常有启发性，比如阿格里科拉竟然把哲学和天文学分列为矿工所必须了解的学科的第一和第三位，这些内容都是我们现代人非常陌生的。而恰恰是这些显得陌生的内容才更值得我们重视，因为由此更能透视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背景。

欧洲的天文学革命

16世纪开始，欧洲开始了新一轮天文学革命，对于托勒密体系，展开了质疑，而这一开拓者，则是鼎鼎大名的哥白尼。

（以下内容主要来自吴以义教授的《从哥白尼到牛顿：日心学说的确立》）

哥白尼关心的，是如何说明现象，而不是我们这些在新天文学建立以后才受教育的人所耿耿于怀的天体运动的物理原因，这对于理解早期天文学革命至关重要。

哥白尼的质疑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哥白尼并不是因为托勒密的理论和观测数据“不一致”而产生质疑的，让他产生疑问的，恰恰在于，其基本的图景有本质的缺陷。

事实上，一如我们再三强调的，亚里士多德关于天体运动的完美原则就是对天体运动为什么这样运动的回答，而这一运动的原因要等到第谷证明天球不存在、开普勒用椭圆轨道代替了亚里士多德的完美的圆轨道以后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

当然，这是后话。为了说明和预测天象， 哥白尼说，希腊人卡利普斯和欧多克索把行星安排在一系列同心圆上。 但是这种安排还是不能说明行星的运动。因为要真正地把握行星运动，除了行星运行的周年视运动之外，还要说明行星在夜空中的“高低变化”和其他复杂的运动轨迹，这就要引进包含偏心圆和偏心匀速点概念的本轮-均轮系统。这就是当时被广泛接受的托勒密体系。哥白尼紧接着指出了这些技术带来的理论上的困难，而这正是他的新理论和新图景的出发点。

尽管托勒密和大部分别的天文学家的理论预测和观测数值一 致，但它似乎仍旧不令人信服。因为除非加入一些偏心匀速点，这些理论就不能充分地运作；而根据这样的理论，行星的运动无论在均轮 上还是相对于它的本轮的中心而言，都不是匀速的。

在哥白尼考察宇宙图景的时候，旧理论即托勒密理论的计算值和观测结果并没有令人不能接受的重大差异。旧理论的问题，在哥白尼看来，并非是我们通常想当然地认为的“与观测结果不合”，而是深藏在其基本的图景之中。

偏心匀速点技术的采用，大大提高了理论预期与观察实测的符合程度，但是这是以放弃亚里士多德的“常规运动”即“匀速圆周运动”原则为代价的：相对于偏心匀速点的匀速运动所画出的轨迹，并不是以偏心匀速点为中心、而是以均轮圆心为中心的圆周，而对于均轮的中心而言，这一天体的运动在其圆周上并不是匀速的。换言之，偏心匀速点技术的采用，实际上是把亚里士多德的“匀速”和“圆周”两个条件分离开来了，使之对于偏心匀速点和均轮分别得到了满足，在哥白尼看来，这是不能接受的。正是为了把亚里士多德的原则严格地、不变形地贯彻到底，哥白尼认为，托勒密模型必须作 重大修正。这是哥白尼革命的出发点：

我因此常常想，是否能找到一个关于天球的更合理的安排，使得所有的、表面上的不规则运动都能由此导出，同时每一星体都能按 最完美的运动原则所要求的那样作常规运动。

对于现代读者说来，这儿似乎只有“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这一句话多少还有些意义。其实，从毕达哥拉斯以下，到亚里士多德，到托勒密，所谓的“中心” 一直是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我们现在看见的哥白尼，正是这个学术传统上的一环。

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正如哥白尼后来向教皇解释的，是按托勒密的做法，“对五个行星，他们［案指当时的天文学者］在测定其运动时使用的不是同样的原理、假设”，而必须选用不同的计算方案：

他们的做法正像一位画家，从不同的地方临摹手、脚、头和人体的其他部位，尽管都可能画得非常好，但不能代表一个人体。这是因为这些片断彼此完全不协调，把它们拼在一起就成为一个怪物，而不是一个人。因此我们发现，那些人采用偏心轮论证的过程，或者叫做 “方法”，要不是遗漏了某些重要的东西，就是塞进了一些外来的，毫不相干的东西。如果他们遵循正确的原则，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

哥白尼的生平

哥白尼决不是我们或者会想象的每天能安安静静坐下来写作的学者。哥白尼的时代和他所处的地域纷争动乱频仍。1510年他离开舅舅去弗隆堡时，他是教会负责地方事务的重要官员，担负着处理当地世俗 和对外交往的责任。就在舅舅去世的前夕，他曾应当地教区的要求传送波兰国王雅吉埃洛和条顿骑士团和解条约，1516年应教皇列奥十世之邀参与讨论历法的修改，1517年他草拟关于普鲁士货币改革的建 议，1520年他和斯库尔特梯教士一起完成了包含一千多个地点的普鲁 西部边界的地图，1520-1521年间甚至参加了和条顿骑士团的战斗。

哥白尼还是一个颇受病家喜爱的医生。哥白尼的好友盖尔斯曾把他和传说中的爱斯克拉里皮亚斯相提并论。爱氏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半人半神的角色，以神奇医术和济世之心著。

1507年起，哥白尼任卢卡斯舅舅的私人医生，颇有声名，到16世纪30年代，他好像更是成了当地一名不可须臾或缺的名医。1531年年底，哥白尼所在教区的主教，卢卡斯舅舅的后任，毛瑞斯•弗伯尔主教病了，从12月26日到次年的1月22日，哥白尼一直奉命留在他的驻地。罗森还引述了哥白尼 1532年2月为他的朋友弗恩德特的妹妹开的药方，用的药有红珊瑚， 有印度产的小豆蔻肉桂，还有白糖。（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欧洲已经和印度等地有着不小的贸易往来）据现代研究者说，从盖仑的医学理论看，这个药方很有可取之处。1535年春天，弗伯尔主教的病情又见恶化，3月1日他急召哥白尼来他的驻地。他说他的“舌头突然不听使唤了"，不能说话了。他把症状详细地报告给哥白尼，寻求帮助。

1536年的整个4月，哥白尼都留在他的身边，不能分身，甚至于不能离开几天去参加他亲戚的婚礼。哥白尼一直主持弗伯尔主教的治疗，直到1537年7月他去世。甚至在后来《运行论》撰写和出版的繁剧之中，1541年晚春，哥白尼还被叫到普鲁士公爵的驻地，耽搁多日，为公爵治病。公爵和哥白尼所在的教区的通信表明，至少到5月3日，公爵还要求哥白尼继续呆在他的驻地，尽管哥白尼不愿意在那儿停留这么多时间。同年6月，公爵再次为病人要求哥白尼提供咨询。

但是哥白尼并没有放下日心学说。在《运行论》中提到的哥白尼自己的观测，最早可以追溯到1512年。1518年12月12日 对火星冲日的观测，1527年10月10日对土星冲日的观测，10月21日对土星远地点的观测，都有完整的记录。1526年11月28日、 1529年2月1日对木星冲日的观测，1529年3月12日对金星的观测，都为他直接采用。1530年10月6-7日他还观测了月全食。记录表明，1537年10月10日到11月7日，11月12日到次年2月1日，他又作了不下十次的观测。

科学革命的曙光

经历了哥白尼革命，以及第谷，开普勒，伽利略，培根，笛卡尔等巨匠的一系列开创性工作之后，接力棒传到了牛顿这里。

在17世纪，人们已经有了“重力”的概念，甚至也有了很多数学公式和天文发现。

然而，此时横亘在人们脑中的，是“它的本质是什么”，甚至大科学家伽利略都难逃窠臼。

说实在的，“引力”概念的产生远早于牛顿的时代。但是，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始终没有进入精密科学研究的视野。伽利略在谈论物体下落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你错了，辛普利丘；你应当说谁都知道它叫做“吸力”。我问你的不是它叫什么名字，而是它的本质，而你对它的本质和你对那个使星体运动的原因同样地毫无所知；我只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而这个名字是由于不断的日常接触而变得家喻户晓，但是我们并不真正知道是什么原因或者什么力量使石头下落，……，正如我们把此外无数运动的原因归之于“自然”一样。

而牛顿对于引力的思考所取的途径和前辈大师有根本的不同。他没有走进追寻引力本质的死胡同。牛顿的做法，正如他后来在“推理法则”中明白申明的那样，是从现象出发，把相同的现象归于相同的原因。

而实验展示的种种神奇的变化，自然激发了他深入的思考。

当酒石酸盐发生潮解时，是不是有酒石酸盐粒子与以蒸汽形式漂浮在空气中的水粒子之间的一种吸引作用所造成的？为什么食盐、硝石或矾就不会潮解，是否由于它们缺乏这样的吸引？ “吸引”！眼前的现象明白提示，“吸引”的概念并不似大陆哲学家断言的那样不可想象。这是一种不同于碰撞的，不能以碰撞形式规范的，迫使物体相互靠近的相互作用模式，似乎并不一定要像开普勒那样诉诸“生灵的”东西，虽然它们只能从人的感受中表现出来： 重力纵非人手之力，也只能表现在以人手之力来搬动重物的过程中。但我考虑的……主要是与重力、浮力、弹力、流体阻力以及其他无论是吸引力抑或推斥力相联系的问题。

这段论述的真正精彩之处在于，牛顿清楚地认识到，抽象地谈论“力”是没有意义的；“力”只能由其效果感知，测量，成为物理学的一个基础概念。幸运的是，牛顿没有在“力是什么”这样的形而上问题上纠缠，他明确地指出：

我在此使用“吸引”一词是广义的，指物体所造成的相互趋近的一切企图，不论这企图来自物体自身的作用，……不论这媒介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我使用“推斥”一词同样是广义的，在本书中我并不想定义这些力的类别或物理属性，而只想研究这些力的量与数学关系……

他再次强调，

这些吸引力是如何实现的，这里我就不研究了。我们说的吸引力可以通过冲击或其他我们不知道的方式来实现。我在这里用这个字眼不过是一般地用它来表示任何一种能使物体彼此趋近的力，而不管其原因何在。 不论这原因是由中心物体或者别的尚不曾见过的事物引起。在此我只给出这些力的数学表述，不涉及其物体根源和地位。

而这样做的意义，恰恰在于让真理能真正被我们观察到，测量到，感知到。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运用真理，利用真理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只有这样，社会经济，各种资源才能被有效地盘活，高效地运转起来，科学技术文化军事经济才能不断进步，而不是绕在一个弯里来回打转。

欧洲中世纪早期，阿拉伯文明，甚至早先的希腊罗马，和宋代的华夏，都曾陷入到某些无谓的争论之中。

如果继续这样“追问”下去，很有可能得出“它的本质是上帝/天使/道/虚无/空/理/气/xxx”这种很抽象而无法检验的结论。这种结论也不能说错，但很显然，它对于我们进一步的创新和思考都有很强的误导性。近代以前也有很多国家和文明，对于自然有过丰富的探索，但一旦这样追问下去，则很容易陷入到过分的“追根究底”之中，使得理论体系走向停滞，虚无甚至倒退。

而科学诞生的过程，其实并不复杂，也并不奇怪，但需要有一颗尊重事实，勇于探究的心灵，也需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相互讨论争辩交流的同行，还需要社会的经济发展，契约关系，文化普及，政治民主来助力，同样需要国家之间相互博弈征伐的催化。

天体运行的规律，也可以被不断应用在其他的场合，好比今天不同厂商相互开发应用场景。把天文的规律套到其他的领域里，必然会得到更加普适的规律。

如此下去，各个领域的规律就可以被不断碰撞，不断交互，不断检验，最终不断融合，不断归一。这样，物理学的抽象就逐渐产生了。

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领域都得到了探索，所有的规律都得到了检验，所有的知识都得到了升华。即使很多实用性很强的领域，也可以直接间接地受到科学拓展而来的滋养和哺育。

如此下去，人类焉有不进步的道理。

在17-18世纪，伴随着明清易代和旧经济结构的彻底僵化，华夏在经济和生活水平方面开始落后于欧洲。欧洲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后，彻底实现了领先。

当然，情况并没有完全结束。经过了百年多的动荡和革命，我国终于再一次腾飞，欧美反而陷入了衰颓。

后续

需要说明的是，11世纪以后的东西方历史，非常复杂而深刻，本文只能先勾勒出一幅大致的图景，依然有很多细节需要填充，包括从11-16世纪，欧洲各国的相互征伐和海洋的战场情况，包括15-18世纪，欧洲对加勒比，东印度，东非，东南亚的具体殖民活动，以及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的具体情况，还有其他若干在历史中若隐若现的因素，未来会在一系列的回答中继续展开。

没点开Science的关键思维模式的话，其它什么发展都会变成阻力。

既没有多元的哲学发展；也没有科学这种认知世界的工具；也没有系统性的发展工程理论；社科和政治被儒家那套绑的死死，偏偏这套还是最不鼓励发展，最认为上古时期才是最好的，还顺带掐死了所有别的学派；艺术到还算不错，但是受限于哲学，社会和政治，开拓的还是受限。怎么看都是不行的。

近现代，不管什么原因吧，引入了哲学，科学，工程，政治等等方面的体系，才算走入世界发展的正轨。个人的智慧力量才能借由这个体系创造宏伟的蓝图。

真要我说吧，不要再继续分什么西方东方了，这都是自找苦吃的思路，只有现代文明和非现代文明。接受了整个现代体系之后，中国已经在这个体系的基础上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也成为了现代人类文明发展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一定要从过去的糟粕里去从各种角度证明那不是糟粕，既可笑，也可怜 。

历史已经用无数活生生的案例证明了，你接受就进步发展，你拒绝就被淘汰。